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枝萬博士參與記錄桃園大溪民俗活動（轉引自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劉枝萬教授紀念專網）
我是在一九八二年加入中研院民族所，那時劉枝萬先生已經在民族所十八年了，他是一九六四年加入民族所的。我進民族所的前一兩年，曾有接觸過原住民魯凱族的調查，後來主要從事漢人相關的研究。在研究過程當中，我非常幸運能得到劉老師的指導。我常常跑田野、寫東西，不論是做土地公廟調查、或在草屯、在彰化做調查時，每次有什麼問題就向他請教，而劉老師非常熱心，甚至提供他個人的資料，所以我在學問上的啟蒙、研究上的方法、思考的一些角度、思想的傾向，都有受其啟發。可能大家不知道，劉枝萬先生以前寫過南投祭祀圈的文章，可是沒有正式發表，他也給我看過，所以我的祭祀圈理論也有受到劉枝萬先生的影響。
我與劉枝萬先生是南投縣的同鄉，他是埔里人、我是草屯人。我認識他之後一直以為他是福佬人，我進行劉先生口述歷史訪問後才知道他是埔里的客家人，他的母親是客家，他的父親是福佬，而且他是客家人裡面第一代不會講客家話的。從來我只知道業師劉斌雄先生是客家人，殊不知劉枝萬先生也是，因此做了這個口述史訪問之後，才知道他是第一代的福佬客，也因為是南投同鄉的關係，所以覺得備感親切。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緣，是因為我的求學、研究的過程也受到劉斌雄先生的啟發，然而不管民族所的辦公室怎麼搬，他們兩位的辦公室都是在旁邊；劉斌雄先生和劉枝萬先生是至交的好友，因為有劉斌雄先生的關係，所以劉枝萬先生也特別照顧我，是故我在民間信仰方面的研究，也受到劉枝萬先生很多的啟發。特別是以前我在做草屯鎮研究時，從事開發史的研究一定要了解平埔族，而平埔族看來看去都是劉老師做過的；他的《埔里鄉土誌稿》有很多平埔族的資料，他的《南投縣文獻叢集》內關於開發方面的沿革志也有很多平埔族的東西。如果講到漢族的研究，我一開始是做草屯的祭祀圈，劉枝萬先生在文獻叢集裡面的宗教篇稿，也有很詳細的記錄可供參考；我覺得好像有人在前面開路，因此做起來就比較順暢，在這裡也要特別感謝劉先生。
劉枝萬教授參與台南開基天后宮建醮（轉引自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劉枝萬教授紀念專網）
今天要講劉先生的學術貢獻，我想應該很多人都比我更清楚，特別是劉先生的學問領域非常多元，涉及平埔族的研究、考古學的研究、鄉土的研究。我們今天的研討會雖然比較強調鄉土史，區域研究方面，但也包括平埔族、考古學的研究，所以劉先生研究的範疇非常廣，然而他在國際學界比較知名的是在道教與民間信仰方面的研究。關於劉枝萬先生學問的發展歷程，我在這裡簡單說明其重要的轉折點。劉先生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從日本回到台灣。他從小就在日本留學，做小留學生，一九四六年回到台灣，在埔里的初級中學擔任歷史教員，也開始展開他的鄉土研究。該研究係以他的故鄉埔里為出發點，然後慢慢的擴及日月潭、台中、彰化等中部地區，進行廣泛的研究調查，所以鄉土史的研究對於他的學問觸發是非常重要的。這跟劉先生在日本時代所受的教育有密切的關連。因為他在埔里公學校讀小學時，學校的教育很注重鄉土，學校培養學生要愛國、愛民，一定要從自己的鄉土開始，所以鄉土觀念非常濃厚；他在各地－不只是埔里，包括中部地區－的田野裡奔波、收集資料，都是基於一片愛鄉愛土的情懷所展開的鄉土研究，這應該和他在日本時代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關連。
劉枝萬先生學問歷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就是進入南投縣文獻委員會擔任文獻研究的工作。這個時期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南投縣文獻叢集》中的很多內容，實際上便等於是一門博物學的內容，搜羅當時許多風土人情；其寫了好幾冊這樣的書，對於南投縣的研究非常突出。以當時的條件來講，南投縣是台灣最窮的一個縣，人才也沒有很多，文獻界人才多是在台南市；當台南市的人看到南投有這樣豐碩的成果出來，而且幾乎都是劉枝萬先生主筆，因此非常驚訝、也非常感佩，所以他跟文獻界很多朋友的深交是因此而開始的。之後他之所以能夠進入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正是因為他在南投縣文獻會時期做出許多豐碩成果的緣故。特別是他的《南投縣文獻叢集》中的宗教篇稿，應該是開啟他後來民間信仰與道教的研究，甚至到了省文獻會以後展開全台灣寺廟的調查，都有密切的相關。於文獻會時期，劉先生做的文獻工作歷經十三載，包括南投縣文獻會、省文獻會，還有後來短暫的省立博物館時期，我們在口述歷史書中有一個章節有說明。為什麼劉先生有這個能力去做文獻工作？因為他讀大學時專攻的是東洋史。他在日本就讀東京府立的精思中學，然後進入日本中央大學的預科，再進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部史學科，讀了一年還沒有畢業，日本戰敗，在戰敗後的第二年年初回到台灣。他在大學讀的是東洋史，東洋史的範圍非常廣，其中又以史學的訓練較多；跟我們人類學比較來說，人類學家不太會做文獻的工作，可是劉先生有這個基礎，所以面對這麼多的文獻，包括官方的、地方誌文獻以及民間的文獻，他都能加以廣泛的收集和運用，這是他的專長。等他到了省文獻會工作以後，可能對大家來講是功德一件，因為他對全台灣的寺廟還有教堂、教會做了普查性的調查工作，這一項資料現在有放在中研院民族所自建的資料庫裡面，叫做「宗教調查資料庫」，連同日本時代的寺廟台帳資料，都已經掃描數位化，放在民族所的數位資料庫裡提供大家使用。
劉枝萬教授出席第三屆國際民俗學學術研討會（轉引自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劉枝萬紀念專網）
至於後來他從省立博物館被我們民族所的所長凌純聲先生邀請到民族所擔任研究人員，也是有其因緣。現在可能沒辦法細說，但簡單地說，一方面與他對土地公廟的研究有關，另方面也牽涉到李宗侗教授被凌所長請來演講時，曾提到他受到劉枝萬先生的協助之故。所以，劉先生跟凌純聲所長的交往也很早，凌純聲所長也非常提拔、看重他。當劉先生一到民族所，就做了松山慈祐宮媽祖廟建醮的研究，這本松山祈安建醮祭典的民所專刊，也是他學問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一九六八年，他回到暌違了二十二年（1946~1968）的日本，他以前留學的東西很多都還寄放在日本東京。此行去日本是被邀請參加國際性的人類學與民族學研討會，當時他把松山建醮的這本專刊送給日本道教研究的元老福井康順教授，我剛聽劉先生講，福井康順是日本的和尚，他的兒子福井文雅也是和尚，但他們是做道教的研究。福井康順看了劉老師松山建醮的這本書，非常的欽佩與訝異，因為他們雖然都是研究中國史的道教，但沒有想到台灣還留有活生生的道教；由於書中有很多的文章以及圖片，讓他們感受到道教的活力在台灣，這也是福井教授看重劉先生的原因之一。劉枝萬先生的道教研究也因此逐步累積。一九六九年，因為國科會的獎助，他又到日本訪問一年，這也是他後來能夠取得博士學位的一項原因。劉先生在一九七五年升任民族所的研究員，一九七七年拿到博士學位；跟我們的歷程很不一樣，因為他是先升等研究員才拿到博士。我剛進入民族所時，沒有人告訴我劉枝萬先生是博士，因為業師劉斌雄先生並不是博士，所以我一直不清楚劉先生是不是博士；直到有一年，他拿他博士論文出版後的成書送我，也就是民族所約一九八○年代出版的《中國民間信仰論集》，直到這時我才知道原來他是博士。所以，劉枝萬先生是一個非常謙卑、客氣、不張揚的人，不會說我多有名、有多麼厲害，這樣踏實的人格也影響到他做學問的態度，因此能夠在很多方面，包括研究的範疇、研究的領域，都能建立起先行者的角色，這是不可忽略的。
由國史館張炎憲前館長任內促成，林美容教授主訪編纂之《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
因為我的研究是比較偏重在民間信仰方面，道教方面沒有涉及，所以此處將重點擺在劉枝萬先生在民間信仰研究的特色。第一個就是他善用文獻史料，剛剛已經提過。我們訪問劉枝萬先生時，他曾提及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的藏書是從大陸漂洋過海而來，有很多寶貴的文獻，並說那時中研院內台籍的學者沒有幾個，僅有劉枝萬、劉斌雄和自然科學處的幾位；當時傅斯年圖書館的書沒有幾個人在用，可是他天天跑去使用那邊的文獻史料，特別是道藏，然而那麼寶貴的東西卻沒有什麼人在用，所以史語所的圖書館員都認識他。劉先生會用很多的史料、經典、道藏來從事他的研究，這種文獻的功夫是我們後輩要學習的；歷史學也許還可以做到這種文獻的工夫，但我們人類學的可能就沒有辦法了。
第二個特色是他對基礎調查重要性的理解。他很重視基礎調查，其在埔里從事研究也是如此。例如他做中部地區碑文的調查研究時，交通並不方便，他一步一腳印，四處去採集石碑，把碑文做記錄、辨識，然後出版古碑文集的書……就以前的交通和技術，那是很難做到的，可是他開啟了這個研究，對後來研究者提供有價值的資料，並不怕費工夫，也不怕人家說你只是收集資料。這點比較不怕人家講話的精神，我還有繼承一點，因為我也做了很多關於基礎調查的資料，不管是曲館、武館或寺廟的調查都是如此，這方面我真的是受到劉枝萬先生的啟發。基礎資料的重要性，我想是以前台灣主流學界比較不看重的，覺得好像做學問就要先有一個什麼理論，引用西方的研究理論，不重視基礎資料的調查，可是劉枝萬先生就不是這樣。民間信仰的研究如果沒有很多基礎資料的瞭解是做不好研究的，例如研究寺廟要知道村莊的範圍在哪？村莊的主要人口姓什麼？祖籍主要來自哪裡？這些都有助於寺廟歷史和發展內容的瞭解。
劉枝萬先生這般注重基礎調查、田野功夫很紮實的研究法，不只是在民間信仰方面，在很多其他的領域方面也有這樣的特色，最經典的代表就是關於松山建醮的研究；當他去看建醮過程的時候已經過了籌備期，已經開始在進行了，但他還是要去問事前怎樣籌備。後來他做了其他很多地方，不論北部或是南部，關於建醮的整個過程、醮期間鉅細靡遺的儀式等，都詳細紀錄；現在的人，像有些地方太久沒有建醮，或不知道如何建醮，甚至就把劉先生的松山建醮研究當範本，安排他們的建醮儀式。
劉先生拿的是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民俗科的文學博士，若從博士學歷來看，他是民俗學的學者，民俗學很注重鉅細靡遺的紀錄以及口述訪談。劉先生有關民間信仰或道教的研究，有一位日本的學者松本浩一說，他這種是民眾角度的道教，比較是站在民眾角度的。很多道教研究學者，也許是站在研究道士角度的建醮，然而劉先生會注重建醮和地方的關連：地方怎麼組織？怎麼籌備？諸如此類的資料均有詳細的紀錄，這些紀錄對我們人類學者來講，是更有吸引力的資料。同時，他也不忽略對道士的研究，如他和北部松山建醮的道長－何鏗然道長，以及後來南部研究的台南陳榮盛道長，或是其他很多的道長，劉先生都能夠得到他們的信賴和認可，因此做起田野比較方便。這其實是田野的倫理，不是說我是教授，好像我要什麼資料你就要給我；當我們進行訪問的時候，就是要尊重被我們訪問的人和他們的職業，在不打擾他們做儀式的情況下做訪問；我自己進行劉先生口述歷史研究的時候，也重新學習到很多。
劉枝萬於日本岩手縣遠野伊能嘉矩墓前（摘引自《學海悠遊》）
劉先生的另一個研究特色，就是「比較民俗學」的視野。例如劉先生的《中國民間信仰論集》，中國也講、台灣也講，對於中國文獻史料的使用都很在行；因為他是受東洋史的訓練，而以前東洋史就等於是中國史研究，所以他的視野是比較寬廣的，不像我主要是做台灣，主要的著重點在台灣，就比較沒有中國的視野。可是，他不只有中國的視野，也有亞洲的視野，這和他在日本的經驗有密切的關係。他在日本不只瞭解日本的文化，與其他留學日本的韓國籍學生也都有交往，因此後來在學界和一些韓國的民俗學者也都有交流。日本的學術界裡，於民俗學方面，柳田國男這一派是很強調日本的民俗學；另外有個學派則比較注重寬廣的視野，也是劉先生比較推崇的學派，就是南方熊楠所屬之學派。或如劉先生博士論文的指導業師是直江廣治教授，他雖然是做中國民俗學，但也是有比較的視野。又譬如說日本人類學者開山的元老－石田英一郎，他寫的有關日本河童的考證文章就是把它放在整個世界的架構下，而非單單只講日本的河童；劉先生曾寫該書的書評，並很訝異石田英一郎竟然讀到這篇書評，且在世界民族學會議主動找劉先生向他致謝。簡而言之，劉先生的閱讀非常廣泛，也很有比較的視野，這個是值得提出來的。
最後我要說的是劉枝萬博士的學術對後輩學者的啟示。第一個，是他純學者的形象。在我書中的前言有講到，他絕對是百分之百的學者，沒有漏掉百分之一；不像我這樣－從事過行政，擔任過民族所的主任，也進行過街頭運動，還要教書，以及其他很多的社會參與……劉先生沒有，他的一生很清楚，就是他的重心在做學術研究。這樣純學者的典範現在已經很少了，台灣以後會不會再出現這樣的學者，實在是很難預料，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像業師劉斌雄先生，他也是純學者，可是曾在民族所擔任所長，雖是被趕鴨子上架，但至少做過，然而劉先生則一直維持他純學者的學術風範，這一點著實很讓人感佩。對於參與面較廣的後輩學者，可能也有一點點的啟示作用。另外，劉先生的為學是比較謙虛的，很尊重學界的前輩。劉先生紮根於田野的學術，是一步一腳印、信而有徵，旁人比較不容易對他有所批駁，因為他的理論是建立在紮實的資料上。針對這點，我也覺得很榮幸，雖然學術不一定做得出什麼東西來，但有一段時間我也是勤跑田野的；而關於田野功夫的重要性，希望大家能多多利用這個機會跟他學習。
劉枝萬教授《臺灣民間信仰論集》書影，更多細節與文章下載請參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劉枝萬研究員告別式與紀念專頁
當我們完成劉先生口述歷史之後，他決定將他所有的藏書，以及所蒐藏的道教、民間信仰文物捐贈給民族所，並希望我來幫忙。在思考這件事情的過程當中，思及雖然圖書可以放在圖書館，但有很多的研究資料，例如筆記、卡片、相片、幻燈片等，認為民族所應該要有個特別的地方將其典藏起來，以便供大家使用閱覽。那時候我有個特別的感覺是，劉枝萬先生的研究生涯是在一個沒有電腦的時代，即便現在電腦如此發達，但劉老師還是沒有使用電腦。他的研究筆記都是一筆一筆的紀錄，其著作從最早的《埔里鄉土誌稿》，然後台中、彰化、日月潭史話等等，都是鋼板刻印的；他是如此一筆一筆地刻畫下他的著作，開始其學術生涯，可說是一個代表沒有電腦時期的學者研究典範。劉枝萬先生寫清代台灣的寺廟時，是將清代所有方志中有關寺廟的資料整理出來，然後發表，當時都是用眼睛逐本閱讀的；我們現在使用這些清代的方志時，在台灣文獻叢刊的數位典藏資料庫內，只需打一個檢索詞進去，所有的相關資料都會跑出來，然而以前卻是要用眼睛仔細去看、去查，然後再一筆一筆把它記下來，所以民族所如果有這樣一個典藏劉枝萬先生的文物、研究資料的場所，也可以代表一種沒有電腦時代的研究典範。我們要懷舊過去的歷史，即有這樣一段歷史，是學者做研究時不用也無電腦可用的時期。這也因此引起我的感慨。我們這個時代，是在我們學術的後半段開始使用電腦，照理來講，因為文獻的使用和查詢比過去方便，我們的研究成果應該要比劉先生多很多才對，然而是否真的是如此呢？我想這也是劉先生的研究給予我們的一項啟示。
另外，我還要特別講的一點是，劉枝萬先生的一生為學，受到日本的學風、日本的學術傳統影響很大。他從十幾歲開始在日本留學，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共計在日本八年。一九六六年，日本的宮本延人教授來台大教課一學期，劉老師擔任他的翻譯，那一學期有很多可以親近宮本教授的機會。宮本教授曾經說過他一生也是很廣泛的，以前的學者就是這樣；他說他的考古學部分被宋文薰老師繼承了，他的民族學部分被劉斌雄老師繼承了，他的民俗學部分被劉枝萬老師繼承了。因此，日本的學術傳統，我們都可以在劉枝萬先生的著作中感受到。據我所知，日本學者酒井忠夫，以及大阪市立大學的森田明，已經準備對劉先生這本口述歷史寫書評介紹，表是日本學界已經開始在注意這本書。這個也是我託劉枝萬先生的福，因為劉先生口述是由我們採訪和記錄。這本書能夠出版，也非常感謝丁世傑先生，沒有他的參與和細膩的文筆，以及與劉老師的交心，這本書也做不出，所以特別要感謝丁世傑先生。最後，也重要的是，日本的學術傳統、研究學風對劉先生的研究影響很大之餘，劉先生的研究成果也已經樹立了台灣自己本身的學術傳統。透過以上的報告，我希望能夠與大家分享劉先生所奠基的這一學術傳統，而我們後來的人要如何繼續耕耘下去，進而產生更豐富的成果，則是我對自己以及學界所懷抱的期望，謝謝。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潘英海《劉枝萬與水沙連區域研究》，新北市：華藝學術出版，2014年，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