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演讲集萃（一）

2019年3月30日，“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隆重举行。来自欧洲、美洲、亚洲、澳洲9个国家，中国18个省、市、自治区（含港澳台地区）的近200名学者出席。

厦门大学校党委书记张彦致开幕词。中山大学校党委书记陈春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主任王国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等海内外知名学者作了精彩的大会演讲。

开幕词

         张彦

今天，我们在厦门大学科学与艺术中心欢聚一堂，隆重举行“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先，我代表厦大向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远道而来的海内外嘉宾和朋友们表示诚挚地欢迎和衷心地感谢！也借今天这个群贤毕至、芝兰满室的场合，我们共同祝贺杨国桢教授八十大寿，让我们怀着美好的祝愿和崇高的敬意向杨教授致以最热烈的祝愿。今天，我打了一条红色的领带，厦门大学今年将迎来九十八岁的校庆生日，而我们杨教授也祝贺生日，所以是个喜庆的日子。今天我们这个会场也很有特色，把灯光聚焦在主席台上。虽然杨教授面前没有摆桌签，但我感觉大家都认识他、都熟悉他。一位学者，不管他的面前有没有桌签，但是对他熟知对他敬重，我觉得这是对他的光荣，我们祝贺他。

“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植历史，面向未来，作出的战略判断和历史定位。海洋与中国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大课题，对增强国民的海洋意识，构建中国的海洋话语权，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杨国桢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建立中国海洋史学的主张，打出“展示海洋视野，敞舒海洋胸怀，挖掘海洋信息，探索海洋成败，复忆海洋过去，关注海洋未来，重塑中国海洋文明，迎接全球海洋时代”的旗帜，独辟蹊径，潜心治学，带领中国海洋史第一支研究团队，先后完成《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等30本著作，成为中国海洋史和海洋文明研究的学术奠基人。近期，他又带领研究团队，推出《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26本）、《中国海洋空间丛书》（4本），为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史学科体系作出了卓越贡献。今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海内外学者的交流，弘扬中华海洋文明的优秀文化，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提供内在动力，并借此机会向杨国桢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这份敬意来自于杨国桢教授潜心治史的贡献精神，“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对杨教授最好的写照。杨国桢先生是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长期从事明清史、中国社会经济史、海洋史研究，在国内外历史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在1961年毕业于厦大历史学系，1985年晋升教授，是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遴选评定的博士生导师。1987至2006年任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1987年，被表彰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建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2年，被评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福建省首批优秀专家。1994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7年至2008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如今，杨国桢教授仍然是国家重点学科厦门大学专门史（经济史）学科带头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主编。

这份敬意来自于杨国桢教授心系祖国，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长思奋不顾身，而为国家之急。杨国桢教授曾担任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厦门市思明区第十届人大代表。长期以来，他以一位历史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家国情怀，始终把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积极参政议政，特别是长期为维护国家的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建言献策，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的担当精神。他的“尽快整合海洋管理资源，统一海洋执法机制”的提案被评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在2017年厦门国家领导人金砖会议期间，他主编的《丝路帆远》作为礼品书，赢得了国内外嘉宾的热烈反响。

这份敬意来自于杨国桢教授乐育英才、甘当人梯的高尚情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君子之乐也。杨国桢教授热爱教育事业，是一名卓越的导师，对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殚心竭虑，总共招收培养了33届博士研究生，弟子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杨国桢教授乐育英才，严爱有加，引领后学，不遗余力。门下桃李芬芳，蔚然成家，他们以优异的成绩为母校赢得了荣誉，成为厦门大学分布到各地的一张张闪烁的名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厦门大学能够有今天的办学成就，正是有一批批杰出的教授、学术大家，勇于攀登科学高峰，展出一流学术成果，做出一流学术贡献。杨老师也是我们厦门大学最高奖南强贡献奖的获得者。我们也期待和希望全校师生都能以杨国桢教授为榜样，重视家国情怀，开创一流院系，敬业、乐业、勤业，敢为、善为、有为。凝聚起实现百年厦大梦想的合力，朝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我们也希望作为校友，还有厦门大学的各位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帮助厦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携手共筑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不断提升中国历史研究水平，为不断提高中国在海洋领域的话语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构建中国海洋历史研究的学科体系

       陈春声

很高兴在这样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回到山明水秀的母校校园，在厦门这个在中国海洋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参加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共同主办的“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如刚才张彦书记在致辞中指出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开始，杨国桢老师就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中国海洋史上，并一直教导我们这些做学生的，要共同努力，建设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今天看到这么多来自海内外的几代学者济济一堂，共襄盛举，真的是感到激动和欣慰。

杨国桢老师在长期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丰厚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在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和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建设、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具有奠基意义的影响深远的贡献。杨老师提出要走出“海洋迷失”的误区，不能从农业文明的本位出发去观察海洋活动，而应该把中国海洋区域——海岸线陆域、海岛和海域作为研究的主题；他认为，不同海洋环境、不同民族的海洋文化有不同的形式和特色，发展水平也不一致，但其本质特征和共性，是都有漂泊、流动的“船上社会”，如渔民社会、海商社会、海盗社会等，他们的组织制度、行为方式，与陆地社会组织有明显的差别；他指出，要以“科际整合”方法，厘清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重新发现中国的海洋历史记忆，恢复历史的场景；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他将16世纪以后中国海洋历史发展的脉络，置于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扩展的视野下考察，并大量利用了来自欧洲、日本的第一手档案和文献资料。这些论述和工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令人敬佩的是，杨国桢老师一直保持着学术的敏锐和进取的雄心。二十多年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中国生效，杨老师敏锐地注意到这是中国现代海洋国家地位确立的标志，由此开始了自己学术探索的新路向和新历程。经过二十多年孜孜不倦的工作，成果斐然，影响深远。这一学术领域也吸引了众多年轻学者的关注与追随，蔚然而成大国，且与国家近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契合。我们都知道“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永恒对话”，杨老师学术努力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卓越的历史学家的禀赋。

今天在座有许多师弟师妹。大家在老师指导下完成的一系列以海洋史作为题材的博士论文，也集结在一起，作为丛书出版。看着修订重版的“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不由得为二十多年来杨国桢老师在中国海洋史学术人才培养所花费的心力而深感敬佩。正是因为老师的远见卓识，我们才能对中国海洋史研究的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

这次研讨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两百名学者参加，群贤毕至，可以说是得一时之选。相信这将是一次足以在中国海洋历史研究的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盛会。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开海洋史研究之先声

张海鹏

杨国桢教授在明清史学界耕耘数十年，在林则徐研究、明清土地契约、海洋史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国桢治史以1981年出版的《林则徐传》名世，此书后来又修订出版，改名《林则徐大传》，这是目前最好的关于林则徐的传记之一。此外，国桢曾追随傅衣淩先生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在明清契约文书领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研究。

国桢的史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发人所未发”“领风气之先”。无论是林则徐研究还是明清土地契约研究中，他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是超越同时代的学人的。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社会普遍对海洋缺乏认识和了解的情况下，杨国桢敏锐地认识到了海洋史的重要性，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转移为海洋史研究。海洋史研究从无人问津到成为“显学”，国桢的提倡与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三十年来，国桢教授一直致力于海洋史研究的理论建构，1996年，相继发表了《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和《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对“海洋经济”“海洋社会”等概念及其内涵作出创新性论述，奠定了近三十年来海洋史学发展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海洋史学科理论体系。此后，杨国桢进一步提倡建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并在海洋文明研究、海洋空间研究等诸多海洋史领域做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理论方法上，国桢提出“海洋本位”和“科际整合”的新方向与新路径，推动海洋史从涉海历史向海洋整体史研究转型。“海洋本位”的这一研究理路，对于海洋史基本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在研究过程中，国桢不断传播海洋史理念，培养海洋史研究人才，建立海洋史研究队伍。2011年10月，在杨国桢教授推动下，厦门大学成立海洋文明和战略发展研究中心，正是适应了这个发展方向。如何站在21世纪的高度，研究中国历史与海洋的关系，研究世界历史与海洋的关系，认识运用海洋能力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提出海洋发展战略，极为重要。据我所知，海洋史研究的年轻学者中，很多都受到过杨国桢教授的指点和提携。建立海洋史研究的学术梯队，是保证海洋史研究后继有人的重要举措。今天会上首发的杨国桢教授主编的《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中国海洋空间丛书》就是有不少年轻的海洋史研究者参与完成的。

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与海洋是息息相关的。历史上，中国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明。研究海上交通史的学者认为，汉初就开辟了自朝鲜到日本的航线。陈寿著《三国志》载，公元230年吴王孙权，命令将军卫温、诸葛直浮海找寻夷洲，孙吴的军队到达夷洲，掠数千人而还。沈莹随军回来后写成《临海水土志》，描述了夷洲岛上居民生活状况。多数学者认为，这个夷洲就是台湾。此后千年，中国人到东南亚，到南海，已经获得了比较丰富的海上经验。正是在这样丰富的海洋经验和明初经济发展基础上，出现了三保太监七下西洋历时28年，“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奇迹。

但是，明清时期实行“片帆不许入海”政策，是国家在开发海洋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从现代国际法的观念看，中国是一个陆权和海权互为倚靠、互为补充的国家，缺一不可。“片帆不许入海”把中国大陆与海洋隔绝开来，割断了中国陆权和海权天然地联系，让中国人千多年来积累起来的海洋经验和海上航行知识停滞不前，局限了中国与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把中国官民的眼光局限在大陆，局限在黄土地。

让中国警醒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列强主要是自海上而来，依靠着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国门。西方列强自东南海疆而来的威胁迫使中国认识海洋，面对海洋。清朝政府不得不重视海疆，开发台湾，台湾建省以及尽可能地加强海军建设，形成海上战斗力，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在一定的意义上，甲午中日战争，核心就在于争夺制海权。甲午战争的失败，北洋海军覆灭，致使中国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权，自此被封锁于陆地之上。不得不说，中国近现代落后挨打的局面，与对海洋的忽视，制海权的丧失是分不开的。

尽管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有所加强，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局面，在文化上造成了“崇洋”“恐洋”的事实，“西方中心论”在知识界和文化界得到广泛传播。这种局面至少持续到20世纪八十年代，当时颇有影响力的纪录片《河殇》所代表的正是这样一种风气。在这一话语体系下，西方中心主义论者构建出“海洋文明论”和“海洋国家”论的一套话语，形成了“中国只有海洋活动，没有海洋文明；中国是大陆国家，不是海洋国家”这些论断。这一话语体系蕴含了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的观念，直至今天，还严重制约我们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针对这一点，杨国桢教授鲜明指出：中国有着深厚的海洋传统，有着灿烂的海洋文明。我们的海洋文明并不逊色于西方国家，中国人应该树立自己的海洋文明话语体系。

对于海洋以及海洋史问题的认识与研究，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我们今日遇到的海疆问题，几乎都有着历史的关联。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都与中国先人开发海洋的脚步密切相关。要想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深入研究海洋史。譬如琉球问题便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问题之一。琉球本是一个独立的海岛国家，明清两朝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藩属关系。1879年被日本吞并，清政府曾经提出抗议，并就琉球国家地位问题与日本政府进行了数年交涉。只是因为《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没有能力重提琉球问题，于是台湾以及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琉球就被日本夺走了。后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做出了战后处置日本的规定，这些规定剥夺了日本通过战争手段掠夺来的岛屿，包括从中国抢去的所有岛屿。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些规定。1972年中日复交宣言中，日本政府再次重申遵守这些规定。依照这些规定，不仅台湾及其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要回归中国，琉球的国际地位问题也可以再议。琉球被并入日本76年，1945年-1972年是美国代管，1972年，美国把琉球的行政权交给日本至今。这个事实说明，琉球的国家主权地位是悬搁的。20世纪50年代琉球人民为了反对美国的军事占领，提出了复归口号。我刚刚从琉球访问回来，我接触了琉球大学和冲绳大学的几位教授，他们今天对当年复归口号进行了反思。据不久前琉球媒体的民意调查，琉球人中赞成琉球自治和琉球独立的人达到了40%。可见，琉球再议的根据是客观存在的。

当前海洋史研究空前繁荣，理论体系正在建立和完善，有深度的研究不少。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海洋史研究这门学科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在各个方面都有进一步研究探索的空间。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与进步，都是建立在理论与实践长期发展的基础上的，我希望今天来参会的年轻学者们，在吸取杨国桢教授等老一辈海洋史研究专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更有深度，更有学术创新力成果，为确立海洋史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继续做出努力。

本地、区域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海洋史

王国斌

我非常荣幸来到厦门大学出席庆祝杨国桢教授80岁诞辰的海洋史国际研讨会。我第一次在厦门见到杨教授是在1981年9月，当时我还在美国读研究生，如今一晃快40年过去了。我与厦门大学的渊源，始于傅衣凌教授访问哈佛大学时，我曾与他有过一个短暂的会面。后来我到北京留学，在这期间有了机会到访厦门，当时厦门大学已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这次厦门之行，杨教授帮助我阅览了一些土地契约。这是他继林则徐传记研究之后的第二个主要研究领域。我还清晰地记得杨教授是这样的友好和热情。几年后，他和他的妻子访问了南加州，与我和我的家人共度了一段美好时光。我们继续享受着在厦门开始的那种既严肃又轻松的交谈。杨教授的学问正如他的为人一样，开放、广博、精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开拓和发展中国海洋史研究领域，经过他及其研究团队的多年努力，目前厦门大学已成为该领域的一个学术重镇。在我准备来厦门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中国海洋历史在中国、亚洲和世界历史中的不同地位和角色变迁。这些也证明了杨教授作为中国海洋史研究先驱的重要性。

中国：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国内关切意味着，那些相对繁荣的地区，比如中国海洋，不仅得到的经济支持要少于那些贫困地区，而且军事防御也要少于北方边境地区的战略要地。

亚洲： 在明清时期，中国不仅通过海洋与其他地区有着商贸联系，同时也与亚洲其他港口有着贸易联系。在19世纪的中国，海洋在整合国内经济以及将此连接到一个更大的亚洲区域经济圈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全球： 欧洲人迫使中国与西方发展新的外交关系和海上贸易，因此到19世纪末，尽管中国在亚洲贸易网络中的参与不断发展，但海上贸易对中国国内和全球经济联系的相对重要性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趋势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然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三十年中大大减少。

当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海洋经济联系开始再次增长，最初在某些方面呈现出类似于19世纪对外贸易的一些空间特征。而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外投资的启动，最终促成了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这一倡议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亚洲、欧美以外的其他世界地区的海上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中国海洋经济的未来仍然是根植于国内，并更广泛地与亚洲联系在一起的，但中国经济实力正在以全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与之紧密相连的全球经济。

关于中国海洋史的理论思考

李国强

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史料，深刻表明中国历史发展与海洋有密不可分的人文联系，这为当代中国学术界展开对海洋历史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也为中国海洋史的学科诞生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关于中国海洋史的学科建设、学术探索，从来没有脱离开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在中国海洋史学术领域有诸多贡献良多、值得尊敬的学者，杨国桢先生就是其中居功至伟的优秀代表。

杨国桢先生主编的《海洋与中国》、《海洋与世界》这两部丛书影响深远，不仅在中国海洋文化史学术领域具有奠基意义，而且提出了诸多有重要理论价值的学术观点。2016年《中国海洋文明史专题研究》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海洋文明学术体系的探索有了新进展，标志着中国海洋文明史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有了新收获，标志着一支以老带新、功力扎实、富有开拓精神的中国海洋文明史学术梯队正在形成。

透过杨国桢先生关于海洋文明论以及海洋与中国的研究，我们不难体悟杨先生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海洋的无限钟情、对学术的精益求精。杨先生的学术成果不仅廓清了海洋文明的基本概念，而且建构了海洋文明的四种基本形态，同时提出了“以海洋为本位的研究方法”，其理论创新价值和学术指导意义十分显著，字里行间显现了杨先生深厚的史学功力和对海洋史的宏观把握，体现出“经世致用”优良传统的代际传承和老一代学者的责任担当。可以说，杨先生崇高的学术品德、深邃的学术思想、丰硕的学术贡献，总是能带给我们更多新感悟和新启迪。

在新时代开展海洋史研究，要遵循客观规律，着力于中国海洋史学科体系创新；要合乎学术规范，着力于中国海洋史学术体系创新；要顺应时代要求，着力于中国海洋史话语体系创新。杨国桢先生的学术历程植根于对中国海洋史的不懈探索，厚实于对中国海洋史的古今通辩，奋斗于中国海洋史的学科构建。杨先生之所以笔耕不辍，是因为他对中国海洋有着深沉的眷恋。杨先生在中国海洋史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与其说是他勤奋和才智的体现，不如说是一代前辈求真务实、勤勉努力的写照，是一代前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宏大志向的缩影。以杨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优良的学术品德，是我们后人继往开来的不竭之源，我们唯有“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未来，关怀人类、面向未来”，才能使中国海洋史研究之大树结成更加丰硕的成果。

随后主持人代为宣读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专门发来的贺信。

贺信

值此杨国桢教授八十华诞庆贺会暨“海洋与中国研究”研讨会召开之际，我谨致以最诚挚的祝福。杨教授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特别是在土地产权制度和海洋史的研究上，做出了卓著贡献。数十年来，我有幸得到杨教授的谆谆教导。此外，翁师母对我的仁慈关怀，我也铭记在心。然而非常遗憾，由于我在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工作原因，我无法参与本次会议。我对此感到十分抱歉。我相信此次会议能够成为热烈讨论、充分交流的盛会。再次向会议的组织者、与会成员以及杨国桢教授，表达我最衷心的祝贺。

学生宋怡明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2019年3月26日 

紧接着，举行了海洋与中国研究新书首发式。江西高校出版社社长邱少华介绍杨国桢主编的《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26本），海洋出版社文化社科中心主任高朝君介绍杨国桢等著的《中国海洋空间丛书》（4本）。南昌大学陈东有教授作为作者代表讲话。

《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推介

  邱少华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这学术底蕴深厚的厦门大学相聚，共同出席《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中国海洋空间丛书》首发式，在此我谨代表江西高校出版社向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同仁，及众多媒体记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蓝图举世瞩目。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是历史课题，也是现实课题。作为历史课题，这项研究已成为历史学的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作为现实课题，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自中共十八大做出建设海洋强国重大部署之后，经略海洋进入了新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海洋事业总体上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些成就为我们建设海洋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所以，关于海洋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前瞻性、科学性、创造性和必要性。

由我社出版的《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是在原来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共8册，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十五”国家重点图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共12册）基础上修订、新增、删减而成的，是全面呈现我国史学界研究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鸿篇巨制。

新版的《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共26册）不仅深化了研究，也调整了丛书结构，加入了新的史料，发展了新理论，扩大了规模。该套丛书与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相切合，对当前“一带一路”的实施具有理论意义和历史借鉴意义。其中新增的《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与历史文化》《海天辽阔——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等10册图书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关于我们为什么要策划这套丛书，我想借用丛书总主编杨国桢教授在总序中的一句话：“中华民族面临复兴海洋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海洋发展的基本国策，重振海洋大国的雄风，不仅是海洋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事情，同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积极配合。”这样的高尚情操，这样的为国分忧气节，是非常具有感染力的。

——《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立足于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示了数千年来中国海洋文明波澜壮阔的历史，它不同于以往单一层面的研究，而是以专题方式，由点带面，内外兼顾，宏观上对海洋文明的概念、基本形态、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理论方法展开系统的理论思考；微观上就海洋社会、海洋经济、海洋文明、海洋文化、海洋国土、海洋贸易、海洋交通、海洋移民等方面，多层面、广视角地探讨了中国海洋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前沿问题，客观地还原了不同时期海洋文明的历史面貌。

——《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全面梳理了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细致解析了中国海洋文明的概念，其中既有对海洋文明历史的深刻思考，也有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怀。

——《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的核心价值在论证、阐释、弘扬东方的海洋文明、海洋文化。现代海洋亚洲的兴起，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四小龙”，到中国、印度、东盟，迎来了亚洲海洋文明复兴的光辉前景。

可以说，这套丛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前瞻性和创造性，它不仅在诸多理论上进行了有益探索，而且对于构筑中国海洋史学术体系、丰富海洋文明史的学术内涵、推进我国海洋经发展、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套丛书在我看来已经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和科研价值。我相信它的出版将有助于提高社会对中国海洋发展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营造关心、支持、投入海洋发展的人文氛围，更好地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在此，江西高校出版社再次感谢各位作者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向丛书总主编杨国桢教授、丛书特约编辑陈东有教授表示由衷的敬意，向所有参与这套丛书的编辑人员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介绍《中国海洋空间丛书》

 高朝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海洋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教授多年来充分发掘我国海洋的历史与文化资源，弘扬中国海洋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著书立言，孜孜以求，以海洋发展为本位，对我国海洋历史文化研究做了富有建设性的学术探索。近日，由我社出版的《中国海洋空间丛书》，即杨教授与他的弟子历时四年完成的又一新作。

党的十八大报告作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在这一战略思想的引领下，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拓展蓝色空间的新命题，在今年的2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启动了全球海洋空间规划项目。该项目收集和管理海洋数据和信息，促进合理开发海洋资源，有效利用海洋空间，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海洋空间规划，成为当今国际海洋交流与合作的热点领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国发展海洋经济，拓展蓝色经济空间，首先要搞清楚我国的海洋空间在哪里，我国的海洋空间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我国的海洋资源空间现状如何，如何拓展海洋空间等一系列命题，《中国海洋空间丛书》在四年前就确定了选题，可以说具有时代的前瞻性。

丛书以“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布局，给出了上述问题的科学答案。丛书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科际整合”的方法，按照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广度与深度规律，开展海洋对国民生存的历史影响和未来改变的理论研究，构建新的海洋空间体系。丛书以海洋社会学的角度，诠释我国独特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国情文化，为合理开发利用海洋，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海洋强国助力。

丛书分为四册，各册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中国海洋空间简史》一书，打破王朝体系，根据中华民族海洋发展各阶段特征，将我国海洋空间划分为东夷百越时代、传统海洋时代、海国竞逐时代和海洋复兴时代四个时段，探知海洋空间发展演变规律。《中国海洋资源空间》和《中国海洋权益空间》立足现实，对我国海洋资源空间的现状、海洋资源空间的开发和拓展做了全面的解读，指出我国海洋权益空间之所在，论述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伟大实践。《中国海洋战略空间》对我国海洋战略发展和走向做了分析，发出了各国共享海洋空间的倡议。

丛书从人类生存空间的角度诠释海洋，打通了海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隔阂，填补了我国海洋空间整体研究的空白，对提升海洋强国软实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撑。期待本套丛书能给读者带来新思路、新收获、新启发，为我国海洋空间规划、开发与管理提供借鉴。

万顷纵我一苇如

 陈东有

今天，我们大家在此为杨国桢先生新主编的两套大型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与海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海洋空间丛书》举行隆重的首发式。这两套丛书的出版，再加上2016年杨先生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不仅告示学界前辈同仁和广大读者，杨国桢先生近三十年来一直倾心的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了更多独特的丰硕成果和不断深入的发展，一直坚持有关重视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建立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呼吁正在成为现实，一直努力培养的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科队伍开始形成，而且为发展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构建中国海洋话语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人们正确认识中国海洋的过去、今天和明天，为中国海洋的发展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建设及其实践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智慧。作为杨国桢先生的学生，作为在杨国桢先生带领下的学术团队中的一员、一名作者，为能够在杨先生的指导和带领下，参与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研究，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激动。同时，也深感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今天，面对不远千里万里莅临的国内国外二百多位学术前辈同仁，面对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大力支持的各位专家和出版界的朋友，我谨代表全体作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在这个时候，我们倍加珍惜各位先生的学术关怀，倍加珍惜各位同仁的学术鼓励，更加体会到尊敬的杨国桢老师开辟出一条学术新路的重大意义及其艰辛不易，更加珍惜我们大家在学术探索道路上的每一步脚印。过去的三十年，尊敬的杨老师从自己潜心独自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区域海域社会经济发展史到放开眼界观察今日世界，从研究与民族命运密切相关的历史伟人到研究与民族未来命运密切相关的海洋问题，从个人著书立说到在国事会议上多次呼吁，从个人奋发努力到带领一个团队奋斗，从数本专著到数十本专著和若干套丛书，既可谓是坎坷曲折、筚路蓝缕，又可谓是硕果累累、影响巨大。

如果我们仔细拜读杨国桢先生在新出版的《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中写的总序，我们就能更进一步了解杨先生执着的学术追求、博大的学术格局和坚定的责任担当。在这篇总序中，杨先生把先后三套丛书的主编思想表述出来，概括了他自己对重大学术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看作是他的关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构建的思想过程。当然，我们每一位学生、每一位作者也可从中看到这也是我们接受杨老师的学术指导，写成自己的专著，并成为这个团队一员的学术成熟的过程。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也就是20多年前，正是我们大家跟随杨老师探索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初创之时，杨老师已经对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思考并研究了多年，他有一个预测：“21世纪将迎来海洋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海洋发展战略，力图在新世纪抢占海上竞争的制高点。”今天，当21世纪已经走过近五分之一的路程时，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十分准确的预测。对于杨老师来说，这个准确的预测早就成了他决定从事发展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动力。

杨老师的学科建设思想首先的意义是学术层面的，是杨老师对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贡献。在他的思考和学术实践中，既有对当时中国海洋研究的现实批判，更有对中国海洋研究学科的建设性意见。而我们这个团队正是在这种学科建设思想的奠基中起步，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话语环境中学习和讨论我们这个团队关心的问题，这也正是杨国桢学术团队的灵魂所在。

三十多年如一日，多么地不容易，然而这又只是一个开头。因此我们这个团队更应该领会杨老师的这样一句话：“我们深知，上述内容在中国海洋历史文化领域还仅是沧海一粟，要完成最初的构想还任重而道远。”这句话绝不仅仅是谦虚谨慎，更是自知之明，是实事求是，是一位学者博大的学术胸襟和永远的追求。此刻，我又想到了我们每一位厦大人都熟知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本文内容根据大会演讲者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