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坛“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中国经验”主持人语
赵世瑜
三十多年前，海内外的一些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开始以传世文献和地方民间文献、观察访谈并重的方式，尝试通过区域研究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行重新解释。他们起初被称为社会史研究中的“田野派”，后来又多被称为“华南学派”，但他们自己或将研究归类为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可以说，他们的研究路径开启了目前已蔚然大观的对地方民间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通过解读文献和田野实践训练研究者的田野工作坊模式，以及对传统的历史文献学的再思考。2017年7 月3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第46期“文研论坛”题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方经验与北方经验”，邀请了十位学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心得，本期文研讲坛各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其中的四位。
将社会史研究视为“碎片化”的无关紧要的地方性个案，或与国计民生的重要内容无关，已被不断证明为短视的无稽之谈。刘永华的文章是从明代的役法入手的，侧重讨论匠户和军户，这是传统的制度史和经济史极为关注的问题。但是他以此讨论了明代移民之外的跨地域流动和由此形成的跨地域网络，这样一种由国家体制制造出来的“民众服役网络”创造了一种非常复杂多元的、超越制度制订者初衷的社会空间。虽然因卫所军士及家属在地化、赋役折银等原因使此这种跨区域流动大幅减弱，但与此同时，却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由市场主导的社会流动，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后者导致了前者的变质，前者造成的网络又为后者铺平了道路? 此外，在某些时间，还出现了以反抗现存统治秩序为形式的跨区域人口流动，比如明末的“流寇”，这又与前两种流动不无关联。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谢湜的文章通过他及其团队所进行的南岭山区和浙东海岛地区的田野个案，展现了明清易代以后某些“边缘”地带或界邻地区社会“再结构”的复杂图景。尽管在更早的时期，南岭以外或浙闽沿海已经设置了王朝的管理机构并实施了直接控制，但直至明代，南岭山区和东部海岛还是一些流动性很强的人群在活动，包括山区的傜人、畲人和水上人群，这也正是为什么南明政权可以在这一带地区长期延续。到康熙中期内陆和沿海的局势稳定之后，这些地区的不同人群各自利用某种曾有的定居或在籍人群的符号，作为获取某种合法身份的策略，再通过其后的编纂族谱或讲述有关祖先入籍的故事，对此身份不断加以强化。当然，正如谢湜指出的，这些行为和文本有可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他们真实的利益诉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清康熙以后东南边疆的地方人群与国家的能动行为“共谋”取得的双赢结果，当我们把这些纷乱的地方“碎片”进行简化之后，呈现出的图像是元明时期这些地区的“乱象”到清代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澄清。我们下一步希望了解的是，经过“确权”之后，这些人究竟想做些什么和做了些什么。
乍看起来，杜正贞利用民国年间浙江龙泉县司法档案的研究很像是一项法制史的研究，当然，也可以视其为法制史。但是，她所关注的重点并非诉讼或司法过程本身，而是试图考察地方的传统习惯或习俗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得到确认，换句话说，就是传统习惯或习俗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变身为制度的组成部分。当学界响应了“活的制度史”的倡导之后，更多地看到的是对制度实践的重视，却较少对制度的来源问题进行反思。但这只是第一步，进一步探索习惯或习俗如何被乡民在生活中确认、遵守和笃行，则是合逻辑的自然之举。在这一步，作者又对关于习俗或习惯形成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无论习惯法学者还是民俗学者都必须正视。她将习俗或习惯视为一种充满弹性的、时刻受制于人的现实动机和行为的创造，成为说明何为历史人类学之一例。当然，对于习惯或习俗形成或被认定的固化的看法，常见于缺少田野实践的某些习惯法或经济学学者的论述中，在历史学者中也同样如此，但在较多生活经验的人类学者或民俗学者那里就未必然，比如作者推许的坦纳，就是一位人类学者。
作为一项历史人类学研究，贺喜文章的叙事方式显然是“逆推顺述”式的，看起来与传统的历史研究颇为不同。虽然海南至少自唐代就进入了正史叙事之中，但时至今日，那里的历史依然很难进入主流的史学研究的视野，说明我们的史学实践和我们认同的人文理念相距甚远。即使是学界关注的那些边疆、民族史事，也大多与中原王朝的演进更迭相关，这固然不那么“碎片”，却显示出强烈的话语霸权。文章寻找那个被现代宏大叙事遮蔽的“合亩制”的真相，是通过对当代人的访谈发现线索，再“逆推”到明代中叶、特别是清末民国初海南黎族地区的开发和黎族如何被“发现”和认知的过程中，才能最后实现。我们也看到，地方精英的口述及基于此的 20 世纪 50 年代调查报告、围绕冯子材开路的清朝官府材料，和关于本地族群分类及其展示的记录，分别是三个不同系统的资料，不仅出发点不同，代表的时代不同，力图达到的目的也不同，因此看起来勾画出了三幅各不相干的图景。能够把这三者间的逻辑关系勾连起来的关键点在哪里呢? 是现代性、殖民主义及其应对吗?
用来支持这四篇文章的观点和体现其方法的例子，大多出于南方的个案，似乎没能实现中国南方和北方历史路径相互比较的讨论初衷，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就前者而言，我们一时未能寻找到合适的、在说明历史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之理念与方法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文章; 就后者而言，也是此类研究毕竟发端于华南，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积累，区域性的认识较为成熟的缘故。不过，与早期的华南研究相比较，这四篇文章在地域上已从成果丰富的珠江三角洲及闽台、香港地区大大向外延伸，谢湜研究的南岭北部和浙东沿海地区、杜正贞研究的浙南地区、贺喜研究的海南黎族地区，都是过往的区域研究中非常薄弱的地区，即使是他们的研究，也只是一个起步。而刘永华和谢湜的研究，已经在考虑如何将区域研究过渡到跨区域研究的机制性维度。
这可以视为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部分第二代学者的创新尝试和自我挑战。但这种尝试和挑战更多地体现为这四篇文章初步展现出的方法论意义，而这正是第一代学者在倡导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时希望看到的。尽管在这一组文章中，我们没有看到以北方研究个案为基础的经验总结，但文章中显现出的方法论和跨区域研究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更为重要的是，一直以来，学界对于社会史研究呈现出的某种“碎片化”的倾向多有批评，但这里呈现出的对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认识和动态性分析，不仅足以回应这类批评，而且昭示了立足于本土历史经验和国际学术对话的中国研究的美好前景。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15—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