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忆海角情缘
厦门大学历史系 钟文升
2009年3月21日上午，“庆贺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暨清史道光朝传记纂修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颂恩楼220报告厅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海内外嘉宾、清史研究专家，杨国桢教授自1986年以来培养的博士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部分师生，共百余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厦门大学历史系、江西省历史学会、厦门市郑成功研究会等以贺信等形式表示祝贺。
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主持。厦门大学副校长赖虹凯首先代表学校致以衷心祝贺。他在致辞中说：杨国桢教授教书育人，成绩斐然，桃李芬芳，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专门史学术带头人和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为厦门大学建成国家历史学学科人才培养基地、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等作出了重要贡献。杨教授是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历史学者，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这既是杨教授的个人荣耀，也是厦门大学的光荣。杨教授卓越的专业贡献、崇高的人格魅力，为我们树立了为人、处世、治学的榜样。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在致辞中说，这次盛会给予我们对优秀的学者和学术传统表达应有感激和敬意的机会。一个学校、学科最重要的是它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中应该有开创、继承和开创中的继承，而后者尤为难得。杨先生当年以《林则徐传》名闻天下，多年来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近二十年来又致力于海洋史研究，正是这样一种开创中的继承，也让我们得以追寻这一代学人的思想和活力。
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潘振平带来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主任的祝贺，赞扬了杨国桢教授在主持道光朝传记编纂中的敬业精神和负责态度，不失幽默地把杨先生称为清史工程中的“劳动模范”。
日本著名史学家滨下武志教授深情地追忆与杨国桢教授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交流切磋的往事，以及对亚洲海域史的共同关注，称赞他对日本学术界研究明清契约文书等的指导和影响，感谢杨先生长期以来对日本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培养和照顾。他认为这样的会议对学术的传承很有意义，今后还要办下去，并提议十年后在广州举办。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郝春文教授对杨先生担任该校讲座教授表达真挚的感谢。他认为杨先生不仅是古史研究者，而且关注现实，特别是我国的海洋主权和海洋利益，在学术讲座中洋溢着爱国之情，使学生深受教育。
江西省历史学会会长方志远教授代表江西史学界表示祝贺。他生动地叙说杨先生少年得志、老而弥坚的学术人生，在西安举行的中国史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江西史学界的交往，以及对杨先生率真人格的拳拳仰慕之情。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李庆新研究员带来岭南史学界的祝贺。他说：杨国桢教授是著名的明清史和社会经济史大家，与广东史学界有很深的渊源，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杨先生关于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的卓越研究对广东近代史学影响很大。当时福建、广东的区域史与社会经济史研究蓬勃兴起，在国内外很有影响。他与志同道合的广东同行互相支持，互相呼应，提携后学，建立起深情厚谊，共同把梁方仲、傅衣凌等老辈学者开创的经济史学推进到新的境地，大展“南强”气派。杨先生从事科研五十年，桃李满天下，不少弟子来自广东，学成之后大展宏图，目前广东主要高校、研究机构都有“杨门”弟子，承传、光大着中国社会经济史事业。在先生七十华诞之际，吾等后学恭祝先生健康长寿，学术之树常青！
会上还宣读了杨国桢先生的好友黄启臣教授从加拿大多伦多、科大卫教授从香港中文大学发来的电邮贺信。黄启臣教授盛赞杨国桢先生“应邀到日本、美国、英国和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讲学与访问，深得国内外史学界的推崇和赞扬，成为国际史学界的知名学者”。科大卫教授在信中深情地说：“记得当年教授到牛津大学访问讲学，传道授业，大家获益良多。当年跟随教授学习的宋怡明，两天前刚收到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终身聘任。其他学生，也在美国、日本、台湾、香港各地的大学发展。教授博学多才，从林则徐到陈嘉庚，从土地契约到海洋史，著作丰富，中外驰名，桃李满门。谨祝教授豪情更胜当年，学术事业常青。”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南昌大学陈东有教授和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振满教授分别主持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大会发言。杨国桢教授的学生纷纷上台，分享与杨先生的师生故事，从涓滴之处品忆醇厚师恩。
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博士说，1989年我第一个从杨老师那里取得博士学位，二十年的成长进步，离不开老师当年的鞭策。今天这样的庆典仪式，不仅是对杨老师本身表示敬意，也不仅是对母校厦门大学的培育表示敬意，更重要的是表达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对于学术传承、学术发展本质的一种尊敬。人文学科的传承讲求学有所本，这也是人文学科的特质所在。杨老师对傅衣凌先生学术思想的阐释是一种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在庆贺杨老师治史五十周年的今日，要如何重新理解、阐释杨老师的学术思想，是身为杨老师的学生应该要承担的学术使命。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支平博士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杨老师教我们“中国近代史”课程。当时他的著作《林则徐传》享誉海内外，已经是国内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不久因为工作的需要，转而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很快声名鹊起，著作《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杨老师又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上来，开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天地。杨老师数十年来的研究经历，正是不断探索求新的过程。这一点，可能是今后学生们需要向他好好学习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润涛博士说，我在厦门大学求学的时候，杨老师经常到宿舍与我们谈心。1991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杨老师亲自写信推荐，使我顺利被录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以后，他每年到北京开会，都约我见面，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令我倍感亲切。
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振满博士说，我跟杨老师学治史，应该从1978年算起。当时杨老师住在人类博物馆三楼，专心研究系里收藏的闽北土地契约文书。我因为帮考古专业出去实习的同学看家，也住在博物馆三楼，经常看到杨老师整理、抄录契约文书，觉得很好奇，有时也顺便请教一些问题。杨老师总是耐心地讲解。后来杨老师发表了闽北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很有影响。1983年，日本学者森正夫教授来厦大访问，专门约杨老师讨论明清土地所有制问题。我当时是研究生，帮他们做了对话记录。这次为了纪念杨老师治史五十周年，把当年的记录稿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上全文发表，也算是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杨老师早年出版的著作《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至今仍未被超越。我们经常为此感到汗颜。我现在主持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就是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扬傳先生和杨老师开创的学术传统。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空中大学教授刘鹏佛博士说，听到为杨老师庆贺治史五十年的消息，我们在台湾的九位弟子决定组团参加。昨天，我们分别从台北、台南、高雄出发，在金门会合，走“小三通”回到母校。想起三十年前我在金门当炮兵，瞄准的目标是如今集美大桥的位置。十年前绕道香港、澳门投到杨老师门下求学，是一种梦想不到的缘分。今天我们见到许多师兄弟、师姐妹，建立起联系，实现了海峡两岸学脉学统的联通，加深了对师门学术传承的了解。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南昌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东有博士称赞杨国桢先生以一位海洋史学家的胸怀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视野，为中国走向海洋做了一系列学术论证的基础工作，成为一位开拓者和倡导者。今天，杨先生以七十高龄仍然在为中国的海洋发展理论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努力。这十多年来，不仅他自己的研究硕果累累，而且带出一批博士研究生，扩展和延伸着他的学术追求和我们这个国家的希望。他说：“我深知，挖掘中国的海洋历史文化资源，总结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工作。我所做的只是沧海一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距离自己设定的目标还很遥远，深感愧歉。年近古稀，回首往事，我对十年前学术转向的抉择无怨无悔，尽管脱离原有的学科主流，漂泊在多学科的边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过何处是岸的迷惘。”“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是一项跨世纪、高难度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这就是长路负重的献身精神，这就是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这就是先行学者的执著风范，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光荣师表。我们向杨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日根博士说，我自1981年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当时杨老师的年龄是41岁，正当意气风发、建树颇多之时。1981年，杨老师集二十余年之功而写成的《林则徐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赢得了王震同志等的高度赞扬。从此，杨老师的为学热情更加高涨。我记得当时厦大历史系有一本学生自办的刊物《求实》，杨老师是学术顾问，我正是通过《求实》组织的学术沙龙认识了杨老师。初步的印象是杨老师是个严谨较真、有深度的大家。1985年9月，我考上傅衣凌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杨老师曾经是傅先生的助手，特别是当时杨老师正致力于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因而经常给我们上课，还时常带我们聆听外籍专家的讲座。1988年我毕业留校，与杨老师成了同事，经常有机会随杨老师参加学术会议。1991年9月起，我跟杨老师攻读博士研究生。长期的接触使我在写字、穿衣乃至为人处世等方面均愿尊杨老师为楷模。杨老师堪称是我系最早系领带、系最好领带的人，这显然是与其较早和国际学界密切接触分不开的。
回忆起自己和杨老师的求学生涯，厦门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系主任、教授林德荣博士说，今天，大家从四面八方集聚在美丽的厦门大学校园里隆重庆祝恩师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周年，我相信我们大家的心情一定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我们高兴是因为看到恩师依然那么精神、那么儒雅、那么精力充沛，而我们师母依然那么风姿绰约；我们激动的是师兄弟阔别多年今天终于又能相聚于美丽的母校。恩师已经过了“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所说的志于学之年、而立之年、不惑之年、知天命之年和耳顺之年，今天进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孔子认为，人到七十岁则能顺心而为，自然合法，也就是动念不离乎道，为毕生修学而渐达自由的境界。杨老师七十年的人生经历、五十年的治史历程真可谓是一幅迷人的人生画卷了。据我等后辈熟悉的是：杨老师天资聪颖，在读大学期间就开始其人生第一部专著《林则徐传》的撰写工作。由于恩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故，而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历史学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著名教授，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成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在这些闪光的成绩背后，我们看到了恩师对学问的精益求精。杨老师除了学问做得好以外，其为人亦堪称楷模，他待人真诚、大度，尤其是对学生的成长高度负责。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入师门后的每步成长轨迹几乎都渗透着先生的心血。先生与学生同喜同忧，其做人之境界对我们这些弟子而言永远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本人入师门较晚，是1999年才入的师门。在论文的开题过程中时常要到杨老师家里讨论。在题目确定以后，就如何搭建论文框架、采用什么研究方法、怎么撰写文献综述等等问题，老师每每都是不厌其烦地指导我去完成。在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恰逢家母病重，而且作为在职博士生工作任务又非常繁忙，如果不是杨老师紧跟在屁股后面的催促，我想我可能直到今天都很难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事情过后，才感觉师恩之伟大。人称七十岁为古稀之年，但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也是人生的又一个美好时光的开始。因此，在这里我们衷心祝愿恩师和师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相约在恩师期颐之年，我们再相聚。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于运全博士代表年轻博士发言。他说：回忆起在师门研习的岁月，内心就难以平静，往事像幻灯般在脑海中一幕幕闪现，留下最深刻印记的是老师的三个形象：一是严师，二是慈父，三是老顽童。他和杨强是进入21世纪以来，老师带的第一批应届全脱产博士生，学术积累相对较少。入门伊始，老师便和他们量身商定了三年的研习计划，注重在实际的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中强化训练学术敏感性和研究能力。学业上，老师高标准、严要求，坚守学术标准，容不得半点马虎。生活上，老师又给予慈父般的关爱，在人生道路的许多重要关头，给以悉心指点和无私帮助。在学术研究中，老师虽年近古稀，但始终保持着一种童真、率性，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经常为一个学术上的新发现或新思考而眉飞色舞，“得意忘形”。
在大家纷纷回忆称赞老师的学术成就，以及他为厦大人文学院历史系的学科建设和梯队建设等方面作出的贡献之后，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少聪博士走上前台，谈起了他师从杨老师学习和工作的感想。从20世纪80年代末，杨老师就组织国际合作项目，与人类学家合作，进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1989年，杨老师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武雅士（Arthur P.Wolf）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庄英章教授共同主持美国鲁斯基金会“闽台社区民俗调查比较硏究”项目，当时他也参加了这个项目，因此有幸认识杨老师，并成为杨门弟子。他说，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杨老师常教导大家要逆向思维，对前人的观点要有存疑的态度，才能发现问题。记得自己把博士论文第一章交给杨老师审阅的时候，是晚饭刚过；而离开杨老师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11点。第二天上午8点钟，杨老师挂电话叫他过去取论文。3万字的文稿，杨老师做了详细的修改。曾少聪说，那天晚上，杨老师一定是熬夜了。还有一件事，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4年，因为申请中华基金会的项目，他准备到台湾访问3个月的时间，便把课题论证交给杨老师，请他帮忙修改。他看完我的论证后说：申请项目要提出问题，并说明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把结论写出来。如果结论写出来，还要申请什么项目。经杨老师的点拨，他懂得如何撰写项目的申请报告，如何论证。他特别提出要感谢师母翁老师，当同学到杨老师家里上课时，只要翁老师在家，总会沏好茶让大家喝，端出茶点和水果让大家吃。
杨先生前后招收了12名博士女弟子，毕业的6人，现仍在职攻读的3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骄人的成绩。由于工作职责所在难以抽身，或安排出国访问需要调整，会务组迟迟没有得到她们出席的准信，在会议日程表上没有安排她们发言。直到20日晚上，倪月菊赶到厦门之后，才最终明确除1人身在美国，全都出席。张晓宁博士在大会前一天上午才获准请假，当时已经没有从乌鲁木齐飞往厦门的航班，只好先飞上海，21日清晨从上海转机飞厦门。到了厦门后，会议已经开始，她没来得及洗去满身的疲惫便直奔会场。 会议当天，吕淑梅博士带着一双子女从广州赶来。她们的到来，为会议带来喜庆团圆的气氛。在刘正刚博士的提议下，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大师姐曾玲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言。她以自身的经历，介绍了女弟子在学术道路上的艰辛和努力。她说：在自己学术成长的道路上，难忘杨老师的教诲与培养之恩！22年前，我师从杨老师攻读明清社会经济史。在杨老师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下，我以福建手工业经济发展史为题撰写博士论文。那是我较有系统地接触华南地区特征与中国海外移民状况的一次研究尝试。20世纪90年代中叶，我随家人移居新加坡之后，因环境的改变而转而进入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在我这一转型过程中，杨老师提出的“海洋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研究架构深深影响了我的学术探索。2001年我回国后，杨老师仍十分关注我的学术转型与发展，鼓励我从海洋中国与世界的新视野重新思考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大课题，同时提供机会让我将部分研究心得结集出版。回想这二十多年来，自己在学术道路上走过的每一步，都有杨老师教导的心血！师恩难忘，我将终生铭记杨老师对我的教诲，并以此鞭策与激励自己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地探索。
大会发言告一段落，杨国桢先生健步上台，对大家表示感谢，动情地袒露了他继续耕耘于历史学园地的执著情怀。他说：“一个学术团队的生命在于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傅衣凌学派的精神家园就是多学科方法渗透融合，自下向上看历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术的转向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丧失自己的精神家园。”
下午，师生们欢聚在人文学院320会议室，开展学术交流与联谊活动。围绕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反思，大家踊跃发言，在交流学术前沿信息、目前从事的研究领城和成果的同时，也通报了各自在不同岗位的工作状况。在学的同学也纷纷向师兄、师姐们取经。杨老师赠送大家《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
3月22日上午，清史道光朝传记纂修研讨会议在人文学院320会议室举行。杨老师和项目组成员、清史传记组评审专家一起，讨论新修传记应具备的学术质量和特色；评估已完成的道光朝传记初稿，提出改进的意见和措施，以及修改统稿的工作安排，争取交出高质量的定稿。
（原载陈春声、陈东有主编：《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纪念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