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耄耋之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文章里，费老再次强调了这样一层意思：我们今天的社会研究，大体上都是“只见社会不见人”，只是对社会的测量、描述和判断，却没有具体的人生感受和体悟，也没有人与人相处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道义关系。我想，他讲的不只是针对中国的社会学，当然也针对广义上的中国社会科学，甚至是对中国当前总体学问形态的一种反思吧！

那么，反过来说，中国学术界应该做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学或社会科学呢？在费老看来，中国真正的社会构建的基础，是孔子讲的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等等，这个一层一层推展的过程，就像他所描述的差序格局一样，扩散开去的是一种情感模式、理解模式，甚至是感应模式。这样的模式，实际上是将情理和精神一层一层地连带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并不是一个纯粹个体意义上的人，而是把人与人、人与祖先、人与神明结合起来，把所有与他相互亲近的存在，甚至是呵护他并为他所敬畏的上天都融合在一起了。

费老的这种想法，让我也想到马塞尔·莫斯的发现。莫斯的世界观，以及他所研究的整体世界构造，其实与费老的理解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也就是说，我们理解和研究社会的起点究竟是什么？这个起点，不是自然法学家们说的所谓每个人的自然权利，而是我们与出生伊始便面对的被给予的世界（the given world）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个体的自然权利和能力所推衍出来的结果，而是我们始源性地存在于一个令我们得以生存和养育的世界里，那里有给予我们生命和生活之一切的父母、亲朋，以及我们的祖先、天与地，还有各色的神灵，当然，也包括给予我们知识和修为的老师和大学，总而言之，即是给予我们的各种方式共同存在的一切。

按照莫斯的说法，人生是一个回环，是一种返还机制，而不是一个个自我的绝对的确定性。费老所说的也正是如此：我们在现代科学这种普遍理性的架构里边，“越是那些外人看不出、说不清、感觉不到、意识不到的东西，越是深藏不露地隐含着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起源于人的自觉性和自省性，这种内省式的同感和理解，首先是一种体会意义上的学问，“不言而喻”，“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所以，费老就有了接下去的说法：“不能单靠我们今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要用‘心’、‘神’去领会这个社会的构造。”

关于这一点，我又想起林耀华先生的教诲。他在很早的一篇文章，也就是《柯莱论生活研究法与农村社会研究》中讲了相似的观点，即我们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命，就是要将其看成一个“身心功能和促成的有机历程”，“把个人生命按时代描叙，观察时代的变迁及他与众人关系的变迁”，“以其洞察行为之深，在形式上虽为非戏剧的，而实质上却是戏剧的”。林先生在《社会研究方法的形相主义与体验主义》中也说过，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学，一定是同情的、内省的和直觉的，它是以人性的真实的状况作为起点，建立了一层层不断扩展出来的社会关联。中国社会之生命本源，就来自于“人和人的心灵交通或精神接触”，而不是预先设定出一些普遍的假设，只有由此出发，才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是中国的学问应该具有的一种文明的基因。

费孝通和林耀华两位先生的说法，今天的社会学家们恐怕都忘掉了，有时候即便读了他们的书，也未必就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的社会科学越来越成为一种美国式的中层理论研究模式的翻版，说实话，这种大家追捧和信奉的研究模式，比美国还美国，所以根本上也不如美国。社会科学被中层理论所霸占，连欧洲人都觉得奇怪，我的好些欧洲朋友也常说，做学问不尊重自己的生活底色和经验体会，还成什么学问！其实，美国的一些社会科学家，也对这种情况不满多时了，中层模式被不断复制，无非贯彻的是一种生产的逻辑而已，社会科学的探索，根本无法植根于自己的文明传统里，也无法构成对整个世界图景的想象。

在美国较为普及的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模式，今天在大多数学术期刊里铺天盖地地存在，也波及文史哲的研究领域，成为一种对于现实经验判断和文明历史构想无所关联的自我封闭的思维循环，充斥于各种论文和著作之中。那么，这样一种思维，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一种假设-检验思维。刚才我引用的费老的话里，已经提及了。那么，什么是假设-检验思维呢？这种思维的一个首要特征，即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有关总体的全称判断，但同时必须要通过经验材料加以验证。也就是说，我们似乎做了一项预设，科学天然就是面对一个普遍世界所做的全称判断，那么这个全称判断在中层理论的要求下，则必须要通过可测量的变量加以实证地检验。

所以说，那些不可测、不易测、不能操作的有关人与人之间那些微妙之处的社会连带机制，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亲密关系，或者是人们从文明历程中所继承的那些精神上的情感、气质和风俗，以及那些宏观的理想或观念，都极有可能被这个所谓的可操作性排除在外。也可以说，假设-检验这样一种思维，从一个可操作性的角度，大量提供的是一些“具有一定之普遍经验效准性的表征预设（representation postulate）命题”，所要得到的是建立某一现象与某一现象的因果相关，也可以说是线性相关。也就是说，假设-检验思维是一种线性推理的思维模式。

倘若线性思维大为普及，或者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就会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产生极为有害的结果。我们知道，人的社会生活是一种敞开的、不断沟通和交互理解的过程，有全面的情感、理性和精神上的交往，不全然是以线性的逻辑关联来产生的。但如果假设-检验的线性模式成为绝对主流，我们就会经常发现一个现象：社会科学学得越“多”、越“好”，就越是不通人情世故，就越是不懂伦常道理，在理解和把控社会生活的方面，甚至连一个持家的老太太都不如。所以，我们需要警醒，这种研究模式是一种排他性的、去时间化的、去精神化的模式，经常抽离出变量、指数和因果关系，这种研究或许能为我们了解社会局部提供一些帮助，但与费老所说的对人的研究和对具体社会生命的理解，并无太多关联。即便时下对于历史的很多研究，也是如此。

不过，我还想说的是，是不是这一点，在美国也是一种很成问题的研究策略呢？当然，美国学界对此也多有批评，但从美国文化的自身特性来说，我倒不完全这么认为。为什么？因为这种科学思维的结构，是缘于一种所谓个体的现代性的基础，特别就美国文明的传统来说，像米德所指出的那样，是作为现在的时间性的个体而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用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中的说法来讲，就是在美国所谓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个体里面，人的生存一开始便是以个体的形式直接面对整个世界，而不是纯粹从社会的具体关联中逐层地构造生活和探索世界。杜威说，我们每个人在面对世界时所产生的疑惑、迷乱和怀疑，才是一种科学思维的始发动力。这种科学是以个体构建世界观，直接面对普遍原则作为其出发点的。这种反思性的思维，是以个体与世界（公民与国家）的直接关联为基础的，从而使得每个人的每个推论都成为他／她作为个体面对世界所必须解决的疑惑，如果要得到确定的路径，这样的全称性推论就必须得到普遍经验的检验。

所以我想说，这才是中层理论的一个内在出发点。换句话说，中层理论的研究方式，在美国虽谈不上是最高的科学方式，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切合美国人的人性结构的。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周边的人群并不构成有效的理性判断的基础，他们基本上从所谓中层的视域来看待自己的生活。所以说，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以及清教的传统，都告诉我们这种思维，或行为科学、变量思维的模式，就像社会学家帕森斯指出的那样，是他们所能理解的社会行动构成的逻辑，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底色的，同样在政治形态上也有相应的安排。当然我们也知道，今天美国和美国人也遇到了空前的危机。

我们可以从清教的创始人诺克斯（John Knox）的说法来进一步理解。他说：“人人皆祭司，人人有召唤”，每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联，是通过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化这样的实用主义原则来实现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业化”。在这个意义上，诺克斯说根本就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完全精神性的清教徒，必须要“把所有原则应用起来”，这才是美国社会科学最根本的底色。从个体原则出发，一方面是个体性的人格结构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把社会想象为一种公民联合体，就像美国现在的大选一样，作为个体与个体相集合的一种统计学表达，选票就是这样的逻辑。然而，涂尔干理解的欧洲传统有所不同，就像当年在《自杀论》中批评奎特来的统计学那样，他认为真正的社会统计不是个体平均，我们要找的社会，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状态，而是自成一类、具有宗教和精神内核的一种更高存在。所以我想说，我们要探讨社会科学的原委，就必须回到各自的文明基因中去看。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来说，我们的社会科学的真正起点，以及特有的研究范式究竟是什么，是必须要不断探究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一个个体直接面对世界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怀疑和不确定。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则往往以社会连带的实质关系作为生存基础，所以，中国人首要的需求是人际关联中的稳定性，换句话说，中国人理解社会的方式是一个从亲密关系到半亲密关系，再到拟亲密关系，一层一层推展出来的方式。所以，这种关系不是一种预先设定的一般关系和普遍关系，而是推己及人的关系，也不是一个个体的结构，而是个体在所有的社会连带里边逐层推展出来的社会世界。

那么，中国人的人性所涉及的社会构造的起点，如果不是怀疑论的预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安身立命”和“心安理得”。一个人如果不能安身立命，如果不能心安理得，就会有所不安。所以中国人理解社会不是从“疑难”开始，而是从“为难”开始。我们都知道，社会生活里边有许多为难之处，这些难处的每一个层面，都有其社会构造的特别充分的理由，一层层、一团团地叠合起来，这就是中国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假设-检验的这种预设性的普遍探求，不是中国人社会认知的起始点和出发点。求知或求真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在人伦和天理之间建立关联的具体方式。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教育真的把学生都搞得不知所措，一开始就是讲抽象的大道理，一开始就是讲泛滥的同情心，而对自己具体而微的社会生活特别难以处理，在空泛的观念世界里，人际关系以及家庭关系都搞得很成问题。

简言之，我的认识是，中国的社会学一定要从“人”出发，是从一个人的最近处、最亲处出发而获得的认知。但是，从近处和亲处出发的认知，并不意味着只局限在特殊的社会关联的范围里。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通过人生的感悟、锻炼和修为，一层一层地加以扩展，从人的社会历程的阶段性扩展，再逐渐触及国家和天下的普遍性问题。所以，中国人讲境界，讲人境界不到，就无法理解更基础、更深入、更普遍的问题，就是这个道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接处理普天下的问题的。

今天，在这样一个假设-检验的主流模式下所进行的社会科学教育，是一种“反社会”的教育，是一种没有社会亲近感，充满了抽象意见的教育。一个人没有了对周围世界的感悟，如何去谈对普遍世界的认知？这不免会让我们想起，当年埃德华·利奇批评费孝通说，你为什么要做家乡的社会学？或者说，林耀华为什么要从家乡入手写《金翼》一书？郑振满为什么从莆田研究开始他的学术思考？为什么这些学者的学术起点，都以自己熟悉的世界为起始？

严复曾说：“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我们要能够建立一个能群、善群的社会，就必须要从“善相感通”的社会关联开始。费孝通也曾经说过：“为什么有些人看不到自己每天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却要特意去找一个地方观察中国人的生活”。虽然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不一定要将自己的生活领域作为研究领域，但社会科学家的科学探究的起点和生身修养的起点，却必须是从此内在的亲近生活开始的。所以，《金翼》告诉我们，一个普通人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生态的过程，这就是燕京学派吴文藻所说的“人文区位学”，即一个人从其最亲密的生活开始，扩展到家族，扩展到宗祠，扩展到祖先祭祀和神明信仰，甚至是天地沟通的世界。我们对于中国士人的理解，也是在家、国和天下观的层层关联中逐渐展开的，以至于现实之外的山林世界所构造的一个整全的宇宙观，都是人伦与天道之间的完整关联。这才是中国社会科学应该努力的方向。中国人理解世界，一是要推己及人，二是要怀柔远人，三是要参乎天地。

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发布，原载《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专题：作为中国研究方法的文史哲传统（笔谈）”，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