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演讲集萃（二）

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张侃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滨下武志，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包乐史，澳门大学学生事务副校长、历史系讲座教授苏基朗，韩国釜庆大学教务长、教授、大韩中国学会会长金昌庆等学者作了精彩的大会演讲。

为学者寿

赵世瑜

我非常荣幸受到杨老师和厦大人文学院的邀请来参加这次盛会，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参加过这样规模盛大的会议了，我认为学界的如此重视体现了大家对傅衣凌先生开创的厦大社会经济史传统的推崇和景仰，而杨国桢先生则是其身后重要的承上启下者。

我自己对社会经济史研究完全是门外汉，但因缘巧合，我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刚刚出道的时候，最早认识的京外同行就是厦大傅门的传人，这里面不仅包括我们这些已经进入退休倒计时的老朋友，也包括现在已经成为著名教授的当时厦大的本科生。即在如今的北大历史系，也有两位重要学者是傅先生和杨先生培养的博士，这在京城的历史研究机构中是不多见的。

我提交本次大会的论文，已蒙杨老师垂青，先期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今年的第1期，就不在这里报告了。近30年来，我作为一个研究华北的学者，跟随厦大的朋友在福建、浙江沿海跑过多次，4月底5月初要跑跑浙闽古道，6月还会去永泰，多少让我这个门外汉得以初窥门径。杨老师将他在90年代对闽西老家的调查文稿交我学习，也使我对这一我从未涉足过的地区有了细节的认识。

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也即所谓东南沿海，岸上不远就是连绵的大山，山海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不说山区和海岛，就是山海之间的平原建立起来的社会，也和中原腹地的社会有着很大区别。傅衣凌先生率先对这样一种特点进行关注，杨国桢老师接踵而行，支平、振满诸兄及其弟子们绍续其裘，使对这一地区的研究成果蔚然大观，杨老师的系列海洋史成果、本次海洋史大会都是这样一种学术理路的自然延展。

作为一名普通学者和杨老师的后辈，我此次与会也是为了给杨老师祝寿。作为学者，一辈子两袖清风，既给不了别人太多，别人更不会给予多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只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以一生中的大部分是学术寿命。我们给杨老师祝寿，是祝福他学术寿命绵长，是祝愿他给后辈留下更多的思想财富。

生也有涯，学无止境。我们此来，既为长者寿，更为学者寿。

海洋史研究与海关资料研究

滨下武志

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海洋史研究与海关资料研究。首先希望表示把今天我从日本带来的是对杨国桢老师的感谢，以及对杨国桢老师八十岁寿诞的恭喜。上世纪90年代，杨国桢老师来日本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围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和方法展开讨论，那个时候我们关注的是土地契约、民间文书等等。与杨老师一起阅读史料、讨论问题，做社会调查，我们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杨国桢老师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下面介绍海洋史研究与海关资料研究。

第一，介绍琉球《历代宝案》的海洋史研究。1990年代我们开始整理编辑琉球《历代宝案》。《历代宝案》是琉球跟中国明清两个朝代历时440多年的往来历史档案，比欧洲东印度公司记载琉球的档案更早、时间更长。我们去年将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琉球有关档案和故宫博物院的福建将军档案合编，编辑出版了15册资料。希望能将《历代宝案》的详实资料更加充分地应用到海洋史研究上，如对除贸易、朝贡关系、漂流问题以外的海防问题、造船问题等一系列海洋史研究问题的思考，以此推动东海、南海历史过程的研究、明清时代的海洋研究，以及杨国桢老师所倡导的海洋史研究。

第二，转达以前留学厦门大学的研究生的感谢和恭喜。因工作不能来参会，如曾求学于杨老师的琉球《历代宝案》编辑部的外间碧女士，在此我将转达她对杨老师的感谢和八十寿诞祝福。

第三，介绍我的海洋史研究情况。最近我尝试利用海关资料来研究海洋史问题。海关报告中记载了大量的关于海洋信息传播的问题，如有关灯塔的海洋测量的记载。海关的船钞部下设有灯塔处，灯塔资料是海关资料中除了贸易统计资料以外，又一个比较系统的资料。其内容包含洋流、季风、岛礁等沿海自然状况，以及具体的海洋地理信息，其中也包括东亚、香港、菲律宾等地的灯塔、浮标的建置情况。这个部分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已经有所研究，而我们也可以从海洋史的研究视角出发，去思考海洋与人，或者海洋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关注海洋背后涉及的地方社会的研究，灯塔信息包括水文、海流、洋流、气候等非常丰富的资料，有助于我们去思考沿海地域性的问题。所以，希望在杨国桢老师海洋理论的指导下，加强海洋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连接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海洋史研究的发展。

杨国桢教授对中国海洋史研究的贡献

包乐史

尊敬的杨国桢老师，各位女士、先生，您们早上好！我很高兴今天早上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讲几句话,表达我对杨教授的敬意。

可以说，我跟杨教授有着长达近40年的朋友关系。1980年，我经中国海洋史开拓者之一的田汝康教授介绍首访厦门大学，所以我有可能是“文革”结束后最早到访厦门大学的外国学者之一。当时，厦门大学的几位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如傅衣凌教授、韩振华教授等都还在世。后来由于我在荷兰莱顿大学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工作与科研任务，而且还要常常去台湾看望我上了年纪的老师曹永和先生，所以我有十多年的时间不能经常访问厦门。但是自2000年以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吴凤斌教授、聂德宁教授开始与我合作，进行《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档案的校注出版工作。从那时起，我每年都会来厦门，而且常常拜访杨国桢老师。

杨国桢老师的贡献在哪方面？当然是在中国的海洋史研究方面。我觉得中国海洋史的研究方法很有意思，也很有特点。为什么呢？历史上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大陆性帝国对海洋的政策，跟西洋国家的政策很不一样。西洋国家纷纷建立东印度公司，鼓励本国商人开拓远洋贸易。可是明清两代王朝却禁止东南沿海老百姓（福建人、广东人）出海到南洋贸易或移民海外。结果就是，在西洋国家的档案馆里保存了丰富的海洋历史档案文献，而中国封建王朝只关注沿海的问题，像建立海关收税、控制老百姓出洋的行为，用海防或海禁消灭海盗和防止走私行为等等。中国官方文献关于海洋社会的记载，尤其是对民间海洋贸易和海外活动的记载是比较有限的。

受制于陆地思维，中外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在很长时间里忽略了中国海洋历史，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才发生了大转折。从那时起，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西方等国的史学界开始用新方法来研究中国海洋历史。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曹永和老师和几个年轻的学者建立了海洋历史研究中心，参加今天这个会议的台湾代表朱德兰和刘序枫两位先生就属于这个研究中心，可是他们受的是日本大学教育。因为曹永和老师原来是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故而曹老师没有真正地培养他自己的学生。有一天我问他：“老师，我是不是您第一个学生？”他笑笑，回答：“不是，我第一个学生是我太太，第二个学生才是你！”杨国桢老师不一样，他培养了很多学生，可以说建立了“杨门”。如今众多的杨门子弟已经成为中国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力量。

在日本，很早就有研究中国海洋史的学者。为何？因为锁国时代的日本长期依赖于中国和荷兰商人的贸易，所以中国海洋史研究一直是日本史学界的一个传统。在西方史学界，自二十世纪70、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年轻的西方学者受到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影响，开始研究中国海洋历史。

我们可以用四种历史方法来分析中国海洋历史：第一，考古方法 （沉船研究等等）；第二，依靠官方记录方法（传统的海关、海防等研究等等）；第三，“杨国桢”方法，利用民间历史文献资料，包括田野调研材料，构建新的海洋社会经济史。他不仅培养了三代学生，开创了一个新的中国海洋历史学科，而且也编辑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第四，还有不少研究中国海洋史的外国学者。他们的特点是，在中文材料之外还会利用外国档案馆的史料研究中国海洋历史，因为在荷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现了大量关于海外华人的新史料。在这方面，杨国桢老师自己也注重利用国外档案馆的史料给年轻的中国学生传授新的研究方向。

我难以在短短十分钟之内表达完我对杨老师的崇敬之意，他对中国海洋史研究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只希望能用这句话表达我对他的敬意：谢谢您！

海洋中国制度框架的古今之変：几点反思

苏基朗

尊敬的杨老师，尊敬的各位中国海洋史同行，大家上午好！今天的研讨会是杨国桢老师的八十大寿盛会，我很荣幸收到邀请，有机会在这个大会上发言。首先，我要衷心祝贺杨老师青春长驻，并且我希望您可以再用20年继续为史学界培养另外一批60位博士学者，并且把中国海洋史打造成为世界公认的第一流的学科。我没有为杨老师带来什么贺礼，但希望送给杨老师一个小故事，希望以这个小故事作为生日礼物。1999年，我还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一位40多岁的青年学者。有一天，我在系里面很意外的认识了鼎鼎大名的杨老师。他和我谈学问，一谈谈了三个小时，我们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区域的历史谈到共同有兴趣的法律史，我们谈得十分愉快，我非常兴奋。杨老师刚才告诉我说他还记得那天的谈话，当天的情况对我来说还是历历在目。献给杨老师的小故事就从那次见面展开。90年代以前，我是研究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史、区域历史的；90年开始，做法律史。当年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的人，一般来说，会接受在中国学界一个流行的看法，认为在中国近代以前，法律是不重要的，所以不屑研究；从90年代开始，慢慢有一批原来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开始注意到法律在中国历史研究上需要重新定位。当年研究中国法律史很困难，没有今天这么容易。史料很难找，前人的研究成果也不多，法律专业知识晦涩难懂，更重要的是法律史并不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主流。有的时候，还会被同行所轻视、排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正当我在法律研究上挣扎求存，不知能不能或应不应该继续下去，差不多要投降了，要放弃的关键时候，杨老师来了。杨老师，听您一席话，我感到非常震撼，非常鼓舞，结果就坚持下来，在法律史安身立命，一干20年。我还没有退缩，没有一点后悔，而且越战越勇，计划退休后，再做20年，还是研究中国法律史。这都是拜杨老师所赐。虽然我不是您的学生，但是您对我一辈子学术的生命曾经发生过极大的影响，也许你不一定知道。这是我送给你的一个小故事，算是一份小礼物。下面，就中国海洋史的制度框架，很简单的谈谈三点反思。第一点是海洋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什么理念？是一个地理概念？一个历史现象？还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空间给我们去思考；第二点，是体系的框架。我们现在思考、研究中国海洋史已经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它的体系。一方面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政府政策方略以及各级行政细则条例等等；另一方面，也涉及民间形成的各色乡规民约或者是风俗人情习惯。虽然，两者有时是冲突的，但更多是相辅相成。为海洋中国的纷纭人事，提供了总体的结构舞台。但是这个舞台，除了中国本土的法律风俗，也包括了境外各国各地的法律民情。我们要了解海洋中国，不能忽略了这一个层面的知识；最后一点，海洋中国论述在今天有什么意义？今天中国早已走进世界；今天中国历史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今天中国在倡议一带一路，实际已经在要求通海洋中国的古今之变。新的实证地建构海洋中国论述对一带一路的长治久安至为重要。谢谢大家！

缘结一片海  情寄万卷书

金昌庆

尊敬的杨教授，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和各位相聚在厦门大学，中国古诗当中“春色满园关不住”关于我和杨老师以及海洋研究之间的点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和杨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有幸作为嘉宾与杨老师一同出席由浙江海洋学院举办“中国海洋文化论坛”。那次论坛我认真聆听了杨老师关于海洋与中国历史文化的专题报告，让我萌生了申请韩国国家级海洋文化项目的想法。当时时间很仓促，准备不充分，但这几年这些想法一直推动我和釜庆大学为海洋文化项目的申请进行不懈的努力，终于在2017年项目申请成功。而且2018年6月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东北亚海域与人文网络国际学术研讨会，杨老师的出席更为这次项目带来方向的指引和智慧的启迪。杨老师在研讨会上作题为“东北亚海洋空间与人文特色”发言，他站在很高的角度从多层次的海洋空间建构、海洋空间建构下的多元人文特色，还有人文活动影响下的海洋空间建构及阐释三个方面阐述东北亚地区中、韩、日三个多层次的海洋蓄力和各赋特色的海洋空间建构以及人文对海洋空间的阐述所发挥的影响，最后提到了我们项目开发。在这次研讨结束后，交流中我冒昧向杨老师提议说要他的海洋研究著作译成韩语介绍给韩国同事的想法，当时杨老师欣然同意，而且鼎力支持。我选取了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的《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这本书，意在向韩国同事介绍海洋文明的中国理论，但是在来参加研讨会时把那本书的翻译完带来赠送给杨老师，能力有限，还在修订中，希望能够准备表达书的思想，尽快付梓。我翻译过程中，得到张侃教授的支持，向张教授表示衷心的谢意！离不开釜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海洋研究所共同创立的，宗旨是立足国际视野，站在人文学角度考察东北亚海域，争取创立世界性的海域人文学研究所。我们的研究可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近现代东北亚海域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交流；第二是民间迁徙与文化；还有就是海域史、交流史，这三个领域着手为地区人文所得作出贡献并通过学术研究和社会扩散关系探究东北亚海域文化的交流与动态，挖掘海域人文价值。这一想法目前还在成长阶段，很多方面还有待提高，希望以后有机会得到各位专家的提出和指点。谢谢大家！

紧接着，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谢湜教授的主持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吉浦罗，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科大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吴小安，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李庆新，厦门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支平等学者作了精彩的大会发言。

16至18世纪的中国海洋贸易组织与地方精英

吉浦罗

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历史系邀请我参加这一次学术研究会，也非常感谢杨国桢教授对海洋史研究作出的突出贡献。我报告的题目是16-18世纪中国海上贸易组织和地方精英:官方经济机构与民间经济机构的互动。1567年隆庆皇帝解除了海上活动禁令，直到1644年明朝终结，中国的海上贸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这种自由贸易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它打破了朝贡贸易所施加的限制，有利于白银涌入中国，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越来越多来自福建、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商人参与长途贸易，除了传统奢侈品外，消费品和纺织品被普遍的交易，这是否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性质？此类贸易又是如何组织的？

一、海上贸易的参与者及其经济功能

中国历史学家傅衣凌概述了明代商人的主要类型。然而，海上贸易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可以分更精细的类别:船只所有人、托运人、租船人等散商。我简单地说最后的两个类别：绅商、官商。他们并不直接参与海上贸易，官商和绅商将其直接委托给他们的仆人，或说养子、义男，由后者直接参与海外贸易活动。散商，即流动商人在国内外和流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没有经济能力建造、租赁或购买船只的小商贩, 只能以流动商人的身份,登上大商人的海船，并借用船上所有的狭窄空间来存放他们的货物。

二、中世纪欧洲的海上贸易和经济机构

如果我们将视线转向中世纪欧洲的海上贸易,可以观察到几个相似之处, 但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与中国的海外贸易一样, 地中海海上贸易的特点是:（1）高利润；（2）高风险；（3）因造船和货物采购产生的直接投资。然而, 其中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热那亚和威尼斯组成了海上共和国，在中世纪结束时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 长途贸易创造了有利于产权改善和合同机构的条件。这些条件又进一步刺激了国际贸易的增长。14世纪初, 对于长期贸易的要求，一系列金融创新构成了可持续和有效率的反应。对于海上贸易而言，这些制度创新是必要的，其原因有三点:（1）与农业或手工业等其他经济活动部门相比, 海洋贸易需要大量的资本。（2）抵押品在其中很难产生效利，因为资本已经远远脱离了贷款人的掌控范围。（3）由于道德风险，商人和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代理问题。对此，威尼斯给出了一种名为“海会”的答案。这种商业协议指明合伙人的名称, 详细记录当地坐商户所提供的资本, 并具体说明利润的分配比例。如果产生损失，风险完全由身为投资人的坐商承担。最后, 假如到期未支付利润, 罚款将是资本和利润的两倍加上20% 的年利息。这种商业保证了以下几种商业资助的出现:（1）有限责任；（2）合股公司；（3）经济流动 (很大一部分人口被允许获得国际贸易、财富和政治权力介入)。

不可否认，在明代中期，中国的海上贸易有巨大的国力。但矛盾的是, 我们发现几种可以让交易具有可预测性并使得公司具有可持续性的制度, 但会徒劳无功: （1）贸易职能如何区别于运输职能？（2）海上保险。如何承担风险成本？如何分散风险？中国的史料中很少涉及这个问题。（3）严格的会计方法。没有这种方法, 投资人几乎不可能监测投资和资本账户的变化。中国海上贸易模式并不像南洋在法律上有较大的改进。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十九世纪香港的海港城市

科大卫

杨国桢教授，各位同行、各位朋友，很荣幸可以在这里发表讲话。我认识杨教授很多年了，但和杨老师比较多见面是在他访问牛津大学的时候（和杨师母一起）。杨老师培育了很多学生，并且多已成材。当年在修改《林则徐传》一书时，他整天都跑去伦敦大英图书馆和档案馆。大概在那个时候找到叶名琛档案，先是复印，后来得到允许，刘志伟就把整个材料印了出来。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杨国桢老师的影响，非常感谢。为了祝贺杨老师寿诞，特寄来一篇文章，在此我具体谈谈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我相信我们需要了解海洋史的角度，我们才能明白一个小地方例如香港的历史。读过香港历史的人，应该听过“香港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小渔村”这句话，很多人都是这样讲的。这句话一般都是不懂海洋史的人才会这样讲，懂得海洋史的人应该知道，真正的资源不在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于地点。这个地点和地理、海港才是真正的资源。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找到了这个点，刚刚好就是从广州珠江口出来，往东转沿岸上去，正好经过这个角落。以这个角落为基地，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是商业，亦或是军事。而香港正好就占据了这个点。第二，我的文章提到19世纪帆船贸易被轮船贸易所取代。正如刚刚吉浦罗先生所提到的16世纪以来是帆船贸易的年代，帆船贸易有它自己的贸易制度。而19世纪则是轮船出现的时代，上海变得重要，并逐渐取代了苏州的地位。而香港实则代替了广州的地位，主要在于它的海港。海港背后其实有着一套自己的贸易逻辑，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进出口的货物。香港在整个20世纪出口了中国一半的货物，它们都是经过香港的。世界的发展，是需要平衡的，不是一个地方可以把持的。不平衡的后果就是不发达的地方没有货物的贸易，都需要人力的出口。在20世纪初，即清末民初那段时间，我们中国的苦力贸易是人力的出口。第二点，在地点上面一方面海洋比较重要——是核心，但是在制度上面还要配合。在香港，我们陆陆续续的看到政治制度、经济社会的种种配合。譬如香港人最引以骄傲的，即中国最早的公司法是在香港确立的——于1865年。清朝的公司法是1904年，香港的公司早了半个世纪。不要小看香港小地方的公司法，香港有很多做生意的人都跑到了上海，会触碰到一些英国领事法庭规定的法律问题。他们担心在香港登记的公司跑掉，后来政府有将法律条文更改，然后他们就可以继续做生意。所以，香港的商业制度之所以与整个中国的商业关系非常密切，也正是因为这个海港的缘故。直到今天，我们开始讲“大湾区”的概念。我们这些老香港人对海洋史非常有信心，也同样对香港的海洋地位很有信心。我也是非常相信我们“大湾区”会很成功，香港也在里面，也一定会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谢谢大家！

追忆往事：偶遇与再见

吴小安

作为“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受邀参会者，作为治东南亚近现代史暨华侨华人史的学人，我本来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杨国桢教授的学术拓展转型到底意味着什么：从林则徐到陈嘉庚，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到中国海洋史”。这次研讨会恰逢杨老师八十华诞，我与杨老师和翁老师可是有着一段很长的外人不知的私人交情；在我心里，翁老师是温馨的，而我是事后很久才得知她去世的消息，一直憋在心里，没有机会表达。斟酌再三，今天我更愿意带着这份记忆参会。

世界很大。生命中很多遇见，要么视而不见，要么仅仅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场合，然后也许永远不会再见。

世界很小。生命中注定的遇见，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的，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一如我们大家今天一起的相聚。

我与杨国桢老师、翁丽芳老师的遇见，在厦门大学那么多年，而且是同一个院系，却没有发生过碰撞；而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一次偶然遇见，却演绎为海外与海内一直继续的相见。

如今回想起来，其实重要的不是遇见本身，双方最看重的应该是遇见过程中彼此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真性情。无论见与不见，无论相隔多远，无论彼此多久没有相见，这一点，都没有改变。这应该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相信和深刻的把握，一种内在的和本质的东西。

作为厦大历史系三年级学生，我第一次在台下聆听杨老师的报告是1986年金秋十月。当时，杨老师刚访美归来，应邀给全系师生作报告。白衬衫、红领带、黑框眼镜，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是杨老师最初给我的深刻印象。1988年秋季，我留在本系继续读东南亚史的硕士研究生。在厦大傍晚的上弦场，会时不时遇见杨老师和翁老师一起散步，却不敢贸然上前打招呼致意。1991年7月，我留厦大历史系任教后，算是正式认识杨老师了。在系组织的外出郊游等集体活动中，与杨老师有过交谈，但仅限于一般的礼节性交往。那时，感觉杨老师其实很健谈、很有亲和力，没有想象中的“高大上”。

1994年5月6日，我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突然眼前一个身影闪过，很熟悉，一看，这不是翁丽芳老师吗？再细看，又发现了杨老师。他乡遇故师，真是由衷的亲切和高兴。我们当即约好中午在档案馆楼下餐厅共进午餐。午饭后，杨老师热情邀请我周末去牛津做客。

5月15日星期天早晨，我如约赴牛津看望杨老师和翁老师。印象中最深刻的是，翁老师用干香菇炖了一只整鸡，色香味美，配上从国内带来的电饭煲煮的香软米饭，那可真是难得的可口、美味和温暖。自1993年9月中旬出国后，这是我第一次品尝到温馨的家庭热汤饭菜，可想而知当时我的反应，我亲身感受到了翁老师的贤惠。

饭后，我们三人一起在牛津镇散步，杨老师依然兴致勃勃，心情很好，特别健谈。沿途所处，一会儿指着这里，说这就是我们厦门的镇海路；一会儿指着那里，说那就是我们厦门的中山路。他带我参观了牛津著名的Blackwell书店，赞许有加。沿着泰晤士河漫步，杨柳低垂，河水汩汩而流，清澈见底；学院草坪绿色如茵，真是读书论道治学的好地方。周末探访牛津，好像探亲走亲戚，又好像不全是。

9月26日，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机场重逢，更平添了一份亲切和开心。我们三人像一家人一样度过了5天的“欢乐假期”。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我们三个人出出入入，上下电梯，身影不离。同事和外国学生羡慕不已，纷纷以为是我父母从中国来探望我呢。9月27日，我们一起坐游艇游览阿姆斯特丹；28日，同游鹿特丹、海牙、莱顿大学；30日，一起乘火车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记得那天风大，翁老师看我几天都没有穿外套，特地把杨老师的外衣找出来，坚持要我穿上。外出旅行回来，除了陪同翁老师去超市采购外，炒菜做饭等，我们两个大男人一点也帮不上忙，都由翁老师一个人在厨房包揽，我们就坐等享受。翁老师还几次教我如何做菜炖肉，做好后如何放冰箱储存，等下次吃时再加热，等等。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1995年12月上旬， 我回国做田野调查，从北京飞回福建收集资料，住在孙福生老师家。杨老师邀请我某天晚上去他家吃饭。记得当天离约定晚餐时间还早，杨老师电话便打到孙老师家，催要我早点过去，先泡泡茶，畅叙别后故事。一进门，翁老师在厨房忙碌着，招待我的是海鲜火锅家宴，甚是热情隆重。翁老师特别细心，期间还用软尺给我量了腰围长短尺寸。某一天，我在孙老师家，忽然接到翁老师的电话，原来她特地买布料给我做了两条青灰色西裤，让我去拿。这两条西裤，我穿了将近十年，陪我去了好多国家，走了好多路。

2002年中下旬我加盟北大，在此前后我和杨老师、翁老师在厦门和北京几次相聚。这些年海外出访较多，我长期行踪不定。2016年春，我从台湾中山大学客座回京，一天从系里信箱看到一本《海涛集》，我当然知道这肯定是杨老师托人带给我的， 但不知道是谁放的。事后很久才得知，原来是李一平教授受杨老师之托，请时在南洋院讲座的我的同事捎给我的。《海涛集》我从头至尾认真拜读了，对杨老师与翁老师的情意，对杨老师19岁时刊登在《厦门日报》上关于罗扬才的两篇文章散发的才气，对杨老师作为大陆学者第一次访台的详细纪实，对杨老师为许多学生著作写的序言，印象特别深刻。

2018年12月1日，我到莱顿荷兰皇家东南亚暨加勒比海研究所客座三个月。当天抵达阿姆斯特丹机场，朋友来接，一起前往阿姆斯特丹住所。同样巧合的是，12月4日，我在莱顿上班的第二天，厦大历史系陈瑶博士自报家门要加我微信，说受杨老师之命，邀请我参加今年三月底的会议。彼时彼地，我身处荷兰，终于又与杨老师微信联络上了，第一次电话交谈便是一个小时，不禁想起许多往事。我与杨老师、翁老师在荷兰曾经的交往，更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往事如烟，生活总是充满太多的尘世庸碌和身不由己。君子之交，淡淡如水，没有功利的交往才是平等怡情，更关乎待人接物。偶遇之间发生的碰撞，其实才是人性不经意间散发的闪亮；感染的不只是某种真性情，其实更是一种价值尺度与品行操守。平淡与平常，真实与真诚，其实才是激情与性情的永久底蕴。惟如此，偶遇之后，才会有故事，并且才能生动故事。没有刻意，才能自然；因为相信，所以把握；因为把握，才会平淡而绵延。

这应该不只是一篇私人回忆录，也是一份学人海外游学的珍贵的私家历史，长时段的、跨国的和代际的私家历史，更是一份知识探寻历程中的人文历史绵延注释。

杏坛开风气，海国气象新

李庆新

各位老师好，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参加“海洋与中国研究”学术盛会，杨老师今年是八十大寿，借此之际我将作这样一个发言“杏坛开风气，海国气象新——杨国桢先生八秩华诞感言”。

杨国桢先生是我国当代望重学林、有多方面成就的史学大家，先生八十寿辰到来之际，谨向老先生致以最美好的寿诞祝福！先生毕业于上世纪60年代初，此后一直在厦门大学教书育人，从助教到教授，从研究生导师到博士后联系导师，从厦大的教师到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客座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兼职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座教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学人。近六十年来，杨先生带出的博士多达60多人（包括台湾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饶宗颐先生说过：“学术是一种缘份。”后生学子能入杨先生法眼，收入“杨门”，自然是十分的福分。我没这个幸运，然而由于某些机缘，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接触到先生，承教于先生。1987年12月14-17日，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第四届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大梅沙举行，奉叶显恩老师等差遣，我作为会务工作人员参与接待工作，有幸见识傅衣凌先生等前辈大家和风华正茂的杨先生。1991年2月上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乘坐“和平方舟”号访问广东，随后广州、南海陈村举行大型的学术会议及交流考察活动，我作为会务人员兼专家参与盛会，获得一小笔经费，乃约同事赵立人兄前往福建厦门、泉州考察文物古迹。当时本所同事罗一星学兄正在厦大杨先生门下，攻读明清经济史专业博士学位。承一星兄引领，我和赵兄登门拜访杨先生。杨先生和师母早在家等候，热情接待了我们。先生十分爽朗，讲话脸上带着笑容，和蔼可亲，畅谈学术志趣、研究领域以及他与广东同行之间的交谊。我洗耳恭听，不时点头称是，甚为折服，其情其景，印象至深，至今记忆犹新。2009年3月21-22日，适逢杨先生七十华诞，先生门下相约于厦门举办“庆贺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暨清史道光朝传记纂修研讨会”。承蒙先生抬举，我参与了此次意义非凡的高规格盛会，遵先生之嘱，在会上发表了感言。 为进一步推动海洋史学研究，2009年6月，受广东社科院之命，我主持建立了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创办《海洋史研究》集刊，邀请杨先生等前辈学者担任中心和集刊的学术顾问，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并为中心与集刊的开局提出不少建设性指导建议。去年，我们将《海洋史研究》第1-10辑结集重印再版，杨先生与蔡鸿生、冯尔康、叶显恩、周振鹤、滨下武志、Claudine Salmon、Roderich Ptak、Anthony Reid教授等发来贺词信件，杨先生的题词是：“追寻海洋历史，弘扬蓝色文明。”用珍贵的连城竹宣纸书写了三份，工整规范，供我们选用。这不仅是对我们研究工作的鞭策指引，也为我国海洋文明与海洋史学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前景目标。杨先生与我所颇有渊源，与我所前辈叶显恩先生、邓开颂先生，我所客座研究员韦庆远先生等交谊深厚。1984年7、8月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教授访问中国，杨先生与韦先生陪同他前往厦门、泉州、漳州、汕头、广州、顺德、中山、江门、新会、台山、佛山等地调研，并到我所访问交流，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对外学术交流的一件大事，当时我刚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来到历史所。此后闽粤两地明清社会经济史关系密切，互相合作，携手共进。后来罗一星兄前往厦大，师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杨先生一直支持我所和海洋史研究中心工作，激励我们勇敢地“走向海洋”，在海洋史研究上大胆探索，开拓创新。在此我谨代表我所、中心全体科研人员向杨先生致以诚挚的谢忱。

中国海洋文明与海洋史研究是杨先生悉心经营的一个重头，积数十年之功，建构学术团队，引领学术潮流，成就最为卓著。杨先生在接受传媒采访时曾经说过：“一生只做三件事:林则徐、土地契约、海洋史的研究。”这当然是自谦之说。杨先生多年来苦心孤诣、孜以求的宏愿就是建构“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杨先生在不同场合发表了系列鸿文，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学、海洋法学、海洋社会学、海洋军事学、海洋史学、海洋文化学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为发展开出“一揽子”的方向性、指导宏观建构和系统方案。对于推进“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建设，杨先生有一个“如意算盘”，注重专业人才培养，倡导多学科合作与科际整合，咬定青山不放松，久久为功，最终能够达致这个宏伟目标。

国内海洋人文社科各领域研究已经从“冷门”变成“热门”，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新趋向和新潮流，海洋史学亦大成气候。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学术月刊》杂志社和《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评选2018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将“海洋史研究的拓展”列为热点之一。据说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在类似评选活动中也将海洋史研究列入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之一。杨先生在推动海洋史研究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杨先生胸怀赤子报国之心，发挥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之传统，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多年，为国家提出不少战略性、前瞻性的对策建议。年届八旬，仍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豪迈情怀，耕耘不掇，自强不息。最近他在缅怀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韦庆远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文章中表示：“将抓紧宝贵的时光，趁头脑还清楚时候勉力前驱，为维持国家海洋权益做好力所能及的事，以不负时代的召唤。”杨老先生志存高远，老而弥坚，相信在未来的学术征程中，一定能不断谱写海洋文明的新篇章，再创佳绩。愿老先生在探索中国海洋发展事业的精彩旅程乐享遐龄，学术青春长驻。

对于明清时期中国朝贡体系的历史反思

陈支平

各位老师、同学，上午好！首先祝愿杨国桢老师健康长寿，在未来的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大家知道最近成立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其核心就是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历史学话语体系。而杨国桢教授最大的贡献就在于30年之前就开始建构起海洋史的话语体系，并经过不懈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我提交的这篇论文近期在《中国史研究》上有发表，其内容就是和中国的史学话语体系建构有关。有一个点非常值得大家反思，就是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非常反感或讨厌明清朝贡贸易体系这个提法。这其实是西方人和日本人在探讨中国近现代以前、特别是明代的朝贡外交体系时，带有某种蔑视的、先入为主的逻辑思考开始的。我的这篇文章就是要说明朝贡贸易体系并不是那么糟糕，大家需要理性看待这一政策。

我们这个朝贡体系之所以被学界嘲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当时比较贫穷、国力还比较衰弱。其实朝贡贸易对不对，实际上要看它的具体实质内容。我觉得明清两代的朝贡贸易体系非常符合20世纪联合国宪章精神，他要求国家与国家之间平等互惠的原则。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学者，常常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带有某些蔑视性和嘲笑式的学术观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期的英国的所谓“日不落帝国”及其后的美国“霸权主义”，则很少受到世人的蔑视与取笑。我觉得这点不可取，还是要以明清时期的实际情况来评价明清朝贡贸易体制，看看当时的对外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我文章的一个主要观点。第二个观点是关于朝贡贸易日本学者提的较多，并说它其实是一种赔本的贸易买卖。譬如朝贡来的东西都不实用，而恩赐于各国的东西却价值很大。这个观点很值得讨论，19世纪前中国是一个霸主国家，作为一个地方性的霸主国家，对邻近的小国家有一些义务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现在也很常见，例如美国。所以明清两代对于这个朝贡体系也是有一定制度性的，并不是说小国家一来，尽付财宝与他人。目前还是有很多人一直觉得朝贡贸易如何如何的不好，其实是很值得重新反思的一个问题。这大概就是我所提交论文的基本内容，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看一看我的具体论文。最后再次祝愿杨老师身体健康，学术走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为我们构建中国历史话语权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本文内容根据大会演讲者录音整理而成，经主办方授权发布，引用请联系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