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0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传统中国的礼仪实践与社会形构——《礼仪下乡》研读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作引言，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应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陈进国，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丙祥，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研读会的文本为刘永华教授所著《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以下简称《礼仪下乡》）。刘永华，福建上杭人，199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获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系哲学博士学位。刘永华教授主要从事明代以降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致力于明清乡村礼仪、乡民生活世界、跨地域流动、文本流通与读写能力、时空范畴等问题的研究。《礼仪下乡》探讨的是明清时期儒教礼仪进入乡村，融入乡民仪式生活的社会文化史过程。古人常说“礼不下庶人”，礼仪本为社会上层人士的身份标识，与乡民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中唐以后，社会秩序发生剧烈变化，上层社会的态度有所松动，开始为庶民制礼。以经世济民为使命的士大夫，甚至也致力于改革祭祖礼仪，通过推行乡约推广祀典神明等方式，在乡村民众中推广儒教礼仪，从而开启“礼下庶人”的进程。刘永华教授透过挖掘这一过程，推进了对中国古代朝廷和士大夫礼仪制度嬗变的研究，也为理解明清乡村社会文化转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有助于人们深化对明清社会文化变迁的认识，更好地理解传统乡村礼仪遗产的时代意义。

《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刘永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7月出版。

首先，刘永华教授对本书的研究概况做了简要介绍。本书建立在刘永华教授本人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主要采取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研究的主题为“礼仪”。明清时期的“礼仪”涉及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命令论”转变为“气质论”，成为改变人的气质的重要元素，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目前史学界对于礼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礼制史、礼教思想史、礼仪的社会史三个维度。其中，礼制史研究主要关注制度的变化，对制度产生的社会影响讨论较少；礼教思想史更关注思想过程的演进，对其社会影响的探讨也有所欠缺。刘永华教授的研究在二者的基础上推进，更关注礼仪对社会的影响，但与礼仪的社会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区别。在本书中，作者采用微观尺度进行研究，以几个村落（约几十个村庄）为主要考察对象——闽西四保就是这样一个区域范围较小的社会单元。刘永华教授指出，本书的研究思路和采取的研究方法基于自己在博士阶段接受的学术训练。在博士时期，作者主要接受来自区域社会史和宗教研究两个方面的思维训练。前者强调对仪式的社会层面的研究，探讨仪式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宗教研究——尤其是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宗教研究——是欧美国家独有的研究方式，对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说，研究的重点不是历史过程，而是仪式如何被建构和传承。因此，宗教研究学者会关心有怎样的社会群体来传承礼仪、礼仪的具体步骤以及每个步骤背后涉及的深层思想，最后通过比较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仪式结构，建立起仪式在传承上的关联，也能发现其中发生的变化。以上两种学术思维训练给作者获取田野信息和文本信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然而，在将研究内容表述为规范的文本时，刘永华教授曾面临很大的困难。作者的学科本位是历史学，历史学强调对过程的认知，规范的历史学研究文本注重对不同时期时代性的提炼并将其进行比较。但是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看到的经验事实较为复杂，很难把一个现象套用在一个单一的线性脉络中，经验事实若被强行套用将会沦为“边角料”。刘永华教授认为，田野调查中的历史学研究者要尊重经验事实本身，不能强行把事实套用在历史学的研究规范中。如何直面经验事实、如何更有效地整合经验事实是当今历史学研究者需要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因此，本书并未呈现一个清晰的、单线的时代脉络，而是发散到了不同的脉络中进行研究。

陈进国研究员

接下来，陈进国研究员对本书进行简要评论。他坦言，作为一名宗教学研究者，自己与刘永华教授面临着相似的难题，即上文提到的历史脉络呈现与个案研究之间的矛盾问题。而本书给史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精致的个案，值得大家精读。正如葛兆光教授曾说的：“要透过周边看中国”，本书从特殊的文化媒人群体入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明清思想史和社会变迁的新视角。礼仪关系到整个社会秩序的建构。作者直接面对仪式这一思想史留下的遗产，关注它如何通过礼生、道士等礼仪专家之手有效地落实到乡民生活中，并透过四保这一微观案例，闽西社会变迁的路径跃然纸上。陈进国研究员表示，晚清到民国时期的闽西社会变化也很有趣，未来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书背后有个理想的假设，即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虽然作者没有明确的回答，但我们在阅读完毕后大概能够感受到那是一个深受礼教思想影响的社会。综上所述，本书的研究堪称一个典范。但是，作者对民间道士、巫师所提供的仪式结构的反思还略显不足，若稍做补充将对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闽西社会变迁。

赵炳祥教授

随后，赵丙祥教授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提出对本书的理解。他认为，在区域研究的视角下，刘永华教授所研究的闽西地区要被纳入整个东南沿海区域考虑才能对其社会性质作出界定，而由于本研究区域选择的微观性，对其社会性质作出判断有一定的难度。本书让我们深刻地了解到，社区繁华已成为阶级变化的形式，其中礼生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作者很好地运用了弗里德曼提出的结构情境理论（即社会结构是灵活的，并非一成不变，是根据特定的社会情境产生的）。例如，书中提到的大小宗族的关系问题，与制度史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却与当地特殊的社会背景有密切联系。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说，“礼仪下乡”既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因为许多官方的礼仪制度一到地方层面就受宗族关系的影响被当地老百姓篡改了——其实礼仪下乡也是一个礼仪本土化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风水问题在本书中由于篇幅限制未能展开讨论，但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点。风水文化源于江西，后因赣闽结合而传入闽西，这就是到了后期很多礼生也兼任阴阳生的原因。不仅如此，风水文化也逐渐和宋明理学结合成为理法派，蕴含很强的道德元素，发挥对百姓行为的规范作用。

渠敬东教授

渠敬东教授接下来发言。他认为，不管是横向的跨区域角度还是纵向的宗族迭代角度，礼生对礼仪下乡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书或许试图在与两个对象对话，分别是费孝通先生和华南学派。费孝通先生曾提出过绅权问题，但并未就地方绅权如何构建一个地方社会作出回答。刘永华教授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华南学派认为广域的福建地区是一个仪式社会，但并未顾及到仪式是有“核心”的。仪式的“核心”在于能在地方形成一个主导性的机制。在本书中，礼生是一个发动的机制，是王朝国家系统的终端。从社会分析角度来说，礼生连接国家和地方社会，是构建地方社会的枢纽。在这一点上，作者试图在回答华南学派忽略的问题，在理论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本书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第一，闽粤地区的宗族关系与宗族结构下的个体关系问题，是否越是传统文化发达的地方，个体的生命越能得到尊重？第二，礼生在仪式联盟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第三，国家力量是否会以不同的面目渗透到乡民的礼仪制度中？第四，当国家思想转化为地方思想时，士大夫阶层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第五，是否存在一个与宗教无关的超越性哲学主导着仪式的建构？地方社会是由不同维度彼此交错搭建的，本书从礼生的角度开出许多面向，值得学者不断研究，取得更高的理论建树。

应星教授

接下来，应星教授发表观点。他指出，闽西地区对形成共产党的革命思路有重要影响。对革命史研究学者来说，如果缺乏对地域社会的研究基础，那么他的研究是单薄的。支撑革命者的文化群体以及他所受的地域社会的影响，都是促成革命发生的要素。应星教授认为，本书在时间和地理问题上还有讨论的空间。在礼仪下乡的漫长过程中，是否存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例如，1865年太平军被镇压构成中国社会的一个时间节点，节点前后存在根本的差别。在地理上，四保地区属于文化边缘地带，“礼仪下乡”有无特殊的政治意味？这些都是值得再思考的问题。 

最后，刘永华教授作出简要回应。他认为，许多历史研究过分强调乡村礼仪与王朝礼仪的关系，这会遮蔽一些重要的维度。例如，明代礼仪下乡之前，以法师为核心的礼仪群体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社会现象为礼仪下乡提供了铺垫。另外，礼生并非一种职业，而是“绅”的基本面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王朝国家的文化象征，是地方的代言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域社会的出现是国家刺激的结果，不能说国家是构建社会最重要的动力。提问环节，刘永华教授与在场师生就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交流，共同加深对礼仪下乡与社会转型的理解。

责任编辑：王东宇

（撰文/希琳。原载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19年12月24日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