摘要：粮价问题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历史性问题，也是一个不会过时的现实性问题。随着清代粮价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的整理出版，对粮价时际变化特征和空间整合情况的研究不断深入，在此基础上，粮价延伸研究不断拓展，在社会、经济问题相关研究中把粮价变化纳入考量，以粮价变化为线索对经济、社会问题重新进行审视。文章对清代粮价研究目前取得的进展进行了回顾与述评，认为剖析清代粮价变动情况及其反映的经济社会问题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路径，对于当前经济运行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虽然对于清代官方粮价数据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未来需要在不断深化对数据可靠性认识的基础上发掘新的地方资料。对于粮价数据的解读需要慎重，需要更好地将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分析方法进行有效的结合。

关键词：清代；粮价；市场化；趋势；述评

价格问题研究是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一个传统的话题，不论是西欧、还是日本、美国等，都曾经对历史上的价格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对于经济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历史上重视记录价格数据，而且善于总结粮价变化所反映出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政府也重视调控粮食价格，采取仓储等措施来应对价格变化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利用历史价格数据进行相关的研究，20世纪初不少学者做了诸多尝试，关注粮食价格对于农业乃至工商业的影响，不仅使用传统的方法探求历史上价格的发展脉络，而且引入国外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价格的变化及背后的原因进行梳理；不仅关注传统社会价格的发展，以史为鉴，而且注重实际调研，探究如何对于当时价格的不寻常变动做出反应。[1]

清代留下了大量的粮价资料，尤其是来源于朱批奏折中连续的粮价奏报数据，对这部分资料的整理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经开始，当时汤象龙等学者抄录了粮价单中1821-1911年间的数据，将其珍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之后，由于数据的查核校对颇为不易，粮价表的出版在2009年左右才告完成。[2]在此期间，国内大部分研究人员对于档案资料的可获得性不高，受资料的限制，在较长的时间内多侧重于在价格的载体——“货币”的范畴内进行讨论，或者探究历史上的价格政策，价格思想等，或者使用地方资料论述价格水准大体上的变化。台湾学者全汉昇、王业键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开始关注粮价单中的数据，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1994年，王业键利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发行的《宫中粮价单》缩微胶卷，结合已经整理完成的粮价数据，着手建立“清代粮价数据库”，数据库于2009年左右建成。[3]

目前，道光至宣统朝粮价数据已经整理出版，清代粮价数据库已将留存于朱批奏折中的粮价资料数字化，同时，可供研究者使用的其他方面的资料都大为增加，使得粮价相关研究不断拓展。目前，学术界不仅在粮价资料的整理与数据可靠性的认识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而且对于粮价的时际变化、空间整合等方面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将粮价数据与其他经济数据相结合，以及将粮价变化作为影响社会秩序、社会变革的潜在因素，相关的研究也在深入。但是，透过170余年的粮食价格数据，我们能够对当时的经济运行状况得到多少更为深入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对于现实经济运行有益的指导，经济学理论、历史学等其他相关学科发展能够吸收多少可资利用的思路，都是值得思考的方面。

一、粮价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对于清代粮价资料类型及其整理情况，不少学者曾有过详细的介绍，提到其中既有官方的报告，如粮价单、粮价细册等，又有地方史料，如方志、私人笔记、账簿、贸易统计及报纸等。[4]不少研究者在区域性研究中不断发掘新史料，并加强对数据可靠性的分析。每种来源的资料侧重点不同，各有优劣，有学者将几种来源的数据进行对比，这些都是粮价及相关研究得以深入进行的基础。

（一）官方文献

来自官方的粮价奏报时间跨度较长，较为连续，且涉及地域也较为广泛。朱批奏折中每月（阴历月份）奏报的价格数据在乾隆年间开始规范（约公元1736年左右），并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基本延续到清朝末年，这是学术界目前较为一致的认识。[5]但是早在清代密折制度形成以后，正式的奏报制度形成之前，粮食价格作为帝王了解民情民生的重要资料受到了关注，这部分粮价资料主要集中在康熙、雍正两朝。而相对于目前康熙、雍正两朝汉文朱批奏折中粮食价格受到较多关注的情况而言，[6]存在于满文奏折中的粮食价格数据[7]目前受到的关注并不多。其中，对于粮食价格奏报时效性及可靠性的关注，以及对于粮食价格奏报不实情况的惩处尤为值得关注，这些资料有助于了解粮食价格奏报制度的形成，对于认识清代社会经济发展及地区性的差异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王业键等开发出判断粮价可靠性的方法，而几乎所有对粮价资料可靠性进行过判定的研究者都对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8]但是同时也认为存在许多不实之处。粮食价格的奏报不仅与时代有关，而且与地区有关，从中央到地方对粮食价格是否有足够的重视直接影响到粮价数据的可靠性。在各个君王执政之初，都较为重视从多个渠道来了解粮食价格情况，对于粮食价格奏报不实的惩处也较为严格，而在后期则对此关注不够，地方粮价出现虚报等情况。到清朝后期，粮食价格奏报在一些地区逐渐演化为例行的官样文章，甚至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没有任何的变化。对于这些粮食价格数据是否可信，各个地区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差异，深入的研究尚需时日。

同时，不仅原始粮价单中存在数据书写上的错误，在数据的辑录及整理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偏差，若对原始史料缺乏一定的了解，较多地依赖二手资料，或者直接使用粮价数据库中的数据，虽然对于长时段粮价变动趋势等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大，但可能会使一些细微的认识产生偏差。除了朱批奏折外，布政使向户部递交的粮价细册也是重要的资料，但是由于其保存较少，使用其进行研究的文献也相对较少，[9]但是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部分资料在粮价奏报制度的形成，以及府、县两个层级粮价数据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体现出来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粮食价格奏报与降水奏报关系密切，甚至一些地方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价格与降水在一封奏折中奏报，同时收成奏报也成为帝王了解地方民瘼一个重要的资料，虽然清朝统治者未必会像现代的经济学家一样，能够建立起雨雪、收成、价格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型，但其思维中对三者相关关系的直接认知，对于综合了解民情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几项资料中的一致性与矛盾性对于了解价格变动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仓储、地方受灾情况、灾荒救济等也是清代奏折中重要的方面，有效地利用这些尚有很大的部分没有整理成可用数据的资料，对于粮食价格相关问题，以及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可能会有更为深入、更加明确的认识。在官方粮价奏报数据获得较为广泛的使用之前，其他官方文献如实录、东华录、清史稿中的价格数据等为价格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一条线索，[10]而这些资料中的数据与粮价奏报中的数据存在怎样的一致性与差异性，还有待于深入的挖掘。

（二）地方资料

除了上述官方文献外，民间渠道的粮价资料无疑为我们全面了解清代粮食价格变动情况提供了另外一扇视窗。有学者认识到，将二者结合起来，有助于解读当时的社会发展面貌，[11]而官方奏报资料是否可行，除了数据的统计学特征、粮价奏报制度方面的问题外，民间的资料更是确定其可靠性，或者弥补其不足的重要资料。

其中，对于地方志中的粮价资料，最为人所熟知的缺陷便是多侧重于记载非正常年份的价格数据，即多记载灾荒年份价格，描述粮价高涨为地方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偶尔也有丰收年景价格的记载,虽能够补足其他文献的不足，但是利用其进行粮价水平等相关方面的探讨则不够充分。[12]私人笔记在粮价研究中应用也比较多，[13]由于这部分资料是著述者所经历的，相对较为可靠，同时还有对于市场、民生状况，银钱比价，其他物品价格等方面的描述，因此价值较高。

有学者认识到，利用当时的价格等数据进行研究，不能只就数值加以评判，也应该考察当时人们的思考方式，把二者相结合，可能对于当时经济的认识会产生一定的差异。[14]账簿由于记载了较多的市场交易信息而受到了关注，能否将账册与其他资料相结合，如何用民间的资料补充官方记载中的偏颇之处，当前正有一些学者正在这些方面进行尝试，可能对于当时社会经济能够有更为全面的认识。[15]另外，晚清报纸、海关等资料中也有粮食价格的相关记载，也是研究当时粮价变化的重要来源。

二、粮价的时际变化

研究价格数据，最直观的是要得到对价格变动情况的认识，其中涉及四个方面：长期趋势、价格周期、季节性、异常涨落，而这四个方面又可以划分为两个维度：长期变动和短期变动。由于粮食需求缺乏弹性，短期内粮食供给的变化是影响价格最主要的因素，而传统社会影响粮食供给最突出的因素即为降水、灾害、战乱等直接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以及运输、仓储、政策等影响粮食从生产者到最终的消费者方面的环节。从长期来看，不仅农业结构会发生变化，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可能有所调整，从而使得粮食价格变化特征发生改变，有学者认为，粮价长期变动趋势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有密切的联系。[16]绝大多数早期欧洲史学家注重运用人口增长和货币等因素来解释粮价的长期波动趋势。受清代粮食价格数据的特征，以及研究的目的影响，统计学的方法，尤其是时间序列分析在这一方面得到了较好的应用。[17]学者们不仅关注价格的时际变化特征，而且关注其影响因素的变化。[18]

（一）长期变化

就清代粮食价格的长期变动情况而言，有学者认为整体上清代盛时米价较之明代盛时已经高涨了一倍半，[19]而在清代大约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内，粮食价格相对比较稳定，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20]但是这种上升是不均匀的，有学者认为，粮价在17世纪下半叶，1825-1850年以及19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三次回落。也有学者认为粮食实际价格的变化比名义价格的变动幅度稍大。[23]

对于粮食价格长期变动背后的影响因素，有学者认为粮食价格的载体——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影响粮价长期变动趋势的主要因素，并将其与欧洲的“价格革命”相关联，从而将中国粮价变化作为世界货币变革的一个环节来进行考虑，对于“价格革命”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货币价值说与货币数量说成为主要的观点。[24]不少学者认为，18世纪中国粮价的上涨与美洲白银生产导致的全球白银供给增多有关，19世纪前期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和欧洲的拿破仑战争使得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减少，[25]1820年以后，鸦片的输入使得国内市场白银减少，白银的购买力上升，以银计量的粮食价格下降，在世界各国先后实行金本位制之后，银价在国际上贬值，使得白银大量流向中国，粮食价格下降的情况得以缓解。[26]

虽然在朱批奏折等官方文件中粮价是以白银为单位奏报的，但是绝大多数的日常交易使用铜钱，地区间的交易主要用银，区域内部的交易用钱，大额交易用银，日常零星的交易用钱，[27]虽然在理论上1两银兑换1000文制钱，但是银钱兑换比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且存在地区性的差别。一些学者认为，铜银兑换比率和粮价呈反向关系，[28]19世纪早期，用铜钱表示的价格比用白银表示的更易波动。[29]把用银计量的粮食价格按照银钱兑换比率转化为对民生影响更为直接的、以钱计量的数值后，能够体现出粮食价格变化对于不同阶层的影响，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要比以单一货币计量的情况复杂。作为银钱“平行本位”制（也有学者认为是一种“复本位”制）[30]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制钱供应量等与粮食价格长期变化趋势存在怎样的关系？究竟是铜钱供应不足，还是对于铜钱的需求增多使得钱价上升，对这一问题目前仍旧存在争议，[31]这一问题不仅涉及货币制度本身，还涉及到对当时经济的整体认识，如商业化向农村扩大等。

非货币主义者认为，人口是引起价格长期变动深层次的原因，[32]清代人口激增带来对食物需求的增加，土地垦辟潜力有限，再加上农业劳动生产率进步缓慢，[33]粮食收成逐渐下降，引起粮食供求之间的矛盾，促使粮价上涨。但是，在人口迅猛增加、粮食收成锐减的情况下，当时粮价上涨却较为和缓。以直隶、山西两省为例，二麦、秋禾收成分数乾隆朝一般保持在“8分有余”的水平，嘉庆、道光朝一般为“6分有余”，到光绪朝则整体上为“5分有余”。如果考虑到从乾隆朝到宣统朝耕地面积扩大，宣统朝5分收成时总收成可能大于乾隆朝收成8分时，但是要达到这一点，不考虑熟制的变化，耕地面积需要达到1.6倍以上，这一点较难达到。而这两个省清代几百年来粮食价格的增长幅度并不大，以银计，直隶省粮价若以1738年为基期，到18世纪末小麦价格指数上涨到了151.4，粟米价格指数上涨到了128。到19世纪末，小麦、粟米的价格指数则分别变为173和162.9。山西小麦价格乾隆前期每石不到1.5两，清末为2.5两，涨价66%，小米价格乾隆前期不足1.5两，清末为不足2两，涨价33%。或许收成锐减与价格稳定这两个现象之间可能存在的合理解释有助于了解清代社会人们对于“生存压力”的适应，以及经济发展的一些内生性问题。如有学者认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增长，清代后期的庞大人口不可能是由传统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可能是建立在一种新经济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之上。[34]

显然，货币和人口压力这两因素显然对于粮食价格变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究竟哪一种较为重要呢？国内外的研究者日渐在研究中将上述两种因素进行融合，有学者认为价格的上涨几乎总是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相伴随，人口也是一样，[35]同时人口增长会使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引起粮食价格的上涨。[36]也有可能有的时期人口是影响价格变动的主因，有的时期货币的影响较为重要。[37]但同时有人在研究中加入经济体整体的景气波动（如“康熙萧条”、“道光萧条”），及对经济体产生冲击的外部因素的变化（如气候冷暖期），从社会经济、环境等更为宽泛的领域来理解粮食价格的变动。[38]

（二）粮价周期及短期变动

欧洲经济学家发现了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周期趋势，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库兹涅茨周期、朱格拉周期、基钦周期等等。康德拉季耶夫和库兹涅茨周期属于长周期，前者时间跨度为50-60年，后者时间跨度为20年左右。朱格拉周期是一种为期约10年的周期性波动，属于中等长度的周期。基钦周期为40个月（3-4年）左右的周期，是一种小周期。[39]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波纳（Spooner）就价格变化中是否存在上述周期进行过详细的论述，但是他们也承认，对欧洲历史上的价格周期运动及其解释难以令人信服。[40]

研究者们发现，清代粮食价格存在明显的周期，既有四至五年的短周期，又有二三十年的长周期，有学者认为，自然灾害是产生短周期的原因，[41]有学者认为短周期不仅显现出气候对于农业的影响，更体现出现出现代商业周期的特点。[42]也有学者认为，粮价的周期波动与通货膨胀有关，[43]而周期性的经济繁荣和萧条也会引起粮价的周期循环。[44]粮食价格的季节性变化，即粮食价格年内变化遵循的季节性特征直接体现气候、年成丰歉、政府行为的影响，[45]同时，市场范围宽窄、农民经济状况、农村金融等因素都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46]有学者认为，从短时期来看，粮价的季节性周期固然重要，但是它对粮价总体水平和趋势变动影响甚微。[47]

气候及自然灾害直接影响粮食收成，是粮食价格异常涨落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其所产生的影响逐渐下降。[48]但在研究中也发现，市场化因素对清代粮食价格的影响增大，中国一些地区收成状况和粮价之间关联不是太大，[49]甚至在18世纪晚期已经不存在明显容易受歉收冲击的地区。[50]但也有研究者发现，只有在在米价上升时期，年成丰歉对米价的升降变动在一定程度之内产生影响，而在米价下降时期，年成丰歉并不是影响米价变动最主要的因素。[51]

比认识粮价波动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弄清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多种因素是如何影响粮价波动的，以及粮价波动如何促进对经济发展过程和历史变迁的。战争与灾荒等作为影响粮食价格不规则变动的因素，在短期来看，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着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其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会被其他的因素冲淡。能否认为不规则因素对于粮食价格冲击程度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场发展的水平？即市场流通的扩大使得某地市场的刚性减弱，提高了地域社会对灾害、战争等冲击的反应能力。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市场化的扩大可能为地域市场带来新的风险，即某些传统上的地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分化出粮食生产区和依赖于其他地方粮食供给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受到的冲击及地方社会的应对可能会具有一些新的特征，但是这些问题可能要放到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思考。

三、粮价的空间整合

粮食价格研究的另外一个方面不仅仅是关注价格变化本身，而是探究价格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市场的发展，流通的结构，政府的调控（市场意识）等。其中，市场化（或称“近代化”）的发展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而影响市场化的因素则成为解读中西方发展出现分野的重要方面。邓海伦等认为，受意识形态转变、对自由市场的认可、商人地位的提高等影响，清中叶已经有市场自由化的趋势。[52]彭慕兰认为，如果没有单一的民族国家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现代世界是无法想象的，而各地区在“融入”到这些巨大的结构中，通常被当作一种至关重要的“现代化标准”。[53]

就受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间的市场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分割状态，而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市场逐渐打破其封闭性特征与其他市场进行融合，从而使得市场交换和市场范围得以扩大。亚当·斯密认为，市场交换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可以促使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引起分工的产生和生产力的提高，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市场整合是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的结果。[54]市场的整合程度更是成为衡量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近年来成为计量研究方法使用最多的一个领域。计量等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的程度上拓展了思维，使得历史学家某些观点得到了大胆的检验，但是同时这些方法的使用也检验着研究者自身对于历史事实的认知程度。[55]

对于清代粮食市场化的程度，有学者认为，在康熙朝末年苏州米市场的组织和效率已经不亚于20世纪初的上海市场。[56]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清代存在一个全国性的粮食市场。[57]但是，到18世纪到19世纪市场整合情况发生了变化，整体上欧洲市场一体化开始超过中国，而国内市场也出现了分化与融合共存的局面，形成了主要的粮食输出区与非粮食输出区、省内与省际、港口与腹地、通商口岸与内陆之间市场结构上明显的差异。如湖南东北部米谷输出地带的米价无论是府内还是府与府之间都显示出很好的相互关联性，而输出地带之外的地区其相互关联性非常小，[58]米谷市场存在以价格为主导的情况，官府采买也是市场化重要的影响因素，[59]20世纪初湖南存在高度竞争的米粮市场，民间力量可以影响地方政府的行动，左右湖南米价。[60]直隶省内市场整合程度的下降，但同时该省市场越来越紧密地与外部市场相融合。[61]中部的主要市场汉口和其他大区之间的贸易繁盛，但是在在同一时期，其邻近的腹地却呈现不同寻常的低程度的嵌入状态。[62]通商口岸之间及其与内陆之间存在差距，这些口岸之间大量贸易存在并未对中国内地的市场网络产生必然的影响。[63]跳出行政区划的界限，对米谷流通运道的梳理则有助于辨识市场整合情况。[64]

但是，在重视对于市场化发展进行探讨的同时，仍旧不能忽视当时地方经济固有的封闭性特征，而要了解制约中国传统经济转型的因素，也需要从这个方面入手。当时，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仍然处于“自然经济”之下，[65]在基层粮食市场上，非经济性因素日渐被市场力量所取代，个体合理性及市场秩序的维护之间存在矛盾，隐含着小农经济是能够孕育出经济的发展，还是导致经济的“内卷化”这一基本的争论。[66]

对于影响市场化或者市场整合的因素，“新经济史革命”以来国际经济史重视探究经济现象背后的制度性、技术性因素。对于清代粮价研究，技术性因素如运输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南方市场和北方市场、长江流域市场间市场整合程度和市场的分布形态。[67]制度性因素如常平仓储、军事行动等对地处边陲军事地带内部市场的整合意义深远。[68]更有学者认为，18世纪粮价的集中趋势或许是由政府直接干预加强的“假性市场整合”。[69]也有学者对于是否能用粮食价格的整合来考察市场整合的问题提出质疑，认为要根据当时当地具体的历史背景进行探讨，不可妄下结论。[70]

四、粮价的延伸研究

粮食价格只是社会经济中一个比较小的范畴，但是对于整体经济具有基础性作用，粮价涨落，与市民生活及社会安宁关系密切。价格与工资、地价、生活水准等的关系，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这几个问题能够较为全面地衡量社会经济的变迁。近几年来，随着计量史学的升温，在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中把粮价变化的反应机理纳入考量，对粮价变化背景下的经济、社会问题重新进行审视。

从农业内部来看，从事农业种植所获得的收入包括种粮收入和种植经济作物的收入。粮食与经济作物价格的对比，以及二者收益的差异，影响着农民种植作物的选择，与农业商品化发展息息相关。从经济作物与粮食的比较收益来看，长期以来缺乏技术进步，种粮收入的下降使得经济作物的种植得以扩展，江南桑、棉等的种植得以扩展，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家庭手工业。[71]北方烟草、罂粟等经济作物也给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光绪朝罂粟种植屡禁不止，甚至引发了大型的干旱。[72]伴随着经济作物的种植的扩展，农业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使得农业更易受到金融等农业外部因素的影响，农村借贷市场的发展、农村金融情况等都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73]商业资本在农业流通甚至是生产等诸多环节的渗透，使得市场风险加剧，而当时近代工业发展缓慢，仅仅依赖农业商业化，传统经济难以实现转型。

清代农业生产技术长期没有大的进步，传统农作物如大米、小麦等增产潜力有限，农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人口的增长、粮价的上涨，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美洲高产作物种植范围得以扩展，而这类高产作物可以利用贫瘠的土地生长，也不纳入粮食奏报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传统作物价格的上涨起到了抑制作用。目前，气候、人口等因素在美洲作物的引种及扩展中的作用受到了关注，[74]但价格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其相关机理还需要深入分析。

受土地所有制的影响，不同阶层粮食生产成本不同。就租佃土地进行生产的农民而言，当时影响种粮成本最大者，莫过于租税与借贷成本。就自耕农而言，则为赋税与利息。有清一代租税折银征收的情况逐步增多，再加上租税率较为稳定，农村借贷利息就成为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农村金融不稳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旧是农业生产、农村经济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粮价的季节性涨落影响尤其强烈。而对于占用土地较多的大地主而言，农业雇工的工价影响着其经济决策，有研究将工价与小农家庭劳动力的劳动边际报酬日趋递减联系起来，作为江南农村的“过密化”发展的论据之一。[75]也有研究发现，在近代江南农村，对雇主而言雇工工价持续偏高，但以实际购买力核算，雇工收入依旧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农业雇佣工人减少，当时单纯依靠农业已无法维持生存，不得不重新配置资源，进行经济的近代转型。[76]而是否对土地进行投资，则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最后体现在地价的变动上。地价虽然受到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但是其影响因素更为复杂。

农民不仅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研究农产品的价格与支出其他物品的价格，可以测量整个农村社会的繁荣与枯窘，其内在逻辑为，物价水准较高时，农民卖出粮食价格上涨较快，所付出的捐税、运费、工资及其他物品的价格相对低廉，农村经济景气。而在物价水准低落时，粮食价格跌落最快，捐税、运费、工资及其他物品相对高昂，农村经济呈现萧条的局面。在“康熙萧条”、“道光萧条”等经济形势下，农产品价格与其他物品价格存在剪刀差也得到了证实，而对于价格数据的解读也有助于认识当时经济的萧条。

从农业部门外部来看，传统社会以粮食占主导地位的商品，粮价水平与货币购买力的变迁，对于工商业也存在一定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清代人地矛盾激增，迫使人们离开土地去经营工商业，但是工商业人口的增长更加剧了粮食的供应紧张，从而从根本上限制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78]另外，物价与城市生活费用的升降密切相关，影响实际工资的变动，[79]了解生活水准的变化，现在也构成了中西比较的一环，目前这部分的研究尚在拓展之中。国内有学者认为，近代北京劳动力市场都具有一致的行市，使价格机制的核心作用得以发挥，劳动力实际价格并无趋势性变化，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可能有所提高。[80]国外有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生活水准低于西欧，但是由于在18世纪中国工资仅低于西欧一些发达地区，所以传统上认为近代早期整个西方世界兴起的认识存在偏差。[81]

粮价变化对于传统社会存在较大的影响，不仅表现出由于短期内粮食供给不足，粮食获得不足引发饥馑，甚至在饥荒发生时由于不能有效应对而引起动乱等突发性社会事件，这种关系有时候能从数值的变动上观测出来。但是，对于价格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对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由于价格变化所体现出来的市场化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以及从更微观的层面上，粮价与人们之间因纠纷而产生的命案存在怎样的关系，其中的关联并非显而易见，因此，当前的一些计量研究成果将上述的逻辑结构隐含其中，将粮食价格作为控制市场整合、农业生产等的因素。[82]虽然粮价数据在相关研究中的应用逐渐增多，但是不可否认，基础研究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限制了其使用的拓展。目前在不少研究中设置农业方面的变量使用较多的是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开发出来的气候资料，而如果在未来能将以县为单位的收成数据开发出来，将气候、收成、价格三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可能对上述研究更有助益。

五、述评

粮价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历史性问题，也是一个不会过时的现实性问题。剖析清代粮食价格的发展脉络和其反映的经济社会问题，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路径，掌握制度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对于当前经济运行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虽然对于清代官方粮价奏报制度中数据的可靠性存在不少争议，但是长期来看，全国各地的粮食价格呈现出了一定的一致性特征，且灾荒发生之时，价格异常上涨均有所体现，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用粮价单中的数据进行研究还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未来仍然需要用其他来源的数据与粮价单中的数据进行核校，还需要不断发掘地方资料。

价格变化遵循怎样的长、短期趋势？如果能够从历史数据中总结出较为确切的，粮食价格大概多少年会发生一次循环变动的认识，那么经济主体就可以对价格做出预期并调整其行为，但是历史上价格变化所遵循的周期是不明晰的，时隐时现的，短期内对粮价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其变化也存在不确定性。同时，即使知晓了价格可能遵循怎样的周期趋势，经济主体对其做出的反应又反过来成为影响价格变化的一种因素，其经济行为给粮食价格带来的影响又是难以确定的。粮食价格是双刃剑，过高的价格水平和过低的价格水平对于整体社会发展而言都是不利的。已有的成果多关注对价格异常上涨的控制等，对于价格低落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是否存在经济的萧条期，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而从供求的角度入手，粮食从生产出来到最后被消费，其间经历生产、加工、分级、运输、储藏、销售等一系列的环节，粮食生产者所生产的粮食有多大的份额在市场上出售，不仅受到农业生产条件的限制，而且与一个地区商品化程度也有一定的关系。粮食需求弹性较小，其价格之决定，主要以消费者为准，而在清代全国粮食生产水平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各地粮食价格维持了较为稳定的水平，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思索。由产地到销地，运销成本大体上可以决定生产者所得，许多研究者发现，当时的交通条件对于粮食价格产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而这与20世纪初期学者们实地调查所得的结果一致，而粮食市场是否靠近水路，也成为其余其他市场是否整合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融在粮价变动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也值得进行深入研究。而如果根据粮食的余缺情况，分别对粮食消费区、供给区、自给区等进行研究，更进一步地对市场形态进行区分，分别对趸卖市场、零售市场等不同的市场类型进行分析，从各个环节探求影响粮食价格变动的原因，可能会进一步明晰与粮食供求相关的各个环节对粮价变化及民生所产生的影响。

在当时全国市场体现出一定的一致性的同时，地域市场上却呈现出较强的“嵌入”状态，而这两种状态对于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样重要。从粮食市场来看，市场整合可以降低供给不足产生的不利后果，如粮食安全风险，或者价格异常波动对生产者或消费者的影响。通过价格传导可以了解政策产生的影响，如市场结构变化市场效率、市场影响力等，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微观个体的影响，如生产者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与当地市场的联系，区域间市场之间的联系程度，以及是否存在一个中心市场等，但是目前虽然在这个方面引入了许多新的统计、计量研究方法，但是还多局限于对市场整合的研究，其他方面涉及较少。

虽然粮价是社会经济的晴雨表，但是粮食价格毕竟是一个较小的范畴，能否反映基于一价定律基础上的市场整合等，由于其间涉及信息、技术等诸多环节，对其的解读还需要慎之又慎。粮食价格对民生的影响，如果能够与当时土地价格、利率、其他消费品的价格等结合起来，也许才能够反映更深层面的东西。是市场的发展决定了价格的整合，还是数据的整合体现出市场的发展，对其的解读，不能仅仅停留在数据上，而是需要深入探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更深层的东西，或者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也涉及如何更好地将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分析方法进行有效的结合。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钱健夫：《中国物价发展史》，名山书局1949年版；张履鸾：《江苏武进之物价之研究》，金陵大学农学院1933年版；张培刚：《广西粮食问题》，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2]王砚峰：《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资料概述——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馆藏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在此期间，其他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收集了大量的粮价单，包括美国学界的李明珠（Lillian M. Li）、马立博（Robert B. Marks）、濮德培（Peter C. Perdue）、李中清（James Z. Lee）、王国斌（R. Bin Wong）、魏根生（Endymion P. Wilkinson），以及国内学者陈春声等。

[4]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刘迪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10页；许檀：《岸本美绪评清代物价史研究现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谢美娥：《清代台湾米价研究》，稻香出版社2008年版，第8—18页。

[5]关于粮食价格奏报的文献有：陈金陵：《清朝的粮价奏报与其盛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刘嵬：《清代粮价折奏制度浅议》，《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3期；刘子扬，张莉：《康熙朝雨雪粮价史料》，线装书局2007年版；王道瑞：《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王业键：《清代的粮价陈报制度及其评价》，《清代经济史论文集（二）》，稻香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6]全汉昇：《清雍正年间（1723-1735）的米价》，《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96—649页。

[7]粮食价格奏报较为简略，奏报的品种不多，且只是大概说明粮食价格水平，相关奏折可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版。

[8]相关判断粮价可靠性的办法，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业键：《清代粮价资料之可靠性检定》//《清代经济史论文集（二）》，稻香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315页；谢美娥：《清代台湾米价研究》，稻香出版社2008年版，第72—100页；王玉茹，罗畅：《清代粮价数据质量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中心》，《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余开亮：《清代粮价数据质量及其制度性因素探析》，《上海经济研究》2018年第9期；Robert B. Marks, “Rice Prices，Food Supply，and Market Structure in 18th century South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2, no. 2 (1991), pp. 64-116. Lillian M. Li.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07-409.

 [9]粮价细册相关的介绍及相关研究成果，参见余开亮：《粮价细册制度与清代粮价研究》，《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吴超，霍红霞：《道光至光绪朝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粮价探究：以归化城土默特粮价细册为中心》，《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1期。

[1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1]岸本美绪将官方奏报、笔记和地方志中的清代前期江南米价资料进行了对比，见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85—123页。

[12]也有地方志编纂者较为重视价格数据，在县志中对其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记载，但是相对较少，利用这一来源的数据进行的文章见全汉昇：《近代四川合江县物价与工资的变动趋势》//《中国经济史论丛（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88—908页。

[13]岸本美绪进行过较为详细的叙述，见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4—10页。

[14]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291—326页。岸本美绪：《评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一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7年第28期，第223—234页；林满红：《与岸本教授论清乾隆年间的经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7年第28期，第235—252页。

[15]彭凯翔：《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袁为鹏，马德斌：《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1798—185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6]Lillian M. Li.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pp. 113-119.

[17]朱琳对此有过详细的介绍，见朱琳：《数理统计方法在清代粮价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

[18]谢美娥：《自然灾害、生产收成与清代台湾米价的变动（1738-185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孙百亮，孙静琴：《清代山东地区的人口、耕地与粮价变迁》，《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的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9年70本2分，第363—397页；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王玉茹，关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9]魏建猷：《明清两代的田价与米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193页。

[20]李明珠认为，直隶省如果物价指数以1738年为基期（1738年为100），18世纪末小麦价格指数上涨到了151.4，粟米价格指数上涨到了128，而高粱价格指数上涨到了123.9。截止到1911年，小麦上涨到了313.5，粟米上涨到了253.6，高粱上涨到了244.5。但如果忽略清末严重通胀这一因素，粮价的总体变动趋势则更为平缓。对于小麦价格而言，1738-1800年之间为0.67%，1738-1894年之间年增长率为0.35%，1738-1911年之间为0.66%。Lillian M. Li.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 pp 113.王业键计算出1700-1820年期间稻米价格年增长率为0.70%，1750-1800年期间增长了50%，1700-1800年期间增长了125%，见Wang Yeh-chien, “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zi Delta,1638-1935,”in Thomas G. Rawski, Lillian M. Li,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35-68.Wang Yeh-chien, “The Secular Trend of Prices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1),”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vol. 5, no. 2 (1972), pp. 351-354.陆满平等认为，清朝建立之初粮食供求紧张，康熙、雍正朝粮价较长时期维持低贱稳定的局面，乾隆朝以后粮价整体上涨，乾隆到光绪时期粮食价格的上涨是渐进的，同时也出现过粮价回落的现象。陆满平：《中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页。彭信威则从货币购买了的角度来说明清代粮食价格的变化情况，他认为，如果以米价为标准，15世纪到19世纪白银的购买力减少17%，平均每百年米价上涨55%。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9页。

[21]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22]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258页。

[23]卢峰，彭凯翔：《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2000）》，《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2期；Lu Feng, Peng Kaixiang, “A Research on China’s Long-term Rice Prices (1644–2000),”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vol. 1, no. 4 (2006), pp. 465−520

[24]全汉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物价革命》，《中国经济史论丛（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42—586页。

[25]Cheung Sui-wai,The Price of Rice: Market Integr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Washington: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8.

 [2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35—636页。

 [27]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何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8]Chen, Chau-nan, “Fluctuation of Bimetallic Exchange Rates in China, 1700-1850: A Preliminary Survey,”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Economic Papers, Selected Series, 1968, 2(3): 20-30. Lillian M. Li.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134.

[29]Lillian M. Li.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136.

[30]Yeh-chien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 1644-1850,” Collect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Qing China, 2003, pp.151-198.

[31]Von Glahn, Richard.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253-254.

[32]Goldstone, Jack A, “Monetary Versus Velocit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ice Revolution’: a Com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1, no. 1 (1991), pp. 176-180.

[33]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是“内卷化”的发展过程，伊懋可（Mark Elvin）采用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的概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6页；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312-313.

[34]Lee, James Z., Cameron D. Campbell, and Guofu Tan. “Infanticide and Family Plan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Price and Population History of Rural Liaoning, 1774-1873,”in Thomas G. Rawski, Lillian M. Li,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145-176.

[35]陈春声：《18世纪广东米价上升趋势及其原因》，《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36]史志宏：《王业键〈1638-1935年间江南米价变动趋势〉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37]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141页。

[38]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376页；Wang Yeh-chien,“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zi Delta, 1638-1935,” in Thomas G. Rawski, Lillian M. Li,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35-68. Robert B. Marks, Chen Chunsheng. Price Inflation and its Social, Economic, and Climatic Context in Guangdong Province, 1707-1800. T’oungPao, vol. 81, no. 1, (1995), pp. 109-152.

[39]E.E.里奇，C.H.威尔逊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张锦冬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8-396页。其中对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基钦周期、季节运动进行过详细的说明，涉及库兹涅茨周期的，见Knick Harley, C., “Transportation, the World Wheat Trade, and the Kuznets Cycle, 1850-1913,”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7, no. 3, pp. 218-250.

[40]Slicher Van Bath, B. H.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A. D. 500-1850.Trans. Olive Ordish,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3, pp. 99-100. Lillian M. Li.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120.

[41]陈仁义，胡翠华：《十八世纪苏州米价的时间数列分析》，《经济论文》，1999年第3期。

[42]Lillian M. Li.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120.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obert B. Marks. Rice Prices, “Food Supply, and Market Struc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South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2, no. 2, (1991), pp. 64-116.

[43]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4]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王玉茹，关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270页；Lillian M. Li.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168.

[45]王国斌等讨论了粮价的季节性变动和年度变动方式，见Wong, R. Bin, Peter C. Perdue.“Grain Markets and Food Suppl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Hunan,”in Thomas G. Rawski, Lillian M. Li,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26-144.陈春声利用时间序列的方法研究了十八世纪广东省粮食价格季节性变动特征，以及粮食仓储和米价变动之间的关联，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陈春声：《论清代中叶广东米粮的季节差价》，《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46]汤惠荪，杜修昌：《云南省米谷运销及价格之研究》，云南大学农学院1940年版，第48—49页。

[47]Lillian M. Li.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125.

[48]李军，李志芳，石涛：《自然灾害与区域粮食价格——以清代山西省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2期；马国英，陈永福，李军：《晚清山西粮食价格波动、市场成因及政府行为（1875-1908）》，《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谢美娥：《自然灾害、生产收成与清代台湾米价的变动（1738-185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孙百亮，孙静琴：《清代山东地区的人口、耕地与粮价变迁》，《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49]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王玉茹，关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0]Carol H. Shiue, Grain Trade and Stor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9.

[51]谢美娥：《自然灾害、生产收成与清代台湾米价的变动（1738-185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

[52]Helen Dunstan, State or Merchant?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1740s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53]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7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54]转引自颜色，刘丛：《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

[55]有关粮价空间整合的研究方法见朱琳：《数理统计方法在清代粮价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

[56]Chuan, Han-Sheng, Richard a. Kraus.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57]其中，王业键从若干城市粮价的长期趋势中，看出了全国粮价同步化，从而对流行的封建割据论和施坚雅的大区孤立性理论提出质疑。之后又对粮价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了18世纪中国主要地区粮食价格之间存在关联的结论。Wang, Yeh-chien.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Grain Prices in China, 1740–191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Bellagio, Italy, 1984. Wang, Yeh-chien, “Food Supply and Grain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Yung-san Li and Tsui-jung Liu, China’s Market Economy in Transi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Economies, Academic Siniea, 1990, pp. 423-459.吴承明有效证明了在19世纪之前粮食存在重要的长距离贸易网络，也印证了粮食价格的同步化。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58]Wong, R. Bin, Peter C. Perdue, “Grain Markets and Food Suppl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Hunan,” pp. 126-144.

[59]张丽芬：《湖南省米粮市场产销研究（1644-1937）》，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0年硕士论文。

[60]蔡志祥：《20世纪初期米粮贸易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湖南省个案研究》，《食货月刊》1987年9-10期。

[61]Li Lillian M.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pp. 196-197.

[62]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87页。

[63]戴鞍钢：《近代中国西部内陆边疆通商口岸论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64]赵伟洪：《乾隆时期江西省米谷流通与市场整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4期。

[65]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5页。

[66]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

[67]Wolfgang Keller, Carol H. Shiue, “The Origin of Spatial Interaction,”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 140, no. 1, (2007), pp. 304–332.颜色，刘丛：《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

[68]Peter C.Perdue,“The Qing State and the Gansu Grain Market1739-1864,” in Thomas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26-144.

 [69]Li Lillian M.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pp. 213.

[70]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47—348页。

[71]史建云：《从棉纺织业看清前期江南小农经济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3期。

[72]何汉威：《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73]彭凯翔，陈志武，袁为鹏：《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基于民间文书的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

[74]Shuo Chen & James Kung, 2016. “Of maize and men: the effect of a New World crop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21(1), pp. 71-99.

[75]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

[76]胡成：《近代江南农村的工价及其影响——兼论小农与经营式农场衰败的关系》，《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77]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220—258页。

[78]陈支平：《清代前期福建的非正常米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79]李伯重：《1823-1829年华亭—娄县地区的物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李伯重：《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各行业工资研究》，《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80]彭凯翔：《近代北京价格与工资的变迁：19世纪初至20世纪》，《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81]Joerg Baten, et al., “Evolution of Living Standards and Human Capital in China in the 18-20th Centuries: Evidences from Real Wages, Age-Heaping, and Anthropometric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3, (2010) pp. 347-359. Robert Allen, et al., “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1738-1925: in Comparison with Europe, Japan, and India,”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4, no. s1, (2011), 8–38.

[82]有学者站在物价变化的视角看待太平天国革命，认为当时银价上升，导致百姓购买力普遍下降，赋税负担增大，农民受到市场化的负面影响，进而产生了战乱。见王业键：《十九世纪前期物价下落与太平天国革命》，《清代经济史论文集（二）》，稻乡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288页。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社会不稳定，有学者以历代米价作为农业生产变化情况的一个代理变量，得出的结论为米价对社会不稳定的作用相对复杂，与是否纳入人口（米价上升与否的需求因素）和气候变量（米价上升与否的供给条件）相关。见赵红军：《气候变化是否影响了我国过去两千年间的农业社会稳定？一个基于气候变化重建数据及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2期。有学者以粮价的变异系数作为市场整合的反向代表，发现它对命案率的影响为正且显著，代表市场效率能够降低命案率。同时，还发现粮价对土地债务类命案有正向影响且显著，原因是粮价高时对土地的投资增加，货币量扩张，致土地债务纠纷增加。见陈志武，彭凯翔：《对清代中国的量化评估：从命案发生率看社会变迁史》//陈志武等：《量化历史研究（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258页。

（本文经杂志社授权发布，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