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創新：根治“學術垃圾”痼疾之方——以歷史研究為中心
李伯重
[提要]中國學術論文近年來出現“井噴現象”。與之相伴的是“學術垃圾”的飛速增加。所謂“學術垃圾”，就是沒有價值和有不良作用的作品。無論何種“學術垃圾”，都是公害。“學術垃圾”問題由來已久。客觀來說，比起改革開放之前，今天情況已有重大改善。“學術垃圾”的產生，一個關鍵是學者缺乏創新精神。必須大力宣導學術創新。史學中的創新，包括史料、方法的創新。學者要努力創新而不再製造“垃圾”，就應牢記：“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製造“垃圾”是惡，不論大小，都不能去做。進行創新是善，不論大小，都應當努力去做。
[關鍵字] “學術垃圾”；學術創新；歷史研究；碎片化
2007年，在“首屆高校學術期刊發展論壇暨《中國政法大學學報》首發式”上，我作了一個簡短發言，說道“大多數中國大學的學報都是學術垃圾的生產地。此說一出，在學界引起熱烈討論。十年前的高校學報，基本是處於封閉狀態的“單位自留地”而失卻了公共平台的屬性，加之多為綜合性而沒有學科邊界，因此大量垃圾堆積其上，是可以想見的。如今，已有相當數量的學報意識到了自我封閉可能帶來的問題，儘管由於體制的原因，綜合性和缺乏學科邊界情依舊，不少學報可能仍然聚集了不少垃圾，但至少許多優秀的學報編輯已有了主動變革的衝動。 此，在這十年來部分學報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是有目共睹的，嚴肅的學者們也都為此感到鼓舞。因此，到了今天，學報界已不是鐵板一塊，其情況也不必再一概而論了。 但是，在這十年中，“學術垃圾”泛濫的情況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我們應當如何應對？……這些依然是學界關心的問題。作為學界的成員，我也關注這些問題，將通過本文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以抛磚引玉。
一、今天的“學術垃圾”問題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看與此相關的背景。據有關方面統計，1977年，我國高校的學報種類大概有150種，1987 年增至393 種，2007年又增至1,130多種，到2017年，己經達到了1,150 種。除了高校學報之外，還有大量各種學術刊物。 學報和這些刊物合計，今天超了6,000 種。因此中國學術刊物的增速堪稱世界史上絕無僅有。 這樣巨大數量的刊物，為論文發表提供了廣闊的天地。有人估計今天全國已有6,000 餘種學術期刊，依照保守的算法，每份期刊每年平均發表300篇文章，就有1,800,000篇。還有舉辦的各種學術會議，估計這類會議文章遠超過200,000 篇。還存在某些部門專門為解決職稱的論文問題辦的沒有公開發行的刊物。中國兩年發表的學術文章總數應該能輕易超過瑞士的總人口了。中國學術論文近年來在國內外雜誌上的大量發表，其數量之多，令人瞠目結舌，以致有人以“井噴現象”來形容這種情況。
文科的情況也不例外。據肖宏等人對近十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文獻進行的大數據研究，2006～2015年，在我國6,268 種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論文共計703.8萬篇（其中受各類基金資助論文149.3萬篇，受國家基金資助論文35.5萬篇）。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張保生指出：根據2008年社科統計年報統計，我國高校文科教師每年發表論文30多萬篇，約30億字。
在過去十年間，中國的科研投入增量佔據了全球科研增量的40% ，金錢的驅動帶來了學術論文的井噴。論文的數目被視作中國科學崛起的標誌，但其中有多少是真材實料的呢？
嚴酷的現實是，數量的劇增，並未伴隨著質量的相應提升。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80%左右的國際論文分佈在零被引用區和低被引用區，即十年來都被引用過或僅僅引用過一次。中國科學院李國傑院士指出：我國被SCI收錄的論文總篇數，從1981 年的不足5,000 篇，激增至2004 年的57,000 多篇。有人甚至稱，這是“SCI 大躍進。但是論文質量遠沒有數量增長得快，我國2003 年引文數世界排位第18 位，但篇均引文數卻排到124 位。在2008 年的“兩會”上，有教育界委員痛陳：現在 95% 的科研論文是垃圾。這個情況在十年後的今天已有了頗大改觀，發表在SCI收錄期刊上的中國學術論文的引用頻次出現了大幅上升，但是總體情況仍不樂觀。在2018 年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上，中國科學院施一公院士坦言：“我以前曾經預測，中國在2020年論文數超過美國，沒想到我們提前完成了，“有些文章，通俗點叫‘垃圾文章，就是純粹為了發文而發文，這種情況太多了”。
文科也不例外。 據中國知網對2,099 種社科期刊的統計，截止到2018年4月，2015 年可被引文獻量543,018，其中零被引文章數251,868；2016 年可被引文獻量514,341，其中零下載文獻量766；2016發表、截止到2018年4月25日，下載低於10次的是15,037 篇。也就說，數量浩大的論文，沒有讀者。張保生指出，我國高校文科教師每年發表論文數量驚人，若以美國學者9%創新的論文寫作方法，頂多2.7 億字的創新思想；若以我國學者91% 創新的論文寫作方法來看，則應有27.3 億字的“原創性”思想。如此說來，中國學者的原創思想應比美國學者“多10倍還不止！”然而，他的結論是“數量帶給我們的期待，和我們在國際學術界的實際地位是天壤之別。做這篇報道的邱晨輝認為：“這對在數量上已超越美國位居世界第一的中國論文來說，不失為一記‘響亮的耳光’”。除了論文，專著出版的情況也如此。
在史學方面，我國歷史學2006～2015 年學術論文產出在2011年達到1.78萬篇的高峰，之後呈緩慢下降趨勢，但年均發文量仍然達到1.61萬篇。其中基金論文比由8%增長到 36% ，國家基金論文比從2%升至14% 。據李華瑞統計，2004年以前的五十年中刊出的宋史研究論著總數多達1.5 萬篇，而其中絕大部分刊出在1979年以來的二十五年中。但是與這種數量劇增相伴的，卻並非質量的提高。在1.5 萬篇宋史論文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完全沒有學術價值的廢品，餘下的到底有多少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也很難說。他的這個估計實際上頗為保守，而且是十多年前的情況，如今在史學年產1.6 萬篇的論文中，廢品的比例和絕對數量應當是都大大增加了。 然而，比那些熱門學科，史學的情況似乎還不算最差。 例如在經濟學方面，我國每年推出的經濟學論著數量驚人，2011年達到26.12萬篇的高峰，之後開始下降，但年均發文量仍達24.41萬篇（其中2006～2015 年經濟學發文的基金論文比從 11%快速增長至31%，國家基金論文比從4%穩步提升至12%）。國外不少著名經濟學家如諾貝爾獎得主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等，都認為中國今日的經濟奇跡為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絕好的素材，期待由此導致整個經濟學的重大突破。但是事實是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學術水平距離國際學術標準依然遙遙無際。在此情況下，想要進入國際學術主流實在很難。至於成為世界一流，恐怕更是難有可能的。中國經濟學家要獲取諾貝爾獎看來只是夢想。
因此，伴隨著中國學術論文“井噴”的是“學術垃圾”的飛速增加。 而在最近的十年中，中國“學術垃圾”泛濫的狀況，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
二、什麼是“學術垃圾”？
要談“學術垃圾”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確“學術垃圾”定義。
一位網友在題為《請慎用垃圾論文一詞》的文章中說：“也許國內重視SCI 文篇數過頭了，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於是動不動就把影響因子低的期刊說成是垃圾雜誌，其中的論文是垃圾論文。甚至還有“新語絲”網友說過PNAS上都是垃圾論文。影響因子在1以下的期刊論文對科學的貢獻確實遠遠小於Nature ，Science 和Cell 的論文，要不然怎麼會引用率差那麼多呢……但反過來說，低影響因子期刊上的論文就一文不值嗎？ 客觀的評價，低影響因子期刊上的絕大多數論文應該歸結為兩種：（1）是很小的發現或進展；（2）爭議很大，錯的可能性很大，重要期刊不願意擔風險（但按概率講，也許上百篇這種論文中會平均上一篇最後證明有價值的，平均的結果這些論文的意義很小，但還是有的）。 當然也有少數很不錯的和完全沒意義的，但我們的評價不能用少數代替多數”。他說的有一定道理。確實，判別是否“學術垃圾”，不能完全依靠論文刊登的期刊的地位來決定。 特別是在我國，期刊地位的判定是一個一直爭議不休的問題。那麼，什麼是“學術垃圾”呢？
我們日常所說的“垃圾”源自上海方言，指的是無用之物，後引申為罵人語言。 在今天，對於“垃圾”的一般理解是：（1）廢棄無用或骯髒破爛之物（如生活垃圾、建築垃圾等）（2）比喻失去價值的或有不良作用的事物（如垃圾郵件、社會垃圾等）。 台灣出版的《國語辭典》對垃圾的解釋則是“穢物、塵土及被棄的東西的統稱”。 簡言之，垃圾就是失去價值的或有不良作用之物。 由此而言，“學術垃圾”就是沒有價值或有不良作用的作品。
首先，我們看看沒有價值的作品，這類作品可以歸為平庸之作。這類作品的特點是：雖然沒有剽竊抄襲、捏造數據等大家通常提到的“學術不端”問題，但既無新材料，又無新方法，更提不出新觀點，只是不斷重複前人已經做過的工作，即如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四十多年前說的那樣：“無論從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還是從概念體系來說，完全在沿襲著傳統。像老牌發達國家的某些工業部門一樣，歷史學只滿足於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生產出一大批過時的產品。這類產品，只有在一個沒有競爭的封閉市場裡才有銷路。
其次，再看看有不良作用的作品。 這裡作品可以歸為“有毒作品”。這種不良作用，一方面是進行造假，從而誤導讀者，甚至誤導社會，另一方面是剽竊抄襲，侵犯他人知識產權。
中國科學論文造假引起的國際風波，在最近幾年愈演愈烈，成為國際學界關注的一個重點。2016年9月20日，美國知名抄襲監測網站Plagiarism Watch 通過國際知名英文論文抄襲檢測系統iPlagiarism（中文名：艾普蕾）順藤摸瓜，發現了世界科學史上最大規模的英文論文造假公司，該公司與一家巴西SCI雜誌（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 ）默契合作，收費為中國學者發表了大量涉嫌抄襲、造假的論文。中國醫學科學院研究員許培揚揭露，大量中國大陸醫生的論文投到了這個巴西期刊，佔該期刊發表論文總量的54.9% 。2015年，該刊中國學者文章達到了1,605篇，比例更是高達 78. 1%。但是中國論文被大規模撤稿已經不是新聞，2015 年到 2016 年就先後爆出兩樁類似的醜聞，共計105 篇論文被集體撤稿。 此後，施普林格（Springer ）開始回顧排查過去刊登的論文，不查不知道，一查直接打破了前兩年的記錄。公佈出的造假名單中，不乏中國名校和名人的身影。
抄襲剽竊之風，比造假更普遍，甚至已經深入到在學的研究生中。 在一個被稱為“史上最牛碩士論文抄襲”案中，抄襲者用“滿篇抄襲法”，除了把“江蘇”兩字替換成“山東”，把江蘇的統計數據換成山東的統計數據，以及把一些統計指標的對比排序結果稍微改變之外，從摘要到目錄到文獻綜述到正文分析再到後面提出的“對策”幾乎完全一樣，基本上是用“替換鍵”搞定了抄襲。之後又爆出更“牛”的論文抄襲事件，兩篇標題都為《試論財經領域的新聞輿論監督》的碩士學位論文，除了“致謝”不一樣外，論文的標題、中英文摘要、中英文關鍵詞、內容、注釋、參考文獻一字不差。這種肆無忌憚的抄襲剽竊，導致了一種中國特有的“研究生論文高產”的怪異現象。一個最新的例子，就是暨南大學2014級已畢業博士生熊×偉涉嫌論文抄襲、剽竊案。此人是一個“勤奮”的論文寫作者，中國知網數據庫顯示，他至晚從2012年開始發表論文，短短數年內，就發表論文10餘篇。他拿著這些文章積極參加各種學術論壇或年會，曾數度獲獎。然而，今年6月東窗事發，其抄襲剽竊的惡行在網上曝光，暨南大學收到舉報後展開調查。經校外專家鑒定和學校學術道德委員會認定：熊×偉在期間公開發表的論文不符合學術規範，存在嚴重抄襲、剽竊現象，情節惡劣。 經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議決定，撤銷熊×偉博士學位，同時啟動對其博士研究生指導教師追責程序。然而，行內人都知道，這只是冰山之一角。據張保生披露，2012 年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共組織審查學位論文2,564篇，查出195 篇學位論文涉嫌抄襲剽竊，佔全部審查論文總數的7.6% 。最終該校共有19 人被取消學位申請資格。 但張保生卻發現，下一輪的抄襲剽竊之風已經跟上來，“這樣的懲處並不能杜絕學術不端現象，畢竟，有更大的利益在吸引他們”。像這樣的學生，畢業之後倘若從事教育工作，那這些惡習也就將“薪火相傳”，不斷“發揚光大”下去了。這樣，中國學術還有前途嗎？
平心而論，在國內學術論著中，雖然抄襲作假尚不能說是大多數人之所為，但是大多數是平庸之作和濫竽充數之作，卻是不爭之事。 在這些鋪天蓋地的平庸之作中，不少還被冠以不同級別的“精品”之名，流行社會，並為當事人帶來重大的實惠。由此可見，到了今天，甚至連許多“精品”都已如此，遑論一般作品！
前一類“學術垃圾”的惡果，可以借用阿倫特創造的名詞“平庸之惡”（Evil of banality）來表現。雖然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意思是因不思想、無判斷、盲目服從權威而犯下的罪惡，和本文所說的平庸之作的學術成果所造成的惡果有所不同，但這種平庸之作，其結果就是使讀者白白浪費時間。魯迅先生說：“浪費別人的時間，無異於謀財害命”。從此意義上而言，讀了質量低下之作，也就是被人害命。 不過這還可以說是自認倒霉。 至於後一類“垃圾”，其危害就更大了。我們如果讀了這種造假或者抄襲剽竊之作，相信了其所言，那問題就大了。如果我們還以此為據寫自己的著作發表出去，則不僅害己，更要害人。前些日子，一項研究提出了“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已全面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的結論，導致了許多國人“厲害了”心態的急劇膨脹，使得我們自己感到飄飄然，同時也大大加劇了西方國家朝野人士對我國實際情況的誤判，採取了有損於我國利益的政策，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帶來消極的影響。這項研究是否遵從了真正的科學研究原則，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從眾多學者和從事相關管理工作的官員對其成果的結論所作的批評來看，該研究顯然是問題不少的。至於它是不是“學術垃圾”，則有待時間的考驗。
因此無論何種“學術垃圾”，都是有害的，而且都是公害。
三、我國史學史上的“學術垃圾”
要正確認識今天“學術垃圾”的泛濫問題，必須將其放在長時段中來看。今天“學術垃圾”問題嚴重，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客觀來說，比起改革開放之前，今天情況已有重大改善。
就史學領域而言，1949年後，中國史學發生了根本性變化。1951年，郭沫若指出：新中國的史學界“在歷史研究的方法、作風、目的和對象方面，……已經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王學典總結說：在這個新時代，史學界對1949年以前中國史學的成就，強調批判而忽視繼承。“以論帶史”的口號，後來演變為“以論代史”的做法。這種輕視史實的風氣，到了“文革”更發展成為無視史實乃至捏造史實的惡劣手法。在此時期，原來居於中國史學主流地位的史料考訂派，通過歷次“批判資產階級學術”的運動（特別是1958年的“史學革命”），作為一個整體已經不復存在。
在此背景之下，自1957年的“反右”運動到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的二十年，成為一個“學術垃圾”淹沒的時期。姜義華指出：“階級鬥爭的擴大化、絕對化，使歷史研究、歷史教育受到極大衝擊。……1957年反右鬥爭中，一批卓有成就的歷史學家被劃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特別是1958～1959年的“史學革命”給中國的歷史學科帶來嚴重的影響。“各大學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教育革命’和‘史學革命’，競相批判重視史料的‘唯史料論’、重視考據方法的‘資產階級考據學’，指責重視王朝盛衰更迭者為維護‘王朝體系’，指責認為農民起義具有皇權主義傾向即反貪官不反皇帝者誣衊農民革命。在‘興無滅資’的名義下，‘厚今薄古’、‘以論帶史’成為最為革命的口號，要編出以農民戰爭為綱的新的中國通史，成為最為急迫的任務”。
到了“史學革命”後，“階級鬥爭”論成了中國史學界的指導理論，形成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史學。 這種以“階級鬥爭”論為指導的農民戰爭史研究，也成為中國史學的“顯學”。農民戰爭的文章，據孫祚民的不完全統計，包括論述歷代農民戰爭史和研究農民戰爭理論問題兩大類，建國三十多年來約計發表了近兩千篇。而根據王學典的不完全統計，自1949年來的40年中，共發表關於農民戰爭史的文章4,000多篇，各種資料、專著和通俗讀物300餘種，成為1949年後中國史學成果密集度最高的專門領域。考慮到當時中國高校為數很少（其中許多高校更是沒有歷史學科），學報和史學雜誌數量更加有限，因此農民戰爭史研究有如此數量的論著出版，顯示了中國史學的重點所在。然而從學術的觀點來看，這些論著中雖然也有一些有價值的成果，但數量甚少。總體而言，大部分論著既無新意，也無新材料，觀點和方法雷同，只是反復證實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動力的觀點。到了改革開放之後，這些論著也就乏人問津了。
到了“文革”時期，情況更是匪夷所思。在1974年伊始發起的“批林批孔”運動期間，相關書籍出版了10,403種，省級以上報刊發表的文章達5,000篇以上，各處傳播的各種內部資料更不計其數。在“文革”及其前夕發表的絕大部分有關歷史的出版物，從今天的觀點來看，不僅是一般垃圾，而且是有毒垃圾。其代表作如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刊於《文匯報》1965 年11月10 日）、戚本禹《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刊於《紅旗》雜誌1965 年第12期）、楊榮國《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刊於《人民日報》1973 年8月7日）與《一場勢不兩立的大論戰——先秦儒法兩家鬥爭的階級實質》（刊於《解放日報》1973年8月22日），更是毒流全國，造成深遠的惡劣影響，可謂劇毒之物。在“文革”十年中，除了考古尚有一些新發現之外，史學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可以成為學術成果的產品。可以說，“文革”十年是一個只有垃圾而無成果的時代。
改革開放以來，在“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思想路線的指引下，中國歷史學者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以前教條主義的束縛，國際學術交往日益頻繁，新理論、新方法得以不斷引進，使得中國史學界思想空前活躍，新思路、新見解層出不窮，在理論方法方面突破了單一的模式，進行廣泛的探索，呈現了多元化發展的趨向。
就中國經濟史而言，研究領域大大擴大了，破除了過去只着重研究生產關係和經濟制度的老套，生產力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視；同時流通也漸成熱門，生產力決定論受到質疑，一些學者認為流通或市場需求也是經濟的發展動力之一；因此經濟史研究範圍逐漸擴大到生產、流通、分配、消費諸領域。部門經濟史和區域經濟史的勃興引人注目。專題經濟史、民族經濟史的研究也展開。在1978年以後四十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史重要論著，不僅數量，而且質量，皆非改革開放之前所能望其項背。
因此，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學術垃圾”在總數上不斷增加，但真正的學術成果也大量湧現，使得1979 年以來的四十年成為我國史學界學術成果最豐的時期。 因此，我們面對今天的“學術垃圾”問題時，也要看到情況在不斷改善，從而堅定我們對中國學術明天會更好的信心。
四、學術創新：消除“垃圾”的根本手段
“學術垃圾”為什麼會產生？怎麼產生？如何消除？……對於這些問題在以往學界關於“學術垃圾”的討論中，大都已有答案，而且也逐漸形成了相當的共識。大體而言“學術垃圾”的產生，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內部的原因。其外因，既有社會風氣和價值觀念方面的，也有學術評價體系方面的，更有教育和學術管理部門方面的。而其內因，則主要是學者對學術的理解、學術事業的態度、對學術規範、學術操守和學術批評等問題的認識。外因不是學者可以掌控的，因此學者個人也無法去改變之。而內因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學者個人可以掌控的，因此他們在這方面可以從我做起。這裡，我只選擇與內因有關的一個問題，談談學術創新的問題。
“學術垃圾”之所以出現，一個關鍵是學者缺乏創新精神。早在40多年前，時任英國歷史學會會長的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託，撰文總結二戰後國際歷史學的發展。他尖銳地指出：“近十五至二十年來歷史科學的進步是驚人的事實”，但是“根據記載，近來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歷史著作，無論從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還是從概念體系來說，完全在沿襲著傳統。像老牌發達國家的某些工業部門一樣，歷史學只滿足於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到了今天，“歷史學已經到達決定性的轉折時期”。但是“歷史學已經到了轉折時期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它必定會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也不一定意味著它有能力抵制住誘惑，避免陷入歧途”。造成這種狀況的最重要的原因，他認為是由於歷史學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礙”，因“當前在歷史學家當中的一個基本趨勢是保守主義”，即“歷史學家不會心甘情願地放棄他們的積習且對他們工作的基本原理進行重新思考”。
由於這種“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礙”，“歷史學家不會心甘情願地放棄他們的積習並且對他們工作的基本原理進行重新思考”。對一個學者來說，學習新的方法，然後將其運用到研究中，不僅要投入大量的時間，而且具有很大的風險，因為這是一種用自己尚不很熟悉的方法進行的新嘗試，而任何新嘗試都必定存在失敗的風險。 因此，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這樣的嘗試，比起使用熟悉的方法，在熟悉的領域中，進行沒有風險的研究，從對成功的預期來說，肯定是很不“合算”的。 不過問題是，如果大家都不進行嘗試，那麼將不可避免地走向那種“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這些機器儘管低於現代最先進的標準，卻仍然能夠使企業在盡可能少地追加資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數量的擁有現成市場的老牌傳統產品”。這種產品，大多數肯定是註定要被淘汰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保守主義就是“學術垃圾”產生的心理基礎。
要改變這些心理，就必須大力倡導學術創新。那麼，什麼是史學研究中的創新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從創新說起。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在其《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一書中說：“一個民族的繁榮取決於創新活動的深度和廣度”。該書第一章《現代經濟體的活力之源》第一節即以《創新、活力與增長》為標題，並說“任何創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創（概念構思和開發），又涉及其試點應用”。他還引用德國十九世紀著名數學家克萊因（Felix Klein，1849～1925）的名著《19世紀數學發展講義》中的一段話作為該書第一章的引言：“出色的生產率的秘密在於不斷發現新問題並掌握新規律從而取得新結果、建立新關聯。如果沒有新觀念的湧現、新目標的設定，數學研究的內容就會枯竭並很快在機械的邏輯證明中精疲力竭、陷入停滯。從這個角度看，對數學研究貢獻最大的人是那以直覺而非嚴密證明而著稱的人”。也就是說，自然科學必須要依靠創新。那麼，歷史學科又如何呢？
簡言之，從費爾普斯“任何創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創（概念構思和開發），又涉及其試點應用”的話，可以認為創新就是創造新事物，提出新思想、新概念、新構思、新開發並且把這些進行應用的嘗試。
在西方，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被稱為“創新之父”。他的觀點可以歸納如下：第一，創新是生產過程中內生的。第二，創新是一種“革命性”變化。“你不管把多大數量的驛路馬車或郵車連續相加，也決不能得到一條鐵路”。第三，創新同時意味著毀滅。鐵路的建築意味著對驛路馬車的否定。 第四，創新必須能夠創造出新的價值。先有發明，後有創新；發明是工具或新方法的發現，而創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應用。“只要發明還沒有得到實際上的應用，那麼經濟上就是不起作用的”。用通俗的話來說要“創”的“新”，包括新產品、新生產方法、新市場新原料、新組織，因此創新也就包括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資源配置創新、組織創新。通過這創新，為社會提供新的產品滿足社會新的需求。
熊彼特和費爾普斯關於創新的觀點也適用於史學。史學的兩大要素是史料和方法。因此史學中的創新，包括史料、方法的創新。
史學研究必須以充分、翔實的史料為依據。在史料方面，今天發生了巨大變化，勒高夫說：歷史學“今天正經歷著一場‘資料革命’，這一革命與新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個“史料革命”包括“文獻資料爆炸”和多元史料體系的發展。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史料，在數量上是以往學者能夠看到的史料的 N 倍。 這些前人所不知的史料也可以稱為“新史料”。這些新史料的大量出現和繼續大量出現，使得我們能夠看到諸多前人不可能看到的歷史面相。
除了新史料，還有新方法。就經濟史研究而言，二戰以來，新方法層出不窮，從以布羅代爾為首的整體觀史學，到以福格爾（Robert W. Fogel）為首的計量史學和以諾思（Douglas C. North）為首的新制度經濟史學，再到英國經濟史學對社會經濟史的回歸，都為我們提供了各種不的研究方法，對中國經濟史研究也有重大影響。目前在國內出現的“量化史學”熱，也表明了中國史學界對新方法的追求。
這些新資料和新方法，為史學研究中的學術創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廣闊的天地。只要學者努力去做，就能夠進行創新。
創新是史學的生命。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領袖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談到史學危機的問題時說：“我們希望繼續存在的發展，靜止等於死亡”。這句話深刻地體現了史學的生命力在於創新。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說：“我們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寫歷史，因為每個時代都會產生新問題，探求新答案”。希爾（Christopher Hill）則說：“每一代人都要重寫歷史，因為過去發生的事件本身沒有改變，但是現在改變了，每一代人都會提出關於過去新的問題，發現對過去都有一種新的同情，這是和他們的先輩所不同的”。由於史學需要不斷重寫，所以也需要不斷創新。如果學者不順應這個規律，不以創新為目標，那必然會被時代拋棄。
五、從我做起，從“小”做起
創新很難，而製造“垃圾”則很容易。那麼，如何使學者們努力創新而不再製造“垃圾”呢？在近來國內學界關於“垃圾”問題的討論中，大多數學者都已清楚地指出：現行的科研體制和評價體制以及自文革前一直延續至今的期刊體制，是造成我國“學術垃圾”泛濫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大力呼籲“剔除學術垃圾需徹底改革評價體系”。的確，制度比人強。制度是一種遊戲規則和獎懲機制，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選擇與結果之間的關係。從經濟學的眼光來看，人性是很難改變的，但可以通過改變制度來改變人的行為。沒有一個好的科研體制和學術評價體制，要想消除國學術垃圾泛濫的沉屙痼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大家都關注學術共同體的建設，而學術共同體只有在好的科研體制和學術評價體制之下才能形成和發展。制度問題並不完全是外在的，所謂學術共同體，自律性就是其基本特徵之一。一個組織或準組織的自律，首要的當然是有一套共同遵守的制度違反者必須受到應得的懲戒。
但是，要改變現行的科研體制、評價體制和期刊體制，只有國家相關部門有這樣的權力，用中國古語來說，這是“肉食者謀之”的事。作為單個的學者，除了呼籲之外，對此是無能為力的。那麼，我們就可以以此為由，不採取任何措施，任憑垃圾繼續泛濫下去嗎？如果我們認為不能如此消極無為，我們就必須從我做起。這也就是古人所說的要治國平天下，首先要從正心誠意做起的意思。換言之，作為學者個人的“正心誠意”，最起碼的是“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製造“垃圾”是惡，不論大小，都不能去做。進行創新是善，不論大小，都應當努力去做。
不製造垃圾，不僅是絕不能做抄襲、剽竊等學術不端之事，而且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所創新，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為人類共同的知識大廈增添一塊磚、一片瓦，而不是傾倒一堆廢料。
要進行學術創新，首先就要知道學術創新是一件艱苦的工作。我國今天學術成果質量不高，原因很多，其中主要者之一，是諸多寫“學術論文”的人，並不知道學術為何物，更不知道從事學術研究是非常困難的工作。正因為如此，所以今天才會出現類似 1958 年“大煉鋼鐵”那樣的“全民學術”景觀。今天我國撰寫“學術”著作似乎人人可為，處處可為，時時可為，事事可為。大學裡三十多歲的年輕教師，已是“著作等身”。這在全世界（至少是世界一流大學中）可謂絕無僅有的。
進行創新性的學術研究非常艱辛。在美國，文科的名教授一輩子通常也就是兩三本書，論文十數篇至數十篇而已。“十年磨一劍”是常見的事。一個例子是哈佛哲學系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理論》（Theory of Justice）。 這本書是多年來國際哲學界公認的最佳著作。羅氏寫這本書用了十年以上的時間，而在這段時期中，他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
創新性的研究艱難如此，所以只有下定決心，排除萬難，才能做到。馬克思說：“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由於學術研究非常艱苦，所以“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韋伯也說：“如果我們不曾絞盡腦汁，熱切地渴望著答案，想法也不會來到腦子裡。不管怎麼說，研究者必須能夠承受存在於一切科學工作中的風險。靈感會不會來呢？他有可能成為一名出色的工作者，卻永遠得不出自己的創見”。只有研究者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真正把學術當回事，而不是“玩學術”，或者把學術研究當做謀取某種“好處”手段，這樣才能夠進行創新。
對於廣大研究者來說，要創新，還要注意如何選擇研究的對象。在改革開放以前史學研究缺乏創新的一個原因，是大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去做那些討論歷史規律和歷史重大問的題目。這種研究取向在1950年代前中期的“五朵金花”討論和1960年代初期的“階級鬥爭與歷史主義”討論中表現得非常清楚。當然，歷史規律和歷史重大問題從來都是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之一，但是如果大家都只盯著這些問題的研究，要創新是非常困難的。畢竟，只有極少數學者有可能在這些問題的研究中有所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研究的重點出現了很大變化。楊念群總結說：過去史界所熱衷討論的諸如歷史發展趨勢之演變、走向、規律等等“大問題”漸遭冷遇，由主流退居邊緣。於日益從眼光向下的視角觀察民眾日常生活的經驗邏輯，對之進行詮釋辨析的手段也漸趨細緻多元，遂導致對歷史發展總體趨向的判斷日益模糊不明。同時，這些新的探索路徑亦不斷遭致缺乏整體視野和研究方法日益“碎片化”的批評。與之相呼應，史界中回歸“整體史”傳統的呼聲亦時有所聞。爭論雙方似乎各有所據，均力圖突破自身局限，尋求一條更適合中國歷史研究的獨特道路。這種變化引起諸多學者的關注，《近代史研究》雜誌也組織了多位著名學者進行了筆談。從筆談的文章來看，各位學者的意見分歧甚大，一些學者認為現在史學研究“碎片化”的趨勢嚴重，必須糾正，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所謂“碎片化”正是史學發展的表現，毋庸擔心。這裡，我就這個問題出發，談談史學研究創新。
我到清華任教以前，對清華著名的土木工程系和建築系之間的關係感到很不清楚。到了清華之後方才瞭解到原來兩者雖然都是做建築的，但彼此之間有很大的差別。清華的土木與建築兩個系的創建理念都源自美國。在美國，建築學大多設立在單獨的建築學院或者藝術設計學院下，主要研究建築的形態，來指導新的建築的設計和創作。 而土木工程專業與設計沒有任何關係，主要講授工程力學、數學、結構力學等物理知識，並且更加適用於實踐，比如道路，橋樑工程，工程勘探等等。簡言之，建築學是設計房子的形狀，而土木工程學則是製造用以蓋房子的各種部件。
建築學和土木工程學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 但是正如王笛在討論中所說：“任何歷史研究，都必須有局部和整體，或者說碎片與整體，兩者甚至不存在孰輕孰重的問題。沒有局部，哪有整體？ 沒有零件，哪有機器？……所謂‘碎片’和‘整體’，就是零件與組裝的關係。整體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沒有整體，但卻不能沒有碎片。一個技術不怎麼好的技工，如果無法把零件組裝成機器，零件畢竟還在，以後還會有高手利用這些零件組裝機器。 但如果沒有零件，就完全不可能有機器。同理，歷史研究沒有碎片是不行的，這猶如機器沒有零件。這些看起來各自分離的“碎片”組起來，讓歷史研究逐步趨向整體認識”。在史學研究中，大多數人是應當做土木工程師的工作，做建築師的工作當然只能是少數。
胡適當年有言：“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這句話在 1950 年代初期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被猛烈批判。 但是從學理上來說，這句話沒有錯，因為只有在每個知識領域工作的學者都心無旁騖，專心致志地追求本領域中的學術探索，整個學術也才能真正得到發展。此外，從實際情況來說，這也是有道理的。在古文字學中，甲骨文自發現以來，“認字”就是一項核心的工作。“文革”前和“文革”中，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工作受到很大干擾，以致在很長時間中進展緩慢，從而影響了我國上古史的研究，這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就做重大課題研究而言，我要說的是，絕非人人俱可做重大課題研究。這需要一系列必要條件（不僅包括各種客觀的條件，而且也包括研究者自己的主觀條件如學養和能力等），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麼最終做出來的只會是次品或者廢品，或者說就是“學術垃圾”和“準學術垃圾”，其道理是再清楚不過的。 對於大多數研究者而言，做符合自己主客觀條件的小課題，只要真正努力，卻是可以出真正成果的，這種成果就是創新。在中國史研究中，日本學者向來以善做小問題的研究著稱，但是千千萬萬個小問題的研究成果，造就了日本學者在國際中國史壇上不可動搖的地位，以致眾多西方的中國史研究者一向把日本視為國際中國史研究的中心，因此紛紛去京都大學、東京大學學習中國史。我在海外工作的時候，問過一些西方研究者何以如此？ 他們的回答是在日本可以得到一些實實在在的收穫。而在中國，過去人人做大題目，篇篇討論大問題，大量的文章成為廢品或者複製品，才使得許多真正想做學問的學者不得不轉向日本學者的論著。 陳寅恪先生當年有詩云：“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如果我們不思改進，以製造垃圾為己任，那麼將來年輕一輩學想學習真正的學問，不是也只能“群趨海外受國史”嗎？ 我們如果尚有羞恥之心，豈不要“羞欲死嗎？
相對而言，做“小”問題研究，比較容易出真正的成果（即創新），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關心“大”問題。王國維提出治學應“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着力”；故“雖好從事於個別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從一問題與他問題之關係上，見出最適當之理解，絕無支離破碎、專己守殘之蔽”。曾對清儒治學多有批評的顧頡剛，後來也認識到“人的知識和心得，總是零碎的。必須把許多人的知識和心得合起來，方可認識它的全體”。“必有零碎材料於先，進一步加以系統之編排，然後再進一步方可作系統之整理”。如若只“要系統之知識，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猶欲吃飯而不欲煮米”。有些因時代風氣而氣魄恢宏的東西，一旦風氣轉變，轉瞬即“煙消雲散”。故“其為虛假之偉大，不如作真實之瑣碎”。
這些先賢的話都頗有深意。一個學者不論做什麼研究，都應當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只要自己做的工作是創新，成果都是大成就。如果能這樣想，就可以從“小”做起，從我做起。如果每個學者都能從“小”題目做起，認真發掘新資料，使用新方法，做到有所創新，那麼我國每年數以萬計的史學論著，就不會成為充斥國內外的“學術垃圾”，而成為國際學術賴以發展的養分。任何人要進行相關的歷史研究，都不能離開中國歷史學家的成果，從而使中國的史學在國際史學的主流中佔有自己應有的地位。
［原載《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118—129頁。注釋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