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1日晚，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著名秦汉史专家邢义田教授应厦门大学历史系邀请，于南光一320室进行了题为“‘中原制造’——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若干侧面”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双一流系列演讲暨民间历史文献系列沙龙，历史系张侃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讲座开始之前，邢义田教授言及他刚刚结束的“莆田探亲之行”。在当地，他见到了许多融世界各地、各时代建筑特色于一炉的居民建筑，呈现出建筑艺术的交流与创新。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从黑海北岸至中原地区的广阔空间中，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间的文化交往留下了无数的遗迹、遗物。民族通过迁徙、贸易、战争等交流形式，接触到不同文化的器物形式，并加以接受、吸收和模仿，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此次讲座，讨论的就是古代文化交流中的“异域风”。他进一步解释，文化交流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思想宗教艺术层面；二是经济社会制度层面；三是物质文化层面。而此次的研究，注重利用考古出土的各类文物，从物质层面和视觉层面分析其特征并进行比较，探讨物质现象背后的文化交流的内涵与复杂性。

邢义田教授举了四类具体的案例来阐释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异域风”。

一是战国时代吹起的异域风，以裂瓣纹银豆为例。邢教授指出，草原游牧与中原农耕之间较为频繁的物质交换可以追溯至战国时代。由于中原上层贵族对装饰的金银器特别喜爱，因此会学习游牧民族的装饰，出土金银器的纹饰和形制常常呈现出异国情调。比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不仅学习到骑射技术，还学到了域外的一些金银器装饰。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西辛战国墓出土的裂瓣纹银豆。“裂瓣纹”是一种流行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等地区的西方艺术的典型纹饰。这一纹饰在中国商周时期并没有出现，而在战国墓中，以及之后西汉和南越王墓中都有出土。可见战国时期，中国的艺术中就有了外来风格。

二是汉代社会上层流行的异域风，以熊、马造型为例。熊、马这些装饰造型母题都不是中国原有的，而是从草原引进。邢教授以1999年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鎏金青铜当卢为例，当卢的飞马纹饰中，马后腿上翻呈180度翻转，是典型的草原斯基泰风格。除此之外，洛庄汉墓中还出土了熊头形状的“节约”，这种熊的造型也出现于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鎏金“节约”，和广州南越王墓宫署遗址空心砖的熊头装饰。公元1-2世纪，黑海东岸的罗斯托夫地区沙多唯墓冢，同样也出现类似的熊头装饰。熊和马的造型由出现在马的“节约”上的局部性，到出现在中原制造的空心砖、漆器等更多器物上，显示这些外来造型已经成为宫廷的“流行”，甚至由上而下在整个帝国中流行。

三是中西视觉造型特征合体，以龙为例。不仅中原会学习和仿制西域的装饰造型，西域也会借用和仿制中原的造型母题，与其它异域文化“合体”，比如中亚出土的古代龙造型的装饰。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黄金之丘出土的金质附耳式刀鞘上，龙造型中龙头部分来自中国，而龙尾散开又与中国不同。新疆尼雅出土的腊染棉布上也有类似的龙尾造型。这种散开似鱼尾且后面有一只兽追咬的龙尾，可能来源于希腊，在公元前530年左右出土的希腊陶瓶上，海怪的尾巴与此相类。

四是异域艺术的在地化，以金铜饰牌为例。中亚出土的古代腰带上的金铜饰牌特别多，一般为方形镂空，饰以虎、鹿等造型。而在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了中原制造的类似方形镂空饰牌，由龙和龟这类在地化的形象装饰。河南永城芒砀山梁王墓中也出土了镂空方式与草原一样的饰牌，其装饰有草原的动物合体造型，但也有完全在地化的神仙、羽人这类常在画像石中出现的形象。要对这些复杂的器物造型产生先后进行排序很难，也难以作类型化比较，这展示了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邢义田教授在讲座中，使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和图像资料，并条分缕析地解析这些由中原工匠仿照草原装饰制造的器物，如何迎合贵族对于异域情调的喜好，并由上而下成为汉代社会的流行，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十分引人入胜。

讲座最后，邢义田教授解答了师生们提出的相关问题，并与历史系张闻捷、朱圣明等师生进行讨论。郑振满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同时指出华南地区与海外的长期互动，提供了许多值得研究的域外文化交流议题，并再次感谢邢教授的到来。

（撰稿/硕士研究生刘青霞，纪要未经演讲者审定，请勿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