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30—31日，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与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的近200名学者参加会议，就“海洋史学理论”“海域史研究”“海洋史学术团队建设”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聚焦海洋史学理论方法

中国海洋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成为此次会议的热议话题。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春声认为，杨国桢提出要走出“海洋迷失”的误区，不能从农业文明的本位出发去观察海洋活动，要以“科际整合”方法，厘清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些论述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研究员认为，杨国桢提出“海洋本位”和“科际整合”的新方向和新路径，推动了海洋史从涉海历史向海洋整体史转型。“海洋本位”这一研究理路，对于海洋史基本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包乐史以“他者的视角”指出海洋领域在过去的中国历史编撰中几乎被遗忘，他认为杨国桢认识到历史对于构筑一个雄伟的海洋国家的必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重新书写中国新海洋史，继而重构国家的海洋传统。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王国斌认为，中国海洋史有必要从本地（中国）视野、区域（亚洲）视野和全球视野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他通过观察500年来中国、亚洲和全球历史中的海洋中国，提出中国的早期现代海洋经济可以被视为明清政治经济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亚洲区域海洋贸易网络的关键部分，也是早期现代全球贸易的紧要部分。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黎志刚以贸易、移民与华商为线索，考察了海洋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认为通过其与近代以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探讨，不但可以了解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商业发展中的角色，更有助于加强我们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企业史的认识和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浦罗探讨了16—18世纪中国的海洋贸易组织与地方精英的关系，认为地方精英（商人、地主、高级军人）在对外贸易投资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海洋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与会学者讨论的重要话题。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研究员梳理了海洋史作为一门新学科在国内的发展历程。他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海洋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无疑是新时代中国海洋史研究者的责任和使命。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苏基朗则通过对中国海洋制度古今之变的观察，从理念内涵、体制框架和现实意义等方面对中国海洋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教授庞中英认为，海洋和平取决于海洋治理，海洋治理依靠海洋国家以及非国家的海洋行动者的协和体系，中国在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海洋协和体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关注中国东南区域海洋史

中国东南地区不仅是历代王朝的财赋重镇，其依山面海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东南沿海城市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门户”。上海是中国东南最重要的海港城市。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从湾区、港口与城市的角度论述了上海与海洋的关系，认为上海史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比较兴盛，但上海史研究缺少一个鲜明的海洋史的视角，必须大力推广“海洋史学”理念。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科大卫指出，19世纪以来香港兴起的关键因素是其重要的海港位置。他强调，香港在20世纪的发展既因为其货物出口量巨大，也受益于香港良好的商业制度。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松浦章以清代棉花贸易为视角，指出乾隆年间中国的棉花贸易从原来的出口变成从海外进口，进口棉花主要依赖广州的对外贸易线路。尽管清政府禁止从国外进口棉花，但棉花进口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逐渐增多。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志祥关注了清末汕头通商口岸与跨国贸易网络，他尝试从英国驻汕头领事的报告阐明“香叻暹汕郊”跨国贸易网络的成立。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滨下武志建议利用中国海关资料来研究海洋史问题，认为可以从海洋史的研究视角出发，思考海洋与人或者海洋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多位与会学者还将海洋经济史与海洋文化史相结合，展开了精彩论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章文钦认为，张燮的《东西洋考》是一部具有时代特点的海外贸易“通商指南”，其对岭南海洋文化有着内容丰富的记述，可以从航路、信仰、税饷、税使等方面展开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少聪通过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与海洋文化的研究，认为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培育了海洋文化，而海洋文化又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教授谢必震认为，许多中国古诗都反映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亦有许多古画更加丰富形象地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航海活动。

探讨东北亚与东南亚海域史

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境之一，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则是中国向海洋发展较为兴旺的地区，这些地区与附近海域岛屿国家的互动尤为活跃。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白蒂以日本长崎为视角，从三个具体时段分析了长崎华人的角色转变过程，认为其在16—18世纪远东地区的中日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以稀见的法国藏《燕行事例》抄本为例，分析了19世纪前后中朝贸易的实态。他指出，从“杭货”以及“燕贸”这样的通俗常言可以看出，出自江南一带的中国商品，通过北京源源不断地流往朝鲜半岛。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教授龙登高梳理了近代津沪疏浚机构的四次制度变迁，提出和论述了“官督洋办”与“公益法人”等为人忽视或误解的制度创新，并再现了中外官商利益群体之间合作与博弈的具体过程和制度成果。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宏认为，应该把“海洋亚洲”看作一个流动的空间，并认为制度因素在海洋亚洲空间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以侨批为例，认为侨批作为一种机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把华人社会以及居住国和祖籍国社会的机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程美宝以清代小人物“Whang Tong”的故事为视角，从18世纪一个越洋赴英的普通中国人的事迹展现出中外交往史的一个侧面。

热议海洋史学术团队发展

学术团队的培养与建立是中国海洋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了杨国桢近三十年来一直倾注于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培养了一批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学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张海鹏指出，海洋史研究从无人问津到成为“显学”的过程中，杨国桢的提倡与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建立海洋史研究的学术梯队，是保证海洋史研究后继有人的重要举措。李国强认为，《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十卷本的出版，标志着一支以老带新、功力扎实、富有开拓精神的中国海洋文明史学术梯队正在形成。同时，会议还首发了杨国桢海洋学术团队的《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与《中国海洋空间丛书》，充分显示了该学术团队应有的专业素养和务实的学术态度。

此次学术研讨会围绕“海洋与中国研究”主题，众多学者在相关领域进行了深度讨论，对海洋史研究领域涌现的新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有助于推进中国海洋史学术体系的构建。

　　（撰稿/厦门大学历史系于帅，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15日0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