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教授為臺灣長期研究中國明清史的專家，此次演講受時間限制，並未就其明清史研究的學思經歷與心得，多作發揮，而請讀者參閱大會專頁發布的長篇文稿「研究明清史的學思歷程」。全文將發表在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刊行的學報《暨南史學》。徐泓教授為讓此次與會夏合宿的日本學界友人瞭解光復以來台灣史學界的發展，將講述重點放在臺灣學界近六十年對明清史的研究面向，以及受到的各方面影響。
徐教授就讀的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前身是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但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之間並無接續關係。史學科雖然出了不少知名的歷史學家，但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並不招收臺灣學生，在日據後期才有極少數皇民得以入學，戰後所有人員皆已全部撤回日本。光復以後，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學科建設主要是由一批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的史學家重建的，後來其他學校如台灣師大、政大、東海、東吳、輔仁、文化、暨南等校的歷史系都是臺大的教師去創辦；因此臺灣的史學界與臺北帝大的日本史學傳統是斷裂的，光復以來，臺灣史學界是中國史學工作者沿續民國以來史學傳建立的。
民國三十八年 (1949) 國民政府遷臺之後不久便宣布戒嚴，戒嚴初期因為學術界不受政府信賴，學術發展頗受限制。直至民國五十年代 (1960) 才逐漸放寬禁制，圖書館原本被封禁的藏書重新開放閱讀，出版界也重新出版民國時期在中國出版的學術研究成果，使我們的教學與研究能與民國三十八年以前的史學傳統相銜接。而許多在民國四十年代前往美國留學的學者也開始在這個時期學成歸國，帶回不少美國史學界流行的理論與方法。至此，臺灣的歷史研究除接續民國史學傳統外，又注入美國的學術能量。與此同時，日本學界的研究方法與理論，也透過留學歸國的學者和日本學術書刊，影響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至於民國三十八年來中國大陸的史學研究理論方法及其成果，由於反共與戒嚴，完全禁止輸入，學者只能透過出國進修才能有機會接觸到，乃至於偷偷帶回，冒著危險私下流傳。雖然中研院有購買大陸書刊的特許，但仍限制閱讀，一般學者很難接觸得到；因此，影響有限。要到民國七十六年 (1987) 解嚴之後，大陸出版的學術書刊逐步開放進口，兩岸學術交流逐步展開，大陸的史學研究傳統才開始與我們的史學界產生相互的影響。
在這種時代氛圍下，臺灣歷史學研究一方面重建既有的學術傳統，一方面透過與海外學界的交流，掌握世界史學發展的新趨勢，不再固步自封，尤其解嚴後又能不受改治干擾與禁制，自由地進行研究。新一代史學工作者的成就遂能超越前代突飛猛進。然而，在學術蓬勃發展的同時，卻也有著一窩蜂與缺乏主體的隱憂。尤其新一代史學工作者留學美國占多數，其研究理論與方法及選題的問題意識過度依賴美國的東亞學術研究。美國的東亞學術研究雖延續有悠久純學術傳統的歐美漢學研究，但其學科建設卻有現實目的，而為冷戰的產物，為的是培養對付中國大陸的政經人才。不過他們仍能堅守學術規範，尤其知道現狀來自傳統，要瞭解現代中國，必須理解傳統中國的歷史、文化與學術思想；因此，東亞研究學界也擁有眾多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學者，並且因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國學者也掌握了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話語權。前往美國進修的臺灣學者，雖學得許多新方法與理論，但在美國學者話語權的引導下，很難跳脫其窠臼，發展出有主體性的研究。尤其可惜的是，留學生的學習多局限於中國歷史文化研究，鮮少到美國學術主流的歷史系去學習；以致他們所受西方史學精華的影響頗為受限，這就使我們的史學研究成果，難以攀升。幸好不少有識之士體會到這一缺失，近年來努力於歐美和日本史學名著的譯介；而網際網路的普及，也使少有和沒有出國機會的青年學子得以自修有成，這是我們史學界的新希望。
徐教授主張做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最重要的是要有真誠的態度和正義感。真誠是史學研究者應秉持的第一原則，忠於史料，不曲解史料，尤其不可曲學阿世，為當權政治服務，或嘩眾取寵，沒有自己的理念和興趣（關注），只隨流行走。史學工作並非遺世獨立，學者要掌握時代脈動，問題意識要回應時代的需求，下論斷、總結經驗和教訓，要有正義感，要有是非善惡，要實事論是，不做有錢當權者的化粧師。堅持這股信念，才是受人尊敬的史學工作者。自由的學術研究，必定是多元的。學者秉持真誠，做出自己的研究結論，必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論戰，要通過真誠地討論，腦力激盪，以有堅實的證據和論理來服人，從而達到「和而不同」的共識。學術「討論」不是為打倒對方為目的的「論戰」，我們要鼓勵討論，捨棄論戰。
徐教授謙虛表示，自認研究深度不夠，但志在教學，讓學生自由發展，尊重學生的意願；因此門下學生都能有好的發展。而透過教學的過程，與學生之間激發出不少想法，師生間教學相長之下，也讓學生的研究成就都能在自己之上。因此，研究者最重要的，是靠自已的努力，不是好的出身。今天他的學生都很有成就，是國際知名的明清史學者，但他們多半不是名校本科畢業的，他們辛勤努力，紮實地作研究，遂有今天的成就。一所好的大學或研究機構，不是擁有高樓大廈，而是擁有研究能力好的學者與積極學習的學生，有了他們，不僅能成就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也能吸引更多好的學者與學生參與其中，彼此刺激與學習之下，就能提高整體研究水準。
圖說：徐泓夫婦與夏德儀教授夫婦合影。（徐泓提供）
圖說：愛新覺羅‧毓鋆。（徐泓提供）
當然，一個學生的學習歷程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老師的帶領。徐教授在此提及了影響自己的兩位恩師。一位是業師夏德儀先生 (1901-1998)，字卓如，號百吉老人，江蘇東臺人，臺大歷史系教授，為人謹慎耿介，不慕榮利，曾拒絕某基金會以重金聘任講座教授的請求，並回贈一批重要書籍，以鼓勵學術研究。另一位是愛新覺羅‧毓鋆老師 (1906-2011)，原為清朝宗室後裔，在臺創辦奉元書院，教授四書五經和子書，對經典提出許多不同的詮釋角度，學生遍及國內外各界。中國學問經史一家，不讀經書，便不識中國學術文化精髓，所治之史學，便難中其要，更難提升史識。兩位老師無論在學術或待人處事上，都對徐教授有許多深刻影響，也都是其心中的楷模。
有關光復以來臺灣史學界尤其明清史學界的發展，徐教授有〈臺灣的明史研究六十年〉〔《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一文討論。另外有關其研究明清史的經驗，曾在接受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何孝榮教授的訪問中做了較具體的說明，訪問記錄〈明清史研究的學與思——訪徐泓教授〉，（《中國史研究動態》，2018 年第 3 期，頁 46-55）亦請讀者一併參考指正。
徐泓按：感謝吳景傑同學幫泓的演講作了很好的報導，文字經泓潤色過，其中遣詞用字依泓慣用修改，文責由泓自負。
（撰稿/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吳景傑，原載《明清研究通訊》第69期，2018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