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檬教授专访：风雨万里问学路
——“行万里路”习史散记
受访者：郑学檬教授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教育学和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史研究。
采访人：陈灵海教授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法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目前从事于中国古代法律文献、法律形式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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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
郑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您于1960年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到今天已六十多年了，其间，您担任过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厦门大学常务副校长，还连任两届中国唐史学会会长（1992－1998）。这么多年来，您给学生上过很多课，您写过很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指导过很多优秀的博士生、硕士生，除了您在课堂上、演讲时已经讲过的以外，一定还有许多感想吧！
郑学檬教授：
我是一位教师，担任过历史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的教学、培养工作，因为教学需要，就必须做相关的科学研究。大学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正如唐代韩愈《师说》所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于大学来说，“解惑”尤其重要。“解惑”，就是解答学生学习、为人时所遇到的疑难，启发他们深入思考。大约在1964年，我在讲授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书时，突然问学生：什么是“启发”？我解释说：“启发就是当老师说出某个道理（一句话或一席话）时，学生会突然拍案而起，说原来如此！他‘茅塞顿开了。’”学生听后哗然。这就是“解惑”到极致时的教学互动场景。为了做好启发式教学，令学生有“一闻百悟”的“解惑”感受，教师必须努力扩充自已的知识库，进而做专题研究，形成自已有影响力的治学风格，才能对学生有吸引力。教师有“千悟”，学生方可“百悟”，这样才能适应大学教学的要求，即所谓“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渔”者也。启发式就是传授探索的科学方法。我做过大学领导，主要是领导教学管理工作，就是在实践这一培养人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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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
您在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史领域有很多精彩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或选题前后，您是否特别注重到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地区作实地调查？
郑学檬教授：
我对唐五代江南经济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初。那时卞孝萱教授邀我执笔写《五代史话》（1985年，北京出版社），我接触到唐五代江南的发展情况。我的老师韩国磐先生对五代十国史有深入研究。最难忘的是1983年扬州“唐史学会年会”和1987年常州“唐史学会年会”。这两次会议，我认识了许多著名学者，如王仲荦先生（山东大学）、吴泽、袁英光先生（华东师大）、杨廷福先生（上海师大）、黄永年先生（西安交大、陕西师大）、李廷先先生（扬州师院，他于2002年出版了《唐代扬州史考》一书）、魏嵩山（复旦大学）先生等。这两次会议我和李廷先、魏嵩山（复旦大学）等就江南、淮南的经济发展问题有过交流。他们对江南、淮南的生态环境、历史上开发过程了解甚细，对我启发很大；加上大运河的桨声、太湖的波涛，把我带入魂萦梦绕的大运河通航年代。在回厦门的火车上，我和陈衍德同志（他于1978年毕业于厦大历史系，是我授过课的学生，当时是历史系讲师）讨论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诸问题。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1988年6月1日）上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那篇共同署名的文章。之后，我对唐宋江南经济诸问题继续探索，并于1996年在岳麓书社出版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2003年该书修订本由岳麓书社再版。我在《再版后记》中写上自已的感受：“余于2001年10月至12月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所讲学，见听课的博士生、硕士生多有拙作复印本在手。问其缘故，答称：喜欢一读是书，因无书可买，人多复印备用。”才知道本书所论为青年学子所重也。江南是我的家乡，但要深了解唐宋江南社会经济，还得研究前人的著作和他们的考察资料。此后，我利用各种机会，进出江南各地，从杭嘉湖地区到赣东北、赣南、湖南，看鄱阳、洞庭共长天一色，登天目、衡山与流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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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
“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与西域、亚洲与欧洲及非洲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华民族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向内输入各种文化的大动脉，您在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实地调查一定收获特别多吧？
郑学檬教授：
我于1980年到西安参加中国唐史学会成立大会，成为该会的“一大代表”。会后访问了敦煌莫高窟。记得在莫高窟分组参观时，我们组除了做唐史研究的人外，还有王朝闻、古元等名家，他们对壁画的议论，令我茅塞顿开。那时到敦煌莫高窟参观的人不多，我们住在莫高窟招待所，看了一天壁画，记得许多壁画没有严重氧化退色。王道士（圆箓）发现藏经洞保存完好。这是我第一次访问莫高窟，感动莫名。
1983年，我又受韩国磐师委托，到兰州参加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开会时有幸坐在季羡林先生对面，聆听他的讲话。会上讨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令我首次接触到这一国际学术界触目的研究领域，会上我提交的论文是《从敦煌文书看唐代河西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1992年至1998年我担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因学术会议多次去兰州、敦煌、新疆考察，对陆上丝路的认识，日渐加深。
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考察阿斯塔那墓葬区。大约是1983年初访吐鲁番高昌古城的时候，我们去了那里。那是一片戈壁滩，方圆有10多公里，当年是高昌故城居民的墓地。承蒙吐鲁番博物馆同志的带路，在一片戈壁滩停下，从戈壁墓地的一条斜道走下去，地下室的门打开，见到里面是一间几平米大空地下室，墙壁刷着白灰，中间一块木板，架在两头的条櫈上。尸体（木乃伊）则已搬走。
走出地下墓室，回到吐鲁番博物馆，看看那里一排僵尸（木乃伊）之后，就明白了当时的安葬多么简单。这次考察阿斯塔那墓葬区的墓室后，我写了两篇与此有关的论文。一篇是《吐鲁番出土文书“随葬衣物疏”初探》，一篇是《悟空何故随玄奘——西游随笔之五》。
《吐鲁番出土文书“随葬衣物疏”初探》写于1984—85年。所谓“随葬衣物疏”就是我考察过的阿斯塔那墓葬区墓室里被移走的死者随葬器物清单。虽然我在1983年考察时没见到这些随葬器物清单，但以后接触到正式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5册收录的43件“随葬衣物疏”时，我立刻回忆起进入墓室情景。这种场景的记忆，强化了我阅读“随葬衣物疏”时思绪的开放力度。从而对这批墓葬文书其祈求冥福意义的判断，指出“随葬衣物疏”反映了高昌人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财产观念；并对“随葬衣物疏”的历史研究价值作了分析。后来，据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池田温教授，曾有一次指定此文为博士生阅读的参考文献。
第二件事是2000年夏，经乌鲁木齐去敦煌参加纪念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大会。我在乌鲁木齐逗留期间，抽空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为一幅壁画所吸引，这幅题名曰《东晋人生活图》的壁画，由四小幅画拼成，其中两幅各有七株红色果树素描，果实排列成北斗七星状，果实的心是红色的，外描黑圈；其中一幅的左右上角有一园框，框中有人头像，大眼，尖颔（下巴），脸的周边有浓密毛发，疑似猴脸。整个画面有孙猴子偷窥仙桃之意境。这幅画出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区，是从墓壁上切割下来的。因为我有考察阿斯塔那墓葬区墓室的经历，马上对这幅壁画定性发生怀疑。于是即从博物馆去书店，觅得王炳华先生主编、刘文锁著文的《新疆历史文物》一书，查知这幅壁画确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墓中壁画的一部分，不过，刘文命名为地主“庄园生活情景”，实属“望画生义”，未审其文化内涵。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中还出土十二生肖俑，如鸡首人身，猪首人身，当然也有猴首人身。所以画面的七株红色果树素描，应是北斗七星；框中有人头像疑是猴首。
我判断：北斗七星、神猴（哈努曼）是印度文化中的保护神，这些传说、壁画出现在吐鲁番——丝绸之路的重镇，证明印度文化随着中印经济文化交流传入内地。当然，孙悟空的出现，自必融入中国元素。于是我写了随笔《悟空何故随玄奘——西游随笔之五》一文，在该文中我对《东晋人生活图》的壁画作了辩析，并对孙悟空形象的形成作了蠡测。之后，恰逢在北大的临湖轩召开唐代基金会，我和王炳华同志都出席了，我对他说了关于《东晋人生活图》的看法，他表示认同壁画里七棵果实是北斗七星的观点，但表示那两个头像是否猴首，尚须斟酌。他回去后，给我寄来了《东晋人生活图》的照片，体现了一个考古学者的求实精神和严谨作风。
第三件事也发生在2000年夏天。在纪念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大会后，我们厦大几位同志去天津开会，途经甘肃天水，参观了麦积山石窟。承蒙该馆馆长的优待，我们看了多个的石窟。麦积山有149个洞窟，7000座塑像，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这些佛像展示了从北魏到明清中国佛像的艺术风格的流变，所以它是一部石窟艺术史、一部丝绸之路上希腊、中亚佛教艺术东渐史，极为珍贵。最令我难忘的是开凿于北魏的121窟，里面有一对高约1.25米的彩塑菩萨与十二、三岁少年弟子塑像，一个是带发比丘尼（小尼姑），一个是光头小沙弥（和尚），两人并肩而立，依偎一起，俩小无猜，一副清纯模样，可爱至极。也许他们了领会佛的启示，发出内心微笑；也许什么人带来家父、家母的温馨嘱托；也许听到什么趣闻而走神，切切私语。他们初识人生，迷惘多多，然而正是如此，他们才是胸无心计而清纯极致，内心达到了人性与佛性的统一。我在他们身上感悟到艺术的力量，在以后的研究中特别注意宗教艺术的启示。回来后，我写了《自古少年出真情》、《天上人间麦积山》两篇随笔。
其实，西部考察，给我的研究启发太多，可以说“开封释滞”，受益无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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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
您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的实地调查中，有哪些发现和启迪？
郑学檬教授：
我曾写过多篇关于福建经济史和海上丝路历史的论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的研究是我在厦门大学工作的区位环境所促成的。《福建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一文是1989年出版的《福建经济发展简史》的“代序”，该书是当时我国第一批博士导师之一的傅衣凌教授命我主持编著的，作为福建改革开放的背景资料出版，参与者多是他的硕士研究生。其他有关福建经济文化史文稿，写作的初衷类似，都是为福建的改革开放而呐喊。
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几篇文章写作，是从讨论历史上福建茶叶输出问题开始。除了搜集文献记载外，我开始阅读英文《维基百科》网站上的相关文章，后来进而阅读一些国外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英文著作（包括阿拉伯文英译著作），逐渐明白茶叶在地理大发现后的东西方贸易中的举足轻重作用，《海上丝绸之路和福建茶贸易》一文反映了我的这一认识。
《“安南通天竺道”与“海上丝绸之路”补论》、《隋唐五代海上丝路研究若干问题补论》、《唐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和岭南、江南社会经济研究》等三篇文稿是我这两年写的学习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体会。最使我感奋的是读了桑原骘藏《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乔治·侯若尼《阿拉伯海上航行》〔GeorgeF.Hourani,ArabSeafaring（revisedandexpandedbyJohnCarswell）〕、马卫集《马尔瓦兹对中国、突厥与印度之记述》（SharafAl-ZamãnTãhirMarvazīonChina，TheTurksandIndia）、范迪梅·伊利瑟夫《丝路》（VadimeElisseeff，TheSilkRoads）、阿什和塔尔波特《印度先于欧洲》（CatherrinB.AsherandCynthiaTalbop，IndiabeforeEurope）、约翰·伊尔范斯各克《丝路上的佛教和伊斯兰教》（JohanElverskog，BuddhismandIslamonsilkroad）等书及《诸蕃志》等著作以后，极大地启发了我的探索与海上丝路相关未竟问题的热情。
有几次交流请教和实地考察，对认识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层问题极有帮助。
早在本世纪初，我写过一篇《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与唐代的航海技术》一文，主要讨论“为何鉴真及僧人会选定十二月东北季风盛时去日本？”这个问题，揭开这个迷底的关键可能是如何利用季风问题。正因为利用季风问题上的经验不足，使他们的船一出长江口即随强劲东北风或驶向西南方向，或直向南方，飘到海南岛。但是，有关作者只肯定鉴真弘法不惧艰难的勇敢精神，而我则以为光说信仰的精神因素不够，其中必有技术问题。后来我读到张说和杜甫的诗，找到切入点：帆的角度——侧帆航行技术。张诗有“奇帆侧舵弄风口，赴险临渊绕湾浦”句；杜诗有“奇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捎濆无险阻。”句。我从中理解帆的角度和风向、航向的关系。从力学原理上说，侧斜风W吹到船帆AB的时候，从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可以知道，风力将分解成L和D方向的两股分力，L方向的分力推动船只前进。实际情况是：帆船航行的动力和飞机机翼产生升力的原理类似，是由空气压力变化产生的。帆的凹处压力高，产生往外推的推力；而帆的凸处，压力低，产生往外拉的拉力。此两者相比，拉力比压力效果更大，但最终方向是一样的，所以风吹在帆面上的力可以分解为沿帆面的阻力D和垂直于帆面的力L。在船只航行的时候，L风力可以分解成T、S两个分力，T是有效推动船只前进的分力，S却是推动船只侧向移动的分力。所以，可以判断鉴真第二次出海，在舟山群岛触礁，可以认为是船只出长江口，骤遇强烈的东北风，L方向的分力偏西南，L的分力的T分力转向西，实际航向为正西南，插入舟山群岛的桑石山，在“风急浪高”中，船只触礁而破。以上是一种类似模拟实验的解释。
为了慎重起见，我特地把下面这幅示意图送给有航海经验的原厦门集美航海学院副院长李连亭教授看，请他发表意见。他说，关于这幅风力与实际航向的示意图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要注意长江口有一个迴转流，它成因于长江口的喇叭口状地形，在潮汐作用下形成顺流与顶流交替的迴转流，这一自然现象即使在唐代也应存在。鉴真的座船是十二月“举帆东下”到太倉的狼港，等了一个月，“待好风发”。我们不知道他们从狼港“待好风发”的时间，因而无法判断当时的长江口的迴转流是顺流还是顶流。李教授认为，这对鉴真的座船航向有影响。
参考李教授的意见，经过分析，我以为鉴真的座船有可能在离开太倉狼港、进入长江口南水道（8世纪苏州的海岸线在今黄浦江一带，浦东还是浅海）时，立遇迴转流，但因属平潮，逆顺迴转流向不明显，在强烈东北风驱使下，实际航向为正西南，插入舟山群岛的桑石山。
鉴真第六次出海航行成功，关键是帆的操纵技术正确。从常熟黄泗港所在的纬线与黄泗港到冲绳的直线，几乎成45度角，根据上述帆船航行的风动力原理和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当东北季风吹到南下的船只船帆的着力点时，L方向的分力顺着45度角向东南方向，东南方向分风力强，该风力又分解为T和S，T是直接驱使船只前进的动力，而S对于T来说，是横向飘流的分力，非常清楚这样的风力作用结果只能使船只的实际航向必然向东南偏东方向移动而对准冲绳某一登陆点，导致船只顺利登陆（参看图示）。
图：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登陆冲绳示意图
我对鉴真第六次东渡成功的解释，至今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至少说明逆风行驶技术，在唐代已有成功的经验，比学术界所知要早几百年。这里一个关键是史料发掘和对航海经验的吸收。如不了解风帆的力学原理和长江口有个迴转流，就很难知道鉴真几次失败和一次成功的原因，只能求助于精神层面的臆测，当然没有说服力。这个例子说明，历史研究也要懂一些理科知识。认识世界，没有文理之分。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情况，我在写作前，有过三次国外考察。第一次是2013年春节随家人赴印尼峇厘岛度假。这次旅行考察使了解季风和海流、赤道航路温度、湿度对海上丝路东西段及货物运输的影响。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夏季刮偏南季风，冬季刮偏北季风。每年的十一月东北季风盛时，是南下航行的季节，因为可以顺着南下的沿岸流，出南海，经越南东海岸航行；每年的四、六至八月，利用强盛的西南季风和爪哇海流(流经加里曼丹与苏门答腊海面，北上南海、台湾海峡等海域）回程。现在这已是常识，但在唐代还只有航海家和海上商人才知道。
我们先由广州飞新加坡，而后转飞巴厘岛，该岛坐落在爪哇岛东部，赤道南方8度。该岛由于地处热带，且受海洋的影响，气候高温多雨。年平均温度在21℃-33℃之间，平均湿度约在60%-100%之间，四季葱绿，生气盎然。苏门答腊岛坐落在印尼的西部，赤道横贯中部，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带。印尼的雨季在每年十月左右到第二年的三四月，维持整整半年的时间。巴厘岛的雨季从每年的十一月持续到第二年的三月。这一气候特征，使我了解到唐宋时代从广州出发，经占城、暹罗、室利佛逝（又称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南部巨港一带）正好是当地雨季，气候高温多雨。所以我得出结论：海上运输的防潮问题难以解决。所以如丝绸、茶叶等货物若在室里佛室利佛逝（三佛齐）停留至雨季结束，自必发生霉变，所以疑其不能大量出口。日本学者关于海上贸易中，“特别是宋代以后，陶瓷器已取代丝绸，而成为南海贸易中最引人瞩目的商品了。”也就是说，宋以前出口丝绸为主，这一判断是否正确？因为没有考虑气候因素，需要讨论。而且，直到明初郑和下西洋，丝、瓷出口仍然并重。《印度先于欧洲》一书写道：“他们出售中国丝和陶瓷器，此类物品无论印度或它的西方地区，需求量都很大。”这是该书作者引马欢记载后说的话，时间是十四世纪中期，这个时候中国在印度的交易仍是“丝和陶瓷器”为主，可见很难说陶瓷器已取代丝绸了。前面的分析中，已说明在葡、荷、英等欧洲人到来之前，也就是蒸汽轮船取代帆船运输之前，丝绸贸易“不能估计过高”。
海上丝路东段（马来半岛南端雕门岛至广州）沿着热带雨林气候带航行的影响还表现在早期茶叶的运输上。一则英文记载说：“茶叶长期放在船上，容易霉坏，以致让英国和荷兰考虑进口从陆路经俄国运来的茶。俄国关税令茶的花费太多，然而，这个方案放弃了。”因为16、17世纪从广州到里斯本帆船的航程约需15—18个月，所经过热带雨林气候航路高温潮湿，茶叶比丝绸更易霉坏。18世纪初，茶叶进入英国中产阶级享用的物品范围，并开始向大衆饮品过渡。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取代荷兰控制着印度至东南亚、中国贸易。英国进口中国茶叶数量不断增加，到176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总货值达1587266（两），其中茶叶货值1370818（两），占总货值86%。18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西方大国能造大型帆船了。这类船大，载货量巨大，高利润货物茶叶、香料、纺织品和陶瓷器送给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
以上是峇厘岛旅行考察中体验赤道南北温度、湿度，联系东南亚季风和海流知识，终于对海上丝路东中段及货物运输的影响问题作出比较科学判断。
第二次海上丝路考察。关于海上丝路西段（波斯湾、红海至印度）航路情况，我也是不甚清楚。2014年6月2日，我参加了我们厦大邻居为主的旅游团，乘坐荷航KL884航班，从厦门起飞直往阿姆斯特丹，转葡京里斯本。这次旅游线路由我设计的，因为我想看一看葡萄牙里斯本的达伽马墓和西班亚塞维利亚大教堂里的哥伦布墓，了解一下海上丝绸之路的西段开辟情况和这两位航海家的丰功伟绩。在里斯本的海岸罗卡角，我望着水天一色的大西洋，领略如诉如泣的刮耳风声；在海滨小镇卡斯卡伊斯，我回味着在这里的创作的007小说，想象作者伊恩·弗莱明彻夜难眠，文思泉涌、震惊世人的日日夜夜；在贝伦塔（建于1515—1521年）和航海家纪念碑，我们想起了达·伽马等伟大的航海家。在航海家纪念碑附近的教堂里，我看到了达•伽马和葡萄牙作家达·伽梅斯的大理石石棺，棺盖上躺着他们的雕像，达•伽马双手合什，指尖向上，似在向上帝祷告，祈求葡萄牙的航海岁岁平安。1497年7月8日，达·伽马的船队从特茹河口出发，南向非洲西南端，环绕好望角，顺莫桑比克海流，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知道香料也出在印度的东边，于是有了“东印度”的域名，最后东向马六甲，到达爪哇、加里曼丹、澳门，由香料贸易导出丝绸、棉布、瓷器贸易，形成后世称道的“海上丝绸之路”。贝伦塔是葡萄牙古老建筑之一，它的独特建筑风格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人们所景仰和怀念。在历史上它曾是海关、电报站，并用作灯塔导航，也曾是监狱。在大航海时代，也是航海家们的起点。每当晚霞布空，多少妇女老人在塔侧橡树下，翘首等待远航的丈夫、儿子归来！当时我有拙诗一首云：
《贝伦塔》
贝伦塔上望帆桅，
特茹河涌心潮催。
胡椒人爱利令熏，
豆蔻衣香百味来。
伽马航海东印度，
几人欢乐几人悲。
从来逐浪英雄出，
落日何曾问夫归。
注：
1、葡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为纪念达•迦马抵达印度下令建造贝伦塔，坐落在特茹河边，既可让航海者家人等候亲人归来，又可作燈塔引航。
2、胡椒和豆蔻、豆蔻衣是当时东印度（今东南亚）运到里斯本的主要货物。胡椒、豆蔻用来调味，豆蔻专用烹饪甜味食物，如布丁、蛋糕和饼干。也用来做香肠调料。
图：贝伦塔
我凭吊了达·伽马墓以后成诗一首云：
《吊达·伽马》
好望角远腾激浪，
伽马志坚雄心壮。
向导领航事过半，
顺流莫桑帆北上。
印度洋风称天意，
惊梦依稀向东方。
长眠故土人拜敬，
船过三洋活万商。
注：
1、当达•伽马船队于1497年4月14日来到马林迪，觅得向导阿拉伯领航员艾哈迈镕•伊本•马吉德。
2、达•伽马率领的船队依靠领航员马吉德的导航，于1497年4月24日从马林迪启航，顺着莫桑比克海流北上，并转而乘着印度洋的季风，于5月20日到达印度南部大商港卡利卡特。中国早在唐代或更早，已有船只至卡利卡特，明代郑和的船队曾到该港驻留。因此，达·伽马的到达，历史上大西洋经印度洋到太平洋西岸中国的航路第一次打通了，引发了东西方的直接贸易，引得万商活跃，货畅其流，其功也伟。
3、三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
经检索网上信息资料显示：每年的10月至来年的3月-4月，北印度洋海面，盛行东北季风，孟加拉湾的海水流向西南，南绕斯里兰卡岛，与阿拉伯海流向西南的海水一道，形成了东北季风洋流。这股洋流汇合北赤道暖流，沿赤道东流至苏门答腊岛，形成相当明显的赤道逆流，在北印度洋海水呈反时针方向流动，为气旋型的大洋环流。从5月到9月，西南季风盛行，海水运动的趋势大致与冬季相反，向东或东北流动，南赤道暖流的北分支在季风作用下越过赤道，进入北印度洋，沿索马里海岸向东北流动。尔后，海水从阿拉伯海向东绕过斯里兰卡岛西海岸南下，与南赤道暖流汇合，使其得到加强，而赤道逆流就不复存在了。于是在北印度洋，海水沿顺时针方向流动，为反气旋型的大洋环流。
这一复杂海流情况，达·伽马船队并无识别能力，只有阿拉伯领航员，才有经验驾驭船只顺流北上。达·伽马找到了阿拉伯领航员马吉德，于4月24日从马林迪启航；还找到印度商人做导航员，乘着印度洋的季风，一帆风顺地横渡了浩瀚的印度洋，于5月20日到达印度南部大商港卡利卡特。
在里斯本，我们游览了著名的自由大街，虽然它不比厦门的中山路豪华热闹多少，但它的凯旋门和贸易广场码头的壮观气派是厦门无法比拟的。这座码头是17、18世纪以来葡萄牙繁荣的象征，那时，在达·伽马等航海家开辟的东方航线西端港口里斯本，东方的香料、瓷器、还有丝绸、茶叶，源源不断从这里卸货，然后转运欧洲各地。而今却是一片沉寂，码头成为人们赤膊晒太阳的地方。西方多闲人，所以酒吧、咖啡馆、草地、广场往往人如晒鱼。也许这就是他们的福利使然。
离开里斯本，当天中午进入西班亚的梅里达，参观了罗马时代建造的古桥，那里有很多罗马时代的古建筑，但是没能一一参观。西罗马衰落后，西哥特人占领此地，也在这里定都。摩尔人入侵，梅里达逐渐衰落。1230年之后，在天主教国王统治期间，梅里达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开始得到恢复。我们走在小街上，店铺多关门，一问才知道他们午休时间从中午2时半至下午5时半。生活多优闲，游人也入梦。
告别梅里达，开车直向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西班牙广场PlazadeEspaña之雄伟壮丽令人惊叹。这个广场是为1929年伊比利亚美洲世界博览会所建。它的建筑特点有古罗马式的回廊，摩尔风格的拱门，金黄色的墙砖等等。塞维利亚大教堂也令人倾倒。它始建于1184年，是摩尔人建的塞维利亚大清真寺，摩尔人被驱逐后，15世纪清真寺被拆毁，在原址上建造塞维利亚大教堂。它曾是基督教世界里最大的宗教建筑之一，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并称为世界三大教堂。导游介绍说，改为基督教教堂后，原为清真寺的宣礼塔——希拉达塔（Giralda），16世纪并未拆毁，而是改建为教堂的钟楼，在高塔的外立面上既能看到阿拉伯风格的网格装饰和马蹄形窗，又能看到文艺复兴风格的钟塔。说明基督教能包容伊斯兰教文明，所以，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教堂塔楼至塔顶高98米，塔顶雕塑名为ElGiraldillo，代表信仰。塔内没有楼梯，而是环形坡道，我是本团唯一一位购票进入，顺坡道登上36层、70米高瞭望塔的人。教堂内金器展览和哥伦布石棺，是值得提到，因为哥伦布是从这里经瓜达尔基维尔河出海，横越大西洋，发现美洲。以后麦哲伦通过太平洋航行到菲律宾。
在欧洲航海史上，哥伦布是史诗般的人物。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巴罗斯港出发。加的斯港位于西班牙西南沿海加的斯(CADIZ)湾的东南侧。
见到哥伦布石棺，想起了他的探险历程，不禁唏嘘不已。哥伦布航海目的是去印度和中国。当时他对大西洋大气环流和海洋环流缺乏了解。大西洋北半球为东北信风，南半球为东南信风。信风风向稳定、风力较大（3～4级），成为大西洋中重要风带，并是大洋表层洋流形成和维持的动力。他出海之后一路上基本上都有顺风的东北信风相助，到达他命名的圣萨尔瓦多（今巴哈马群岛）。当时哥伦布认为这个岛是日本群岛的外围岛屿，在亚洲的边缘，便把这一带称为西印度群岛，把当地居民称为印度人。哥伦布的航行，揭开了发现新大陆的帷幕。
同时也联系到海上丝路西段的研究，必须根据北印度洋的大气环流和海洋环流问题。这一思路帮助我破解阿拉伯成功掌握红海（波斯湾）到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成功原因。下面是我在文章中的一段论述：
为什么是阿拉伯商人，而不是希腊、罗马商人首先航向中国，最先贯通海上丝绸之路呢？这是因为当希腊船只乘夏季的地中海季风来到红海停泊时，从6月至10月，印度洋的西南季风正好来临，西印度洋风吼涛怒，这个时候没有航船出没。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又缺少港口，在西风强烈时离岸逗留是很不安全的。到了11月至翌年的3月，东亚的东北季风盛行，这时，希腊船只又“象在地中海那样，毫无顾忌地张着横帆，不能用阿拉伯的船头、船尾成直线，纵向航行技巧（fore-and-aftcraft），所以，他们只能继续远远沿着阿拉伯南部沿海航行。”就是说希腊人航海技术的缺陷，亦即没有掌握逆风航行技巧，无法准确应对西印度洋的西南季风、东北季风，所以没有把地中海的航海优势转变为通向印度洋的航海优势。反之，阿拉伯人则学会了利用西印度洋的西南季风、东北季风，掌握逆风航行时帆的操作技术与航向，先于希腊人控制海上丝绸之路西段的海上航行，赢得了控制从红海到印度西南海岸的海上航行、贸易权。
那么，为什么阿拉伯人航海选择三角帆而希腊罗马人选择横帆呢？关于阿拉伯人航海选择三角帆问题，我推测这和阿拉伯人的生活经验有关。在阿拉伯人生存的沙漠地区，风沙漫天是常见现象。但是人们不要忽视一种自然界现象，即在沙暴袭击下，沙丘锋面易呈三角形，不易有别的形状；因为对于沙丘来说，三角形最稳定。这一种自然界现象，令阿拉伯人对三角形特别敏感。联想到埃及沙漠里的三角形金字塔建筑、三角形拼成的阿拉伯数字就不会怀疑以上分析；正如中国北方古人对方形特别敏感一样，所以有井田、四合院、方块字等形制。当他们发现印度东海岸三角帆船后，就很快接受并学会使用。三角帆在风力鼓动下，稳定性大于横帆与竖帆，因为其重心低，易于操纵。三角帆成就了阿拉人的航海之梦。当然，这一解释是否正确，还可以研究。
关于阿拉伯对三角形物体的认识，敦煌莫高窟月牙泉沙丘可作为旁证。据说：“由于环绕月牙泉的沙山南北高，中间低，自东吹进环山洼地风会向上方走，风力作用下的沙子总是沿山梁和沙面向上卷，因而沙子不会刮到泉里，沙山也总保持似脊似刃的形状”。我也想不到以后在分析阿拉伯人识别三角形时，受到这一自然景观的启发：在沙暴袭击下，沙丘的迎风面沙子总是从沙堆的底部往丘顶滚动，风暴停止后，在重力的作用下，沙粒瞬间泻下，其时沙丘锋面呈三角形，不易有别的形状。我的分析得到一位数学教授的首肯，他说重力作用下沙丘沙面一边在沙粒滚落时只能是三角形的。日常生活里处处有学问。书到用时方知少，一闻千悟机缘在。
此外，埃及的金字塔、阿拉伯三角形拼成的数字，也可证明阿拉伯人对三角形的熟悉与应用，
上三图：三角形组成的阿拉伯数字（转录百度网《阿拉伯数字怎么来的》）
海上丝路历史考察的第三个例子是2017年8月30日的浙江龙泉之行。我在研究海上丝路的产业链时，发现南宋、元代的出口瓷器中，“处州瓷”占有重要地位。我想弄清楚“处州瓷”的生产与道教文化有什么关系？于是而有此行。我据有关资料，判断中晚唐以后，江南道教形成了三个文化圈：茅山为中心的苏南道教文化圈，黄山—三清山—龙虎山—武夷山的赣东北、闽北道教文化圈，仙霞岭—雁荡山道教文化圈（与此文化圈邻近的是天台山、括苍山道教文化圈）。其中位于闽东——浙西南的洞宫山是武夷—雁荡山道教文化圈的联接点。龙泉窑分布在瓯江上游，其支流及于毗邻的闽东北浦城、松溪和政和等县。龙泉窑又分哥窑、弟窑，又称处州窑。龙泉窑既有哥窑的黑胎青瓷，大部分是弟窑的白胎青瓷。龙泉窑处于赣东北、闽北、浙西南，在道教文化圈，武夷山—洞宫山—雁荡山道教文化圈的联接地区。
道教和两窑瓷器生产有什么关系？从技术背景看，道家是经验主义的实践者。道家的炼丹术的早期火法炼丹，无疑对烧制瓷器的选料、温度控制、辨色等工序的经验积累极有帮助。
传统的石灰釉（以石灰石和瓷土，以CaO即生石灰为熔剂，氧化铁为着色剂），在高温条件下釉的粘度比较低，釉层薄，透明度高，光泽度好。南宋时龙泉窑在传统的石灰釉基础上，发明了石灰—碱釉，即将石灰或石灰石与砻糠制成“乌釉”，再掺入传统釉料，制出来的釉粘性大，釉层厚，釉面外观饱满，烧成后，“器物表面呈现一种柔和淡雅，有如美玉般的上佳效果”。成为青瓷发展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2017年8月30日，我在龙泉市瓷器博物馆调查时，承馆长余锦辉先生解释说：龙泉窑发明的石灰—碱釉，使用的是草木灰，不是砻糠，草木灰（碳酸钾K2CO3、硫酸钾和氯化钾）含钾，在釉中呈碱性反映。此外，烧瓷时以砻糠灰垫底，防止粘底。此说与上引文字观点不同，存录备查。从龙泉瓷的纹饰看，南宋的龙虎瓶，元的云鹤盘，明的李白与神仙碗等瓷器，足以证明道教文化的影响。道家“道法自然”，所以对色彩的选择，受青山绿水的启发。水绿，绿深则蓝；草木青葱，青深则蓝。从意境到物色，道家的自然主义选择影响着哥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发明的石灰—碱釉，使青瓷器“柔和淡雅，有如美玉般的上佳效果”，并且还有复古倾向。难怪古瓷专家评论哥窑时说：“宋瓷汝、钧、哥窑诸瓷器，凝重古雅，而瓷质之腴润，釉色之晶莹，历千载而常新。”就是说在复古形式中，复活新的意境，即道家“无中生有”之谓也。
图：明李白与神仙碗（龙泉市瓷器博物馆藏）
这次龙泉窑的调查，我还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我访问了龙泉一个道观时，见到一个做瓷的道徒，叫叶传应，他住芳野村，专攻南宋黑胎青瓷。初此学制瓷，几经失败，后来终于在老艺人李怀德孙子的帮助下，攻克紫金土含铁量不同的温度控制问题。他在烧制时把升温控制好，使薄胎、厚釉、软胚的黑胎青瓷成功烧成，客商视为精品，因而脱颖而出。他说，起初做瓷只是为了谋生，只想把产品卖出去。许多次失败，却使我醒悟到，好的南宋弟窑黑胎青瓷是令人清静的器皿，要提升自已的价值观，融入瓷文化的精神世界。他说青瓷有令人清静入心的意境。这也是道家思想影响的一种表现。
龙泉访瓷，不仅找到海上丝路出口商品“处州瓷”的产地，而且悟出南宋黑胎青瓷的文化意蕴，一举两得。
5
采访人：
您出生于浙江，但在厦门读书和工作，在福建这个地方已经住了很长时间，非常有感情了。闽粤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广州很早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福建的泉州则是宋末至元代时的世界级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您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方面的实地调查成果？
郑学檬教授：
福州、泉州、漳州，历史上都是不同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我认为历史上海上丝路的起、终点港是变动的：“从历史上说，海上贸易地点是从南往北位移（北方黄海航线可能例外）的：先秦时期，南方沿海港口无明确记载；两汉三国至南朝，交州（交趾、龙编、安南）、合浦、徐闻、番禺均为南方沿海的贸易地点，互为补充。因为当时航海技术落后，只能沿海岸航行；南海各小国交易货物零散，因而有就近贸易习惯。”至唐代，还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将安南（又曾称交州、交趾、东京、龙编）置于广州之前，因当时安南仍是通南海各国的大港。中唐以后，广州是最大的港口，但阿拉伯船只已经偶而抵达福州、明州、扬州。宋元时代，广州、泉州、福州、温州、明州、杭州（澉浦）等地均有外国船只到达。杭州的澉浦港、泉州港在南宋、元初都很出名。马可波罗称澉浦港的“其地船舶甚众，运载种种货物往来印度及其他外国，因是此城愈增价值。”至于泉州港（刺桐港），马可波罗云：“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贵重货物咸莅此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我敢言亚历山大（Alexandrie）或其他港运载胡椒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者，则有船舶百余”。泉州自五代至元代，为东方大港，至今日为福建的骄傲。但是，泉州港在元末因战乱而繁荣不再，至明初因海禁而衰落。另一原因是泉州本非深水良港，晋江口的淤积，滩涂漫延，使日益先进的船只不易进港停泊。
但是明代泉州的对外贸易仍未停止，泉州活跃于东南亚各国。一个重要证据是《明代航海图》的发现。2017年1月24日我在台北“三民书店”淘书，见到汤锦台著《闽南海上帝国》一书所附的《明代闽南人航海图》，印刷精美，很有研究价值。据该书“附录”《一幅展现明代闽南人海洋视野的地图》详细介绍这幅地图发现经过及其意义。现摘要如下：
图绘于长一·五公尺、宽一公尺的薄纸上。图承袭了明代彩色地图的绘制特点，又呈现类似十七世纪欧洲地图的写实风格。绘有以泉州为起点的往来浙江、日本、琉球和南海诸邦，甚至是印度洋船舶实际航行路线。该图是一位英国舰队司令收藏，后转给伦敦著名律师和法学与东方学者雪尔顿（JohnSelden，1584—1654）收藏，1659年，根据舰队司令的遗嘱，雪尔顿把该图和中国罗盘、中国书册交给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收藏。2008年1月美国乔治亚南方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伯切尔博士（Dr.RobertK.Batchelo）发现了这幅地图，经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专家修复（原图破损严重），重见天日。
汤先生经考证，推断《明代闽南人航海图》成于1619年之后，或荷兰占领台湾之前。地图的绘制人可能是泉州的海商。不管怎样，《明代闽南人航海图》的发现反映了明中叶以后福建海上贸易的发展。
接着时葡、西、荷等西方国家东来，海上丝绸之路从“西洋”贸易（指西至阿拉伯、印度、东南亚的贸易）转向“东洋”贸易（指东至西荷占据的台湾、日本、美洲、欧洲的贸易）。当时漳州港（月港）已取代了泉州港，详情可见明张燮《东西洋考》一书。这是一个历史转折年，美国历史学家谭慕兰（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加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名著《大分流：欧洲、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即以这个时代为背景。
（《明代闽南人航海图》）
6
采访人：
您对宗教史也有精深的研究，曾提出过“印度佛教为什么向东而不是向西传播”，也就是“印度佛教为何传入中国、韩国、日本及东南亚诸国，却不传入欧洲“这样的重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您作过哪些实地调查，获得过哪些文献以外的证据？
郑学檬教授：
关于宗教问题我没有做深入研究，只是提出过一些困惑问题，请教专家。
第一个例子：我为什么要提出“印度佛教为何传入中国，而不传入欧洲”问题？起因是我多次西部之行中，发现佛教文化是丝路上传播的最主要文化现象。也许我孤陋寡闻，我没看到解释这一现象的文章。
2004年初夏，在福州大学的一次学术活动中，我有机会和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教授、北大汤一介教授一起，我就问他们：“印度佛教为何东传（中国）而不西传？”施舟人教授回答说，佛教曾经西传，一些教义和制度曾被基督教部分吸收。为了避免记忆的错误，过了几年后我又去信请问施氏，他回信云：“佛教向东传播而不是那么多向西传播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问题，首先要联系早期佛教自身的发展历史。佛陀自己在他临终时曾预言说，他的学说要从印度传播到东方。这是十分著名的预训并被广泛传颂。事实上，早期佛教也曾传到波斯，后来影响基督教。基督教的早期制度，或许受到佛教的影响，这是可能的，值得注意。”
他还举出艾赛尼派为例。据说艾赛尼派是公元前3至公元前2世纪出现的早期的雏形基督教派。它实行集体生活（有类出家）一切皆平等分享；没有富人或穷人；不吃肉或饮酒，也主张人世轮回等等，可视作接受佛教的影响。在施氏所作解答基础之上，笔者遂将多年以来的思路予以梳理。我认为佛教东传虽然是佛陀的遗训，但传播必须有客观条件和文化上的因素。于是我检索维基百科网站里艾赛尼派的资料，确认佛教在中亚传播早于在中国的传播。后来接触到佛教传入中亚的记载，更了解中亚佛教传播情况。
西部之行对佛教东传原因的思考，属于“逆向思维”，即当人们普遍接受佛教东传说时，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质疑信号。这也是另类“触类旁通”思维方法。我在西部考察中，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佛教文化无处不在，沿天山南北，佛教石窟之多，为国内之最。其次的感受是多民族的流动，我参观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该所的陈列室里，看到出土的尼雅人干尸和遗物；我又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参观许多具干尸，其中有著名的“楼兰美女”干尸和营盘美男干尸。尼雅人、“楼兰美女”的出现，说明古代新疆地区与中亚，流动着不同族群。专家认为：尼雅流行佉卢文，而佉卢文起源于古代犍陀罗，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的文字，所以，尼雅地区从文化上、族群上说不免有汉印混合现象。伊塞顿人、塞人就可能是楼兰——罗布泊人的一部分，而伊塞顿人原本又分布在黑海以北，从多瑙河到顿河广大地区的斯基泰人（Scythae）的后裔。斯基泰人——伊塞顿——塞人——楼兰罗布泊人，有着血统上的联系，但是其语言和习俗已随着时间与空间的转换而变异，难寻旧迹。
以上事实导出一个问题：即兼通梵汉语文的罽宾、大夏、大月支等地区，以及“西域”（包括今新疆地区）的一些佛教徒、商人，是不是是佛教东传的首批传播者？在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起东进，他征服了波斯帝国，也到了印度河西部，打通了地中海、小亚细亚和南亚的通道，佛教西传而后，为什么停止西向？在请教了施舟人教授之后，经过思考，写成了《印度佛教向东传播而非向西传播的原因——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案例》一文，于2014年在《文史哲》第6期刊出，后由凤凰网转发。
第二个例子：东南亚伊斯兰化时期的印度教的衰落问题。
我从网上获知：早在公元前2世纪婆罗门教就已经传入东南亚地区。有的国家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比较大，如缅甸、马来半岛、印尼等和柬埔寨、泰国、越南中南部。爪哇岛的印度化进程深刻地影响着与它比邻的巴厘岛。巴厘岛本有一个爱儿楞加王国，曾维持了3个多世纪。1515年爪哇的满者伯夷王朝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打蓝王朝所灭亡，大批信奉佛教、印度教的爪哇人逃往巴厘岛，巴厘成了躲避伊斯兰征服者的“天堂岛”。所以巴厘岛保留了许多印度教神庙和印度教习俗。印度教神庙并不高大肃穆，反而类似乡间庭院。
2013年春节，余随女儿一家人赴印尼峇厘岛度假。到达该岛的第二天去看印度教庙和望夫崖。关于印度教，我们所知很少或基本无知。我们驱车到达这座庙宇后，丛象神、狮神、背光、塔等雕像和建筑造型，了解到印度教与佛教的某些关系。峇厘岛的印度教信仰很普遍，家庙随处可见。谁家富有？只要看谁的家庙建得大且精巧。印度教是多神崇拜，因为它源于婆罗门教，所以每天祭天、祭地，祭拜各类神祗没个完，家庭主妇每天要做六七十个祭盘，甚至更多（“祭品”为花、果之类）。你可在店铺前、街头家门见到这类“祭盘”。男人多无所事事，在“发呆亭”里“发呆”，其实就是懒坐在那儿不干活。不过现在不同了，我见到的青年人都在努力工作。在进神庙参观之前，外国游客一定要换上当地人穿的筒裙，赤脚进庙。在一座印度庙附近，我们还游览了“望夫崖”。有诗两首，转录如下：
《谒印度庙有感》
身着纱丽头裹巾，
光脚合掌朝圣神1。
有神无名难为客2，
无意有心即是应。
偶象临门保来世3，
吼狮惊天镇众灵4。
佛陀背光照千岛5，
湿释东顾万民欣6。
注：
1、2、瞻仰印度教墓，非印度徒不得入内，但许着纱丽或缠腰带者参观庙宇（不入内）。印度教主要是融合婆罗门教、佛教的教义而成，崇奉梵天、毗湿努和湿婆（婆罗门教的主要神）、释迦牟尼。因为多神崇拜，所以印度教庙中，往往无主神，朝拜者也无主神观念，不象基督拜上帝信耶稣、佛教拜释迦牟尼或观音。
3、印度教庙门神往往是象神。
4、5、印度教庙神龕或照壁常有狮神像，张牙舞爪，有背光。
6、峇厘岛的印度教，佛教在这里只是配角。湿、释指婆罗门教和佛教。
《望夫崖》1
望夫崖前面拂风，
愁肠百结泪泉涌。
一别村头数十年，
斗转星移几度春2。
谁晓人间离愁苦，
哪有妻儿团聚空。
积念终成千古恨，
还寄荔枝一片红。
注：
1、 望夫崖在峇厘岛南端半岛东北，离印度教庙不远，是数百万年前地壳变动的遗存。断崖高可数百米，下为浩瀚的印度洋，涛声阵阵，风声灌耳。
2、 几度春指几年，印度尼西亚无四季，即无北温带的四季时序。
印度教庙图
以后，我研究海上丝路的历史时，能比较了解东南国家在13世纪开始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宗教冲突是多么深刻影响着当地的历史，也深刻影响着海上丝路贸易，郑和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七次下西洋的活动。他和他的将领是伊斯兰教徒，曾在爪哇建立伊斯兰庙宇，传播伊斯兰教，介入东南亚的伊斯兰化过程；他先后在爪哇等地购买多达260万斤胡椒，获得巨额利润，必然对永乐朝的财政产生重要影响。巴厘岛之行，促使我关注东南亚伊斯兰化和海上丝路繁荣的关系，捕捉到一个人们不大注意的研究海上丝路的切入点，以后我将此方法运用于另一个课题的研究，写出了《南传“棉路”与海南棉织文明探源—关于黄道婆研究的一份背景资料》，分析婆罗门教、印度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促进印度棉织文明东渐，乃至影响海南棉织业的兴起，导致黄道婆传播棉织技术到上海，引发了我历史上最大的衣料供给侧改革的过程。
一般舆论认为：宗教研究是哲学家、政治家的事，我通过考察分析后，认为这种观点是偏面的。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他既有政治、经济的诉求，又有特定历史阶段的人民生存愿望的诉求。后者以宗教信仰表达出来，类同社会组织（如古代的学派、近代政党）的信仰表达。宗教总是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宗教。这是我接触中国西部佛教文化遗存和考察巴厘岛印度教（婆罗门教）遗存及伊斯兰教史以后的感受。所以，在自已的研究中，尽可能注意宗教的影响，视之为判断历史是非、逆顺的参照系，不以“人神之道殊”，而言其为“异端”，“一毁有余”也。
7
采访人：
您曾多次到我国台湾地区进行学术访问，并在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或者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演讲，期间肯定也实地考查过不少地方，在宗教史、经济史等方面，应该也有不少收获吧？
郑学檬教授：
我去台湾九次，从事专业学术交流、讲学或高等教育经验交流，走过台湾许多县市，北过基隆，南抵垦丁公园，在鹅銮鼻晀望巴士海峡。我最深刻印象是台湾无处不在中华文化传统和荷兰、日本的殖民地影响和遗存。
关于中华文化传统，有两个例子：一是繁体字，一是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间宗教。台湾一直使用繁体字，1996年我随福建高校代表团访问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时，欢迎会上文大董事长张镜湖先生说，他希湾统一，但大陆不要用简体字。此言一出，我们骇然。基于礼貌，未予驳斥。2001年10月我再度应邀到文大讲授唐代经济史时，我参观了“中正纪念堂”，看展出的蒋公亲笔起草文稿，找到11个简体字。说明简化汉字是文字在应用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变化，无涉政治，何故耿耿于怀？反过来说，执着于繁体字的魅力，也是执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我在1996年访台时，曾到佛光山休息两晚，一晚睡六人一房，一人一支牙刷、一幅毛巾，素食，简朴至极。在佛光山我看到佛教经典的出版情况，留下很好印象。2017年1月，我再访佛光山，取来（赠送）星云法师《人间佛教》等著作。
另外，我在一次访台时，拜访了法鼓山圣严法师（2009年圆寂）。在短暂的恳谈后，他送我一本签名了的《圣严法师学思历程》，我很感谢，至今仍珍藏着。圣严法师写过一本《基度教之研究》的书，对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若干重要问题，做了客观和理性的疏导。
台湾的宗教名目繁多，信徒洋洋。如福建安溪的清水师这样地方神祗在台湾也是香火旺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的社会百态。正如在前面所强调的：“宗教总是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赞成圣严法师在“历程”中所说：“宗教，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就有宗教的需要和宗教活动，以及宗教的的事实”。尽管我不苟同他说的宗教是人类最终的“归宿处”和最早的“原动力”的观点。
台湾佛教界还有一位著名大德南怀瑾，只是晚年移居香港、无锡。我是1992年在香港出席海峡两岸唐史学会学术会议期间，拜访了他。他称我为“小老乡”，因为他是温州乐清人，我是台州天台人，算来都是浙江东南同乡。1994年再次到他的香港寓所，相谈甚欢。后来，他在厦门南普陀寺主持“打七”（佛门修行仪式）时，我去看望他，表示敬意。他博通儒、佛、道经典，门人无白丁；讲学问绝无学究习气，其佛学造诣学术界评价极高，对我们这些局外人来说，真是仰之弥高，敬之若师焉。他经助手送给我多种著作，至今珍藏。
8
采访人：
您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宗教、经济的关系也有很精深的研究，我对这方面的问题有很浓厚的兴趣，您能否谈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感想？当然，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科技与宗教，二是科技与经济发展，您可以先谈一谈宗教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郑学檬教授：
科技与宗教的关系是比较新的课题，学术界关注的人较少。我是在西部考察是，注意到佛教与某些科技的关系，以后研究南传“棉路”问题时，有进一步了解，知道印度的棉织文明（包括棉织技术），随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传入东南亚，及至海南岛，其中佛教上座部（小乘佛教）作用尤其明显；道教与科技的关系，前面讲“处州瓷”部分已述及，实际上道教炼丹技术、气功，对冶金业和养生都有重要影响；基督教与科技关系是在欧洲旅行期间想到一些。以下简单说一下佛教与某些科技的关系和基督教与科技关系问题的不成熟见解。
佛教讲出世，一般少涉科技，非如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切切于物欲，热心发明发现。但是佛教的普渡众生理念，令其以众生之痛苦为自已之通苦，倡导治病就人，探寻医学，而有诸多发明。在产业方面，武夷山制茶，亦得僧人之助，始有名茶之出。所以说，佛教对医学、产业技术的发明、普及还是有所贡献的，佛教虽然高唱“五蕴皆空”（《心经》），但他们毕竟活在人间，不能不适应社会的前进的脚步。
基督教（及天主教）对欧洲科学技术的贡献，以我亲身的经历举证两点：教堂建筑和航海。我参观过德国科隆大教堂、巴黎圣母院、西班牙巴塞罗那大教堂和塞维利亚大教堂。这些教堂的建筑，充分显示了基督教（及天主教）为了宣扬“天听”（听到上帝声音）而设计的建筑杰作。
科隆大教堂是德国最大的教堂，是中世纪欧洲哥特式建筑艺术的代表作，它与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和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并称为欧洲三大宗教建筑。它们的高耸天际的尖塔，在那个没有水泥作为凝固物的时代，全靠砖块、木樑或铁条接结而成，技术上的创新意义明显。哥特式建筑特征最重要的就在高直二字，教堂的平面形状好像一个拉丁十字。它的造型符合变化与统一、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等建筑美法则，具有很强的美感。
基督教（天主教）的航海事业在前面关于达·伽马和哥伦布的介绍中，已作了阐述，不在重复。
9
采访人：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同期世界各国相比，都是相当发达和先进的，但是近代以前却渐渐落后了。您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应该也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您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吗？
郑学檬教授：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同期世界各国相比，都是相当发达和先进的”的论断，符合历史事实，李约瑟博士的巨著已有系统论述，无庸赘言。我想说的是：我在学习研究历史、实地考察过程中，也体会到中国古代许多将领和知识精英的科学技术知识也是很丰富的，所以能在战场或创作中临阵发挥，有所发明。
前面提到，我破解鉴真第六次东渡成功的关键是帆的角度控制、赤壁之战周瑜率领的吴军火攻取胜在于利用东南风，说明当时就有人拥有丰富的气象学、动力学知识。
现再举两例：一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句成语，说明战争中古人如何利用地形和气象（风声）优势。“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成语典出《晋书·谢安传附谢玄传》、《晋书·苻坚载记下》。《晋书·苻坚载记下》的原文是“（苻）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顾谓融曰：‘此亦勍敌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军中）“闻风声鹤唳，皆谓晋师之至。”2011年8月，我与门生一行到安徽寿县考察，上八公山，见山属石灰岩地貌，多灌木。如在夜色笼罩下风吹灌木低，错落的石灰岩，确易误认为在灌木丛里的埋伏着千军万马。
又据气象资料：6级风为強风，风速是10-13米/秒左右，大树枝摆动，电线呼呼有声。7级为疾风，8级为大风，风速为20米/秒左右，树枝折断，人行走困难。淝水之战在11月（阳历12月），多偏北风，所以风力一般较强，阵风时有9、10级，风速为20-30米/秒左右，穿过八公山的山谷，会发出恐怖声音，闻之如鹤唳，给秦军以莫大的心理震慑，以为晋军铺天盖地杀来！所以，这次考察，以地貌与气象知识，解开了苻坚大军败于晋军的原因。东晋建都建康，那里也是孙子的用武之地，《孙子兵法》的道、天、地、将、法五要素，就包括重视气候和地理因素，科学技术知识水平较高，所以东晋谢安军有此军谋，实有可能，所以能作出以少胜多的决断。
图：八公山峡谷、灌木丛（博雅旅游网）
二是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述及历法时，主张“莫若用十二气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这是因为古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的时序，是根据黄河流域的气象情况约定俗成而来的，不符合气候温暖期和寒冷期气象变化实际，也不适应江南气象。我是浙东人，当我读到《全唐诗》中的鲍防等人在会稽所作的《状江南》组诗时，就认为组诗十二首以十二气安排，而不以十二月顺序安排，是一桩有科学价值的发现。诗作者所咏，说明唐代宗大历年间（八世纪中期）江南的会稽（今浙东绍兴市）已有以十二气定气的风俗，比沈括提出“莫若用十二气为一年”主张要早200年左右，这一科学气象观，不但民间熟知，应用于生产中，也为诗人所重。可见唐代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着实惊人。此文在《唐研究》第一期发表后，主编荣新江教授应邀访问日本东洋文库时，特别作了介绍。
到了近代，中国的经济落后了，科学技术水平自然也落后于人，其根本原因是封建制度的束缚，而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之严重缺陷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中国传统的教育，囿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而难于专注科学技术。技术知识不列入科举考试科目（算科除外）。象北魏贾思勰，唐代僧一行、柳宗元，宋代沈括，元代王祯，明代方以智、宋应星等科学家根，可谓风毛麟角。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仍然积贫积弱，理工科教育仍然滞后。所以，国弱教育弱，国强才能教育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学教育实行文理分科，人们对知识的分类渐趋固化，文理形同汉界、楚河，两不相涉，遗患无穷。
我求学、教学、研究的亲身体验是：文理难区隔，“究竟”实融通。所谓“究竟”，即指佛门修行要“彻证真心”的意思，故有“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相”（只有佛与佛才能彻底证悟诸“法相”的境界）之说。也就是说，有的知识只有文理兼通者才能理解其意蕴，而不至于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人的知识结构不能文理两全，但不能过偏一方，适度兼容，即“究竟”实融通，大有益于学术研究。上面具“举例”即一体会也。我想，目前教育改革已转向文理兼容教育，中学教育不分科，大学教育文理科学生互选一定科目，我国教育制度的缺陷会逐步消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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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
您在《历史教学》2017年第8期曾发表过题为《勇于有为，善于自省——关于历史学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点滴体会》的文章，其中谈到目前硕博论文的弱点之一是缺乏批判精神，百般自谦，不敢触动名家旧说，深恐冒天下之大不韪，因而难有新见。关于这一点，请您再为我们讲一讲？
郑学檬教授：
学术上自谦一点是优良品格的表现，但是，百般自谦，不敢触动名家旧说，深恐冒天下之大不韪，则是学术虚伪的表现。发生这类现象或是出于对名家、前辈的尊敬，或许实在心中无底，或许就是虚与委蛇。1989年7月，我希望访问牛津大学圣·安东尼斯学院的伊懋可博士，联系时，他当时正在英国议会帮忙准备香港回归中国的资料，确实很忙，似有婉拒之意。但当他接到我的信后，知道我要讨论他的《中国过去的模式》一书所涉及的七个问题时，他就马上答应了。到牛津大学后，五天里我们讨论了五次，每次二、三小时。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如果在国内，不要说一位国际上有影响的专家，就是一般专家，有人上门质疑，恐亦非便。学术界这种不敢触动名家旧说的风气，影响学术争鸣，自不待言。究其原因可能还和职称晋升、各类评审、师承不同及文革前的政治运动、学术“批判”影响等等复杂因素有关。对于现今学者和年青人来说，应该有“争鸣”之勇气，学会在“争鸣”中与同行良性互动。梁启超的《改造》发刊词云：“期与人以学识相切磋，心力相摩荡。”“争鸣”就是“以学识相切磋”，目的是激荡心智，你我相长，百益而无一害，应于鼓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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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
非常感谢您，郑老师！最后想请您对年轻一代的历史学、法律史学、经济史学、宗教史学学者提一些期望和建议，谢谢您！
郑学檬教授：
我早期问学的历程恰与“文革”前和“文革”中左的“意识形态”横行时期重复，当时绝对接受“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回顾往事，只有多多自省而已。“文革”结束后，又历经多种学术思潮的浸润，视野渐开。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自觉有点进步，不再彷徨，进入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独立自主”阶段。当然，这样的经历已一去不复返了。
今日学者之治学环境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希望诸位能切实保持学术的严肃性。“道义无古今，功名有是非。”（陆游诗句）今时之学者，任重道远，当发时代之强音，一步一个脚印地成才创业。其次，发挥“思考”的自由空间，重视逻辑思维，提升认知境界。如此，新的研究硕果、新的学术氛围可期焉。
2017年12月15日改定于厦门大学寓所（点涛斋）
（原文载于《法律史研究》第6辑，法律出版社2019年12月，第643——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