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傅衣凌教授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刘秀生
四十年前，我有幸师从傅衣凌先生攻读明史。光阴易逝，至今先生逝世已三十周年，回想往事，先生的音容笑貌犹然在目，无限缅怀。
1978 年，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有幸被录取到明史专业。八月底报到时，社科院已经成立了研究生院，各研究所分别招收的研究生都归入研究生院这个大家庭。四百余学子，个个神采奕奕，对前途充满信心。他们给自己取了个名字“黄埔一期”，其志大矣! 其中有不少在北大读书时的熟面孔，老友重逢，谈笑风生，开启了人生的新旅途。历史系招了三十多名研究生，导师都是全国顶级学术大师，学生年龄却参差不齐，最大的四十岁，最小的二十三岁。其中有三位北大历史系校友: 黄乘矩1965年毕业，李尚英、谢宝成 1966 年毕业。1970 年毕业的我，在五年的大学生活中只上了半年课，面对他们，深感学力不足，压力很大。明史专业有两位导师，谢国桢教授和傅衣凌教授。共三名研究生，商传和任道斌在谢先生名下就读，在北京；我随傅先生学习，要去厦门大学。从我的家乡哈尔滨到厦门，往返八千公里，畏途啊，心有动摇。商传劝我勿动摇，说: “傅先生是历史所特聘兼职研究员，还有四川大学的徐中舒教授、武汉大学的唐长孺教授等都是，今年也替历史所招了研究生，我们虽然不在一处学习，却是殊途同归。我国刚刚进入学术复甦阶段，国家需要人才，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被他的诚恳相待所感动。历史所的何龄修老师向我详细介绍了傅先生的学术造诣和道德文章，坚定了我的信心。开学典礼一结束，我就远赴厦门投奔傅先生深造。
厦门大学早已为我安排了住处，与厦门大学同期招的历史系明清史、隋唐史研究生魏洪沼、黄爱淳、杨际平、李伯重同住一舍。放下行李，就由魏洪沼引领去拜谒傅先生。傅先生是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他发自内心的微笑驱赶了我的紧张和拘束。我急于请教如何学习，傅先生言简意赅: “要多读书，要坐得住冷板凳。”他很关心首都学术界的动向，向我询问了许多学术同行的情况，我知道的很少，未能满足先生的愿望。当我谈到周扬院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时，他很感兴趣，让我详细介绍。我介绍了我记忆最深刻的两点，一是说我党正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延安整风，这一次更为深刻。二是他公开向在历次极左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他伤害的思想文化界的同志认错并赔礼道歉。傅先生很兴奋，连说“变了，变了。周扬很坦率。”他让我说得详细点，我说有记录，稍后送阅，他听了很高兴。我深深感到先生获得改革开放新信息的欲望非常强烈。临别时，先生殷勤地叮嘱我们，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身为傅先生的学生，就要读先生的著作，了解他的学术思想。由于长期受政治史学理论的熏陶，很难理解傅先生独特的学术思想，这是很苦恼的。后来，得益于几次长谈，聆听教诲，才对先生的学术思想有所领悟。1979 年、1980 年先生两度应邀赴美国讲学，我陪他从厦门赴京，又陪他由京返厦，火车上的轻松聊天使我受益不少。先生说，对他治学道路影响最大的是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论战后期讨论的问题集中到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论战各方形成了共识: 在农业社会的中国，不了解农村社会的性质就无法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场讨论虽因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中断，但讨论内容却引起先生的极大关注。由于日军全面侵华，厦门大学也迁到闽北山区办学。长期的农村生活，使他有机会实地考察农村的社会结构，他搜集了大量的族谱家谱和契约文书，参照有关地方志进行研究比对，得出一个认识: 大一统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到州县为止。在农村，乡绅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农民对乡绅有不同程度的依附性。政府是通过乡绅间接统治农村的。先生的讲述使我茅塞顿开，综观先生的文章著作，乡绅和佃仆，商人和商人资本，市民社会等，都体现了这个思想。其中关于对松解农村封建关系的商人、商人资本以及市民社会的研究被学术界列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范畴。先生是独辟蹊径的。
傅先生从美国回到北京，询问我随谢国桢先生学习的情况。我汇报了谢先生带领商传、任道斌和我赴南京、苏州、杭州、上海各大图书馆寻访明清古籍的情况。傅先生说，你能得到谢老的教诲是偏得。我还向先生汇报南京大学历史系胡允恭教授来拜访谢老的情况，还把胡先生送给我们的他们编写的南京大屠杀资料集给傅先生看。先生很重视，说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再不搜集，日久天长，资料泯灭，就没证据了。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他还说，正是因为抗议日本侵华，自己才中断在日本的研究生学业提前回国的。先生的爱国情操溢于言表。
傅先生主张学术交流，1979 年他召开了一次中国经济史学术讨论会。各地专家云集厦大，高度赞扬傅先生这一举措，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的第一次盛会，开了学术讨论会的先河。傅先生谦虚地说，学术要开放，不能固步自封。这次盛会开阔了我的眼界，结识了许多专家学者。
1980 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学位授予条例，我们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硕士研究生。1981 年秋毕业，回北京接受分配。傅先生希望我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可是政策不允许。来自边疆省份的人才必须回本省，这样我就被当作人才分配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年底，我在哈尔滨接到傅先生的来信，希望我去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了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资格名单，傅先生在列，他可以带断代史 (明清史) 和专门史(经济史) 两个专业的博士生。考生必须是已经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当时我国仅有一批硕士研究生毕业，我符合资格要求。感谢傅先生的重视，我欣然应命赴试，终于如愿，又成为傅先生的学生。这样，我和李伯重有幸成为傅先生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也是我国第一批正式招生的博士研究生。
读博期间，晚饭后我和李伯重常去先生家聊学术，先生多次强调他研究的经济史是社会经济史，重在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同国民经济史是有区别的。先生的学术眼光是超乎常人的，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创办一个学术刊物，即取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这个刊名如愿地把自己的学术大旗打了出去，既彰显了学派特点，又为促进本学派的光大和培养后继学者提供了学术阵地，功莫大焉。
为了理解傅先生的学术思想，我们经常探讨先生提出的一些独特观点，诸如: 中国社会是一个有弹性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死的拖住活的，先进的因素有夭折、中断和继承，城乡分离运动过程中的离土不离乡或离乡不离土现象等等。虽然经常讨论，却未必得其要领。后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先生的评价，点开了我们的思路。1998年吴老在纪念傅衣凌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北京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 这样评价傅先生的学术思想:
他认为，16 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都发生一系列变化，表现一种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出现了反传统的以致叛逆的思想。但这以后，中国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16 世纪以来发生的资本主义因素经历了一个夭折、中断、再继承的长期的曲折道路。但是总的看，它并未摆脱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想，这是自梁启超先生提出“近世”概念以后，对中国近史最精辟的看法。我非常钦佩傅先生这个看法。
傅先生是从大的方面，从几千年中国历史，从奴隶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的早熟性而又不成熟性来研究明清社会的; 从中国社会体制的多元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来解释 16 世纪以来“死的拖住活的”的中国经济曲折发展的道路的。这种分析可说是博大精深，前无古人。在具体考察明清经济时，他不囿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框套，视野开阔，注意流通; 又同时研究社会的变迁和文化思想的变迁，乃至从民间习俗来论证。这种整体的研究方法也是傅先生开风气之先，我们应该学习。
二十年后的今天，重读吴老对傅先生的学术评价，深悟傅先生的学术主旨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这是一个极大的题目，吾人当继承之。像吴老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都能汲取和弘扬傅先生的学术思想，足见傅先生的学术贡献。这可能是许多专家的共识。傅先生逝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李文治先生的唁电云，“先生以毕生精力献身学术，勤奋有加，贡献尤大，久为国内外所称誉”。南开大学郑克晟教授唁电云，“傅老学识渊博，为明清史泰斗。先父(史学先辈郑天挺先生。笔者注) 每以引为乡帮之荣。”云南大学李埏教授唁电云，“先生道德文章，海内钦仰，毕生作育英才，后继必多传人。”(唁文均引自中国民主同盟厦门市委员会编《厦盟简讯》1988 年第2期《悼念傅家麟同志专刊》) 这些唁文绝非虚言。我记得，1979 年傅先生受美国斯坦福大学邀请讲学三个月，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受邀赴美讲学的中国历史学家，他还带回一份该校免试读博的推荐表，先生是被授权推荐者，足见衣凌师海外声望之高。还记得，挚友中国人民大学毛佩琦教授告之，1998 年我和陈支平以北京商学院科研处和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名义在北京举办了纪念傅先生的学术座谈会，消息见诸报端后，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先生遗憾地说，纪念的规格低了，应该由中国史学会操办。可见，傅先生的学术贡献不只是几位专家的评价。
傅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我又重读了师母柯在贞女士于1988年9月2日致我的复函，她深情地回顾了先生坎坷的一生和不懈的学术追求以及病危中仍孜孜不倦培养后学的情景，令人动颜。我想以师母信中的话寄托我的哀思: “他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花到盛时人已逝，历尽艰险度一生。”充满了怀念和遗憾!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4期，第106—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