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云（1798—1862），字家鐶，又字贤关，初号乐一，又号雁汀，福建闽县（清时为福州府首县，今福州市）人。嘉庆三年二月二十九日（1798年4月14日）出生于福州城南，嘉庆二十一年（1816）登庠序，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举，道光九年（1829）成进士。会试第56名，殿试二甲第20名，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十二年（1832）散馆后授编修。此后除丁忧和放差外，一直留任京师。期间道光十四年（1834）典试广西，道光十四年六月至十六年十二月（1836）丁母忧，道光十七年（1837）放贵州学政，道光二十一年十月至二十五年十一月（1841—1845）丁父忧。道光二十七年（1847）后历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通政司副使、詹事府詹事、署理顺天府尹，咸丰元年（1851）累官至户部侍郎。咸丰三年底（1853）外放陕西巡抚，此后辗转山西、四川等地为督抚。咸丰九年四月（1859年5月）调两广总督，行至湖北汉阳，病于途，奏请开缺。次年，因战乱道路不通，侨居山西汾州（今山西吕梁汾阳市）。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日（1861年11月11日）下谕，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十七日（1862年1月16日）又擢工部尚书。未及赴任。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1862年4月5日）病殁于山西汾州，清廷予谥文勤。
王庆云留给后世的最大名声是“道咸名臣”、能员干吏、理财大家。他在道光三十年咸丰帝即位之初的上奏即大谈“国计”，且言之有物，得到新即位的奕詝的关注，加之曾国藩的保举，得以青云直上，一年内从通政使司副使（正四品）升至户部侍郎（正二品）。他在户部任上多有建树：对国家财政进行了清理，为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初期渡过财政危机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参与了大钱和发钞的讨论，避免了更坏的后果。在陕西、山西巡抚任上卓有政声，并作为战争后方的封疆大吏为各地前线清军提供了大量粮饷。他的《石渠余纪》更是理解、研究道光朝财政的核心资料。
关于王庆云和《石渠余纪》的研究不可谓少：有从版本角度进行的研究；有从内容角度进行的研究；更有学者将王庆云从各种专业角度进行分析。这些研究在多个方面推进了学界对王庆云个人和《石渠余纪》的理解，笔者以为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推进：王庆云编著《石渠余纪》的过程；《石渠余纪》如何刊刻与各版本之间的异同；《石渠余纪》手稿与抄本间的差异；《石渠余纪》别名《熙朝纪政》是否成立。本文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就以上数个问题展开考察，而《荆花馆日记》等相关资料的发掘面世则为本文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一、《石渠余纪》的写作过程
王庆云用了十年从举人变为进士（1819年中举，1829年殿试二甲），其实也说不上科场蹭蹬。其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直至道光十四年、二十一年两次丁忧，一直是作为文学侍从之士。其时，翰林院同僚多以吟诗作画、宴饮嬉戏度日。王庆云亦未能免俗，“专致力于诗赋论疏，撰著甚夥”。其后人称他“所志固不在词章，每为人题什，未尝留副墨。偶有唱和，为所好携去，亦不甚惜。自谓非所长也”。笔者私意以为，其中原因可能与他本人未能以诗赋扬名有关。从其留存的诗集来看，惊艳之作不多，所长在情真。金梁在读过诗集后亦不敢称誉其诗才，唯赞“其诗能道性情孝悌忠信”。
王庆云从诗赋转向经世大致是在道光二十六年丁忧起复回到京师，任文渊阁校理后。从《荆花馆日记》看，在道光二十六年前后，他并无撰写的意图，只是留心于与实际政务相关的史籍，如《明史·河渠志》等。真正开始编撰有关制度则是开始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初。有意思的是，王庆云在笔记中详细记载了自己编撰这些篇目的情况，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资料。几乎所有现存《石渠余纪》版本都承认他们刊刻的底本是传抄本，而非手稿。这也就意味着各本与手稿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别，笔者即以日记来对照书中的各条目，以一窥二者之间的差别。原做一长表以记之，因篇幅所限，于此仅做一文字说明。
一、王庆云撰述最集中的时间是在道光二十八年二月（1848年3月）至咸丰元年闰八月（1851年10月）。这段时间里，他先任职国史馆，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署理顺天府尹，咸丰元年五月（1851年6月）升户部侍郎。其职位由清闲转为忙碌，但仍笔耕不辍。在道光二十八年之前，并无撰写的记录，咸丰二年后则多为修改、补充，只有少量的新篇目。某些篇目是与时事相关的，如咸丰元年三月写成的《粤西营制》《广西土兵数》（此等数篇惜未留存），也有与其实际处理事务相关者，如关于内务府田庄者，都是在他任署顺天府尹时期处理内务府庄头事件期间写下的，如《铁钱议》可以看作是他山西巡抚任上办理铁钱的总结。
二、将有关记载与现版《石渠余纪》相对照，在龙氏本88篇中直接记载了80篇，未直接记载的8篇。即第1卷第6篇《纪免徭役》，第3卷第7篇《直省地丁表·通考京师用额》，第3卷第10篇《直省岁入总数表》，第3卷第11篇《直省岁出总数表·部库年例应放数目》，第3卷第12篇《直省出入岁余表·河工另案》，第4卷第8篇《纪劝垦》，第5卷第10篇《直省盐课表》，第5卷第11篇《纪盐禁》。在这些未直接记载的篇目中又有某些特殊情况，如《纪盐禁》篇，考其内容很可能是《私盐》篇改变标题的结果；《纪劝垦》篇，考其内容可能是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的“附减浮赋、慎丈量、劝开垦三段”中的一段；《纪免徭役》篇可能是指《免役》篇。总之，除了几张统计表（这几张表可能是列入《灯窗笔略》而未曾明言）之外，所有的篇目都在日记中有所记载。
三、日记中记载的一些篇目则没有出现在书中，如《乾隆新疆兵数表》《内府包衣佐领表》《铁钱议》《晋省营制沿革》等。这些篇目的缺失颇为可惜。尤须提及者，《石渠余纪》中有关地图的记载仅存《渤海图说》。王庆云之子提及王庆云“生平嗜地理学，有班志知今之作”，而日记告诉我们，此说并非空论。他完成的地图非常多，并做有多种地图和图说，如《南河图》《闽海北图》《粤海东图》《直隶图》等。
四、从日记的记载可知后来的整理者（尤其是先出的宁乡黄氏本和攸县龙璋本）对某些篇章的处理有严重违背作者原意者。例如《纪牧场口外牧场》在各本中都是排于第4卷第19篇，在王庆云的日记里是这样记载的：“《纪畿辅牧场始末》，附于圈地之后，前附入盛京官庄，今日所纪口外牧场，当别为篇。盛京官庄当附屯田，口外牧场，或附垦荒，或附马政。”此段记载表明，将篇目改为《纪牧场》不仅与内容不符，且不可单独成篇，应该附于第4卷第17篇《纪圈地》后；若照王氏的原意，口外牧场这段附记不能与这篇《纪畿辅牧场始末》放在一起；第4卷第18篇《纪旗人生计》所附的《盛京官庄》应附于第4卷第7篇《纪屯田》。也就是说，整理者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同样的错误还出现在：《纪边仓营仓灶仓》原本应附于第4卷第11篇《纪官仓》，却附于第4卷第13篇《纪平粜》；第1卷第15篇《纪武举》原应附于第1卷第14篇《纪制科特举》，却单独成篇；《新疆西藏钱》原本应附于第5卷第1篇《纪制钱品式》，却附于第5卷第5篇《纪铜政》。
书稿的一些篇目在王庆云出任户部侍郎时期就得到了运用，他有关国用的整理使得他在任上俨然成为户部唯一的专才。而部分篇目在京师士大夫阶层中的流布更是使得他拥有了相当的名望。以致虽是户部新人，但诸同僚多愿听取他的意见。
二、《石渠余纪》的刊印与几个清代版本
王庆云殚精竭虑写成的《石渠余纪》（或以别名）在他的生前虽然已经有一定的流传，但并非正式付梓，初始时京师中流传者当为其手稿或传抄稿。流传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与同好之间的交流探讨。例如他主动将写成的稿子交给曾国藩、林扬祖、何绍基等人交流，有时是他人对相关内容有兴趣而讨要手稿以供参考。又有所见者见猎心喜，将之抄布于市，此种情况可能是导致此书影响大增的主要原因。
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书迟迟没有付梓。没有在生前刊印的原因是王庆云心中有所顾虑。他在道光三十年正月三十的一段日记可能表达了心声：“余本载往事，以备将来之采择而已。立一的以招射者，非余心也。”他只是想将有关内容用于自己将来翻查，不想引来他人的评论。而在其身后没有由王家自行刊印则只能说是命运多舛。王庆云及其家人比较看重的是王庆云的奏稿，于其病逝前即已开始勘定，于壬午年（1882）付梓。《石渠余纪》则是作为士大夫“立言”的一部分，原拟作为奏稿附录一同刊印：“著《石渠余纪》，于朝政国典，穷源溯流，务悉全体，因时制宜，出以论断，今附刻奏稿后。”但不知何故连《奏稿》24卷也仅刻了10卷，《石渠余纪》无论矣。而王家将《王文勤公奏稿》正式全文刊印已是1942年1月，且未将《石渠余纪》附刻其中。王家迟迟无法刊印，而外间于《石渠余纪》之价值多有推崇者，于是在王庆云离世后的第26年，即光绪十四年（1888）出现了第一个版本。
曾有研究者认为，在1912年前《石渠余纪》共计有六种版本，即光绪十四年宁乡黄氏校刊本、光绪十六年（1890）攸县龙璋重刻本、华阳曾懿书刻版大刻本、陈宝琛署刻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书局版、光绪二十八年上海广益书局版。此作者可能只是依据在福建或福州所见各版，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另见了数个版本，进行了对勘。本文即从各版本的梳理中描述《石渠余纪》的刊印过程和各版本之间的异同。
（一）光绪十四年宁乡黄氏校刊本
书名《石渠余纪》，牌记题“光绪十有四季宁乡黃氏校刊”。3册，6卷。目录前有刊刻者黄氏的序，后有校勘说明。无跋。书19.1×12.5厘米，半页版心13.9×10.6厘米。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11行22字。序文如下：
《石渠余纪》一编，闽县王雁汀先生纂。先生讳庆云，道光九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予谥文勤。今可庄修纂仁堪之文祖也。盖先生殚精数十季，搜讨秘阁，撮其大要，括为此书。间附己意，导扬圣德。民依物耻情见乎词，学者耻不知。今而国家掌故之书浩博无涯，泪贫儒苦不易购，力能购又苦卷表繁重未易卒得要领。先生是编列圣典谟一览了知。凡留心时务者固必不可少之册矣！旧未见有刊本，京师友人从可庄修纂钞出，传至湘中。湘人借观，浑似据荆，爰付手民，共资闻见。其书若干篇，厘为六卷。
校勘说明：
凡六卷，纪七十八，表九，说论议各一并附记若干篇。其《京营表》阙，仅存其序。盖先生固云慎毋付之钞胥，故不可得而见也。其它钞胥貤缪多所考正，疑者阙之。俟得手稿真本，重为校刊。光绪十有四季夏四月己亥宁乡黄氏谨识。
序文中“可庄”即王庆云之孙王仁堪。王仁堪（1849—1893），字可庄，号公定，光绪三年（1877）状元，官至苏州知府，时为庶吉士，故称“修纂”；“据荆”似典出《三国志》，意指刘备获得荆州后的欣喜；“手民”意指雕版工人，“爰付手民”即刊印；光绪十四年四月为西历1888年5月11日至6月8日。
序言的大意是：《石渠余纪》一书是福建闽县王庆云所编，他是现在翰林院编修王仁堪的祖父。祖以孙扬名，亦可见到光绪年间王庆云的名望已不如作为状元的王仁堪。王庆云花费数十年搜罗资料，书中还有很多他自己的洞识，对于了解清代的掌故非常有帮助。但此书此前未曾刊印，出版者从友人处获得了抄本，随即付梓。原稿只有篇的分别，全书分为6卷是黄氏自己整理的结果。
校勘说明中，“钞胥”指专事誊写的胥吏﹑书手。貤缪，亦作“貤谬”，意指增益或重复其谬误。此处所透露的信息是：全书共有87篇（其中文字部分78篇，表9篇）；黄氏获得的抄本中《京营表》只有序而无表，他认为可能是王庆云的本意——“慎重军国大事”，不欲流传于外间；黄氏自承抄本多有舛误，希望得到原稿再重出修订版。奇怪的是，笔者仔细点数了各篇章，所谓的“纪七十八，表九”数目是错误的，其实是纪八十二，表八，合计90篇。反倒是其后的龙氏版为纪七十九，表八，与黄氏所称总数相同。
笔者不知刊印者“宁乡黄氏”的准确信息。从有关资料推测“宁乡黄氏”可能是宁乡县善山岭（今属道林镇）的书香世家黄氏家族，黄湘南的后人。
（二）光绪十六年攸县龙璋本
两年后，同为湖南长沙府人的攸县龙璋重刻此书。书名《石渠余纪》，牌记题“光绪庚寅龙氏校刊”。书19×12.3厘米，半页版心13.6×10.2厘米。同黑口四周双边单鱼尾。10行22字。亦无《国史列传·王庆云》。书后有跋，记载了其重刊的过程：
右《石渠余纪》，闽县王文勤所撰，原名《熙朝纪政》，稿定后改今名。近宁乡黄氏刻本分为六卷，璋家藏钞本无卷数，且与黄氏本有详略互异处。因重为校定刊藏于家。又有缺脱数篇，如《官制纪》《恤灾表》，其目见于他篇；《京营》有序无表，《渤海》有说无图，惜无从录补。此书于国朝掌故政事之大者备举无遗，诚精且博。学者耻不知，今读此已得过半矣。文勤讳庆云，号雁汀，官工部尚书，事迹具《国史列传》。光绪十六年孟春月攸县龙璋校讫识尾。
《官制纪》似为《粤西官制》，咸丰元年三月二十日日记中记载：“晨起，补粤西官制，乃颇有崖略。”《恤灾表》于日记中无记载。“孟春月”即春季的第一个月，即夏历的正月，光绪十六年孟春是西历1890年1月21日至2月18日。攸县清代属长沙府（现属湖南株洲市）。龙璋本人在历史上并非默默无闻之辈，多种史书上有其记载。龙璋（1854—1918），字砚仙，号特甫，别号甓勤，晚号潜叟。湖南攸县人。1876年中举，1894年后分发江苏，担任过江宁等地知县。1907年丁母忧回家后再未出仕，而是致力于在家乡兴办教育和实业。辛亥后他与革命党多有合作。至于他是在何种时事背景下出版此书，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从跋的内容看，黄氏本刊刻后已有一定的社会影响，龙璋家另藏有王庆云手稿抄本，随即刊印。从龙璋的表述可以确定几件事：原稿不分卷——与黄氏的表述一致；抄本存在诸多残缺——黄氏只言《京营表》，而龙璋则发现了《渤海图说》等四篇的残缺。龙家虽为官宦世家，但从曾祖父到父亲，未有中进士者，亦未有久居京师者。其叔父龙汝霖中进士已是同治元年，所以直接从王庆云那里抄得的可能性不大，比较合理的推论是龙汝霖从王仁堪或王传璨处抄得《石渠余纪》。龙璋本《石渠余纪》影响颇大，后来的几个版本多系根据此本刊印。笔者对其篇目进行比对，发现两本篇目基本相同，黄氏本较龙氏本多出3篇，即第6卷第10、12、13篇，龙氏本将之合并入其他篇目。考其分卷和篇目顺序，龙璋本显然接受了黄氏本的整理结果，没有做大的改动——虽然与抄本差别较大（见下文《碧琳琅馆丛书》本）。就内容而言，《永定河不宜复故道论》和《铜运改道议》分别附入《纪畿辅营田水利》篇和《纪铜政》篇尚可成立，而《渤海图说》附入《纪英夷入贡》篇内则有待商榷。就文字而论，龙氏订正了黄氏本的一些明显舛误，如第14卷第14篇“纪粜”改为“纪籴”。但仍有一些错误延续了下来。
（三）光绪二十四年许叶芬序本
书名《熙朝纪政》。牌记题：“光绪戊戌重校缩印”。目录前有许叶芬序，无跋，书末写有“宛平陈炳华许叶珍仝校”字样。亦无《国史列传·王庆云》。6卷，6册，线装。书18.3×12.1cm；半页版心13.2×10.3厘米。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10行22小字。许叶芬序：
《熙朝纪政》一书，闽县王雁汀先生所编。凡为篇者八十有七，间附图表，各以类从。国朝典章灿然具备。每篇稍参按语，于奉行定例之余，而深念诛求之弊。时艰民瘼隐系于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雁老此书成于官翰林时，抑抱负可想也！顾京师厂肆传本甚少，湖南黄氏分卷刊行，攸县龙氏再刻于长沙。两本互有异同，且多舛略。今从龙氏本缩印，以广属传。方今九重宵旰，求法甚亟，升平之答，责在庶司，职思其居，或亦实事求是之一助云。再此书原名《熙朝纪政》，后改为《石渠余纪》，兹仍属旧。顾名思义，尚其有考于斯。光绪廿四年六月宛平许叶芬谨识。时由翰林守江南。
序言中，“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语出王夫之《读通鉴论·后汉光武二十》：“仁人之言，其利溥如此哉”，大意是有德行的人说的话益处很大；“九重宵旰”当系形容光绪帝勤政，天不亮就起床穿衣，很晚了才吃饭休息；光绪廿四年六月是西历1898年7月19日至8月16日，显然是在戊戌变法结束的9月底之前；宛平是顺天府的两个首县之一；许叶芬是光绪十五年乙丑科会元，殿试二甲10名进士，翰林院散馆授编修，曾任江苏镇江知府，这也是他说“由翰林守江南”的原因。
从序言可以清晰地看出，许叶芬对光绪帝和新政抱有相当的好感。许氏很显然在坊间见过黄氏、龙氏两个版本，除了隐而不谈的经济方面的原因，他刊刻此书的目的也是前两个版本流布不广，而此书于实务有助。许叶芬注意到黄氏、龙氏两个版本内容有错误和省略，但无力增订，遂以龙氏版为基础，缩小了版心进行出版，所以称“缩印”。此本有一定的影响力，光绪二十八年山东书局本即仿此本。
（四）光绪二十八年汤寿潜序本
笔者所见此本有两种。一为上海书局铅印版，一为上海广益书局石印版。
1.上海书局本。书名《熙朝纪政》，牌记题：“光绪壬寅季秋上海书局铅印”。8卷，1册，线装。书19.8×12.5厘米，半页版心17×10.8厘米。白口四周单边双鱼尾。18行35字。印刷尚为精美。前有汤寿潜序，正文后有龙璋跋。汤寿潜序：
今日之掌故，即当日之时务。士生今日，喋喋言时务，而于掌故之荦荦大者，且张口如堕云雾，岂非数典而忘祖哉！《皇朝通考》当代掌故海也，汔〔迄〕乾隆五十年止。闽县王文勤公为道咸间名臣，著有《熙朝政纪》并稿定改《石渠余纪》，于开国以来菿猷茂绩粲焉毕陈。年代既后，所记尤足裨通考之阙。其《渤海图说》一篇，寿潜于丙戌丁亥时依张勤果公于泲南见所藏抄本，已有说无图，不知何时佚脱。《曾文正集》有书后谓为：“谋虑老成，操之有要。”今者隍城、石岛之间猰貐窟穴，追维昔言百里，奚止贤者识大已耶？泲南曾手录副墨。甲午夏初，都中为姚棫卿前辈借抄以去。时复念之，不去怀。近得攸县龙研仙明府璋刊本。梦痕重拾，狂喜无已，亟付图书集成局铸印，庸广饷世之问故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七月，后学浙江山阴汤寿潜叙。
序言中，“菿猷茂绩”似本“茂绩远猷”，大意为伟大的功绩。张勤果即张曜（1832—1891），字朗斋，号亮臣，谥勤果。祖籍浙江上虞，因剿捻、平回乱等军功，累官至山东巡抚。隍城岛分为北隍城岛和南隍城岛，现属山东烟台市长岛县，与大连旅顺口隔海相望，石岛现属威海荣成市。泲南即济南。图书集成局，全称上海图书集成局，是《申报》附属的一家出版机构，曾出版过《古今图书集成》等巨著，也曾因印刷质量为学人所诟病。姚棫卿即姚士璋（1855—？，字棫卿，浙江仁和人），善训诂，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汤寿潜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故称其为前辈。龙璋情况见前，因曾任县令，故称明府。山阴县为绍兴府首县之一（另一个为会稽县，民国时两县合并为绍兴县）。汤寿潜（1857—1917），原名震，字蛰先，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其出生地山阴天乐乡现属杭州萧山）。光绪十二年（1886）入山东巡抚张曜幕，光绪十八年为二甲第11名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补编修。后辞官，入张之洞幕府。参与了东南互保运动，辛亥时为浙江立宪党人首领。民国初年为浙江都督，组建统一党。1917年病逝于家。甲午年（1894）时他正在北京为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参与东南互保及善后，活动于上海、江宁一带。
汤寿潜的序提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首先是《石渠余纪》在光绪朝后期已经有很大的名声；其次是抄本的流布非常广泛，未曾在京师为官的山东巡抚张曜手中也有其稿抄本；再次是抄本比较一致，脱漏也基本相同——如《渤海图说》之图一并不见；第四是无论黄氏本、龙璋本还是许叶芬序本的刊刻数量都不够大，以致一些对此有兴趣的士大夫无法得到，而得到者多视为珍宝。最后一点也是汤寿潜决定再次刊印的出发点。序言中还有一点颇有意思：汤寿潜原拟将书交由图书集成局出版，而最后出版此书的是上海书局，二者不属同一公司，更不属同一出版商。何以如此，尚有待进一步考查。
此本最特别之处为分为8卷——别的版本均为6卷，查看之下，始知为别裁：各篇顺序不变，而另行分卷。此种别裁颇有不合理之处，例如原第1卷为16篇，内容为善政与选举，此本第1卷改为12篇，即将清代相关的“选举”篇目割裂为两卷；原第4卷主要涉及粮食、土地相关篇目，第5卷前半部分为银钱和矿政，此本第6卷将之合二为一，极为勉强。合理者亦有，例如原第5卷涉及银钱铸造、矿政、盐法，而此本将盐法单独为一卷。唯不合理之处过多，尚不如原本之分卷。
2. 上海广益书局本。书名《熙朝政纪》。首页右上“光绪壬寅孟夏之月”，中间“熙朝政纪”，左下“吴碧澄署”，次页牌记题“上海广益书局石印”。8卷，4册，线装。书17×10厘米，半页版心13.4×9厘米。白口单边单鱼尾。16行32字。所有版本中，此本版心最小，字最密。前有汤寿潜序和龙璋本跋。此本校勘堪忧，序言即有诸多文字错误；印刷质量较差，纸张颇劣。
（五）光绪二十八年山东书局本
书名《熙朝纪政》，牌记题“光绪二十八年山东书局排印”。4卷，4册，线装。书23.2×13.5厘米，半页版心16.9×11.2厘米。白口四周双边无鱼尾。12行34字。前有许叶芬序，其文基本与光绪二十四年本序同，唯“雁老此书成于官翰林时，抑抱负可想也！顾京师厂肆传本甚少”改为“先生此书成于官翰林时，书肆传本甚少”；末尾也去掉了“时由翰林守江南”七字。目录尾写有“谨按龙氏本分六卷，今并为四卷，末附刊误”。考其正文，各篇顺序不变，唯第1卷24篇，即自《纪节俭》至《纪大计》；第2卷17篇，即自《京营表序》至《纪库》；第3卷25篇，即自《纪漕粮》至《纪硝磺》；第4卷21篇，即自《纪盐法》至《纪铁斛铁尺》。
（六）宣统元年《碧琳琅馆丛书》本
此本为清末著名藏书家方功惠所辑《碧琳琅丛书》乙部第12本。丛书的牌记为“宣统元年岁次己酉仲秋印行”。从李元度的丛书序言看，似乎此书在1884年即已刊印，但谭镳的序透露出另外的信息：“李次青作序时选定之书已达六十余种，未定者尚多。刻工未竟而方道弃世，其后人以书板积存粤城之万卷楼书店。”也就是说，《石渠余纪》被收入此书并雕版是在光绪十年（1884）前，但并未刊刻，以致面世时已是宣统元年（1909）。可能是因为谭镳长期偏处一隅，不知此书早已有多个版本，所以虽称“刻书之宗旨……以现在通行各大丛书所未有者为其选择之界限”，《石渠余纪》却被选入其中。
书名《石渠余纪》，6卷，6册装，每卷一册。没有序跋，无目录，首页后即为正文。书19.6×13厘米，半页版心12.2×9.8厘米。同黑口左右双边单鱼尾，9行21字。可能是因为其整理时未参考宁乡黄氏本，所以虽同为6卷，但篇目的编排与所有其他版本差别很大。笔者将之与龙氏本就目录做一对比。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推论：1. 王庆云手稿本身并没有进行过很好的整理，外人所得的传抄本各篇顺序可能较为混乱。其中某些篇章的顺序一致没有变化，如各本的第1卷8—15篇，第3卷2—12篇，第5卷2—15篇。也可由此认为宁乡黄氏的整理贡献甚大。2. 方氏本虽有94篇，但所有篇目均出现在其他版本中，只是一些附文独立为篇，因此可以大致推论：至少外人得以传抄的手稿（无法确定的是否是全部手稿）是一致的。
（七）陈宝琛署本
书名《石渠余纪》。无牌记，不知版本信息，疑为家刻本。第1页分3行，从右到左写有“闽县王文勤公著，石渠余纪，陈宝琛敬署”，并有钤印。6卷，6册。书29.1×17.2厘米；半页版心18.5×13.2厘米。黑口左右双边单鱼尾。11行23字。目录之前有《国史列传》之《王庆云传》，此后各本有王庆云传大致自此始。从版本的印刷来看，此版最为精致。后来影响甚大的1985年版《石渠余纪》可能就是根据此本。需要说明的是，陈宝琛为王庆云的孙女婿。
（八）未知本
笔者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各见到一个未知版本。
1.近代史所藏本。书名《石渠余纪》，封面未见书名，未见牌记，亦无序无跋。6卷，6册。线装。书28×17.3厘米，版心18.5×13.4厘米。目录前有《国史列传·王庆云》，黑口左右双边单鱼尾，13行23字。经过对照，笔者发现此本与陈宝琛本最为接近，经逐页对照，印刷内容完全相同。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纸张略次于陈本（已呈黄色，而陈本为白色），纸张稍薄，书页装帧时有多处折页翻转的情况，但油墨似好于陈本，陈本的第5卷、第6卷多处有渗墨，而此本无。
2.国家图书馆藏本。书名《石渠余纪》，6卷，6册。线装。封面未见书名，未见牌记，亦无序无跋。目录前有《国史列传·王庆云》。书25.6×14.5厘米，半页版心18.3×13厘米。黑口四周单边单鱼尾。11行23字。纸张同为黄色。
笔者在北京见到了10个《石渠余纪》的版本，即光绪十四年黄氏本，光绪十六年龙璋本，光绪二十四年许叶芬序本，光绪二十八年汤寿潜序上海书局本和上海广益书局本，光绪二十八年山东书局本，宣统元年《碧琳琅馆丛书》本，以及未知时间的陈宝琛署本，未标注任何信息的两个未知本。唯一未见者为郑小霞提及的“华阳曾懿书刻版大刻本”。
这些版本中成书最早的其实是宣统元年《碧琳琅馆丛书》本，出版最早的是光绪十四年黄氏本。从这些版本的牌记、序跋等信息来看，王庆云及其家人迟迟没有刊印《石渠余纪》，但其传抄本已有一定的影响力，于是湖南宁乡黄氏于光绪十四年出于某种原因刊印了此书。可能是此书印量不足，且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两年后的光绪十六年攸县龙璋经过整理再次出版此书——从卷数和篇目看变动不大，甚至有些改动还不如黄氏本。龙璋本的影响力似超过了黄氏本，以后的各版本多以此本为基础——即使分卷不同，篇目顺序也不变，并多有保留龙璋跋者。陈宝琛署本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加入了《国史列传·王庆云》，这一变化也被后来的版本所继承——尤其是当代的版本。
三、《石渠余纪》还是《熙朝纪政》？
后世的学者多将王庆云的书稿称为《石渠余纪》，但从上文的版本勘定可知，某些版本将书名改为《熙朝纪政》（如许叶芬序本、上海书局本、山东书局本）或《熙朝政纪》（上海广益书局本）。《熙朝政纪》这个书名大概是因为盗版错误而致，姑且不论。《熙朝纪政》的书名，源自龙璋本的跋：“《石渠余纪》，闽县王文勤所撰，原名《熙朝纪政》，稿定后改今名。”此说似当有所本，惜未明言。
而从王庆云及其家人的有关记载来看，此说颇难成立，兹举反证数条。
（一）日记的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五首次出现的书名为《灯窗笔略》，察其内容为王氏本人试图研究与国用相关者，尤其是户部山西司的红册。《灯窗笔略》作为书名还在日记中出现过多次，如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日、十月二十五日、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一日、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六日、七月十五日。考《灯窗笔略》上下文内容多与户部出入有关，如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日言：“《笔略》附录《通考》一则，引案《皇朝通考》所载京师用额以乾隆三十年奏销为准，较今《会典》款目不同，盈缩亦异。由《会典》上溯作《通考》时，将五十年，今后纂《会典》时，又三十余年，时势盖略殊矣。姑录其略，俾司计者参观焉。”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记：“《灯窗随笔·序》就正，及近日所作《纪事》二篇、《纪田赋》一篇，附减浮赋、慎丈量、劝开垦三段。前两篇本试为之，若体裁颇有可取，便专意卒业。尚当与子贞商酌。以文会友，于此处验损益，亦可思过半矣。晚将前后序交绮屏处。”
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记：“星方过谈。携去《灯窗笔略》。午刻回寓。《纪河东盐务篇中》。”
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一日记：“抄《河东下篇》上半，文字太冗，节去数十字，以《圣训》各条附入，未〔末〕以《灯窗笔略》一段互载。”
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记：“琦文甫以户部出入总数借观，颇为详明。校余《灯窗笔略》，互有不同，字细恐伤目力，须重抄方便校勘。内有河东认解河工十六万两，为前三篇所未及。”
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六日记：“十年前伏阙上书，曾有勅部新修会稽〔计〕录之请，而余之《灯窗笔略》，实可为后此践言之藉。日来颇有起色，因不能无动于中。念康熙中之拨乱反正，乾隆中之转匮为丰，或可再见，则由旧即中兴之蓝本矣。践阼夙心，首在澄叙，后来变故不期然而然者，皆非本意，又何虑焉。念及此，仍以养身为贵。”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五日记：“发《灯窗笔略》观之，卷怀又经两月矣。”
其余提及《灯窗笔略》（或简称《笔略》）的内容多失之过简，仅提书名，未知其内容，不论。从记录各条的内容而言，《灯窗笔略》似主要与清政府的财政收支有关，尤其是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条。而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一日条则似乎显示《笔略》与《纪河东盐法篇下》不相关。也就是说，如果认定《纪河东盐法篇下》为《石渠余纪》的篇目（各版本中均为第5卷第14篇），那就可认为《灯窗笔略》是另外的一本著述，一本与《石渠余纪》不同的著述。
而“石渠余纪”作为书名在日记中出现较晚，且仅三次，分别为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十二月初九日和咸丰六年五月十八日。
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记：“向《石渠论〔纪〕》中，河东盐务不图身当其责，而又时值其艰也。吁！”
咸丰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记：“检《石渠余纪》，于前稿添一段。”
咸丰六年五月十八日记：“前作《石渠余纪》戊申、己酉间，于《丁归地粮》一篇未得脱稿，以山西一省地丁合并者多不备具。客岁始从《赋役全书》抽取排比，渐窥其全，约计晋省丁徭全未归地，与未全归地者，尚十余处。昔犹为难，况今日之民力。逮灵宝新添之引，岁得三万余金，此事便有下手处。欲取官书，再校一番，虽烦不恤。”
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确认，王庆云至少在咸丰四年底已将书稿定名为《石渠余纪》，且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而此前也没有提及除上文中的《灯窗笔略》之外的书名。
从时间上看，从道光二十八年至咸丰十一年，《灯窗笔略》作为书名前后绵延13年，《石渠余纪》作为书名集中在咸丰四年至六年。从内容上看，笔涉《灯窗笔略》者多与国计相关，而《石渠余纪》则盐务、丁粮均有涉。查各版《石渠余纪》则从选举、国计到夷务无所不包。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灯窗笔略》的内容后来涵括进了《石渠余纪》之中，未再单独著述。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上文中各表未见于日记记载，但最终出现在《石渠余纪》的篇目中。至于何以咸丰十一年王庆云再次提及《灯窗笔略》，则可理解为《灯窗笔略》手稿仍单独存在。
（二）王庆云的儿子王传璨在其所编《王文勤公年谱》里也只称王庆云写成《石渠余纪》，只字未提《熙朝政纪》之名：“所著《石渠余纪》，于朝政国典，穷源溯流，务悉全体，因时制宜，出以论断，今附刻奏稿后。”王传璨编订此书的时间是在同治八年正月（1869年2月），距离王庆云去世仅7年，误记的可能性不大。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坊间始自龙璋本“《石渠余纪》原名《熙朝纪政》”的说法很可能是一种误传。
结语
王庆云原本走的是清代典型士大夫的道路，读书—科举—出仕。科举之路并不平坦，他花了十年才从举人变为进士，而后又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穿上四品官位官服（道光二十九年为詹事府詹事）——中间有六年半回籍丁忧。到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6年12月）丁忧结束返回京师之前，自觉仕途无望的王庆云甚至和弟弟约好过几年就致仕回乡：“别季父北上，曰：吾无意求显宦，今未五十，遽欲投闲，无以谢戚好。暂别四五年，迟亦不过十年，便归里，联床荆花馆。”而这一别，王庆云直至病逝也没能回到故乡。
道光二十八年初，他在闲暇之余的兴趣使得自己走向了另一条道路。他开始对度支产生兴趣，并着手收集有关资料。这是他撰写《灯窗笔略》的初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连续撰述了多篇与国计相关者，进而扩展至军政、选举等各方面。这可能与他欣赏唐代计臣名相刘晏、第五琦有关，也与自己考察过山西盐政有关。他在度支方面（尤其是开源方面）着重的是盐政，以为改革盐政可“不病民而裕国计”，这就使得他在书稿中多有盐政方面的论述（仅河东盐政就写了《纪河东盐法篇》上中下三篇）。王庆云在写作过程中不仅使用官政书，还大量利用上谕、奏折等档案。奏折部分自然不会开放，除了作为国史馆官员可查阅部分，他还动用同年、同乡的关系查抄户部、兵部等各衙署的档案。这一方面使得各论断有了更坚实的基础，而客观上也造成了自己和书稿在士大夫中的声望，连“九霄之上”的皇帝也知道了他的书稿，甚至以为他已刊刻成书。虽然随后他在顺天府尹的任上干得有声有色，但“计臣”的标签已经打在了他的身上。升任户部侍郎固然让他一展所长，却也进一步加深了皇帝和大员们对他的固有评价。当咸丰三年十一月忽然被外派为陕西巡抚时，户部固然舍不得放手，但在提供军饷支持前线的大义之下，王庆云离开了京师。在此后七年时间里，王庆云先后就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他所做的工作除了稳定地方之外，最主要的就是筹集本省粮饷支援各地的战争前线。在不断发布的“王庆云等无论何款，迅疾解往……”的廷寄命令下，王庆云殚精竭虑，尽力满足了前线的需要。但在那个“功名只向马上取”的时代，辛辛苦苦奋力于后方的王庆云意料之中地升迁缓慢，还累垮了自己。到咸丰九年接到调任两广总督的命令时，他甚至已经无法完成赴任的旅程。当他从武昌退回到陕西、山西，侨居汾州后，至死也没能离开那个地方。尽管祺祥政变后那拉氏想起了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想把他调回京师。
王庆云死后，其子王传璨想为他刊刻《奏稿》，《石渠余纪》则附于其后。可能是因为财力不足，也可能是因为客居异乡（直至同治八年王庆云的棺椁才得以回迁福州原籍），奏稿没能尽早刊刻。光绪三年，王家迎来了一件大喜事，王家长孙王仁堪成为了丁丑科的状元。这件事成了十一年后《石渠余纪》得以刊刻的一个由头——或者说出版商以之为广告的噱头。以光绪十四年黄氏本为起始，在清朝这最后的23年里，《石渠余纪》作为了解“本朝”典章制度，甚至是“时务”“新政”的重要著作，被刊刻了十余次。此书的留存于世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性资料，而围绕此书展开的诸多研究大概是王庆云本人所始料未及的吧。
（任智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