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2日（周二）晚19时，华中师范大学“近代中国宗教的转型与发展”工作坊第八期活动在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工作坊邀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教授做了题为“里社坛与乡厉坛：一个明代制度的‘社会’命运”的讲座。本场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付海晏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刘永华教授首先对本次讲座所涉及到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进行了解读。刘教授认为，当前我们所常用的“社会”一词，是在近代从海外引入的。而在中国本土的历史传统中，亦有“社会”一词，只是意涵不同，意为“社之会”，即地域社会。

接着，刘老师谈起了研究缘起。此前，学界对于社坛和厉坛（下文简称“两坛”）已有一定研究。如日本东洋史学者滨岛敦俊教授认为“两坛”在江南地区并未留下太多痕迹，厦门大学的郑振满教授则对社与庙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而刘老师本人在闽西四保乡村进行田野调查时，曾注意到田野点附近的“两坛”历史痕迹，遂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探究。“两坛”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但直到明代洪武年间才通过国家制度推行至乡间。刘永华老师的研究旨在展示出这一“礼化为俗”的过程，是理解王朝礼制与地域社会互动的切面。

明初，《洪武礼制》规定，乡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登。”同时，从社坛誓词中也可看出，立坛具有抑强扶弱的功能，因而能够推动地域社会建立守望相助的关系。同样地，《洪武礼制》也对厉坛做了规定，使其在国、州、县、乡各级都建立起来。乡间厉坛通过城隍来祭祀“无祀鬼神”，请鬼神保佑良善之家，阴谴恶民恶官。王朝礼制的推行，使两坛在明初普遍建立，但是其在各地的持续时长不一，在明后期又经历了重建的过程。到了清代，国家层面不再设厉坛，对民间则不作要求，于是州、县、乡层面的厉坛得到了延续

在叙述完两坛的基本情况后，刘老师又从三个维度分析了两坛与地域社会的互动。

其一，仪式-社会体系：在社坛祭祀过程中，由于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矛盾，出现了原本一起祭祀的几个群体分别上报官府，请求“分铸执照”，分开祭祀的情况。于是在乡间又出现了不同层级的社坛，即“分社”。里社坛最多可分为三级。与之类似，厉坛也存在“分厉”的情况。刘老师认为，分社、分厉与聚落的分化、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两坛”祭祀推动聚落认同的兴起，影响着“社会”与社会的生成与变化。

其二，“民间礼仪”的生成：各地在两坛祭祀过程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礼仪手册”，借以遵循。各地的祭祀过程之间既有共同之处，如一般都是各家轮流做社，准备祭祀需要的供品；又有特殊性，如祭祀时长（天数）不一。通过对各地“礼仪手册”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民间礼仪制度的了解。

其三，帝国象征：在社坛祭祀过程中，许多地方逐渐出现了“斗法”的旧说传闻。在这些传闻中，斗法双方正是地方人家的先祖与他们所祭祀的社公。各地的旧说颇为相似，以至于可以整理出较为通用的故事结构来。一般来说是：地方人家不堪社公的需索无厌（如要求祭献童男童女），村中某人便到其他地方（如茅山）去学法，然后以法术斗社公，最终打倒社公，或杀死，或驱逐，或使之妥协。从这些故事中的法师形象之中，刘老师看到了道教形象对民间礼仪的影响。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原本社公在王朝礼制中是“丰产之神”的形象，何以演变成需索无厌的邪魔？这似乎象征着帝国形象在乡间的演变，社公很有可能是当地官府的隐喻。

最后，刘老师耐心回答在场师生的提问，并与几位老师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撰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潘恩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