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1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蔡志祥教授在厦门大学南光一号楼311室举办了主题为“生死两惘然：战后新马华人对死者的悼念与忘却”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为民间历史文献系列沙龙之五十一暨“海外华人与侨乡”系列演讲（厦门大学历史系“双一流”建设系列讲座），由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郑振满教授主持，厦门大学历史系及南洋研究院约三十位师生出席了本次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演讲伊始，郑振满教授对蔡志祥教授的研究方向以及学术成果进行了简要介绍。随后，蔡教授结合自身的学术经历以及学界已有的研究现状，讲述了本次演讲主题的缘起。蔡教授提到，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东亚华人社会总共经历了三次跨国危机：第一次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由于货物、人口流动引发的卫生危机，第二次是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全球贸易恐慌下的经济危机，第三次则是二战以后的国际社会政治危机。通过对新、马等东南亚国家城乡地区的田野调查以及相关史料的搜集，蔡教授发现，日占时期是这些东亚华人社会动荡时期之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段。日占时期，对于东南亚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由殖民地走向民族国家的分界时期；对于当地的华人而言，则是其由过客向定居转变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殖民政府文化及宗教政策下，东亚以及东南亚被管治的华人群体原有的一套文化与宗教体系并没有完全消失，日占时期时常是华人社会用来合理化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工具（如族谱）和仪式（如打醮）的很合理的理由，这其中，尤以社区性的宗教节日为代表。具体来说，在日占时期，祭祀和追悼亡者的节日祭祀活动，是战时华人群体强固彼此关系、团结社区的十分重要的一种族群行为，而到了战后，这种以追思和悼念为集中表现形式的集体活动的参与和庆祝，成为了新、马华人社会记忆或忘却的重要部分，并且深刻影响了他们重塑“华人”身份认同的过程。
因此，蔡教授在本次讲座中，以新加坡对太平洋战争和日占时期的公共记忆为线索，围绕日占时期新、马华人社会的公共—集体记忆问题、战争引发的灵魂祭祀问题这两方面，对日占时期殖民政府文化与宗教政策的变化以及民众日常生活中祭祀活动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且从战后新加坡国家与民间社会对于日占时期死者的悼念与追思这一仪式活动的差异出发，进一步考察华人社会所面临的诸如族群冲突、身份建构与认同等问题。
针对日占时期新、马华人社会的公共记忆这一问题，蔡教授首先回顾了日占时期新、马殖民社会的殖民政策变化，尤其是宗教文化政策的变动，指出1941至1943年，日本殖民者出于稳固殖民地地方统治秩序的认识，将军政统治原有的消极的不干涉宗教政策逐渐转变为积极的鼓励政策，如在各地建立神社、建立国家级祭祀活动、加强地方宗教组织建设以及推进全国性宗教调查等，十分重视宗教习俗对于民众生活的指导作用。在蔡教授看来，这三年的时间里，日本军政府宗教政策下的行为提供了民众模仿以及政府容忍的可能，而宗教习俗方针则提供了地方民众继续传统习俗的可能，民众与政府对宗教习俗表现出一种彼此的摸索与试探。
随后，蔡教授以“大检证”时期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为切入点，利用两年前刚开放的《昭南日报》上的报导以及碧山亭碑刻等资料，详细地讲述了占领时期新加坡华人的祭祀与悼念活动，指出占领时期华人社会的祭祀活动依然在继续，并且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与族群之间的差异。以新加坡为例，日占时期华人在生活困境中一方面继续祭祀无主灵魂的传统，城市的家庭依然烧衣超度先人；另一方面，城市周边地区，社会和宗教团体，以宗教慈善形式为战争和检证死难者超度。而这些不同形式的祭祀活动，如收尸掩埋、逢甲普渡、万缘胜会等，则为潮州人、福建人、广东人等华人社会不同方言群体所采用和处理。
最后，蔡教授讨论了战后新、马华人社会是如何追思和悼念战争死者的。在蔡教授看来，战后新、马国家对于死者的悼念不仅仅是整个社会集体公共记忆与忘却的重要形式，而且还涉及到了如何处理不同族群之间差异、建设民族国家、推动族群国家融合等复杂的问题。由新、马政府主导的集体安葬和集体悼念，表现出了明显的跨族群的性质，这种通过社会国家行动不断强化生者对死者的悼念是战后新、马政府处理族群差异和国家融合的重要形式。不过，由于华人和马来人在战后紧张的关系，政府的这一公共悼念并不成功，遭到了一部分民间华人社团和个人的反对；而对于民众而言，以地方社团为主导的种种祭祀活动以及仪式，成为了他们对死者的集体记忆以及个人—家庭忘却的重要部分，社团代替了家庭成为照顾可能成为无主孤魂的先人。蔡教授以碧山亭碑刻中提到的1940—1960年举办的五次万缘会为例，指出碑刻中的资料强调了因检证、酷刑而死的无人祭祀的冤魂，进一步指出华人群体战后这一集体性的祭祀仪式背后还具有一种隐含的意义，即“悼念”的核心是不令死者成为无祀游魂，不使冤魂漫存，因而地方社团周期性的祭祀行动是解决这一种心理不安的方法——对于战后的民众而言，重要的不是悼念的场所，而是悼念这一行为本身。
蔡教授的讲座引得与会的师生热切的讨论与思考。郑振满教授指出，蔡教授的研究综合了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特殊背景下新加坡华人祭祀死难者的仪式出发，尤其是从地方族群入手，探索族群冲突和国家建构等问题，是一种十分新颖的视角。曾玲教授指出，蔡教授关注问题的实质是新、马的文化创造问题，即如何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带到海外华人社会的问题。蔡教授对于日占时期这一特殊时间节点的关注，以及对于华人运用传统处理死亡从而应对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生者的问题的探讨，对于研究海外华人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价值。
（撰稿/高晨焜，校稿/林鸿宇。本纪要未经演讲者审订，请勿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