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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學檬:《敦煌吐魯番經濟文書和海上絲路研究》
  发布时间: 2021-01-02   信息员:   浏览次数: 89

敦煌吐鲁番经济文书和海上丝路研究

郑学檬

所属丛书: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212

ISBN 978-7-308-20926-7

定价:78.00

 

作者简介

郑学檬,浙江天台人。196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曾任该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厦门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曾应邀在荷兰、英国、日本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多所大学做访问交流。著有《五代十国史研究》、《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李世民评传》、《唐宋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等书;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简明中国经济通史》。荣获第一、第二届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及多项福建省社会科学著作优秀奖。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两部分:一、敦煌吐鲁番经济文书与汉唐丝路研究;二、海上丝绸之路与唐宋元江南、岭南经济研究。萃集了郑学檬先生重要学术成果,是基于吐鲁番文献的经济史研究,也是海上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路履痕与希望——我与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和海上丝路研究


敦煌吐鲁番经济文书与汉唐丝路研究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

从敦煌文书看唐代河西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

吐鲁番出土文书“随葬衣物疏初探

十六国至麹氏王朝时期高昌使用银钱的情况研究

高昌实物田租问题探讨

7世纪后期至8世纪后期敦煌县人口结构试析——读敦煌户籍资料札记

隋和高昌王朝关系考察

唐代物价散论

关于“均田制的名称、含义及其和请田关系之探讨

政府政策导向与土地流转——关于汉唐土地流转形态问题的笔记

考证翔实,正本清源——读王永兴先生《田制文书考释》

悟空何以随玄奘

唐代吐蕃饮茶和汉藏茶马古道的蛛丝马迹

印度佛教向东传播而非向西传播的原因——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案例

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序

西游随笔


海上丝绸之路与唐宋元江南、岭南经济研究

唐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和岭南、江南社会经济研究

唐五代海上丝路研究的若干问题补论

安南通天竺道海上丝绸之路补论

唐五代闽海上交通的特点

818世纪东南亚各国的物质、文化艺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述论

海上丝绸之路和福建茶贸易

宋代福建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福建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

16—19世纪外国人眼中的福建

南传“棉路与海南棉织文明探源——关于黄道婆研究的一份背景资料

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与唐代的航海技术

 

序言

我涉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那时候史学界随着政治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回归传统的历史课题研究,引进并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又见“百花齐放新气象。当时韩国磐先生开始重新培养研究生,杨际平、李伯重、谢重光、谢元鲁、陈明光、赵云旗等青年学子,纷纷来到韩师门下。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经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也重开征程。在韩师的指导下杨际平、谢重光选择与敦煌、吐鲁番文书有关的课题做硕士论文。我也在他们的鼓励下加盟,这样以韩师为首的一个小小的敦煌、吐鲁番经济文书研究集体开始形成,并在1986年出版了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一书,该集收入了我的《从敦煌文书看唐代河西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等四篇文章。

以后,我又陆续写了有关高昌实物田租等文稿,其中最为自重的是《关于“均田制的名称、含义及其和请田关系之探讨》一文。我一向比较关注土地问题,但过去的思路不免萧规曹随,总是在国有制私有制上打转,没有从土地法、产权上去分析。写完《关于均田制的名称、含义及其和请田关系之探讨》一文以后,终于明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土地所有制的研究已成为解释历史上阶级斗争的法宝,遂使历史研究僵化、公式化;土地制度缺失法律意义上的解释,令制度史的研究意识形态化。所以,土地问题应回归田令及其实施过程、产权等层面研究,把制度本身和影响制度变革的意识形态(所谓的哲学)区别开来。我体会到,做学术研究其实很难的,难在你能否发现同行们长期被误导的理论,并比较准确地恢复某些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如果能做对一两件正误、复原的事,他就学而无憾也。

半个多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的研究已取得了重大成就,同行们还在努力,新一代学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在攀登更高的学术高峰。展望学术前景,无不令人感奋。作为一个曾经的参与者,我的希望是什么?我想有这几点:

第一,希望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能联系简牍、文献典籍,在解释汉唐五代历史方面有新的进展。我在最近出版的《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序》中写道:关于西州的授田杨际平同志指出:西州既按户又按丁授田、课田办法,实为内地所罕见并仅见于高宗、武后时期,以后则未见,其原因还不清楚高宗龙朔元年前后为什么要对某些民户限制土地面积、作物品种,因资料不足都还不得其解’”。就是说,关于西州授田文书和唐代《田令》实施的细则还有难解之处,尚须努探讨。再如杨际平同志两篇会计文书研究揭示了唐德宗时期就有四柱结算法应用的证据,但对照陈明光同志的《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官府仓库账簿体系试探》, 会发现中国古代会计结算制度形成的历史相当早,是财务管理的重要制度之一。所以联系简牍、文献典籍也许是深入研究会计制度的一条途径。

第二,希望能从中亚、中国西部的地域出发,研究该地区的历史进程。中亚、中国西部在汉唐时期无论从自然地理方面、人文地理方面说,都有相似性,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因为这种相似性。如佛教东传而未最终西传,粟特人东来贸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和佛教等其他宗教的交流问题,即得助于此种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相似性。即使是不同语言,也有互相渗透问题。所以,希望能有从这一宏观视角出发,以诸种语言文书为史料,融会贯通的文明史大作问世。目前除少量著作体现这一宏观视角外,多数文章比较专业,或佛经、或石窟、或粟特,多为专业人士所注意检索,读者有限。我希望宏观而科学性的研究著作,惠及有文化的青年学子,让他们从中亚、中国西部文明中获得知识和灵感。

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的研究是我在厦门大学工作的区位环境促成的。《福建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一文是1989年出版的《福建经济发展简史》的代序,该书是傅衣凌师命我主持编著的,参与者多是他的硕士研究生。该书是作为福建改革开放的背景资料出版的。其他有关福建经济文化史文稿,写作的初衷类似,都是为福建的改革开放而呐喊。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几篇文章写作,是从讨论历史上福建茶叶输出问题开始。除了搜集文献记载外,我开始阅读英语《维基百科》网站上的相关文章,后来进而阅读一些国外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著作,逐渐明白茶叶在地理大发现后的东西方贸易中的举足轻重作用,《海上丝绸之路和福建茶贸易》一文反映了我的这一认识。

《“安南通天竺道海上丝绸之路补论》、《隋唐五代海上丝路研究若干问题补论》、《唐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和岭南、江南社会经济研究》等三篇文稿是我这两年写的学习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体会。最使我感奋的是读了桑原骘藏《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乔治·侯若尼《阿拉伯海上航行》〔George F. Hourani, Arab Seafaringrevised and expanded by John Carswell)〕、马卫集《马尔瓦兹对中国、土耳其与印度之记述》(Sharaf Al-Zamãn Tãhir Marvazī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范迪梅·伊利瑟夫《丝路》(Vadime ElisseeffThe Silk Roads)、阿什和塔尔波特《印度先于欧洲》(Catherrin B. Asher and Cynthia TalbopIndia before Europe)、约翰·伊尔范斯各克《丝路上的佛教和伊斯兰教》(Johan ElverskogBuddhism and Islam on silk road)等书及《诸蕃志》等著作以后,极大地启发了我的探索与海上丝路相关未竟问题的热情。但是岁月不饶人,我毕竟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希望有志之士能吸取国内外研究成果,百尺竿头,再上一层楼。

第一,我希望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细节作精准研究。如史书上称为 “波斯舶大食贾的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和怎样来到我国的华南沿海?他们的贸易特点是什么?如何从海上航线的港口入手,去寻找出口产品的产业链以及产业链的分蘖、延伸?如何分析唐宋元时期在外需、内需的交互作用下岭南、江南外向型经济(某些行业)的强劲发展?航海技术(包括船、帆的型制、结构;导航手段和技术)的水平和海上贸易方式的关系如何?宋代棉花的输入是中国古代非常典型的供给侧响应等等海上丝路与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关联课题,都能有准确的解释和论证,避免主观意测,任意发挥。

第二,希望从伊斯兰教传播和海上丝路关系角度出发的研究有新的进展:其一是从印度的伊斯兰化和东南亚各国的伊斯兰化过程,看伊斯兰教东传和穆斯林贸易。地中海通往中国的海上丝绸之形成的过程,首先要经过印度的伊斯兰化。印度伊斯兰化过程中,穆斯林商人的贸易和征服是怎样互为作用的?我在阅读外国学者的著作中,了解到印度伊斯兰化造成了一个怎样的贸易环境:

德里苏丹国的建立是最重要的结果。它使南亚纳入伊斯兰教扩大的地理范围。在次大陆,由于出现许多战士——他们的部族来源于中亚、阿富汗或者呼罗珊——加强了北印度和东波斯世界之间联系。最初的蒙古部落入侵伊朗,导致引出了一个北印度及其西部的大文化带,随之而来的是学者和当局官员为了避难逃往苏丹领土。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大的蒙古部落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变得更大,其领土覆盖地带东及于中国的边疆,西至东欧。十三世纪晚期和十四世纪早期,欧亚大陆的陆路旅游可能极盛一时。由于旅游可轻松地通过蒙古控制的领土,海上航线横越印度洋,并活跃地继续下去,西至东非,东及中国南方。船只会聚印度半岛海岸。经过十四世纪,伊斯兰教经海上航线顺利传播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

伊本·巴图塔在他的《游记》注意到:

沿途所有休息的地方,都有穆斯林的旅舍,以供穆斯林投宿。在那儿他们可以买到他们需要的任何东西。

当时自诩为“东西洋主Lords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oceans)的维查耶纳伽尔王控制下的西南印度,受到穆斯林商人贸易圈的影响,也出现贸易狂潮。战马的船只从阿拉伯、伊朗驶入巴特卡尔港,然后运往维查耶纳伽尔国首都。铜和金从中东进口到巴特卡尔港。而胡椒、糖和纺织品是出口的货物所以能吸引许多阿拉伯商人来卡利卡特,马欢(Ma Huan——15世纪早期一个中国的访客,相信它的全部人口是穆斯林。

其次是郑和下西洋和穆斯林商人及其伊斯兰教传播的研究。早在13世纪上半期,伊斯兰教已传入北苏门答腊。S. Q. 法提米《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一书指出:《亚齐编年史》(Annals of Acheen)给出的北苏门答腊穆斯林创立的日期甚至更早:伊斯兰历601年(公元1204年)九月的星期五,苏丹约翰·沙阿令亚齐人皈依穆罕默德信仰。 继北苏门答腊之后,伊斯兰教传播到马来半岛。据《马来纪年》的记载,马六甲的君主归依伊斯兰教,应是马来半岛伊斯兰化的开始。至于伊斯兰教在爪哇群岛的迅速传播时间,有学者认为是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新加坡学者陈育崧说:这些早期中国殖民地的居民是中国的穆斯林移民。在郑和的大力扶持下,形成了一个势力范围,宗教与贸易交织在一起进行。郑和访问爪哇之后,爪哇逐渐从佛教占统治地位过渡到了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16世纪初信奉伊斯兰教的淡目王国(Demak)消灭了佛教王国满者伯夷(Maia pahit),标志着爪哇伊斯兰化的最终完成。 其实,郑和与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的活动有一些相似之处可探讨,如传播伊斯兰教与贸易结合,善于和土著构通等等。

复次是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佛教的关系研究。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问题,已有许多学者做过研究,包括我所在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成绩是肯定的,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怎样?还有一些问题不清楚。我认为,约翰·伊尔范斯各克(Johan Elverskog)《丝路上的佛教和伊斯兰教》一书提出的观点很有意义:在经济和宗教的区之间轮廓不是一成不变,分化在日益增长。穆斯林清楚地遇到并注意到佛教徒,不仅仅在南亚,而且诸如西藏和中国等地。其实,在介绍中注意到佛教-伊斯兰教相互作用的历史。对次大陆来说,虽然佛教和伊斯兰教都受限制的,但在印度,却十分频繁地讨论佛教-伊斯兰教相互作用。在马来半岛、爪哇岛、暹罗、占城等地都有穆斯林商人定居,即使中国的西藏也有穆斯林清真寺,波斯地理学Hudud al-Alam记载说:拉萨(Lhasa)是有许多佛庙的小镇和一所清真寺(mosque。 有穆斯林的地方,不一定就是伊斯兰国家,暹罗、越南中南部,是以佛教信仰为主的地区。各种宗教怎样交流和相互影响,维系着多元的信仰社会。阐明这些问题不仅对了东南各国文明内涵,而且也对中国和东南亚关系多一个透视的窗口。

第三,我希望能有高屋建瓴的宏观著作,揭示明中叶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东西方关系格局的巨变。地理大发现开始及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东来,将海上丝绸之路东段的贸易,纳入东西方贸易大格局之中,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的垄断地位结束了;先是欧洲,而后的北美,成为中国、东南亚和日本的贸易对象,尤其中国成为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制钱在东南亚流通体制被打破,白银成为亚洲的新宠,白银经福建等地大量流入中国,改变了中国货币供应源,促进中国财政货币化,有利商品经济发展,同时也使欧美对华贸易出现了重大变化。有关以上问题,欧美学者已有相当深入研究,但他们多站在欧美角度论述,因此极需从亚洲,特别是当时最重要的出口国中国角度的宏观著作。

欧美各国必须用白银购买中国货,中国在贸易竞争中的优势进一步扩大,欧美各国的贸易逆差扩大,白银东流,舆论惊恐。在这一形势下,欧洲、北美工业化、近代化的进程加速,其工业产品的出口优势在悄悄逆转不利处境,直至十九世纪中叶,终于出现西方反败为胜的结局,中国在反侵略战争失败后,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丝绸之路的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的凯歌,也是中国不改革即挨打的历史教训的活教材。希望有这样一本震撼国人之心的宏观之作,鼓舞我们坚持改革,实现强国之梦。

另外,当时中国在东西洋贸易格局中的货物、航海技术的优劣势是什么?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对中国岭南、江南经济影响有多大?为什么1619世纪中国的贸易优势(包括军事优势)不能促进中国历史走进近代化阶段?等等,这些问题在等待我们去解释。海上丝绸之路史是一部不同时代东西方文明交流史,既有文明冲突,更多是交流融合,一如浩瀚的印度洋和太平洋,汹涌不息,涛声依旧。我们虽然比前人后生千百年,但要跟着他们的足迹前进,同仁们仍须努力。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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