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细珠老师作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发表题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的学术演讲。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日根、水海刚、陈瑶、刘诗古，荷兰莱顿大学包乐史等老师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李细珠老师对近代史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李细珠老师首先指出目前近代史研究主要存在三个趋向，其一是近代史研究时段的下移，即民国史因研究相对薄弱以及新资料的发掘而比较热门，晚清史研究因已经比较成熟而相对冷落；其二是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革命史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转变；其三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重点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史到清末新政史的变化。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之下，李细珠老师从研究张之洞与清末新政出发，逐渐扩大范围研究晚清督抚与清末新政，从而在修正与补充罗尔纲先生晚清权力格局“内轻外重”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晚清权力格局“内外皆轻”的观点。紧接着，李细珠老师便介绍了罗尔纲、王尔敏、刘广京、刘伟和邱涛等人关于晚清权力格局研究的几种观点。李细珠老师指出，学界以往对晚清权力格局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太平天国兴起的咸同时期，至多延伸至庚子事变，而对庚子以后的清末新政时期缺乏实证研究。而实际上，清末最后十余年的新政时期，不仅督抚权力及其与清政府的关系有了新变化，而且这是直接影响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时期。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实际权力的消长及其对中央政府的影响、清政府对地方督抚的控制力、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的变化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回顾了相关研究状况之后，李细珠老师便开始进入讲座主题的讲解与介绍。
首先是关于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实际权力消长的问题。在论述之前，李细珠老师先对清代督抚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回顾。清代督抚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朝，总督与巡抚在明朝只是朝廷临时差遣的官员。而清承明制，历经康雍乾时期，督抚制逐渐完成其制度化的过程而基本定型，成为一种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在清代，地方督抚的权力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再到小的历史演变过程，即清前期（鸦片战争以前），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的内阁、军机处与皇帝特简之经略大臣，地方督抚权力相对较小；清中期（从咸同军兴到庚子事变），地方督抚权力增大；清末期（庚子事变以后），朝廷加强中央集权，地方督抚权力又被削弱。以往学界关于晚清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清中期地方督抚权力增大的面向，对清末期也就是新政时期的研究相对不足。论者在讨论咸同军兴以后地方督抚权力增大时，主要关注其军事权和财政权的扩大。而庚子事变之后，清廷在新政与立宪的过程中，从制度上通过中央设立各部，直接掌管了军事、财政、司法、外交、人事与行政等权力，逐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从而使地方督抚权力越来越缩小。
其次，李细珠老师分析了督抚干政影响力的变化以及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李细珠老师指出，庚子事变时期，地方督抚的权力及其干政的影响力均达到高峰，“东南互保”便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时的地方督抚在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内政决策方面的影响力都不可小视。而清廷实行预备立宪后，虽然地方督抚在官制改革与国会请愿中还有一定影响力，甚至与清廷中央集权有过激烈抗争，但在关键权力问题上并没有扭转局势，说明与此前相比，地方督抚干政的影响力有减弱的趋势。但在这一时期，由于慈禧太后与监国摄政王载沣加强中央集权的不同手法，也制约了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慈禧太后虽然骨子里重满轻汉，但她明确标榜“不分满汉”，并采取以强制强、保持均势的政策，基本上能有效地控制朝政；而载沣则公然扬满抑汉，集权皇族，不仅使满汉矛盾激化，而且在皇族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甚至政出多门，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
紧接着，李细珠老师便对“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进行总结。即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了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干政的影响力有一个减弱的趋势。然而，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中央集权可谓有名无实，于是便形成了“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也就是说，在外，地方督抚权力被收回且明显削弱，不能有效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也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在内，所谓中央集权其实只是集于少数部臣之手，而并没有真正加强皇权，军事与财政也没能因此重振。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之下，清廷中央与地方均不能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
李细珠老师强调，“内外皆轻”说是对清末新政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演变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对“内轻外重”和“内重外轻”进行“和稀泥”。而且也不是对罗尔纲先生有关太平天国以后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内轻外重”说的颠覆，而是一种补充和修正。罗先生“内轻外重”说基本上适应从咸同军兴到庚子事变时期，而“内外皆轻”则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形成的新的权力格局。
再次，李细珠老师针对学界提出的“权力流向”问题进行了回应。李细珠老师认为权力与制度规定的职位相关，其实际效力取决于对相关制度执行的程度，也就是掌握和利用制度发挥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程度。如果能有效地掌握和利用制度而发挥较大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就可谓权力大，反之则可谓权力小。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清末权力格局的“内外皆轻”。而所谓“权力流向”问题，就涉及权力的转移或再生，与制度建设直接相关。关于清末权力的具体流向，李细珠老师认为当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的权威一并衰落之时，军人势力崛起，从而出现军人干政局面，也就是说，权力从清廷中央和地方督抚转移到军人势力。那么，权力具体如何转移？李细珠老师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大致分为革命与和谈两步，正是这两步比较完整地完成了权力转移的过程，这个权力转移过程大致是：清政府到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再到袁世凯北洋政府。而针对袁世凯的统治权力来源问题，李细珠老师通过分析指出，在辛亥鼎革之际，清政府的统治权力并没有直接交给袁世凯，而是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政府，即袁世凯的统治权力自南京临时政府继承而来。
最后，李细珠老师对“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与民初政治走向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他认为袁世凯其实深谙清末“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因此在民初攫取新生民国政权之后，便试图建立强有力的政府，重建统治权威，扭转清末以来“内外皆轻”的局面，但却走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而当袁世凯重建统治权威失败之后，没有强有力的核心人物能够牢固地控制最高统治权力，结果形成了北洋时期的军阀割据局面。而关于近代军阀的起源问题，李细珠老师则表示罗尔纲先生等人认为的由“督抚专政”而“军阀割据”的基本论断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他认为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民初军阀主要是清末军人尤其是新军将领，而不是地方督抚。总之，从民初军阀并非清末地方督抚而多为新旧军事将领的事实可知，近代军阀的起源并非地方势力的兴起，而是军人以武力控制地方的结果。因此，从军人势力的崛起与军人干政的角度，探究民初北洋军阀的起源与军阀政治，或许是一条更理想的路径。
讲座最后，李细珠老师就权利有无的概念、权利名实、新政时期的地方士绅、军人与地方势力、湘军等问题与老师和同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郑小红。本纪要未经演讲者审订，请勿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