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3日上午，在厦门大学南光一320室，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程美宝教授带来了主题为“由闽入粤潘启官”的学术讲座。在程教授看来，此次演讲既是分享，也是课程教学，通过最近十多天在福建漳泉地区的实地调查与资料阅读，思考如何跨越空间与时间去思考如何联系不同地方所见、如何去联系过去与现在，甚至未来的问题。

程教授的演进围绕着十八世纪曾经的世界首富、清代广东十三行中的重要人物——潘启官的人生经历，讲述潘启官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开创最成功的行商家族的经营策略。道光《南海县志》中留存着广东十三行相关的街区记忆，如同文街、靖远街、灯笼街，其中的同文街便来自于潘启官所经营的同文行。这个行商家族在从潘启官到潘有度的传承中，虽然同文行更为同孚行，但潘有度延续了潘启官的名号，是为潘启官二世。潘启官并非其真名，这个可以继承的名号来自何处呢？程教授首先向我们展示了16-18世纪的洋行贸易及其背后的世界历史背景。潘启官的名号所谓“Qua”也就是“官”，可能与英文中的“cumsha”有关，意为感谢（或礼物），而当时贸易中大宗的茶叶也是其中构成的一部分。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海运而至的茶叶被称作“tea”，而陆运的茶叶叫作“cha”。潘启官此名与当时的洋行贸易息息相关。自1400-1600年之间，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开辟的全球贸易中，其中西班牙是以经营墨西哥至菲律宾马尼拉的大帆船贸易为主，而葡萄牙重点经营澳门，这仅仅是全球贸易的开端。在17世纪，英国、荷兰相继加入到东方贸易之中，并且组成具有较大经营自主权的东印度公司，至18世纪初，港脚商人在印度与中国的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在日后向中国走私鸦片。1757年，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在当时的贸易格局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中国茶叶的支配性出口者，此外港脚商人（country traders）将印度商品输入中国，同时，美国商人也加入到广州贸易之中。与外商相对，中国一方则由洋行商人负责对外贸易，这一时期涌现的富商除潘启官之外，还有来自福建泉州安海的伍秉鉴，又称“伍浩官”。有关行商的研究，程教授推荐了两部著作，其一为范岱克（Paul A. Van Dyke）的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其一为陈国栋的《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

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潘启官家族为何能够成为最成功的行商家族？程教授从潘启的成长经历展开分析。潘启（1714-1788），真实姓名为潘振承，本籍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其后去广东省城营生。程教授在广州中山图书馆查阅到潘氏家族在广东一支的族谱，族谱中的信息反映出潘启及其后裔由闽入粤、逐渐在地化的过程。从族谱上看，潘启父亲和祖父没有出洋贸易甚至从商的经历，但他的同族有“两巷房第十六世潘赏贸易吕宋”的经历，潘启也是“往吕宋国贸易，往返三次”。范岱克将潘启的生意分为“帆船贸易”和外国贸易来讨论，其中帆船贸易便是潘启一直经营的与吕宋的贸易网络，保证了他的白银来源，加强他在广州行商中的竞争力。此外，潘启的成功还在于他通过亲戚与合作者保持着与马尼拉的贸易，同时与江南和广东的丝绸供应商关系紧密，并且他懂西班牙语。潘启在1754年成为广州六大洋商之一，并倡议成立公行，成为公行主席。潘启在晚年不时返回福建，但常住广州，直到去世。潘启之后，其子潘有度接掌同文行，他的成功策略在于几个方面：一是能保证茶叶品质，外商乐意付更高价格；二是善于应付官员敲诈；三是与故乡保持密切联系，收取有关厦门的信息；四是在广州拥有多家夷馆，有租金收入，并在河南岛置有地产。此外，潘有度延续着其父与西班牙、瑞典、丹麦商人的交易。

通过对潘启两代行商的分析，程美宝教授认为潘启家族在地化的历史。从潘振承到潘有度，分别被记载在《同安县志》与《番禺县志》之中，潘振承初来广东时便在广州河南置产，其后潘有度四子潘正炜在1826年建潘氏家庙。潘启家族的历史反映出他们从同安人成为“广州人”的历史。最后，程教授提醒我们要注意三点：一是要在福建看到一个超越福建的世界；二是要看到跟“套话”不同的中国历史，例如“闭关自守”的说法；三是在证据的基础上建立联系，同时也要避免犯时空错误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