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演讲集萃（四）

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日根教授的主持下，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尚胜，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黎志刚，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白蒂，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松浦章，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蔡志祥等学者作了精彩的演讲。

杨先生的国家情怀与学术耕耘

  陈尚胜

各位学者，大家下午好！

今天非常荣幸地受厦大邀请来参加为庆祝杨国桢先生八十华诞而主办的“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虽然没有机缘当杨先生弟子，但是我还是比较早就聆听到杨先生讲他的学术研究。我与杨先生的最初见面，是在1983年9月于厦大校园相见，当时我正在为写硕士学位论文而搜集资料，在钱江兄介绍下，我在厦大校园见到杨先生，并听他讲关于明清契约文书研究问题，这个时期杨先生的学术兴趣是土地所有权问题；第二次与杨先生相见是在1990年9月北京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这一次聆听他的林则徐研究，感受到他对早期中西关系史的诸多思考；自90年代后期以后见到杨先生的机会更多，特别是到2005年以后我们俩都共同为中国海洋大学的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人文社科基地谋划建设，见面都是聆听杨先生关于中国海洋史的学术研究问题，尤其是他关于站在海洋人的角度研究海洋社会的立场。以上三个方面，也见证了杨先生的学术关注点从内陆向海洋的转变过程。而这一学术领域的转变过程，不仅展现了杨先生敏锐的学术判断力，更表现了杨先生深深的国家情怀，作为后学的我至感敬佩！

36年前我见杨先生时是为如何做明代市舶司制度史研究而来，今天我还是想把久已放下的明代市舶司研究问题重新拾起，以此纪念我与杨先生的学术因缘，并祝杨先生健康长寿！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明代正德年间浙江市舶司提举与海防事务》，之所以要谈浙江市舶司提举的接待工作与海防问题，大家都知道明代嘉靖二年（1523）因市舶司接待礼遇曾引起日本朝贡使节之间互殴以至在宁波烧杀抢掠事件，那么嘉靖之前的正德时期市舶司情况如何？正好我在十多年前的一次回家乡（安徽潜山）上坟祭祖时，发现我的先祖陈克宽（我是他的十六代孙）的坟墓在众祖坟墓中特别高大，查阅家谱才知道他曾在正德十三年至十六年（1518-1521）做过浙江市舶司提举。于是，我就开始从明代史籍中搜索关于他的资料。在曾任明朝礼部尚书的张邦奇《张文定公纾玉楼集》（又称《张文定甬川集》）中，发现有张邦奇为浙江市舶司提举离甬赴京考满送行的诗文。临来前，又从日本找到正德七年日本使节了庵桂悟等人进入宁波时的相关记载。结合中日双方史料，我们就可以发现以下问题：一是正德时期浙东海域海洋贸易的兴起；二是日本朝贡使节在进入宁波城与索回贸易货款时遇到一些问题；三是当时浙江市舶太监企图染指海防权力问题；四是作为浙江市舶司提举的陈克宽，在市舶司大权被宦官把持的情况下，张邦奇记载他“兼与海道”事务，并“为明州曲突徙薪”，意味着他曾为明州海防堵塞漏洞。综合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所存在的上述问题，联想到广东市舶司在广东巡抚陈金等人于正德三年所做的抽分制改革，说明正德年间（1506－1521）是明代海洋史乃至中国海洋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时期。其实，先师郑鹤声先生（1901－1989）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近世史》中，已把明朝正德时期作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依据的正是与葡萄牙人东来后中西海上交通新局势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要影响。所以，明代正德时期浙江市舶司出现的问题，既是明日关系史上的旧问题（十年一贡与对明贸易之间的矛盾），更是浙东海域在16世纪全球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

谢谢大家的聆听！

海洋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

黎志刚

首先感谢杨国桢教授的邀请。我认识杨教授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由我的老师全汉昇在课堂中介绍给我们。另外我在加州大学做研究的时期，杨教授对我一篇文章有非常多的指导。那是一篇关于商标的文章，当时杨国桢教授告诉我，要找材料必须要从《文物》和《考古》里面去找材料，我听杨教授的话，全部把《文物》和《考古》翻了一遍，我找到蛮多关于商标的发掘报告。这文章是我发表的文章中最受关注的一篇。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海洋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贸易、移民与华商》。这个是杨教授的专长，他对我的启发很多。目前在中国国家政策方面，“海上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是很重要的，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我想这里有很多专家，我就不多讲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以一个商品链的概念把中国和世界、中国和东南亚联系起来。

学界有提出亚洲地中海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澳大利亚的学者Tina LI，他本身就用“海”的概念，做越南、红海这一地区的研究，但是我想怎样把“海”这个概念运用到一个新的海洋的地区呢？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研究，比如学者们是怎样通过不同的商品，把中国和东南亚联系在一起。大宗的商品，比如燕窝，它怎么样把中国和东南亚连在一起；比如这些贵妃用的缅甸玉，他们消费的爱好，怎么把中国和东南亚连在一起，这在滨下教授参加的一本书里反映出来了。但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中国放在一个全球的视野，我的老师全汉昇教授提到过白银这个概念，在这个领域里也有非常多的学者，包括陈春声。白银怎样把中国与菲律宾、西班牙联系起来，比如菲律宾的研究。我们怎样用一个全球的视野，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东印度公司、英国，用很简单的一个图，广州港怎么跟世界联系起来，比如说东印度公司还有英国。商品是很重要的，目前我们研究商品怎么样跟海洋连在一起，西方的博物馆有很多的展览。这个就是我跟杨教授联系起来的商标，我们发现海洋中商品都有商标，我们可以从中国人日常使用的银来看中国和海洋连在一起。目前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研究，比如刘宏教授的三本书，比如说五邑大学有一团队，他们做侨批的研究，怎样把移民的网络和仪式的网络连在一起。

我是关注大洋洲的，因为我住在大洋洲。我们看到香港和澳大利亚联系起来是要通过海洋的，可以说从1880年前后，我们已经看到澳大利亚一个港口的煤矿已经和中国有贸易往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还是蛮重要的，教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地方，怎么收集资料。我对广东省香山县很有兴趣，我到每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去看他们的同乡会、博物馆，然后在华侨史中也有很多相关的材料，包括电话簿、书信、坟墓。在澳大利亚的小镇里面，也有很多的书信，这些书信也可以反映澳大利亚的小镇与中国公司的联系。中山市是我比较有兴趣的一个研究，但是目前我在海外，最近在飞机场里有一本很流行的书，在台湾的翻译本叫《强国不强？中国国力与经济成长的极限》，这个是柯伟林教授的一本重要的著作，是他跟三个哈弗商学院的学者来做的。柯伟林教授在书中对中国商业史做过很深的研究，他也是以前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做过很多中国的研究。我想王健林先生，还有很多的华商，他们是可以在海外发挥很重要的桥梁作用的。中国跟海洋的联系有很多的方面，我想华商在其中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在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有很多的建筑是华商所带领出来的。我非常感谢杨教授邀请我来到这个会议。 

1689年长崎唐人屋敷（唐人坊）的设立

 白蒂 

尊敬的杨国桢教授，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大会组委会邀请我来参加庆祝杨国桢教授八十华诞暨“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能够亲自前来厦门大学向尊敬的杨国桢教授祝寿是我莫大的荣幸，衷心地祝愿杨老师生日快乐！福寿绵长！

我向此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题目是《16-18世纪日本长崎华人的国际角色》，由于发言时间限制，我在此谨向各位报告的是本人论文的最后部分：《1689年长崎唐人屋敷（唐人坊）的设立》，并期待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一、长崎唐人屋敷设立的背景和动机

自1680年日本德川幕府的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当政以来，尽管幕府在统治结构和行政体制上尤其是在农业改良和经济政策上推行了一系列新的举措，然而直到元禄时期（1688-1703年），日本的文化虽然繁荣起来了，但在生活方式上的费用也日趋昂贵，整个国家的经济平衡也无法维持稳定，而且这种情况在长崎显得尤为突出。鉴于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朝开放海禁，驶抵长崎的中国商船数量急剧增加，走私贸易屡有发生的势头，为防止金、银、铜等贵重金属的大量外流，德川幕府从1688年开始限定前来长崎港贸易的中国商船数量每年不得超过70艘（后降为30艘），并逐渐将中国商船的贸易额限定为每年6000贯。与此同时，长崎的华人人数也已多达9000人，约占长崎当地的总人口五分之一。出于控制中国商船数量和限制长崎唐人活动的需要，幕府在这一背景和动机的驱使下做出了将中国贸易商人集中在长崎一个特别划定的区域内的决定，以防止其从事走私贸易。长崎唐人屋敷（唐人坊，又称唐馆）由此设立。

1688年（元禄元年），德川幕府开始在长崎郊外的十善寺村御药园旧址建立唐人屋敷，作为中国商人在长崎逗留期间的集中居住地。从1689年起，所有前来长崎港贸易的中国商人在日本逗留期间，都必须入驻于长崎唐人屋敷，并在这个集中居住区内完成他们所有的货物交易程序。幕府之所以对中国商船和商人采取这些限制性措施主要目的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减少贵重金属的过度出口；其次是防止走私和非法贸易；其三是控制唐人（在日华人）的活动；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在于维持长崎的和平与稳定。

二、长崎唐人屋敷的结构与商贸交易程序

长崎唐人屋敷的面积约一万坪（30000平方米），周围设有围墙及岗哨，只有一个出入的大门和两个小门，是一个全封闭的区块，显然此举旨在将唐人与当地日本居民完全隔离开来。居住在唐人坊的中国商人除去官衙及寺院外，禁止随意外出他往。日本人除有关官吏、商人、翻译及妓女外，禁止他人进入。

在唐人屋敷（集中居住地）内，约有20栋楼上楼下两层的住宅楼以供中国商人住宿。楼上的房间较为舒适，通常预留给中国商船船长和地位较高的中国商人居住；楼下则是提供给一般的船员水手居住。根据1705年长崎官方的登记记录，约有2236名中国商人和船员水手居住在唐人屋敷之内，这意味着平均每栋住宅里有超过110人居住。

长崎唐人屋敷是中国商人及船员水手在日本逗留期间的临时居住地，他们带来的丝绸、糖、药材、漆器、工艺品、书籍等货物商品亦须在唐人居住地内完成所有的交易程序，然而实际上整个交易过程相当漫长复杂。首先是主管贸易的长崎奉行的官员町年寄、町使，连同唐人通事一道检查货物和核对商品，而后从中挑选出最好且珍贵的物品作为礼品送到江户奉献给幕府将军及高级官员，并对所有商品继续登记，记录每一件商品的品级和价值，最后根据市场行情和政府规定对所有货物商品确定价格。当商品价格达成协议之时，还必须再准备一份准确的清单，列出与协议价格一致的商品货物，这是完成商品定价谈判和货物收购之前的最后一道必要程序。接着就是中国商人们在唐人屋敷里面等待着货款的偿付，如果长崎没有足够的铜货，那么中国商人们不得不等待更长的时间。当所有的交易完毕之后，为了能够在下一年度被准许再次前来长崎，中国商人在启程离开日本之前还必须获得日本官方颁给再次来日本的信牌（许可证）。

1698年（元禄十一年），长崎十善寺村海岸边上的仓库毁于一场火灾。到1702年，长崎奉行在唐人屋敷（唐人坊）前面的海中填筑一块新地兴建库房，作为中国商人堆放货物的仓库。从此以后，所有中国货物均积存于此，卸货验货程序也如同以往一样。如今，昔日的长崎唐人屋敷（唐人坊）已荡然无存，但新地则成为长崎中华街（唐人街），与横滨中华街、神户南京街并称为日本三大中华街。

三、唐人屋敷内的唐人生活方式

我们可想象，由于中国商人需要在如此拥挤唐人屋敷（集中居住区）内逗留漫长的时间，所以有些富有的商人会花费更多的钱财以使得他们居住的房间布置得更加舒适，甚至有些富商还花大价钱单独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房间。在唐人屋敷内，中国商人还试图复制与他们在中国家乡一样的生活方式，诸如生活习惯、典礼仪式，以及饮食起居等等。在唐人屋敷的两个小门之外有一个市场，中国商人每天可以在那里购买海鲜、蔬菜及其他食品，这也是他们获得藉以短暂离开唐人屋敷的些小机会。后来，日本官方对此进行了限制，只允许每天两三个人外出到市场上为整个唐人居住区采购食品。此外，在唐人居住区内也开设有店铺以供人们购买其所需的物品。

日本官方严禁当地日本人与唐人坊内的唐人有任何的接触和往来，但允许娼妓出入唐人屋敷，如果中国商人愿意的话，娼妓还可以留住在唐人屋敷里面；如果怀孕生子，还准许在里面养育子女，惟严禁中国商人携带子女回中国。如唐人坊内有中国商人不幸去世，日本官方允许其安葬于长崎的唐人墓地。这一点与在长崎出岛的荷兰人待遇大不相同，因为荷兰人若在长崎出岛去世，其遗体必须运出日本之外，诸如运往巴达维亚（吧城）安葬。

在长崎唐人居住区内还有一座两层楼宇用以祭祀唐人神明的土神堂，以及一座专门供奉天后妈祖的天后堂，这里通常是前来长崎的中国商人和水手祭拜他们的航海保护神的地方。实际上，当中国商船一旦驶抵长崎港后，船上的船员水手就会列队将他们船上供奉的妈祖神像移送到唐人居住区内的天后堂内继续供奉。这一仪式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描绘了许多与唐人生活方式相关的场景。当中国商人完成了所有交易事务准备启程回国时，他们就会将妈祖神像从唐人坊的天后堂中迎接回到船上安放。这是中国商船离开长崎启程回国前的最后一个仪式，象征着他们祈祷希望来年再来长崎；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此次在日本居留期限的结束。

随着1689年长崎唐人屋敷的设立，日本德川幕府的统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仅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而且对长崎的中国商人也实行了更为严厉的管控措施。到18世纪以后，日本与中国的贸易衰退，长崎的人口减少，德川幕府也逐渐摆脱了对中国进出口货物的经济依赖。长崎唐人屋敷（集中居住区）一直持续到明治时代的开端，此时在东亚海域业已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国际格局。

乾隆年间棉花进口危机

    松浦章

在报告之前，首先祝贺敬爱的杨国桢教授八十华诞。杨教授几十年如一日教书育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博士生，他们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海洋史研究的中坚力量。同时，杨教授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对于中国海洋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世界海洋史研究学界也得到广泛赞誉。

我和杨教授初识于1985年。当时，杨教授在日本京都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我得到了杨教授的耐心指点，此后多年来，又多次和杨教授在学术会议上相见并交流。如今，我也像杨教授学习，培养了许多学生，从事东亚海域史研究。这次来参加会议的就有从我的研究科取得学位的杨蕾，她现在是山东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还有四位在读的博士生，他们都从事海洋史研究，都从杨教授的著作中汲取了丰富的学术营养。在此，我和我的学生，对杨教授表达深深地敬意，并祝杨教授健康长寿！

我这次的报告主要和海洋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人、船、物有关，以其中的“物”为切入点，讲一讲和棉花有关的问题。

在中国，利用麻和丝绸作为制衣原料的历史非常长，而棉布作为衣料被使用则是10世纪以后，尤其明代以后才在全国普及。到了清代，生产于江南的高品质棉布曾经通过广州出口到欧洲，这些棉布，被欧洲人称为“Nankeen”。由于棉布的生产需要大量的棉花，到了乾隆年间，中国需要从海外进口棉花。东印度公司曾经利用贸易船通过广州将印度棉花大量输入到中国，这引起中国官员对贸易的担忧。于是上奏皇帝保护本国棉花生产，禁止棉花进口。但禁令之后，广州的棉花进口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年增多。主要原因是印度棉花输入中国比输入欧洲获益更大，且中国的确存在巨大需求。

清末汕头通商口岸与跨国贸易网络:以英国领事报告为中心 

蔡志祥

非常感谢大会给我这个机会，讲一些我的研究。认识杨老师，我记得是1993年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的时候。今天杨老师提醒我，其实我们1985年已经在东京见过面。那个时候是学生，所以可能对大教授有一些诚惶诚恐，不大敢接触。杨老师的记忆力，实在令人佩服。在东京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土地契约研究班，每个月都在读土地契约。这个读契约班，大概受杨老师影响非常非常大。回到香港以后，我进一步读了杨老师的书，尤其是研究明清土地契约问题的，所以写了两三篇关于土地契约的文章，也编了一本土地契约的书。后来我想怎样超越杨老师，就尝试找一些新课题。所以我就开始商业史的研究，也编了一本商业文书的书。但是杨老师跑得比我快很多。他做海洋史的研究，我就跟着他也做一些华南和海外华人的研究。今天我希望讲的就是用商品作为一个例子，看看华人商业的问题。

大概半年多前，大会问我要不要参加这个海洋史的会议，我一听就拒绝了，因为觉得我不是做海洋史的研究。但是他们跟我说这个是为了庆祝杨教授80大寿的会，我就想也没想就答应了。答应以后就很惶恐。写个什么题目呢？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最懒惰的方法：分析一个文本。这个文本是1860年开始英国驻汕头领事每一季，就是每三个月向英国议会提交的报告。报告分两个部分，即一方面是一些关于出入口等的数字，另一方面是领事看到的汕头商业、社会的一些描述。我在英国驻汕头领事的报告里面，选了米作切入点。和鸦片贸易不一样，米粮贸易与大英帝国和英国商人的利益关系不是很大。对于驻汕头的英国领事来说，在其每年的报告中有关谷米的报导，可以说是没有刻意增减的闻见。因此，对理解汕头谷米贸易也具有相当的客观性。本文从这个方向出发，透过汕头英国领事报告中有关谷米的部分，一方面讨论汕头开埠以来，生产、土地利用、价格等影响米粮贸易的因素；另一方面，从谷米贸易的不稳定性，探讨跨域贸易网络的形成。

我的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尝试解读19世纪末20世纪初汕头海关十年报告中的数字，从而知道20世纪前汕头不仅是谷米输入的地区，也是谷米输出的地方。谷米并非常年稳定的贸易商品。假如谷米是建立潮汕商人“香叻暹汕”贸易网络的主要商品的话，我们可以怎样理解这现象？

文章的第二部分进一步讨论从驻汕头英国领事报告中关于谷米的报导，分析作为生计粮食和作为贸易商品的米在汕头的生产和消费情况，从而指出谷米的进出口和城市消费以及港口设施的密切关系。对进出口商人来说，谷米只是跨地域的整合性贸易的一部分。

第三部分综合英国驻汕头领事的报告，理解到19世纪末以前谷米是不稳定的、高风险的、低利润的贸易。为了减低交易成本、增加利润，乾泰隆和元发行等主要的进出口商都横向和纵向的扩展他们的业务。因此，19世纪中后期的从事进出口米粮贸易的华商，需要通过联号建立一个跨港口的贸易网络。从英国驻汕头领事的报告，我们大抵可以明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汕头的谷米进出口商，为何需要一个整合性商业活动和贸易网络。

文章最后提出贸易策略和结构的问题。指出“整合”的商业的横向扩展活动，需要有效的、紧密建构的贸易网络。1934年以前的汕头提供了这一整合的、结构的商业网络的可能条件。十九世纪以来潮州商人建立的贸易网络—香叻暹汕郊—联系了粮食的生产和消费地区、包括了人群流动的范围、同时整合了金融服务和贸易保障的制度。

最后，我希望用这个小个案，来回应杨老师的大视野。并且希望不断在杨老师的海洋史的大视野，可以提升自己的研究。谢谢杨老师。

最后一组大会演讲，由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林枫教授主持，厦门大学教授、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振满，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隋福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潘振平，武汉大学教授陈锋，浙江大学教授、历史学系主任刘进宝等学者作了精彩的大会发言。

闽南祠庙碑铭中的国际网络

郑振满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祝贺杨老师的八十大寿。今天有很多来自国内外的朋友，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作为杨老师的学生，我们感到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来自各地的朋友。很可惜，我跟杨老师读书的时候，杨老师还没有做海洋史，所以我就对杨老师宏伟的工程没有贡献。今天借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我也想报告一下我们这几年做的一些工作，多多少少跟海洋史有关系。

我今天要报告的是在闽南地区的祠堂和庙宇里面的碑刻中看到的，有关海外移民的一些资料。这一个工作我们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做，我跟美国学者丁荷生教授一起做的，就是在闽南地区收集碑刻，现在大概出了七八本，有四五千通的碑刻。其中有三百多通的碑刻，基本上都是跟海外移民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最初看到这些资料，觉得很意外，因为即使是在海禁的时代，闽南地区的海外移民跟老家一直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在官方的文献里，基本上看不到这种资料，可是如果到村里面去，到家族的祠堂，到庙宇里去，就会看到很多的海外移民，他们会回来捐款、参加仪式活动，等等。这种国际性的联系，在闽南地区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但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变化过程。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早的资料，基本上是明末清初的，主要是顺治、康熙年间的资料。从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的资料看，感觉上那个时候海内外的联系是相当的自由。有一块碑刻，我记得是和常建华教授一起去看的，在福建漳州角美的岱州慈济宫，原来是村庄里的一个小庙。庙里的有些碑刻原来被破坏了，现在重新竖起来，可是有些字已经认不出来。那次和常建华教授一起去看，认出了很多字。那是一通顺治五年的碑刻，它里面就在讲，老家战乱，在菲律宾的老乡很紧张，然后有一百九十四个同乡筹款建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用来维护老家这个庙的仪式活动。后来这个基金会发展得很快，到乾隆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们的钱花不完，以后老家的人出来，他们买船票、办手续等等，费用全部由这个基金会承担，由这个庙来承担。隔壁的另外一个庙，就是现在很有名的厦门海沧青礁慈济宫，它里面有一块康熙三十六年的碑刻，那块碑刻就是在讲巴达维亚的十来个甲必丹，就是华人领袖，跟当地的四五十个保生大帝的信徒。他们说老家的庙毁掉了，要重建。他们当地传说那个庙是被郑成功拆掉了，木材拿去造船。他们后来决定重建，但是没钱，所以当时在巴达维亚的这批保生大帝的信徒，就发动捐款，回来建庙。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资料，它说为了建老家的庙，他们决定把巴达维亚两年的缘金，也就是两年做仪式的钱留下来，然后拿回老家建庙。两年的缘金一共有四百两白银，所以当时在海外的仪式活动的规模是很大的。其实当地有相当多的庙，在清初都经历了类似的重建过程。附近有一个叫文圃山龙池岩的寺院，清初有一个住持和尚，为了重建这个寺院跑到爪哇，去了很多地方，筹了很多钱。他发现当地人很有钱，也很热心，就想留在当地建寺院，然后不回来。那个和尚筹了很多钱不回来，结果当地老乡把他赶回来，说你的钱已经够了，怎么还不回去建庙？等等。在那个时候，闽南人去海外应该是相当的自由，但是在清代中叶情况有点变。从康熙末年开始，到雍正、乾隆的时候，对海外华侨的限制越来越多，最初是两年内要回来，后来是三年内要回来，不然就不能回来，回来后会受到各种处罚。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华侨在外面建庙，在外面形成独立的家族、同乡会，等等。可是厦门当时是合法的对外通商口岸，可能有一些很特殊的有利条件，所以当时很多厦门人还是经常去海外，来来往往，在外面的庙和在老家的庙开始形成了一些点对点的对接关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马六甲的庙、槟城的庙、新加坡的庙，这些庙在清代乾隆、嘉庆、道光这个时期跟老家的联系都非常密切。我们现在找到一大批这样的资料，包括老家的人，他们在建庙、做仪式的时候，经常派人出去筹款。当年本来有很多水客，就是在那边送侨批的，和海外移民有密切的联系，但是还有一批相当重要的华侨代理人，经常去海外化缘。这个时候华侨做好事也不太敢声张，因为怕被政府处分。到了1860年以后，签订了中英、中法、中美天津条约，规定国民出入境自由，所以海外华侨就非常频繁地回来。我们在闽南看到很多晚清、民国时期的碑刻，庙里的董事会里面实际上是两拨人，一拨是老家的，一拨是海外的。有的时候是在老家有一个董事会，在海外有一个董事会。然后华侨开始参与老家的很多公共事务，包括做各种公益事业，包括定各种各样的规矩，开展移风易俗这一类的，有的时候甚至把村庄重新规划、重建，等等，做了很多的事。通过这些碑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闽南这个地区，从明末以来基本上就可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社区。当地的每个家族，每个村庄，基本上都是一部分人在国内，一部分人在海外。早期的海外移民，大家都想落叶归根，基本上出去以后是要回来的，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离开老家，但是这些人的活动空间，又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地区，不能只研究本地，你必须跟海洋联系在一起。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刚刚黎志刚老师提到的，就是到底中国跟海外是什么联系，我们可能会考虑到货物、白银、船、人口流动，等等。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那就是庙。这就是说，我们做中国的海洋史研究，需要考虑庙和仪式如何将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

推动海洋研究，沟通中国与世界 

 隋福民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厦门大学这么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参加“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来是中国经济史学会魏明孔会长要来，但他刚好有一个别的重要事情走不开，因此，我就勉为其难地在这里谨以魏明孔会长的名义代表中国经济史学会做一个简短的发言。魏明孔会长也让我转达他对杨国桢先生的崇高敬意以及对本次大会的诚挚祝福。

我们知道，推动海洋史和海洋文化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沟通中国与世界，对于建构中国的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意义重大。党和国家对此也非常重视。习近平多次要求学术界要加强中国历史研究、加强海洋研究，加强中国文化研究。杨国桢先生显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杨国桢先生是从研究明清乡村社会经济史开始走上学术道路的。他最早研究过土地契约文书，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深感研究海洋社会经济史的重要，于是就将自己的学术研究重心逐渐移至在中国的海洋研究上，并且在1996年率先提出了“中国有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之学术思路。30多年来，杨国桢先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中国海洋空间丛书》等相继出版，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杨国桢先生认为海洋史研究应该以海洋为本位，这种“海洋本位”的研究方法为中国海洋史学研究奠定了牢固基石，也获得了国际史学界的积极呼应。杨国桢先生认为，“海洋本位”的研究方法需要把握住两个本位：其一，在地理基础上是以海洋空间为本位，要把握海洋活动流动性的特点；其二，在研究对象上要以海洋社会为本位，要突出海洋社会的核心是海洋活动中的人。把历史的叙述的重心从大陆转向海洋，为历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中国历史。

杨国桢先生在研究方法上还倡导“科际整合”，即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让不同学科的资料和方法可以共享。这也是对厦门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整合多种学科的资料和方法来共同推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文化的研究，这有助于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构建多维视野，有助于我们在跨学科的融合中重新“解读”中国历史。

总言之，杨国桢先生建立的以海洋为本位的思维模式以及打通不同学科界限的“科际整合”方法，对于中国海洋史学以及海洋文化和文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讲好中国故事，包括讲好中国海洋故事。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海洋话语体系是由“西方中心论”建构起来的，中国“海洋话语体系缺失”问题十分严重，我们的“海洋意识”到今天也依然有些淡漠。我们亟须积极建立以中国为主体的海洋话语体系。我们应该通过研究，发出中国的声音，让全世界人民能够重新认识中国。杨国桢先生及其团队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莫大的成绩。时下，我们党和政府正在倡导进行“一带一路”建设，这“一带一路”就与海洋联系在一起。充分挖掘中国海洋的历史与文化资源，弘扬中华海洋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表达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们当下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这个会议也是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谢谢大家！

杨国桢老师和清史传记编撰 

 潘振平

十年前，我来参加杨老师七十寿诞，正值杨老师主持的清史项目初稿完成。我与杨老师认识已有三十多年，从1985年在福州召开的“林则徐二百周年诞辰纪念会”以后，一直有来往，深蒙杨老师的提携指点。近十五年来，由于杨国桢老师参加了清史工程，这种接触就更加地频繁。2004年3月，我应戴逸老师的召唤参加清史工程的传记部分，1个月之后，中国史学会年会在西安召开，我即向杨老师请教，请他出面负责道光朝人物传记的编纂工作。

杨国桢在清史人物研究方面的成就，《林则徐传》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我认为他在清史项目的成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重视史料。项目立项以后，他就马上组织学生搜集台湾馆藏国史馆传包相关人物的资料。但台北故宫博物院规定，传记不能全部复印，一次只能复印三分之一，这就对资料搜集造成很大困难。但杨老师团队克服困难，早于清史编委会两年完成传包的搜集工作。对于其他史料，杨老师的团队也尽可能的搜集。如陈庆镛、陈金城的例子。二是重视合同、工作认真。现代大型学术工程的一大问题就是延期，无法在预定期限内完成。杨老师团队在他的严厉督催下，基本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完成。在三十个传记项目中，最早提交全部初稿和资料长编。三是，充分履行了项目主持人的职责，认真修改稿件。清史传记项目由于参加者众多，时间紧迫，许多主持人实际上是二传手，对成员的稿子没有做统一修改的工作。而杨老师花费大量时间审读其他成员的文稿，提出修改意见，甚至亲自动手修改补充，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考虑到当时杨老师已经全力以赴进行海洋史方面的研究，他加盟清史工程，当然是清史工程的荣幸，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在海洋史方面的投入，我真的怀疑当时自己的执著是否正确。

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对清史工程进行了重要批示：重视修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于传承文脉，资政育人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清史编纂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寄予厚望，经过专家学者多方努力，现已取得重大进展，望加强统筹协调，坚持质量第一，加快工作进度，严格把关，精益求精，确保早日编出一部无愧前人、启迪后人的作品。清史工程体例庞大，情况复杂，经过统一体例、核对史料、增补调整三次重要的修改，到2018年10月，105册送审稿文本已经全部完成，期待不久便可问世。

最后，祝愿杨老师心情愉快，身体康乐。

 清代海盐生产管理及其他

陈锋

尊敬的杨老师，各位老师，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参加这次盛会！

这个ppt是有关清代海盐的生产管理，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放了，而且论文也印出来了，有兴趣的可以参考。我就借机讲另外一件事情。去年我接到这个盛会的邀请，一方面感到非常荣幸，另一方面也很纠结。纠结什么呢？纠结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对海洋史没有什么研究，怕写不出好文章来；另外一个，正值杨老师八十华诞，应该有所表示，应该带什么礼品给杨老师祝寿。当然我知道杨老师一向不收礼品，但八十华诞还是蛮隆重的，还是应该有所表示。另外在十几年前，杨老师亲笔写了一份东西，在我这里收藏，而且有几十位学者也在上面签名。这个收藏品就是一件契约。当时为在武汉大学举办中国经济史年会，杨老师亲自撰写了一份契约，作为研究契约的著名学者写的契约，非常宝贵。同时，这份契约促成了经济史年会在武汉大学的成功举办，也说明杨老师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前辈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视、鼓励和关怀。理所当然的应该带点东西给杨老师祝寿。后来想了半天，感觉有一件东西可以带来，我今天带来了，是这个贝币和龟币（展示）。贝币和龟币一方面与海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吉祥、钱财、长寿有关，寓意很好。选中了这个贝币和龟币后，我就想同时写一篇文章，有关上古时期的龟币和贝币，结果写了半年多，没有写出来，但是有点感想。我在解说完礼品后，会讲一点我的想法，请各位专家指正。

我带来了八九件贝币和龟币，其中有商周时期的绿松石仿贝币，尺寸很小。另外有比较晚一点的贝币，带了一件，我估计应该是战国到汉代的。另外龟币就比较有意思了，就是这个龟币（进行了展示）。到目前为止，关于绿松石贝币和龟币，博物馆里没有展出过。民国年间，“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曾经收藏过一枚铜仿贝币，视为珍品。现在铜仿贝币发现地太多了，也有玉贝币，但绿松石的很少。王莽币制改革时曾经做过四种龟币：元龟、公龟、侯龟、子龟。关于龟币，我认为没有用龟做币的，都是以龟的形态用玉或金等作币，绿松石也是玉石的一种。但是贝币就不太一样，有原始的经过加工的贝，这个在博物馆很多，铜仿贝币、玉仿贝币、绿松石仿贝币也不断出现，包括楚国的蚁鼻钱，我认为也是一种铜仿贝币，上面的纹饰所谓类似“蚁鼻”，没有多少道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任何纹饰都有其寓意，“蚁鼻”寓意什么呢？我认为所谓的“蚁鼻”是一种文字或符号，需要重新释读。这其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包括贝币的单位、大贝与小贝的兑换关系、龟币和贝币的兑换关系等等。还搞不太清楚。贝币的单位是朋，这个“朋”的数量是多少？现在说一朋有十个贝、六个贝、五个贝、三个贝之说，但到底是多少没有定论。《汉书·食货志》记载“元龟”值“大贝十朋”，说明贝币本身是有大有小，有“大贝”、“小贝”之分，就现在的收藏来看，仅绿松石仿贝币就有多种尺寸，最小的大概是一厘米左右，最大的则有四五厘米。也说明龟币与贝币存在着兑换关系。像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值得研究。我碰到中央财经大学孙翊刚老师，他对先秦货币制度有研究，认为这些问题非常值得写，但是我用了半年之久搜集资料和参考前人的成果，没有成文。资料太有限了，而且之前的新老专家写的有关货币史的东西，也存在诸多疑问。龟币与贝币不但值得财政史、经济史学者探讨，也值得海洋史学者探讨，借这个机会向与会的专家请教，同时也把绿松石龟币、贝币作为杨老师的寿礼，赠送给杨老师，祝杨老师八十华诞愉快！

杨国桢教授的学术贡献及其启示

刘进宝

杨先生好！各位专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杨先生八十华诞这一个纪念会！我对厦门大学能够举办这样高规格的会议也感到非常高兴！

我知道杨先生的大名是在八十年代。我是1979到1983年上的大学，那个时候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是中俄关系史，当时就看过杨先生的《林则徐传》、来新夏先生的《林则徐年谱》，其中谈到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后，到伊犁考察，后来提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那时候就知道了杨先生。杨先生真正让学界刮目相看，是1986年杨先生被评为第三批博士生导师。因为大家知道，1981、1984、1986这三批博士生导师，人文科学方面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当时年龄在50岁以下的中文、历史学科的博导，只有三位，杨先生是最年轻的一位。杨先生是1940年出生，当时只有46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当时批准杨先生作为博士生导师，就是对他前期工作的肯定和承认。在这一个阶段，杨先生已经从林则徐研究转向明清契约、明清文书研究，后来又转向海洋史研究。几十年来，杨先生从林则徐到明清契约、明清经济再到海洋史研究，不断开拓新的领域，而且能够站在国际学术前沿。那么我们再看一看杨先生留存下来的东西，他的东西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能够留存给后代的。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功利化、浮躁的时代，人们都变得更实际、更实在、更实惠了。像杨先生这样全身心投入，把一生都献给学术的学者，可能是极少极少了。有时候我在想，随着老一代学者的退休、离世，不仅仅使我们失去了学业上的老师，更重要的使我们失去了精神上的导师，使我们在为人、治学，做人、做事方面缺少了楷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杨先生的存在本身就是史学界的一个奇迹，厦门大学应该为拥有杨国桢教授而感到光荣、骄傲和自豪。在这里我盼望杨先生健康长寿！

我们可以把杨先生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个案进行研究探讨，这可能也会是以后史学界，尤其是现代史学史的一个研究命题。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关于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命名的辨析》，由于时间关系，我简单说几句。我原来做敦煌学，后来也转向做一些“丝绸之路”的研究。关于“丝绸之路”这一个命题，说李希霍芬首先提出来，这是对的。但李希霍芬并没有专门研究“丝绸之路”，他也是偶然、无意间提出这一概念的。但是学界普遍认为李希霍芬首次是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前127年，连接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我见到的四种相关研究论著，都注明是引自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第454页。后来的研究者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考订工作，基本都引自日本学者长泽和俊或中国学者林梅村的著作。但是我因为想探源这个问题，找到了李希霍芬的《中国》第一卷，结果第454页根本没有出现这一段内容，甚至连“丝绸之路”这一个词都没有出现。后来再找，只有在496页出现了“早期丝绸之路中这一条路径”的记述，而且全书只出现了这一次，也根本没有上文提到的那些内容。李希霍芬当年在中国东部考察以后，想去西部考察，到达陕西以后，因为当时的国内局势问题，没有到达甘肃和新疆。他在《中国》第一卷中还绘制的一幅《中亚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他用加粗的红线画出了一条基本上笔直的“丝绸之路”，但与“丝绸之路”的实际走向并不符合。因为李希霍芬并没有到达甘肃、新疆考察，他叙述和记载“丝绸之路”的材料主要是文本而非考察和考古，他想修建一条铁路，所以把古代中西交通的贸易路线也想像成一条直线。

李希霍芬在这个书里面没有提及“丝绸之路”的具体内容，以后他曾经做过一个演讲，演讲中提到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后来是德国学者赫尔曼才把李希霍芬的观点做了引申和解释。因为《中国》一书有关中西交往的篇章是从第454页开始的，所以从长泽和俊等学者就直接注明是引自李希霍芬的《中国》1877年版第454页，从而造成了误导。

我就简单地讲这些，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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