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5日上午，第九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在厦门大学举办。本次论坛由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办，邀请到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不同学科领域的五十余位学者共同参与讨论。开幕式之后，李孝悌、刘志伟、行龙、张乐天、王振忠和钱杭等教授先后进行了主题演讲。其中，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龙教授演讲的题目为“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的思考与实践”。演讲主要根据十余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经历与体验，对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进行了阶段性的反思和总结。

首先，行龙教授对集体化时代进行了界定，认为集体化时代即指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的时代，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等各个阶段，前后长达约四十年。其中，山西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其次，行龙教授介绍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对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自从乔志强先生以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来重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提出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口号。自2003年搜集到第一批基层农村档案起，迄今已搜集到遍及山西几十个县市范围、近300个村庄的档案资料，开创了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领域。行龙教授指出，集体化时代的基层农村档案是中国农村有史以来首次系统而全面的档案资料。面对近些年来这批档案迅速散失的局面，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对其进行了抢救式的搜集整理，并以此为基础先后出版了《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和《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等著作，同时申请到了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拟将搜集到的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资料分辑影印出版。

再次，行龙教授进而从学理层面对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第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的研究和利用，体现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这意味着，在集体化时代的研究中要给予基层农村和广大农民更多的关注，从农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实际出发，努力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路径结合起来，整体地、全面地、完整地了解和认识这个时代。第二，在对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的研究当中，“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是一种相对切实有效的选择和取向。这一方法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田野工作的重视，二是多学科合作的理念。“这里的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与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此外，在坚持历史学基本方法的同时，也要较多借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方法。

最后，行龙教授通过回顾以往集体化时代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指出，这些研究大多围绕单个村庄或专题领域进行，往往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惑。而建立相关数据库或许可为重新认识这一时代开辟重要途径。建立历史数据库，采用大数据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不仅可以有效避免个案研究的碎片化倾向，而且可以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发现隐于背后的历史规律和社会逻辑。自2014年以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李中清、康文林等团队合作，现已建成包含上万份阶级成份登记表的“四清阶级成份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已取得一系列初步研究成果。

（撰稿/厦门大学历史系 张泽宇。本纪要未经演讲者审订，请勿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