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演讲集萃（三）
2019年3月30日下午的大会演讲，首先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曾玲教授主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宏，香港大学教授、暨南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钱江，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原副校长汪征鲁，清华大学教授、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程美宝等学者作了生动的演说。
海洋亚洲的制度化基础——以侨批贸易为中心
刘宏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重回母校厦门大学参加“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所负责的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对杨国桢教授八十华诞表示衷心的祝贺。其次，更重要的，作为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我有幸聆听杨教授的精彩授课并拜读他的大作。杨先生关于明清土地契约、陈嘉庚先生、中国海洋史等课题的研究对我个人的学术成长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帮助。
今天上午各位老师都讲到杨先生开拓性的学术贡献，我深有同感。在此，我想围绕上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刊登的《发展中国海洋史学构建中国海洋话语体系——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杨国桢教授》一文，对杨先生提出的几个重要观点做一些补充和延伸。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第一，将历史叙述的重心从陆地转向海洋，第二，海洋史研究要坚持“海洋本位”的研究，以海洋空间为本位，突出海洋社会的核心是海洋活动中的人。
我想做的补充就是制度因素在海洋亚洲的作用。对于制度作用的探讨，在座的滨下武志、陈春声、王国斌等教授都有深入的研究。我的思考是怎样把“海洋亚洲”作为一个流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下，个人、社会、国家与制度都发挥不同的作用。这个空间也包括移民，以及因为移民而形成的华人社团与网络，它们建立在不同的机制、地域、职业、宗族、方言等基础上的身份认同。在这种认同的研究中，目前比较多关注的是社会网络和商业网络，但可以从海洋亚洲的制度化角度对它们加以分析。在此我想向杨先生和在座的嘉宾汇报一下我参与的相关研究的一些成果。
我在四年多前主持的一项新加坡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就是尝试厘清中国近现代史与海洋亚洲发展中跨国联系的制度化因素。我们团队在这几年对侨批贸易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去年和今年共出版了三本书，第一本是Dear China: Emigrant Letters and Remittances, 1820-1980 (《亲爱的中国——移民书简与侨汇（1820-1980）》（班国瑞教授与我合著，加州大学出版社）。这是有关侨批的第一本英文专著，思考侨批作为一种机制，一方面连接中国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另一方面也推动华人社会内部机制的建设。本书当然也借鉴了国内学者出版的有关侨批的研究，但我们希望通过比较的角度，从不同的侨乡的角度，以及华人移民和其他移民群体（如爱尔兰移民、意大利移民）的异同，并思考侨批对于近代中国社会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侨批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侨批网络是联系海洋亚洲的重要制度化纽带。第二本是论文集The Qiaopi and Transactional Networks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侨批与海外华人跨国网络》（班国瑞、刘宏、张慧梅合编）。该书包括滨下武志等学者的研究，一些学者将前面提到的概念作进一步延伸，凸显海洋亚洲制度化的建设。第三本是侨批史料汇编《家书抵万金：华人移民书信选注》。该书根据国内的侨批，以及新加坡、美国华人历史档案馆、温哥华历史档案馆和个人珍藏的侨批，精选一百多份予以出版，并加以英文翻译。我们把根据时间、地区、主题等不同的角度，把这些侨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通过侨批来思考与回顾。我们发现，侨批作为一种机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和华人社会以及居住国和祖籍国社会的机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包括华人社团、华人汇兑业公会、当地国家政府、中国近现代的邮局等，体现了华人社会的多元性，以及跨界中华 (Transnational China) 在形成过程的多元因素。
在班国瑞和我合写的《侨批贸易及其在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作用——对“跨国资本主义”的另一种阐释》（《南洋问题研究》2019年第一期）一文中，我们提出几个主要看法，其一，族群和身份认同对海外华人的商业文化影响重大，成为华人企业家的适应能力和创造力的来源。其二，商业家族主义、社会网络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价值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阻碍。相反，这些因素通过促进社会流动、发展家族利益、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合同的签订以及其他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行为，帮助华人在中国和海外实现经济发展。其三，侨批局的三盘系统控制了侨批派遣的三个阶段：海外接收、汇至中国、国内接受。
此外，我们也关注侨批网络的现代变迁，侨批贸易深深地扎根在传统以及与之相连的信任关系之中，当现代银行体系和现代邮政服务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社会中出现时，侨批商人利用了这些机构的优势。侨批商人一方面适应侨乡和海外华社的社会变化实行新式的实践，一方面与其建立合法的确定的信任关系。在这种互相作用下，出现了一种新的、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信任形式的综合系统，即将植根于社会关系中对人的信任与和立足于市场的对制度的信任进行了整合。然而，前者始终是二者中更为重要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思考海洋空间的文化基因。侨批贸易的不同谱系：不是一个由技术发展导致的向现代资本主义横向同化的结果，相反，它的根基和力量来自于数百年来在福建、广东、东南亚和太平洋活跃的华人企业之中。所以，这些关于华人侨批以及华人近现代社会演变的研究，凸显了“海洋亚洲”空间的制度化与多向途径，在多元互动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海洋亚洲的丰富多彩的特征。这也充分彰显了杨国桢教授有关海洋空间本位论述的重要性。
谢谢大家！
《马尼拉手稿》与福建海商
钱江
大家下午好！
第一，很高兴能回到母校，我有好些年没有回厦大了，变化很大。
第二，向杨国桢老师的八十华诞表示衷心的祝贺。杨老师治史扎实，视野广阔，转换了几个研究领域都做得如此出色，并且很成功地带出了几个学术团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博士生。早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韩振华教授很关注海洋史的研究，带了几个研究生做这个领域的研究。韩先生去世后，杨老师将海洋史研究的这面大旗接了过来，并且越做越好，在理论架构上予以充实和完整。
第三，简要地介绍一下今天这篇论文：《十六世纪末<马尼拉手稿>及其描述的亚洲海洋世界》。有关《马尼拉手稿》的研究，西方学界较早关注，1603年，西班牙总督Luis Perez Dasmarinas父子先后收藏此手稿。1947年7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二战时期英军驻香港的情报官员博克瑟（Charies Ralph Boxer）教授在伦敦的一次拍卖会上购得此手稿。1965年，博克瑟教授将自己多年收藏的一批珍稀书籍、手稿、档案文献卖给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黎礼图书馆（Lilly Library），其中就包括成书于16世纪90年代的《马尼拉手稿》。首先，介绍《马尼拉手稿》的整理与研究情况。1950年C. R. Boxer发表“A Late Sixteenth Century Manila MS”。1953年，C. R. Boxer翻译出版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970年，C. R. Boxer发表“A Spanish Description of the Chams in 1595”。此后，其他学者陆续开始关注这个课题的研究。1982年，John S.Carroll发表“Burenei in the Boxer Codex”。2012年，台湾清华大学的李毓中教授与西班牙Sevilla大学Jose Luis Cano Ortigosa博士联名发表“中西合璧的手稿：《谟区查抄本》初探（Boxer Codex）”，比较完整地介绍了Boxer Codex，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台湾中研院台史所的陈宗仁教授主要讨论了《马尼拉手稿》中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鸡笼和淡水，一个是畲客。2013年，陈宗仁教授发表了“十六世纪末《马尼拉手稿》有关鸡笼人与淡水人的描绘及其时代脉络”一文，2016年发表“十六世纪末Boxer Codex有关Xaque（畲客）的描绘及其时代背景”一文。2014年，西方学者John Newsome Crossley发表“The History of the Boxer Codex”，对Boxer Codex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的考证。2016年，George Bryan Souza教授与Jeffrey S.Turley博士两人辛勤工作了多年，终于将这份手稿全部解读，以现代西班牙文译写，并全部翻译为英文，于2016年在荷兰莱登Brill出版社将此手稿原件及西、英两种文字的完整译文本出版。
接下来，我简要地介绍一下《马尼拉手稿》的内容。《马尼拉手稿》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印支半岛和东亚部分国家的地理、人种、历史、风土人情的一部图文并茂的区域性概览，类似百科全书。手稿中的记述大部分来自早期驻守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的笔记和报告，少量译自葡萄牙人的报告。《马尼拉手稿》由22各长短不一的篇章组成，以顺时针的方式，逐个描述菲律宾群岛、婆罗洲、马鲁古群岛、爪哇、苏门达腊岛西北端的亚齐、马来半岛的北大年、暹罗、占婆、日本和中国。其中，中国（尤其是福建）是该手稿的论述重点，占了整份手稿的很大篇幅。尤为珍贵的是该手稿有97幅侨居马尼拉的福建民间画家手绘的有关亚洲各不同族群的栩栩如生的彩色插图。此外，《马尼拉手稿》收录了三份有关东南亚航海路线的记载，这三则记载是从葡萄牙翻译为西班牙文的，原作者是葡萄牙驻马六甲的主教Joao Ribeiro Gaio。其中，有一段葡萄牙人Miguel Roxo de Bnto关于马鲁古群岛的记述也是从葡文翻译过来的。另外，就是西班牙神父Fr.Martin de Rada有关自己在1575年出使中国的回忆录。这三个部分的文献约占了全部手稿近二分之一的篇幅。
总之，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知道：一是，16世纪末的西班牙人非常重视对海洋亚洲信息的收集和整理。这份在西班牙王室和私人手中珍藏了400余年的《马尼拉手稿》表明，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当时海洋亚洲各国的经济、政治、民族志、通商贸易，而且很关注当地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等。二是，旅居马尼拉的中国商贾，尤其是闽南商人对西班牙人搜集、编纂这部手稿提供了大量信息，而且，手稿中所有的插图都是出自华人聚居的马尼拉“涧内”（Parian）的闽南人民间画家。西班牙人当时所看到的、以及他们所提供给西班牙国王的有关海洋亚洲的许多信息和亚洲各民族的形象，其实都是通过寓居马尼拉的闽南商贾和民间画家才得到的。换言之，他们所获得的这些信息和图像是经过闽南人的眼睛过滤过的，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16世纪晚期时，闽南人在东亚、东南亚的海洋世界相当活跃，影响很大。
中国海洋史的发凡起例
汪征鲁
各位同仁、各位同学，在杨国桢先生的弟子主要的努力下和各方面的协助下，召开的一个规模这么大、这么好的庆祝杨先生八十诞辰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能叨陪末座，共襄盛举，感到幸甚。
早上，厦门大学的党委书记张彦提到了杨国桢曾经获得南强贡献奖的事情，他说南强贡献奖是厦门大学的最高奖，这使我回忆起一件往事。
那是三年前，当南强贡献奖那天上午要颁发奖状的时候，杨先生在三小时之前飞往香港去出席一次学术讨论会。他不能够亲临颁奖，到底是因为时间的冲突呢？还是因为他刻意要回避荣誉和光荣？我当时正好也在香港出席那次会议，在开会的时候就把颁奖词传到了杨国桢先生那里。第二天开会正好我当主持人，我没有征求杨先生的意见，我怕他不同意，我在会上把颁奖词宣读了。我认为这个颁奖词写的非常好，其中最精彩的一句是，“杨国桢者，杨树之挺拔，国家之桢干。”杨树之挺拔，国家之桢干，就是杨国桢，国家之桢干就是国家之栋梁。我认为国家的栋梁不仅仅是帝王将相，不仅仅是领袖、政治家、军事家，学界泰斗、著名的专家学者也是国家的栋梁。杨先生在林则徐的研究——林则徐当然是国家的栋梁，在明清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国海洋发展史的发凡起例，他不愧有这个称号。下面我就杨国桢先生的海洋文明论作一个述评，也是为先生寿，秀才人情纸半张。
中国的海洋文明论与中国海洋发展史学，是20世纪90年代起步的学科。杨先生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初步建构了中国海洋文明的理论与中国海洋发展史的叙事框架，从而使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日趋系统化和科学化。上午的会议有人讲说，前面也有人研究海洋史，田汝康先生就研究海洋史。田汝康先生他只是孤立地、具体地研究断代的一个海洋商贸现象，就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帆船贸易和航路，这跟有理论框架的、有价值取向的、一个完整的海洋史还是大相径庭的。所以我们对杨国桢先生定位的时候应当讲他对中国海洋史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杨先生的海洋文明论是他海洋史的理论框架、理论基础，他的一系列的著作就是在这个理论框架、理论基础指导下撰写的。当然，这个理论也是初步形成，杨先生还要不断地完善，所以我们希望杨先生有更长的学术生命，使这个刚刚起步、势头很好的学术发展更好。就我理解而言，杨先生“海洋文明论”大致有“海洋文明的概念内涵”、“海洋文明基本形式”、“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理论方法”、“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历史的海洋中国”、“中国海洋文明的时代划分”、“中国古代的海界与海洋权利”等部分。以下对此略作述评：
其一，关于“海洋文明”概念的改造和完善，即海洋文明是具有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点及动态演化的特点。杨先生认为，“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都是植根于海洋活动的实践，随着海洋实践活动的深入和进步不断发展。海洋与文明的结合，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征，没有固定的统一模式，需要从动态的、运动变化中的历史存在揭示它的本质。……因此，改造海洋文明概念内涵，有助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拓展视野，有助于对海洋人文世界深入认识，为人类文明的世界历史进程提供新的阐述。”于是，杨先生提出了一系列的内涵阐释与理论建构框架，如海洋文明是源于海洋活动生成的文明类型；海洋文明是海洋文化有机综合的文化共同体；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小系统；海洋文明是一种文化发展的过程；海洋文明是一种长期的、综合的文化积累，等等。这显然是一种理论的系统化，一种系统的理论。
其二，在注意到西方海洋文明成熟性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了中国海洋文明的的不可或缺性和独特性。杨先生认为：“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模式。文明模式的类型，一般可按生产方式，或按经济生活方式，或按精神形态或心理因素，或按社会形态来划分。我们按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把人类文明划分为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三种基本类型。现代研究成果证明，海洋文明不是西方独有的文化现象，西方海洋文明在近代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海洋文明。海洋文明也不是天生就是先进文明，有自身的文化变迁历程。濒海国家和民族的海洋文明表现形式不同。都有存在的价值。海洋文明是人类海洋物质与精神活动历史发展的成果，又是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要素，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不以西方论述为标准，中国有自己的海洋文明史。中国的海洋文明存在于海陆一体的结构中。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文明具有陆地与海洋的双重性格。中华文明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同时包容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有机组成部分，弘扬海洋文明，不是诋毁大陆文明，鼓吹全盘西化，而是发掘自己的海洋文明和传统，吸收其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为推动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内在的文化动力。”这无疑为中国类型的海洋文明的确立与研究提供了方向。
其三，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杨先生谓：“对西方‘海洋国家’话语的初步分析，可见‘海洋国家’话语的‘偏移’，在论述中有选择地将历史上的海洋国家对象化，是典型的话语活动。于是乎，‘海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世界海洋史的知识体系，我们自然而然接受的历史陈述，实际上是一种西方学术界‘累积的历史’，并不完全符合世界历史上所有海洋国家发展的事实和实践”。“挣脱西方‘海洋国家论’的束缚，挖掘本国的海洋文化历史资源，从文明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复杂国度历史的重新解读，提出新论述，重构海洋世界历史上的新体系，塑造不同类型‘海洋国家’的形象，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课题。”这里，杨先生对西方的“海洋国家论”作了深刻的批判，同时提出了塑造成不同类型“海洋国家”形象的战略课题。
其四，建构了中华海洋文明史的时代划分。杨先生认为，东夷百越时代：中华海洋文明的兴起；传统海洋时代：中华海洋文明的繁荣。而这之中，最有意义或有争议的事件与人物为：
1、“海上丝绸之路”；
2、郑和下西洋；
3、明末局部的海洋开放；
4、郑成功收复台湾；
5、清前期的下南洋和达台湾；
6、近代海洋的觉醒。
此诚可为中国海洋文明史的撰写提纲。
其五，对中国历史上的海界与海洋权利作了拓荒性的研究。在这些问题上，杨先生运用大量史料，勾沉发隐，论证了中国古代对海界与海洋权利的认识与实践。关于“国境海界不等于海岸线”，杨先生以为：“古代中国的国境海界不等于海岸线，是明确无误的。而且，中国在宋代开始形成了中外海域分界的海洋主权意识，在事实上行使了界内巡航等主权权利”。关于“中国海内的海界”，杨先生认为：“以上各类的海界资料，说明海域物权的观念在民间形成，延续至今有数百年之久。亦即在海域使用制度的创设上，中国远早于其它海洋国家，而有自己的定义和特色”。关于“海界观念与海洋权利”，杨先生谓：“中国使用海域的历史悠久，产生的海洋权利内涵十分丰富，需要做不同时段、不同海域的实证研究。树立以海洋本位的思想，把海疆史扩大到海洋史，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加强海洋文明建设服务，是新世纪的使命。”
“将大陆和岛屿的海岸线及其之间的海洋水体视为一个整体，对古代海界资料做全面的整理与分析，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虽然中国古代‘渡海者多，著书者少。登舟不呕，日坐将台亲书其所见者尤少’。但仍有不少散见于遗存的官私文献、档案、海图中的涉海资料，有待发掘利用，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这些无疑是对中国海洋文明论与中华海洋文明发展史的拓荒性基础研究。
其六，研究海洋文明与中国海洋史方法论上的问题。这里最关键的是研究对象的确立与研究思维的转换。杨先生认为，中国史范围内的中国海洋史学是从涉海的各种历史研究中发展而来的；中国涉海历史研究，以南海交通为起点，有一百年的历史。
真正的海洋史学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提出来的，而“海洋史”与“涉海史”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是“以陆地为本位”还是“以海洋为本位”，即主导思想是陆地思维还是海洋思维。也就是说，以“海洋本位”的思维开展研究，是海洋史与涉海研究的根本区别。
杨先生还提出了“科际整合”的方法论。即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如历史学、海洋学、地理学、气象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
当然，也有个别提法似可进一步推敲。如杨先生认为：“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模式”，似乎是在显现文明的个性及具体性。窃以为，文明还是社会表现出较高发展阶段的状态，易言之，文明是全部人类生活与文化之进步性、发达性的程度，是一种普遍的性质。或许杨先生另有深意。
我们还应当看到，历史的海洋与现代的海洋很多人化属性有所改变，在古代、甚至近代，海洋每每是民族、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最重要途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而到现代一部分被天空运输与交往所取代，而到当前更多的部分为信息、网络、虚拟空间的交流、交往所取代。
对人类生存空间或人化自然界而言，除大陆、海洋外，天空、外太空也开始要扮演日益重要的人类生存空间的的角色。这也都是在研究海洋史时要顾及的。
总之，杨先生的“中国海洋文明论”是在对西方海洋文明理论扬弃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具有发凡起例之功，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海洋发展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杨国桢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的嫡传。如果说昔日，傅先生广泛、深入地利用民间资料，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方向；那么今天，杨国桢先生又开创了中国海洋文明论与中国海洋史学研究的新方向，真是无独有偶，前后辉映，堪称学林佳话。
从“官督洋办”到“公益法人”
龙登高
在杨国桢教授80华诞之际，我非常荣幸受到邀请来为杨先生祝寿，并参加学术盛会。我带来了两件礼品，当然是学术礼品，一个是我刚刚出版的书——《中国传统地权制度及其变迁》，因为这是受到杨国桢教授关于民间契约研究的启发。第二个就是我今天要汇报的团队研究成果，跟本次会议的主题“海洋与中国研究”相关。
我的题目是《从“官督洋办”到“公益法人”》，探讨近代天津和上海航道治理的制度变迁。我们知道清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非常有限，而到了近代，也就是19世纪中期以后，新出现的公共服务需求难以满足。新出现的公共品服务需求，其中一个就是轮船需要疏浚，而此前帆船是不需要的。新出现的公共品服务由谁来提供？如何来提供呢？
轮船除了轮船招商局以外，主要是洋商的。所以，洋商轮船公司非常积极地推动清政府要去提供这种服务，可是清政府很不积极，这可能是因为关系到安全和国防以及主权等等因素。可是在各利益相关方的推动之下，又不得不去提供这种公共品的服务，政府也可以增加关税收入。在中外官商各利益相关方合作博弈的过程当中，就有了这种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过去缺乏这方面的资料，我们比较有幸接触了尘封近百年的数千卷英文档案，那就是海河工程局和浚浦工程局的这些档案，特别是浚浦工程局，我们是第一批去查阅的。看到这些从来没有被人用过的系统的、科学的这些档案，在座的各位同仁也都是会非常兴奋的。那么它为什么会保存得这么完好？为什么又是我们第一个去查阅？待会儿我们就会知道。
开始时在清政府购买挖泥船疏浚航道，此时是官办，但是他想的太简单了，单一的设备引进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在上海，都没有成功，一个是因为疏浚是比较复杂的，门槛很高，资金、技术、设备、管理，都有很高的门槛，当时的中国无法进行提供。另一方面，在租界推动城市化的上海和天津，上海一个城市，三个政府；天津甚至一个城市八个政府。这种公共品、公共工程的提供，需要协调，任何一方去承担，都是难以胜任的。所以，轮船公司推动外国领事，以及其他各方，进一步去推动清政府来提供这种公共品的服务。
大家可以看到，晚清中国的港口和码头，都是轮船公司直接修建的。所以洋商会推动本国的领事以及租界的工部局，还有海关，一起去共同推动中国政府。官办无法完成，所以被迫接纳洋商和外方，利用他们的资源来成立官督洋办的专门疏浚机构，这就是1897年和1905年分别成立的海河工程局和浚浦工程局。
官督洋办和官督商办，可以说是相似的，只是这个“商”被“洋”所替代了。洋方提供各种资源，特别是由清政府聘请洋总工程师，来全面负责疏浚工程与管理。官督洋办当然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应该说是洋务运动末期的制度创新，所以我们把它称作官督洋办。而洋总工程师全面负责，应该说是重金聘请的。比如说林德，薪酬高达1000元，两倍于赫德。后来的奈克在上海浚浦局甚至高达3000磅，如果是中国人，当时水平难以胜任。直到40年代之后，归国留学生开始可以胜任总工程师的职责。官督洋办，有总办、会办，都是中国的道台官员，但由洋总工程师全面的具体负责。
可是随着各种力量的消长，五六年之后，官督洋办又无法很好的胜任和完成，所以相继改组为国际合作的公益法人。外方更深度更全面的卷入机构的治理，成立董事局，海河工程局由津海关道台、津海关税务司以及领事团的首席领事构成决策机构。顾问局由各国的领事及洋商代表构成，作为咨询机构，如有矛盾和不能解决的问题，由他们来仲裁。这种公益法人的国际合作机构，由利益相关方组成，所以非常制度化的、规范化的要向各方负责。董事会会议记录非常的详细，又有公开的招标，年报、月报，第三方审计，形成规范、公开、透明的经营模式。所以，档案至今完善的保留下来。
那关键的一点就是，资金从哪儿来呢？资金就从关税来。近代海关是一个中外共治的边界权力机构，而关税是由中外政府共同决定的。关税附加税，就是由中外共商来征收作为航道疏浚的专门经费，所以必须由中国政府批准，同时也必须由外国领事批准才能够征收。相对独立的海关，所以使得公益法人机构，在政权鼎革动荡的近代中国，能够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还有其他制度创新，包括以关税为担保发行公债。
河海工程局与浚浦局取得较好的绩效。天津港通过疏浚和破冰，在北方天然不冻港的竞争当中，成为北方第一大港。而上海航道疏浚，使之成为远东第一大港，世界第七大港。
谢谢！
十九世纪中朝贸易的一个侧面——《燕行事例》抄本研究
王振忠
各位前辈、各位同行，大家下午好。首先要感谢杨国桢先生及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参加这个盛会，汇报一下自己最近的一些研究。
最近二十多年，除了“徽学”研究之外，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研究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学术领域。在这方面，2015年，我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部小书，叫《袖中东海一编开：域外文献与清代社会史研究论稿》，其中涉及的内容包括日本汉籍（唐通事文献）、朝鲜燕行录、琉球官话课本，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榕腔”文献（亦即近代传教士编纂的福州方言文献）等。在这小书中，有一章就是专门研究朝鲜燕行录的。
我对朝鲜燕行录的研究，开始于2003年，当时我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比较早的利用了2001年出版的《燕行录全集》，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日本学者藤塚邻的旧藏。虽然说国内对朝天录、燕行录的关注由来已久，比如在座的陈尚胜教授就比较早地注意到了。但在2001年以后，中国国内的朝天录、燕行录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当时，这些文献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属于一种新的文献来源。不过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随着资料的大批刊布，史料已不再稀见，这对于燕行录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个人认为，今后可能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其一，朝天录、燕行录主要是韩国学者从大批朝鲜文集中抽取出来的，从中，我们能看到朝鲜人对于中国社会生动细致的描述，但却很少能看到中国文化对于朝鲜社会各个侧面的影响。因为在宗藩体制下，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因此，今后应当将朝天录、燕行录放回到朝鲜文集的具体文本环境中去考察。在这方面，有必要利用现代的数据库资料。比如，香港城市大学所建立的朝鲜文集数据库，就是很好的研究利器。因为这个数据库跟我有一点渊源，我将来会写专门的文章去介绍，我觉得这个数据库要好好地利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存的朝天录、燕行录都是韩国、日本所收藏的资料，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其他国家的相关收藏。
最近几年，因有一些机会到欧洲访问，我比较留心域外相关的明清文献。其间，曾在法国看到《燕行事例》及另一册佚名无题抄本。我这篇文章，就是利用这两份资料撰写而成。《燕行事例》一书收藏于巴黎的法兰西学院，这是咸丰七年（1857年）的抄本，编者是朝鲜著名诗人李尚迪（1803—1865），他是金石学家金正喜的弟子。李尚迪曾作为朝鲜燕行使团的译官（翻译），先后十二次前来中国，与清代的许多中国士大夫都有密切的联系。《燕行事例》应当是属于朝鲜司译院内辗转传抄的抄本。该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朝鲜使者的燕行惯例，这对于时下方兴未艾的《燕行录》研究，以及十九世纪东北亚国际交流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其中提到朝鲜馆内的贸易，有所谓的“杭货”。根据与《燕行事例》差相同时的一册佚名无题抄本（也收藏在法兰西学院），这些杭货，也就是来自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一带的商品。另外，与“杭货”一样成为通俗常言的还有“燕贸”一词。所谓燕贸，就是与北京乃至中国有关的贸易。从“杭货”和“燕贸”这样的通俗常言可以看出，在清代，包括江南一带的中国商品，通过北京源源不断地流往朝鲜。而且，此类贸易并不局限于中朝之间，“燕贸”之货（亦称“燕货”）也曾由朝鲜转卖到日本，这实际上涉及到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中朝贸易、朝日贸易以及中日贸易，三者之间呈此消彼长之势。另外，在朝鲜燕行使团中，译官的地位较低。李尚迪是位著名的译官，有关他的资料也相当不少，但此前所见最为重要的是他的个人文集《恩诵堂集》，不过在其中，我们只看到他与中国士人应酬交往的内容，却看不到其他的侧面。而《燕行事例》一书是由李尚迪编定，此一文本中有不少朝鲜式的表述方式，与汉语有所差别，这一文本对于研究李尚迪的燕行译官生涯，提供了一种未为人知的新史料。
因时间关系，以上就简单地介绍论文的主要内容，请多指教！谢谢。
“大人物与小人物”
程美宝
各位学仁下午好！非常感谢大会的安排，让我可以参加杨国桢老师八十华诞的盛会，并且交上我一份十分钟的作业。
我这个作业原来也是想这样开始的：我研究的是小人物，杨老师研究的是大人物，今天早上也提到了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还在牛津大学读书，杨老师来牛津访学，我的导师科老师给我的一个任务就是陪着杨老师去英国的国家档案馆看档案，他当时是因为要修订他《林则徐传》一书，需要到档案馆看相关的材料补充，所以我们就有机会陪他去档案馆跟他学习。其实我忘了是哪年哪月哪天，幸好今天早上吴小安教授非常仔细地记载了当日是1994年5月6号，还有照片为证！我才记得那个事情是这样的。五月在英国是叫做May Day的季节，五月天应该是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的时候，但是那天似乎很冷，我们还穿着厚衣服。
杨老师做的是林则徐，是大人物，大人物做大人物，我自己是小人物，所以做的是小人物。这个人物就是PPT上的这个小孩，名叫Huang Ya Tong，凭着有一些非常零散的材料，我2003年的时候就拼成了一篇文章。当时我看到的材料，他自己署名Whang Tong，我就凭一些非常零散的材料去估计他的生平是怎么样，2003年在《史林》发表了一篇名为《“Whang Tong”的故事》的文章，后来就没有怎么认真研究了，因为觉得材料可能也不多。但是，近十年来各方面都发现了有一些跟他有关的材料，然后我才知道有可能可以多写一些。我当时发表在《史林》的那篇文章是非常粗糙的，所以如果《史林》的编辑在，可能要我退稿费。但是我现在看完这个材料，我现在能弄出的一个时序是这样的：这个小孩为什么会去了英国呢？因为他是在18世纪的时候服务于东印度公司一个叫布莱克船长的一个仆人，布莱克船长是在1767年9月到达广州，布莱克船长的故事是“广州贸易”的一个小篇章，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海洋史的一部分。
布莱克船长最近很多的人已经做了研究，因而知道他在1768年就返回伦敦了，而Whang Tong也在那次跟过他去到英国，这是我十多年前不知道的。一年之后布莱克船长又回到广州，那个小孩又跟他回到广州，然后就为他打工。就是在为这个布莱克船长打工的时候留下了一些他的手迹，这批材料现在不在英国，而是在美国。我也是因为跟相关研究的人有联系才有幸可以在前年看到这一批材料。这批材料其实主体还是布莱克用英文写的东西，但是Whang Tong就留下一些他中文的手迹。而且他们之间有很多的对话记录，由此我们知道他在1768年去过英国，因为他多次提到——比如说——这个花我在Sevenoaks（七橡）见过，既然他多次这样提到，我们知道他应该曾经随布莱克去过英国的。但是后来布莱克船长在广州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只有30几岁。他爸爸也在广州，也是服务于东印度公司，当时还在广州做一些借贷生意，借钱给中国行商。1774年8月的时候，老布莱克把Whang Tong又带到英国去，这点也是我以前不知道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775年有好几条有关Whang Tong的材料，我过去只是看到一条，过去十年中又看到多几条，散见于各处。而这些材料之所以会留下来，其实都是跟大人物有关。所以小人物的材料小人物自己往往是没有的，他都是因为依附于大人物才留下记录，Whang Tong接触到的大人物包括皇家学会的主席班克斯，包括某伯爵和伯爵夫人，包括当时著名英国陶瓷商人。
迄今为止，除了1775年的几条材料外，我们就再看不到有关他在英国的材料。我们只知道他应该是不迟于1784年12月就回到广州，因为有另外一些材料也可以证明。1796年6月18号他寄了一封信给班克斯爵士，这封信是从广州发出，所以我知道这个时候他肯定变成一个中年大叔回到广州，但跟班克斯一直有联系。这样的一个人物，自小时候当上一个东印度公司船长的仆人之后，他一直的成长都是跟着这些英国人的，所以他英语很好，中文似乎也不差，他的中文字还不错的。在整个十八世纪的时候有好些英国大人物能亲身接触到的中国人就主要是Whang Tong了，Whang Tong就成为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给他们传播中国知识的中间人，经常他会告诉一些错误的信息。PPT上显示的他这个画像是因为他留了那个公爵的家庭，这个公爵跟某英国的著名画家非常的友好，画家绘下他的肖像，现在还挂在那个公爵之家，我去年还去看过。图片上显示的就是那个七橡学校，该校现在是这样子来标榜的，说这个Whang Tong是1780级的学生，是他们第一个中国小留学生，而且证明了他们早就很国际化了。我写封信问他们有没有档案，其实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在那里读过书。这个学校就在我看过的某一批地方性的档案的附近。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早上说这个照片证明了我当年真的是陪过杨老师去档案馆，为什么会留下这个照片，是因为杨老师是大人物，我这个小人物就留下照片，很感谢吴小安教授把那个日期记下来了，由此留下一个历史证据。
谢谢!
随后，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郭润涛教授的主持下，南京大学教授范金民，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苏智良，云南大学教授、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黄纯艳，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华，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庞中英，广州市东方实录研究院院长罗一星等学者作了精彩的大会发言。
杨国桢老师研究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的贡献
——阅读《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的一点体会
范金民
有幸参加这样的盛会，首先要敬祝我们的杨老师，身体健康，开心如意！
我们都知道，杨国桢老师的研究领域是三大块：一块是晚清民国人物研究，一块是明清社会经济研究，还有一块是中国海洋文明研究。在我看来，杨老师的《林则徐传》是特别地体现出了他的聪明和史笔之美的一本名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则特别地反映了杨老师的史学功力和底蕴，而近30年来由他倡导和领航的中国海洋文明研究，我觉得最能体现他的学术眼光和境界。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海洋与中国社会，对杨老师主编和他撰写的几十本专著，我曾写过两次书评，所以不在这里叙述。为了这次会议的主题，我又提交了一篇小文章《清代开海早期中西贸易探微》，该文已经收集在会议的论文集里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在这里也不再重复。
我倒很愿意说说他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像这样的一个选题，这么一个专门的内容，书能写到这个样子，在中国学界，相关专题的，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第二本。我觉得杨老师是真正读懂了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真正地、自如地用他的妙笔介绍了明清契约土地文书的形式和内容，同时这本书的第三个贡献，是在介绍文书的形式和内容的同时，提出了很多命题。我就曾受他这本书的影响和启发，从里面找到了两个很小的、但是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的两个题目。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的房地产买卖，是否买卖双方一旦合意即会签订正契，直接完成田宅转移过程？在此之前，是否需要有些前期准备，以确保一应交割手续的切实落实？有关这些问题，前人殊少论及。只有杨国桢老师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发现，“当双方有意约日立契成交时，卖主一般需先签‘草契’，或者由卖主（或中人，又称居间）写立‘草议’；买主则先付一部分定金，表示信用”。他并且介绍了至今保存在日本东北大学的三件道光后期的草议，认为书立草议后，“买卖关系已经确定下来。到了正式订立卖契之日，经账、草议之类的文书便失去了时效，成为废纸”。（第237页）杨文虽然内容简单，却揭示了长期为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即田宅买卖过程中存在先期订立草议的重要一步。笔者受杨老师所论的启发，长期关注清代房地产买卖形成的“草议”，此类草议，日本东北大学之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法学部和东北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相关文献中也有一些。其年代自康熙初年直到光绪年间均有。近年撰写了《“草议”与“议单”：清代江南田宅买卖文书的订立》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杨老师的先行介绍和本人的研究说明，如果要分类介绍性叙述中国历史上的房产买卖文书的形式，应该加上草议一类，而后才是正契，此重要一环才能补上。
中国历史上的土地买卖，长期存在亲邻先买权，到元代时还流行“陈告给据”（或称“公据”）和“立帐批问”（或称“问帐”）的必须的先行步骤。至元六年（1269）的命令中说：“须典卖者，经所属陈告，给据交易。”陈告给据即典卖房地产的主人向官府（通常是县一级）陈告，获得官府许令交易而所给的半印勘合公据（公据的格式大体是：申请人姓名、居地、典卖土地的位置和四至，官府调查核实的经过，发给公据的字号，领取公据后进行典卖的手续，最后是发给公据的时间）。“立帐批问”就是征询亲、邻、典主是否愿意典卖土地的通知书。公据为第一步，问帐为第二步。（参见陈高华《元代典卖土地的过程和文契》，原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收入氏著《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5页）明清时期如何呢?杨老师敏锐地注意到存有经账一类文书，叙述道：“明时，立帐取问一般演变为口问，出卖于亲邻之外所立的文契上，大多书明‘尽问房亲不受’之类的用语，而亲邻在文契上的画字，则表示他们确认契文的效力，并承担有日后发生争执时出头证明的义务。到了清代，先尽房亲、地邻的习俗依然保存下来，但在文契上的限制有所松弛，可以不必用文字在契内标明。契约关系上的这种变化，说明清代在土地买卖的自由上有所发展。日本所藏清代江苏的卖契，都没有先尽亲邻的记载，直书‘情愿央中’卖到某处。但实际上，这只是对先问亲邻俗例的略写，并不表示亲邻先买权的消失。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还存在问帐制度的残余，使用‘经账’的文书形式。”接下来，杨老师介绍了收藏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房宅经账和田地经账各一例，再断言：“经账是觅卖文书的一种形式。账上虽未提及亲邻，但和写立卖契一样，是‘不瞒亲房上下’的，只不过后者采用口问的形式。”（第235-237页）杨老师介绍的经帐文书，东洋文化研究所之外，京都大学法学部所藏文书中也有一件房产经账（咸丰六年）。经账文书的尚存人寰，为我们探讨或论证明清时期房地产买卖民间俗例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再添典型事例。
这两个很小的事例说明，我们要对房地产买卖的实际运作及契约文书的实际具立，只有对文书相当熟悉才能达到这个境界。我现在怀疑很多号称文书专家的人其实没有通读完这本书，假如我们认真地通读了杨老师的这本重要著作，有些少见多怪的事，特别研究晚近以来土地文书的很多武断的、草率的结论大概就可以避免了。
谢谢大家！
湾区、港口与城市——上海与海洋
苏智良
上海史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比较兴盛，但我一直认为，上海史研究缺少一个鲜明的海洋史的视角。所以我在上海大力推广杨国桢先生的“海洋史学”理念。我们上海师大今年举办将第四次海洋史会议，出了集刊《海洋文明研究》。今天我要报告的是《湾区、港口与城市——上海与海洋》。
一、上海：面海而生
上海乃海洋之子，数千年来，因为海潮的作用，才形成了这块长江三角洲陆地。
古代上海的支柱产业是渔业、盐业和农业。《吴郡志》载，晋建兴元年（313年），在吴淞江下游入海口一带（今青浦一带），渔民用竹编工具“扈”捕鱼，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扈渎”。渎，“水发源而注海曰渎”。所以，沪，成为了上海这个城市的简称。
二、从华亭港到青龙镇、青龙港
自隋唐华亭港始，上海就是一个港口城市，而不是近代才形成港口城市的。华亭港形成于隋开皇年间（581～600年），位于吴淞江支流顾会浦旁。
华亭港是唐代设立华亭县之前就有的一个内港。此外，隋朝存世虽然只有37年（581～618年），但南北大运河的成功开凿，使华亭地区的谷物和散盐得以便捷运出，促进运输和经济的发展。
到宋代时，青龙港便发展很快，但资料比较少，因而比较忽略。但最近五年，青龙港的考古取得重大发现。最近青龙港的文物3、4月份在广东展出。青龙镇遗址出土来自福建、浙江、江西等窑口可复原瓷器6000余件及数十万片碎瓷片。大量福建窑口的瓷器与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发现的瓷器组合非常相似，说明当时许多瓷器产品运到青龙镇后，进而转口外运，主要销往高丽与日本。由此，可以推断青龙港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是近几年考古的突破。
三、上海港的崛起
元明清三代上海港不断发展起来，从上海市，上海埠，上海镇到上海县，再到上海市的发展过程。明清时上海已经有很稳定的大航线，往南到广州、福建、南洋，往北到朝鲜日本。
这一时期上海还有一位传奇的女性——黄道婆，她跳跃式将棉纺织技术从海南带到江南，实施全方位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她开创了中国纺织业的新时代，是江南纺织业的奠基人，对江南文明的进步做出过卓越贡献。1、促进棉花种植和纺织业兴盛。2、对生活质量和习俗的影响。3、催生一批市镇的成长。4、对于上海和江南航运业发展的里程碑价值。5、开创女性劳动空间和提升生活质量的社会价值。
古代上海已经建立与世界的较为广泛的联系，比如说1594年《天下舆地图》，标了一些港口，1655年的《江南省图》，也有多个上海地区的港口，这些知识是过去研究中比较忽略的地方。今天，上海市的市标就是三个船桨蕴含着一艘沙船，这是对古代上海是个港口城市的肯定。
四、来自海上的冲击
鸦片战争的撞击，上海作为开放口岸，逐渐纳入世界体系。
1843 年上海开埠后，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以及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外贸易逐渐取代了广州，成为近代以来中西贸易的中心。正如1858 年马克思致恩格斯信中所言: “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 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
1850 年大英轮船公司将伦敦—香港的远洋航线延伸到上海并开启定期航班，标志着近代上海远洋航运进入专业化发展的开始。1862 年法国法兰西火轮公司开辟了巴黎——香港——上海的东方航线，打破大英轮船公司的垄断。接着德国也加入竞争。19世纪50年代，上海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建立起强大的交通网络。
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以及1871 年欧亚海底电缆的敷设，创造了一个使得东方与西方文明联系更加密切的新时代。交通与通讯工具的变革，使得其在运输方式、运输主体以及贸易结构等方面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轮船逐渐代替帆船成为了远洋航运的主角; 新式轮船公司的不断涌现，沪欧远洋航运业间的垄断被打破；中欧直接贸易的开始、由商业大王主导的投机贸易时代的结束以及西方企业在沪投资结构的改变。这些变化对于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远洋航运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扩大了中西贸易的发展。中国国家投资的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在上海成立，目的是发展本国的航运业，以“分洋人之利”。李鸿章曾忧心忡忡指出：“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日本尚自有轮船六七十只，我独无之，成何局面！”所以“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近代上海一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作为中国最大的港口，自然也是最大进口货鸦片的港口，上海成了鸦片之都。1909年在上海的门户——外滩，中国第一次主办了国际重要会议——万国禁烟会。
江海之畔，曾发生过改变中国历史的事件。今年在上海举行了纪念留法勤工俭学百年的会议。一百年前的3月17日，一艘远洋轮载着89名留学生前往法国，两年中有20批学生，1700人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陈毅、赵世炎、蔡和森、陈延年、陈乔年等，这一事件改变中国的革命史，最高时，留法的中共党员占全国党员的20%。
五、临海而兴
1949年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封闭产生落后，上海处于长期停滞。直到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开始步入快车道，28年，上海城市和港口面貌发生了巨变。
没有深水港的上海，长期以来受到很大制约。因洋山港的建设，上海成为亚洲海运的枢纽港。2005年12月10日，洋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顺利开港； 2017年底，洋山深水港四期码头开港试运行，成为全球最大规模、自动化程度最高港区，港口集装箱从港区装卸到码头运输、仓储均将实现自动化运作，生产作业实现零排放。目前已经开建的洋山深水港第五期，将助力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总吞吐量或集装箱，上海港都居于世界第一。有关部门乐观地预测，2018年上海港的年吞吐量也将突破4000万标准箱，这个数字是全美国所有港口加起来的吞吐总量，也是目前全球港口年吞吐量的十分之一。长三角的上海港和北仑舟山港，已经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的港口群。
如今，上海从自贸区出发，正在建设自由港。自由贸易港，是指设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境内、海关管辖区之外的（简称“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可以自由进出，全部或者绝大多数进出商品免征关税，且以港口为核心的特定区域。概而言之，自由贸易港是开放层次最高的贸易区，其开放程度主要体现在税收、金融、零售、航运等方面，而且这些优惠待遇与鼓励政策通常以经济立法和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固定。
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建设纳入到国家战略的当下，未来的上海以及周边的地区，会否进入一个大湾区时代？在201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给人们以很大的想象空间。
由华亭港至青龙港、上海港、洋山深水港，承前启后的每一个港口，都承载着上海远行的梦想，是出发后的到达，又是到达后的出发。
舶商与私贩：《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的贸易史解读
黄纯艳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非常高兴回到母校来祝贺杨老师的八十华诞，祝杨老师健康长寿！
我今天报告的文章是关于《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的一些想法。这艘沉船的完整性、丰富性在沉船考古的发现中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目前，“南海Ⅰ号”的沉船考古报告是一个阶段性成果，今天谈的一些想法在全部的信息公布后可能还会有修正，主要是希望引起大家对这艘沉船的关注。
我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主要谈了三个问题：1. 这艘船在宋代到底算多大的一艘船 2. 它是如何出海的 3. 它是从哪里出海的。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报告的内容主要围绕第一个问题——“南海Ⅰ号”在宋代到底算多大的船。
要讲清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这艘船的堆货方式。据《报告之二》所载，这艘船目前共发现了70000件文物，从种类来看，包括：金属品、瓷器、动植物残骸等，船体结构为水密隔舱，共15个舱位。金属品中，铜器是少量的，铜钱有17000件，年代最晚的是宋孝宗的“淳熙元宝”（1174-1189）。铜钱主要分布在10-13舱表面，这个舱位大致是船员生活区。金器与今天的主题关系不大，暂且略去。值得注意的是银，目前发现了290公斤，主要出土于第3、4层海泥中。另外就是铁器，在报告之二反映的数量和重量上都不亚于瓷器，堆放在最表层，其下方是瓷器，而且广泛分布在各舱，又以第6舱、第7舱数量为多。瓷器是当时最大宗的商品，主要分布在甲板下方和舱内，位于铁器下方，特别是到舱面以下，基本就都是瓷器。
今天主要还是来讨论“南海Ⅰ号”在宋代是多大的船，能装多少人。这是一艘福建船，相关研究已经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这艘船的最大宽度是9.7-10米，残长是22.1米。宋代时，衡量内河船的标准是“料”，称“三百料”、“五百料”，海船主要是看梁宽面阔，即船中间最宽的尺度，代表海船的大小。按照“南海Ⅰ号”9.7-10米的宽度来看，合宋制的3.1丈。3.1丈在宋代算多大的船？我们以福建船来作比较。南宋时，征调民船有一个标准，起征点是面阔一丈二尺，其中的大型船是二丈一尺以上。所以，二丈一尺以上的归为大型船。雇募民船也有一个标准，最大的一类是二丈四尺以上，在这以上的都是大型船。宋徽宗时，出使高丽的徐兢使团所雇用的福建商船面阔是二丈五尺，为大型船。我们从宋代的文献中，见到面阔最宽的除了宋神宗和宋徽宗朝两次各打造的两艘作为出使高丽使节座船的“神舟”以外，是面阔三丈，这是南宋福建左翼水军的船。由此来看，“南海Ⅰ号”面阔三尺一丈，在宋代属于上等船，也就是大型船。
这样的船，能装多少人呢？船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操作人员，一类是搭乘人员。搭乘人员是无法完全确定的，按照宋代文献记载，可能是两三百人，无法统计数据。但是，操作人员是有规定的，怎样大小的船配多少水手是一定的，即“其合用梢、手各视船丈尺阔狭而增损之”。也就是说，根据船只宽窄来确定需要用的人数。比如，福建海船的用人标准为：梁宽一丈二尺至一丈三尺的船需要操作人员16名，其中梢工、招头、碇手各一人、水手13人。人员数量依次随梁宽增加，到面阔一丈九尺的船共需29人，二丈一尺以上需要40人。徐兢所乘的船梁宽二丈五尺，共60人。所有一丈九尺以上的船都要配两名梢工。宋徽宗时，有一个泉州商人李充，他的公凭保存了下来。这艘船只用一名梢工，说明他的船应该在一丈九尺以下，但是该船共有69人，也就是说它的操作人员应该在29以下，搭乘人员是非常多的。从这个比例来推算，“南海Ⅰ号”的操作人员应该在60人以上，至少有两名梢工。
杨国桢教授《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读后的两点感想
常建华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
在杨国桢老师八十华诞来临之际，首先送上我美好的祝福。祝杨老师健康长寿，祝杨老师学术研究之树长青！
我们知道，厦门大学是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镇，傅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其中，利用契约文书来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特色，杨老师在这方面又做了发扬光大的工作，出版了《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这部著作。今天，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谈谈读这本书的一些感想。刚才，范金民教授也是对这部书发表了一些看法，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卓越的作品，他是从契约学的角度来谈的。一本好书除了解决它本身的问题以外，还会让读者产生很多联想和启迪。我认为这部书对于讨论日常生活史，对于讨论“共同体”问题很有启发性。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对于认识明清时期日常生活史特别是农民生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杨老师对民间土地契约的定义和其他学者还是有所不同的，他的概念里特别强调契约文书属于“私文书”，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反映下层社会日常生活的种种法权行为，构成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他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待文书这种文献形式。因此，想要了解明清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离不开对于土地契约揭示的经济结构、土地制度和土地契约关系的认识。杨老师在书中重点考察了农民的永佃权问题，就有学者参考杨老师的研究，并结合其他资料进行讨论。比如说，武汉大学周荣教授指出：“综观现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者们对永佃制的理论阐释非常充分，而对永佃权与农民生活的关系却很少关注。事实上，永佃权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几乎影响到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探讨永佃制与农民生活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立体地了解清代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上述正在争论的理论问题的把握。”这里争论的，是对永佃属性的一些不同看法。基于这种认识，周荣结合清朝刑科题本档案资料加以讨论，因为刑科题本里面正好也有土地债务类，可以和土地契约文书形成互补的关系。周荣指出，永佃权与农民的安身立命、兴家创业，与农民生活中的意外和变故，与民间冲突和纠纷的关系。事实上，杨老师在书中也采用了土地契约文书与清朝刑科题本内的土地债务类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其中有一部分特别引用了社科院历史所和经济所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及相关资料，来进行讨论。近年来，我也尝试利用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探讨清人的日常生活，感到杨老师的大著是重要的参考文献。
杨老师书中诸多论述有助于理解清代生活。比如他较早利用了民间日用杂书讨论农民生活，指出《新编事文类聚启劄青钱》原刊于元代，到明代还反复刊刻，可知在明代还是很流行的。特别是杨先生对于清代福建农村土地抵押借贷与典当的数理分析，揭示了清代福建农村土地胎借的概率和常态。他通过一些数量分析，把农民实际生活水平的质量落到实处。这个研究就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民的日常生活，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个感受在于，该书启发人们重新认识“共同体”问题。1998年杨先生为庆贺著名经济史专家李文治先生九十寿辰，写了《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研究断想》一文，他强调了他在1982年就提出的“私有权与共同体所有权结合论”。对中国传统社会产权认识的这一看法，他继续坚持，认为这是比较符合历史的。这一立论的历史社会依据是所有者主体的多元性。因此，杨老师把所有者主体分成三个层次：一个是国家（大共同体）、一个是乡族（小共同体）、还有私人，认为它们各有不同的所有权利，或强或弱、或隐或显地制约着产权的移转和变更。杨老师特别在《修订版序》中收录了这些看法，表明他的一贯立场。这个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的“私有权与共同体所有权结合论”，提出了国家与乡族大小共同体所有问题，或者说提出从土地所有权理解共同体的问题，颇具启发意义。
杨老师在书中依据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述，比较了中国与欧洲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他还谈到国家与乡族大小共同体的关系，还论述了土地私有与共同体所有的关系。通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了解他关于土地所有权和“共同体”的基本看法。杨先生的上述观点，对于认识中国的共同体问题，提供了土地所有权的路径。我们知道共同体既基于共同生活，也在于观念的建构，对于中国共同体的讨论应当是多方面的，杨老师的探索无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使得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学者从中获得教益。
为了海洋和平与海洋治理
庞中英
非常高兴参加此次庆典——杨先生的生日盛会。
我是2017年被聘请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海洋发展研究院是2004年成立的，是教育部的一个重点研究基地，主要研究海洋领域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这是中国海洋大学文科各学院的主要的共同研究平台，也试图文理交叉，协同创新。从2005成立到2008年，杨国桢教授是海洋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首届主任。杨老师为这一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学科发展做出了中心性的重大贡献。我这次受邀参会，首先是为了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向杨教授表达谢意，向我们这个国际研讨会说明杨教授这一不可忽视的贡献。我来厦门前，中国海洋大学于志刚校长等领导要求我转达对杨教授的衷心谢意和祝贺！
今天是全国和全球历史学家的盛会。可惜我不是历史学背景，近40年，我专攻的方向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等。借助这一机会，我主要谈两点：
第一点是“海洋中国”与“海洋世界”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如同杨国桢教授开创性的海洋问题研究表明的，中国由过去的“海洋发展”转向了“海洋强国”。一个古老而新兴的海洋大国（Maritime power）正在持续崛起。作为海洋大国的崛起，中国当然要影响世界现有的国际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目前，世界贸易政治（WTO）已经陷入僵局。WTO也是密切“涉海”的。当代的全球贸易（主要是货贸易）仍然依赖海洋。渔业等依赖海洋资源的“海洋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在加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海洋经济”。海洋领域也面对着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的挑战。如何处理“海洋中国”与“海洋世界”的关系成为一道世界级的难题。
近几年，美国哈佛大学两位资深的著名学者提出了两大学术难题。一个是关于全球治理的。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了“金德尔博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认为，全球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的供给是不足的，无法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问题，因为中国还不能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公共产品的缺口。在海洋领域，“金德尔伯格陷阱”也是明显的。光靠现有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还是不够的。另一个是关于大国之间的竞争或者冲突的。哈佛大学的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s Trap）。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与在国际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之间可能会发生尖锐激烈和长期的冲突。在海洋领域，“修昔底德陷阱”也许更加突出。上述两大“陷阱”，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方的全球争论。这次参会，为了庆祝杨教授80华诞，我也提交了一篇论文，是关于中国作为新兴的海权（maritime/marine power）如何积极倡议和推进全球的海洋国家之间的协和（concert of maritime powers）。我认为，全球的海洋协和是解决上述两大“陷阱”的主要途径或者方案，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我对杨教授提出的“海洋本位”、“海洋文明”、“海洋空间”等概念非常赞同，因为杨教授的长期思想体系已经在至少部分地回答了如何解决上述哈佛大学学者提出的两大“陷阱”命题。
第二点，关于“全球治理”和“全球海洋治理”。过去十多年，我可能是国内最早开展全球治理研究的学者之一。“全球治理”现在中国似乎普及了，但是，学术界仍然需要对“治理”和“全球治理”到底是什么加以深入研究。如果考虑到海洋领域，现有的全球治理研究非常不足。在海洋领域的全球治理，或者全球海洋治理，是非常重要的。海洋的主体部分还是公海。关于公共领域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of global commons）目前是多学科、跨学科的全球治理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联合国首倡加强对全球公域的治理。许多大学在开展公域治理或者全球公域治理的研究。在中国，关于海洋作为“公域”的治理研究还是不够的。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杨教授的海洋史研究，结合海洋的天然特性，早已超越了“中国研究”，已经是国际的或者全球的。今后的中国的全球海洋治理研究，有必要认真学习杨教授关于海洋治理的思想。全球治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手段之一。这主主要出自欧洲的经验——1815到1914的所谓“百年和平”是因为大国之间的协和。实际上，大国之间的协和在亚洲也有丰富的成功的经验，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参加的亚洲地区各种地区性的协和（如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都为亚洲地区的和平共处和和平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亚洲地区的和平，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到现在也已经40年了。今后的亚洲地区和平，包括亚洲的海洋和平，也要依靠更加精心设计和有效运作的大国协和。这样的大国协和就是地区治理，包括地区的海洋治理。
作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学者，我个人很担心21世纪的大国冲突，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海洋冲突治理不善。同时，我也相信，巨大的挑战正好是巨大的机会，我们的全球化的世界，毕竟可以找到克服巨大挑战的途经或者方案。如何克服海洋领域的“修昔底德陷阱”？我觉得这可以从克服海洋领域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入手。好消息是，中国选择通过大国协和，即通过全球治理，缔造21世纪的全球和平，包括海洋和平。
最后，我想说的是，杨教授有关海洋治理的思想应该得到发扬光大。海洋是全球的。杨教授的海洋研究也是全球的。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个重要的学术角落。这本身是在知识生产意义上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对世界海洋和平的贡献。
以上就是我汇报的主要内容，再次祝贺杨教授生日快乐，感谢这次国际研讨会的邀请。
教诲如甘霖，润泽我平生
罗一星
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大家好！这次我提交的论文叫做《明清广锅的海外贸易》，论文涉及到朝贡体系的一些观点。我这篇论文里面提到的第一点是，铁器贸易在朝贡体制里起到支撑的作用，在东亚贸易圈里，缺铁国家的经济需求很大，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需求；第二个是短期的巨额支出产生了长期的经济交换。今天不能像宣德朝臣们一样诟病永乐之举，因为学者们可以看到后来长期的历史。这些观点大家可以在会后去看论文。在此我不花时间谈这个论文。这里，我只是想带着深深的敬意回忆杨老师对我的学术提携与教诲。
我跟杨老师的缘分产生在37年前，当时我是82年中大本科毕业，毕业后任何学生都希望有一篇论文发表，这是年轻人所追求的。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明清佛山冶铁业初探》，这篇论文我寄到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当时我只是一个广东社科院的实习研究员，既不认识傅衣凌先生，也不认识杨老师，有点冒昧。殊不知杨老师看到论文以后，与当时了解我的叶显恩老师继续了解这篇论文。叶显恩老师是我的本科论文指导小组的组长，多有美言。机缘巧合，杨老师到广州开会，我陪同杨老师去探亲访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杨老师。杨老师当时42岁，之前了解到杨老师在学术上大名鼎鼎，著述颇丰，见面才知道杨老师如此年轻。举止儒雅，不谈闲话。没有想到，这次见面却与杨老师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第4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刊登了这篇论文，这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此后虽然在全国也发表了三十多篇论文。但杨老师当初的知遇之恩，没齿难忘。
1989年，我成为杨门弟子的一员。杨老师上课喜欢用“点拨”的方式，也喜欢用“拨弄拨弄”一词来代替那种苦心孤诣的写作。听杨老师上课，非常轻松，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我们在其中也感受到师母翁老师的温暖和关心。每次到杨老师家里，师母翁老师的沏茶、烹饪，包括诙谐的打趣，都给我们留下恍如昨日的记忆。记得有次师母提到，“一星啊，听说你的校园生活很丰富啊，还是舞王啊！”我嘴上虽在否认，但在心里却感激师母的关心和善意提醒。
博士论文我是在凌云一的702写成的，702也是我们的师兄陈春声写博士论文的地方。写论文的120天基本很少下楼。在进来前，我参加了华南研究，即科大卫老师带领我们，我负责三水芦苞这个点，陈春声老师负责潮汕的樟林，刘志伟老师负责番禺的沙湾，这三个点我们做了调查。调查刚完成我就到杨老师这里就读。之前我花了十年的时间，也收集了很多资料，来厦大读书带了两大箱资料，大概有200多万字。杨老师很早就给我确定了论文题目，叫《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老实说，之前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对社会的关注是从华南研究开始的。到厦门大学以后，在杨老师的敲打下，那是鞭驽策蹇，还有同学们的互相砥砺，使我对社会结构有了新的认知。博士论文是在杨老师的悉心敲打下完成的。
1991年12月底完成40万字的毕业论文。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会主席韩国磐先生说了三句话：一是“好马无快步”，说该论文是十年积累之功；二是“题目宜小不宜大”，佛山题目虽小，但挖得很深；三是“认真”二字，当时都是手抄的、手写的，没有电脑打印，所以错字率很高，本论文可以达到出版要求。答辩当晚，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到寝室来找我，希望博士论文能在他们那里出版。因为和广东人民出版社有约在先，只能婉拒，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盛情。论文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杨老师欣然作序，让学生非常感动！
博士论文之后，杨老师继续关心弟子的每一步。杨老师编著的《碧海金辉》纪念集里，不仅寄托了杨老师对翁老师的无尽思念，也记录了弟子与老师相处的日子。点点滴滴，浸入心扉。杨老师记述之详，编排之工，表现了历史学家的深厚素养，让学生汗颜和叹服。
2010年以来，杨老师在海洋经济史方面的成就以及对学生的不断关心和督促，激发了我的学术初心。所以从2010年以来，我连续长期地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再做深入的资料调查，发现了一批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批资料之前没有被发现，或者没有被研究，其中包括了吏部对佛山的四十四位同知的任命和议驳的所有文件，包括了内务府对广锅采办的系列文件，时间是从乾隆二年到宣统二年，非常系统。我又看了澳门的中文档案有关铁锅，以及东印度公司编年史里有关英船队大量购买白铅的编年资料，白铅是佛山当时独一无二的对世界的贡献，这又触发我对原来这本著作再做修订这个想法，所以2017年以来，我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修订。《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修订版）将在今年底出版，由于40万字容量所限，我将把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放到下一本书《帝国铁都》里呈现给大家。所有这些，都是杨老师教泽所惠。
最后，我诚挚的感谢杨老师多年的教诲，祝杨老师健康长寿，学术光大！也感谢在厦大渡过的美丽和温暖的时光，在这里，我遇见了将陪伴我走完人生旅途的知心爱人。谢谢大家！
（本文内容根据大会演讲者录音整理而成，主办方授权发布，引用请联系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