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跨学科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日渐受到学界重视。2019年1月5—6日，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戴云山区及周边跨学科研究工作坊”在厦门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人分别从历史学、建筑学和人类学等学科视角，对闽中戴云山及周边地区的地域社会、经济开发、宗族建设、民间文献与建筑形制和技术之间的关系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促进跨学科对话与交流
此次工作坊的举办，肇始于不同学科研究者对闽中戴云山区的共同关注。2016年以来，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在位于戴云山脉的永泰县以及周边地区陆续发现了大量族谱、契约、账簿、日用类书、科仪本等民间文献。与此同时，建筑学和人类学研究者亦进入这一地区，对当地的庄寨展开研究。不同学科背景的学人在共同的田野工作经历中，逐渐意识到彼此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在开幕式致辞中强调，在戴云山区进行的跨学科研究中，需要对田野工作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不应仅将田野工作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且需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田野工作的意义进行理解和把握。在田野工作中，无论是识读文献，还是分析建筑形制，都应当从乡村社会中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出发，理解其生存策略，并经由研究者个人的体验加以切实的体认。
跨学科研究的前提，还需要建构一些共同的议题，以便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为此，与会的人类学学者尝试从理论层面讨论对空间的理解和使用。与建筑学和建筑史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社会因素的研究方法不同，人类学意识到了空间作为实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进而讨论其对身体和社会的建构和改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耕对庄寨内部空间的研究，反思了过往研究中将空间消解于社群等级、宇宙观、文化分类等其他要素当中，将对空间的研究化约为社会文化本身的研究倾向，提出应当从空间本身的物质性出发，关注其差别以及对人们身体、记忆和社会的改变。在庄寨的个案中，她分别从规矩、示能、氛围三个方面讨论了庄寨的空间布局如何塑造了人们的身体惯习、性别分工以及对事件的记忆。
揭示乡村工业化困境
明代以降，随着国家力量的干预和移民的流入，东南山区逐渐得到开发。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影响到聚落形态和地方社会的形成。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彭依芸梳理了明代中期以降靛蓝在东南山区的传播过程。华南的原住民沿着南岭山脉向东南山区不断迁徙，靛蓝也随之传播到这一地区，并因其较高的利润率很快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这也吸引着新移民的不断涌入。虽然流动人口导致的社会动荡一度造成靛蓝市场的崩盘，但从长期来看，靛蓝仍然能够提供足够的利润以保证其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基于这一分析，彭依芸的报告质疑了由于种植经济作物风险太大，农民并不热衷于此，只是在市场和资本的压力下才被迫种植的观点。
同样是与经济作物相关的议题，建筑学研究则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呈现出颇为不同的取向。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黄华青对武夷山的茶叶家庭作坊和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茶叶种植园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一研究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的视角出发，试图揭示空间实体的变化本身如何作用于文化并形塑社会。虽然武夷山区的制茶技术强于阿萨姆地区，但在工业化进程中，前者却无法成功转型为机械化工厂，最终导致衰落。两地茶业技术工业化背后的社会性差异，正是中国近代乡村工业化进程的困境所在。
庄寨深刻改变地方社会
庄寨主要分布在福建省永泰县，是一种兼具居住和防御功能的大型建筑，它与周边地区的土堡、土楼等建筑在形制上颇有关联。围绕着庄寨建设与宗族发展的关系，几位学人均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对这一议题进行了讨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蔡宣皓对清代咸丰年间的两份阄书中的建筑术语进行释读，并结合田野工作的成果，将阄书中的分家条文定位到具体的建筑空间之中。蔡宣皓对建筑类民间文献的术语系统与当地建筑空间观念进行了总结，指出建筑空间排布和宗族内部秩序建构之间的同一性，认为二者都遵循穿插渗透、诸子均分、长子占优的原则。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卓竞对永泰山兜谢氏宗族的考察，提供了一个宗族内部秩序分化的个案。他分析了谢氏宗族在不同时期生计模式的变化，认为在清代，谢氏宗族内部由于财富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分化，在宗族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并通过庄寨的修建显示出来。这体现了明清时期东南宗族结构发展的多样性。
庄寨并不仅仅在宗族内部发挥作用，它在宗族之间的竞争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周煜翔分析了永泰碓头黄氏宗族有关庄寨营建和居住的契约，展示了一种有别于单个家族建立经营的庄寨模式——合作式庄寨。在多姓村中，一些宗族通过营建庄寨，以及选择性控制其他宗族入住庄寨的权利，在地方社会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由此观之，庄寨深刻地改变了地方社会的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为凝聚宗族、提升宗族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条件。
将建筑置于历史脉络中
与会学人一致认为，对建筑形制的讨论不应局限于系谱学或技术史层面，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历史进程，考察建筑形制和技术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周易知梳理了戴云山脉乃至东南地区的“厅”和“堂”在语言与建筑空间的分布情况，认为“厅”和“堂”应当是同时起源，用于表达中原地区上流社会不同的建筑功能，并在不同时期被周边区域所采用，又随着移民与文化交流不断互相影响和演化，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分布结果。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学会青年会士刘妍在对闽北浙南山区木拱桥的营造技艺进行复原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在这一地区大规模出现的原因。这种营造技艺或许与明代以来东南银矿的大规模开发有关。
如何实现建筑学研究的地方性转向和历史转向，从方法论而言一种可能的路径是借助民间文献。与官方典籍相比，民间文献能够更为丰富和细致地呈现地方社会的面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李竞扬通过对山西高平游仙寺中碑刻的解读并结合历代典籍，讨论了游仙寺从北宋时期十方丛林到金元时期地方豪强李氏家族功德坟寺的历史转变，这一个案为研究金元时期华北地区宗族建设和地域社会提供了生动案例。他在解读碑刻时，兼顾了对碑刻石质、造型、字体的分析，并结合了寺庙建筑的时代特征，这一思路为历史学研究中研读民间文献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最后的圆桌讨论上，与会学人达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历史学进入田野的任务，并非仅仅是挖掘新的史料。在田野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切实的身体体验，都足以使史料范围和研究视野得到拓展。建筑学研究中常见的绘图，有时能够更为直观地呈现结论。对于建筑学而言，将建筑置于地方历史的脉络当中，阐释建筑背后的地方性知识，不能仅依赖于正史典籍中一般性的记载，也应借助历史研究对民间文献的解读和分析。
（撰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董思思，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2月25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