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5日上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做客厦门大学历史系“第九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发表了题为“清代藏书家汪启淑的商业经营与社会生活——对几份新见契约文书的解读”的主题演讲。

王振忠教授以田野调查所获民间文献为切入点，对汪启淑的生卒年代、在江南各地的活动场所以及盐业经营与社会生活等诸多侧面作了较为细致的考证，探讨了清代徽州盐商的经营活动和社会生活，并认为这批新见资料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盛清时代徽商“贾而好儒”的性格特征及其在文化上的诸多建树，其影响一直沿续到近现代。

王振忠教授首先从方志、文集入手，认为这类资料存在对汪启淑生卒年记载不详和少有提及其商业经营状况的两方面问题。根据新发现的“金银袋簿”可以准确地知道，汪启淑应生于雍正六年（1728年）七月初二，卒于嘉庆三年（1798年）九月三十，享年七十一岁。从新发现的一份房屋绝文契约可知，汪启淑的家族应当在其祖辈甚至更早就徙居金沙滩了，嘉庆《松江府志》记载其父因业鹾徙居娄县金沙滩的说法，可能并不完全确切。另有一份卖田文契亦可证实在盛清时代，歙县绵潭汪氏曾在娄县一带求田问舍，这一举动与他们的盐业经营密切相关。两份乾隆年间合同议单的发现，证明汪启淑家族在上海、南汇和南下砂地区从事着数额巨大的盐业经营，并且每年靠租借、售卖这些盐业根窝获利颇丰。就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与扬州盐商相似，乾隆时代的许多徽州盐商，都通过租售盐引，成为凭执根窝获利的寄生阶层。

其次，王振忠教授从《飞鸿堂印谱》所载的方印中推测，汪启淑在绵潭地区也频繁购置土地，这批新见文书中的数份土地契约也印证了这一想法。汪启淑在绵潭地区修建了一经堂、御书楼、绵潭山馆等著名建筑，现在大多湮灭不存，仅可推测其大体方位。随着汪启淑的去世和其家族盐业经营的衰败，其家族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根据《顾千里先生年谱》和《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的记载可见，汪启淑的开万楼藏书，后来多被杭州的集古斋书贩所购买。除了书籍的纷纷散佚之外，汪氏的房产等也陆续转手。在新见契约中发现了一份“一经堂”的相关阄书，其内容是将房产、坟墓厝基等作了详细的分阄。从“金银袋簿”所载的汪氏世系来看，除了汪启淑名下记有一串官名之外，其后人皆无可资夸耀的事迹，这大概说明汪氏的后裔已经衰落。

在讲座的最后，王振忠教授指出，在迄今尚存的徽州文书中，土地契约占绝大多数，而有关商业方面的契约文书并不多见。在新见的汪启淑相关契约文书中，不仅有涉及盐业经营的契约，而且还有一些与桑梓故里相关的土地契约、分家文书。据此，我们可以探讨盐商的经营活动和社会生活，考察徽商由盛转衰的过程，故而弥足珍贵。上述契约的发现，不仅是徽商研究的珍贵史料，而且对于江南史的研究，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汪启淑的广泛交流中可以看出他跟当时大多著名的学者保持了交往，反映出徽州盐商广事交游的俗好。在与诸多名流的交往中，汪启淑的身份颇为多面。他是盛清时代江南著名的四大藏书家之一，还是篆刻家，同时还是出版商，甚至也被后人视作医家，其人著作中的一些观点，也仍然受到后人的批评和关注。王振忠教授提到，近来新见的徽州契约文书大多反映了清代两淮的盐政制度，对民间文献的解读最后还是要回到对制度史的探讨层面。

（撰稿/厦门大学历史系 周煜翔。本纪要未经演讲者审订，请勿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