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洲的双姓谱和联姓地
——明清两湖地区垸田开发和堤垸水利中的宗族关系探析
周荣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构成和社会组织结构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农业水利事业的规模、形态等因素密切相关。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地区，台、垸、大堤是基本的水利设施，也是该平原湖区农业开发和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展开的基础。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进入大开发时期，移民和宗族成为两湖平原开发的基本力量。因两湖地区的垸堤水利具有规模大的特点，现有研究成果较多关注有国家介入的以及民间社会超宗族、超村落、超垸区的较大范围的合作。因资料缺乏等原因，较小区域内族与族之间，族内房与房之间等中小型协作关系则关注较少。事实上，在两湖平原堤垸水利的开发与建设中，此种中小型合作是大型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主要利用在枝江百里洲田野调查中所发现的族谱和地名资料，以百里洲的“双姓谱”和“联姓地”为中心，对垸区宗族关系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百里洲的地理环境及堤垸水利的特点
长江荆江河段洲滩众多，洲滩的发育导致了江流的分枝，江汉平原西缘的枝江县因此而得名。如《水经注·江水》所云：“江沱枝分，东入大江，县治洲上，故以枝江为称。”在众多的沙洲中，百里洲是面积较大且较为稳定的江心洲。先秦至近代，百里洲较大的变迁有两次：一是明代中叶江水将百里洲冲为两段，形成“上百里”和“下百里”。“上百里”即今天的百里洲，也即本文所讨论的百里洲。二是清道光年间的“江沱易位”。在此之前，长江主流位于洲南，称为“江”，支流在江北，称为“沱”。道光十年（1830年），长江故道淤塞，洪水冲入沱水成为主流，南江成为汊道，从此北面称江，南面称沱。
百里洲的开发较早，北魏《水经注·江水》中即有“桑田甘果，映江依洲”的记载。宋以降，江汉平原以围垸种植为内容的农业开发步伐加快，因枝江县治位于洲上，南宋时有官方组织“大修堤防”的记载，但此时堤防的主要功能是用于保护县城。因荆江水位抬升，洪水威胁日益严重，咸淳以后，县治迁出百里洲。此后，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堤防建设少见于记载。百里洲也沦为洪灾和渍灾交迫的地区，“洲地冲塌殆尽，人民流散，墟里萧条”、“水停洲中，十月不消，二麦无从播种”、“一遇淫雨连旬，江水泛涨，内水壅而不泄，外流乘间而来”等记载不绝于书。“江心百里洲，十种九不收，一年种三季，空手到年头”的歌谣，亦在民间广为流传。
面对外洪内渍的恶劣自然条件，洲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堤防的修筑，一些亲民的地方官也不时参与其中。据乾隆《枝江县志》记载，明代百里洲的沿洲堤防由“洲民龚春台倡筑”。考其堤线，南线自古城脑向南经黄家桑林子、龚家台、冯口老街等地至新闸老街，北线自古城脑北河而下，经刘家巷、杨家河、曹家河等地，在新闸老街与南线接头，堤线周长约一百里，整个百里洲实际上成为被堤线包围的一个大垸，号“百里洲垸”。万历年间，有几任知县曾介入百里洲的水利事务：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知县周仲士于百里洲尾流店驿建闸，“以消上下沮洳之水”；三十七年(1609)，知县刘廷伦重修；万历四十年（1 61 2年），知县钱奏勋于百里洲大堤外“筑护浪堤，上边种柳，危险处搬小石作洑”，这种堤外筑堤的作法被县志编修者评论为“法最善”。
百里洲规模最大的洲民自发筑堤运动是康熙年间的路飞霄“跪劝”众人筑堤。明清鼎革之际，百里洲遭受战乱和洪水的双重打击，民不聊生。清初百里洲的堤防状况，如县志所云：“地荒民少，堤堘倾圮，虽时有修补，而东筑西溃，年年被水。”其中康熙三十五年的大水对洲民田园的破坏尤剧。虽然康熙初年以来历任县令也积极投入灾害救济和堤防修防事务，但因处置未当，非但未取得应有的效果，修堤反而成为重要的差役之累：“县令李花白、典允斌、田禹稼、叶淑衍、常文质相继修理，时筑时圮，为害綦深。”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洲人路飞宵会同杨际会、姚容、胡琼士等以“地废民流”等情,呈请县令孔毓基，要求通详各垸,情愿自修自筑大堤，以保洲安民。对于洲民的这次请修运动，乾隆和同治《枝江县志》均一笔带过，然而路飞霄筑堤保民的故事却在百里洲大地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据当地文人的访谈和相关文史资料，其大体故事情节如下：
路飞霄，清康熙年间人，路氏祖先世代在群丰村一带绾草为业。康熙三十五年大水后，面对“地废民流”的严重状况，康熙四十三年（1703年）路飞霄与另外三位有志之士发誓修堤，对天立誓：三年不剃头，三年不洗澡，三年不换衣。三年不修好大堤，愿以身殉堤。从此他披长发，身穿破衣，不论寒暑，挨家挨户宣传修堤保家、保业、保命的意义。动员洲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堤线过处要让地。一家不应，他就在大门口长跪不起。长期的下跪，路飞霄的双膝跪出了一层茧。据说，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大堤修到冯口，正待合龙，却遇一姓田的田主，不让堤身占压其地，经多人劝说无效，被迫停工。路飞霄在田家大门口长跪三天三夜，田财主被感动，也迫于舆论的压力，最终同意大堤从他的田上过线。康熙46年（1707年）十一月全垸大堤合龙，有人提议把当地命名“接口”，又叫“缝口”，后来叫成了“冯口”，这就是今日“冯口”的来历。
百里洲人怀着对路飞霄的敬仰和感激之情。在路飞霄尚健在时就主动集资，为路公修建了“生祠庙”。
路飞霄修堤成功后，百里洲获得了数十年的安居乐业，并有效抵御了乾隆五十三年的荆江大洪水，时“下百里洲堤溃，而上百里洲无恙”。在环百里洲堤防的保护下，洲内的民垸得以顺利开发和发展；同时，百里洲大垸外围，也因泥沙的淤积，小垸逐渐增加。比较有名的有康熙年间的羊角洲围垸，乾隆年间的偏洲、坝洲围垸，嘉庆年间筑成代家筑，同治五年改筑丽新垸，光绪年间围郭家垸、保障垸、复修垸。民国年间围垸仍在增加，基本上随淤随围，或里许一垸，或数里一垸。在老百里垸外围的南面，自代家渡以下先后围成了十三个小垸。北里也于民国年间围成广生垸。同时，民国年间，合垸的运动在洲上也一度盛行，如民国十九年，羊角洲、偏洲、坝洲之间的夹河子上下堵口，围成人和垸，然后三洲又与人和垸并为一体，成为“四美垸”，民国二十一年，聚草垸与四美垸合并，称“五美垸”。民国二十一年，郭家、保障、林凤、桂花、断洲、炖畚、同德、姚家、来兴等九垸合成一垸。新中国成立后，合堤并垸运动进一步扩大，并进行了百里洲大堤的加高培厚和洲内土地平整，如今的百里洲已成为名符其实的“百里洲大垸”，洲内的小垸已难觅踪迹，洲滩外围的小垸还能约略辨别出昔日的形貌，其基本情况如图1：
图1 百里洲的地理位置和水利状况图（图片来源：枝江市水利局）
从百里洲堤垸水利的上述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百里洲的堤垸水利事业有一些很明显的特点：首先，从百里洲大堤的修筑情形来看，百里洲堤，关乎全洲的安危，百里洲内外的小垸随之荣衰。宋以前，因县治有很长一段时间位于洲上，官府出面组织了对洲堤的修筑。明以降，因生存和安危的需要，洲民自发组织的修堤成为洲堤修防的主要力量，官府的力量日益淡出。康熙年间，官府出面组织修堤和洲民自发组织修堤的不同效果，以及官方文献与民间社会对路飞霄修堤事件记忆的强烈反差，表明民间力量已经成为百里洲堤防建设和堤垸水利的绝对主力。不过，面对对全洲民命有如此重要意义的环洲大堤，民间力量在组织百里洲大堤修筑的过程中，没有出现我们熟悉的垸与垸之间或强宗大族之间的大规模联合和协作，也没有富有凝聚力的士绅豪民出面，振臂一呼，一呼而百应的壮举，更没有财力雄厚的大款们出巨资襄助公益的场面。环洲大堤的兴修，靠的是几个“热血洲民”，以“跪求”和广泛动员，请求洲民出资出力的形式来促成。洲上许多老人至今记得路飞霄生祠庙的对联为：“身系安危，一洲性命须珍重；事关重大，万民脂膏莫乱抛”。环百里洲大堤的最终安澜，来自于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强力介入的“加高培厚”。环洲大堤的修筑过程启示我们，百里洲没有影响全洲的强宗大族，也没影响力波及全洲的士绅名流，对关乎洲民切身利益的全洲大事，不能依靠我们熟悉的江汉平原其他地区的方式来解决。通过修洲堤这样的事件，我们难以看到垸田开发和堤垸水利中丰富多彩的宗族关系。
其次，从百里洲洲内小垸和洲外边滩小垸的发育来看。在环洲大堤的保护下，明清以降，特别是龚春台、路飞霄等洲人倡筑大堤，洪灾相对缓和的时期，洲内和沿边的小垸得到较快的发展，而且小垸与小垸之间互动和合并相当频繁。这表明，在一个台，一个或数个小垸之内，仍存在着十分活跃的宗族、士绅等诸种民间力量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更接近于江汉平原垸田开发和水利事业中的最初的、基础性的社会关系。无疑，百里洲有可能成为我们透视这种关系的一个较好的地理单元。只是，在资料欠缺的情况下，到哪里去寻找这些合作和互动关系的踪迹？百里洲的双姓谱和联姓地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二、双姓谱：垸田开发中的宗族联合
通过对百里洲的田野调查不难发现，明清以来，百里洲农业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很多方面与江汉平原其他地方是相似或一致的。譬如，从百里洲现行的居民点来看，仍然是以某一姓的村落为主，如刘巷、鲜家巷、熊家巷、樊家垸子、胡家河、曹家河、尤家河、杨家河、鲍家河、吕家河、赫家洼子、郑家岗、王家岗、曾家竹园、李家坑、丁家坑、熊家坑、魏家坑、吴家渡、付家渡、陈家渡、付家祠堂、覃家坡、鲍家土地、高家山、胡家套、高家港、刘家湾，江家咀、金家咀、龚家潭、邓家潭、龚家车路口、张家湖尾、罗家桥、杨家场、徐家尾、张家湖、林家脑、徐家堤、夏家大路口、常家老屋等等。在相关村的访谈中，一些老人仍然记得家中曾经是有家谱的，只是在民国三十五年及1954年等大水灾中，人亡谱失；此后又一直无人修谱，他们只零星记得或听上辈人讲过谱中的内容。如曹河村的张会计至今记得曹家河曹氏谱中有“西移□□千年事，洪引引开百里中”的对联，并讲述了该族明末清初移居曹家河的故事。在普祐寺附近的一个中医诊所中，一位八十高龄的阮姓老中医，背出了在他以前的阮姓十世的派行，同村的张姓老人也能背出张姓好几世的派行，他们都讲到自己的祖先是“江西填湖广”时从江西迁到本地的，并能讲出其祖先在一片荒地上“挽草为业”的故事，以及家族繁衍后，兄弟之间按四六比例分家的习俗（当地叫做“四分田”、“六分田”）。这些情况与相关研究成果所揭示的两湖平原的开发进程和特点是一致的，表明在明清大开发的背景下，百里洲与邻近地区一起卷入其中，移民和宗族是农业开发的基本力量。
百里洲也有很多称作“台”的地方，如尤家台、张家台子、周家台子、郭家台、巫回台、吴家台、张家台、李家台、侯加台、麻罩台、石家台、袁家台、店子台、朱家台坡、黄家台、杨家台、冯家台、李家台、钱家台、甘家台等。如前所述，“台”是两湖平原地区基本的水利设施和人们的生存区之一，在江汉平原腹地的潜江、监利、洪湖、沔阳、天门、汉川等县市境内，有很多这样的台，相对于“垸”和“堤”而言，“台”是工作量较小的水利设施，但即使很小的台，也是靠单个家庭难以单独完成的，而必须借助一定形式的互助和合作。关于江汉平原“台”的兴建和协作，笔者曾作过专门的调查和访谈，汉川、天门、潜江等地的台，一般选择地势稍高的地方，或利用自然土丘挑筑而成，修筑台的过程在当地称为“挑台子”，台子有大有小，大的台子几户或十几户人家住在一个台子上，并留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小的台子供一家一户的居住和生活。挑台子一般选择在冬闲时节进行，遇到挑台子这样的事，亲邻和族人会自觉地进行协作。百里洲的“台”与江汉平原腹地的“台”大同小异，一般以单姓台为主，尽管经过土地平整运动后，有些“台”已看不到原来的面貌，只留下了地名，但与天门、汉川等地的台一样，这些台都是亲邻互助和宗族房支间协作的结果，它们已成为百里洲宗族关系的载体之一。
因水灾和战乱的破坏，在百里洲，家谱是很难得一见的珍贵文字资料。在近期的田野调查中，笔者有幸看见了两部家谱，一部是新编的《百里洲张杨家谱》，一部是冯口《紫阳堂朱氏家谱》的手抄本。新编《百里洲张杨家谱》是一部双姓谱，它是张杨后裔依据族人所收藏的几部老谱整合而成，这几部老谱：“一种是由杨尚梅收藏的，由二房张杨十三世杨之弭编撰的《张杨谱书》，为二房十九世云龙于光绪二十八年重抄，一种是由台湾杨尚熟收藏的，由六房张杨十七世杨永彬于光绪十一年书写的《张杨谱序》，一种是由杨尚聘收藏的，由三房十八世杨正仁书写的《杨桥三房支谱》。”从该谱的谱序可知，类似“张杨家谱”这样的家谱还有《袁朱宗谱》（该谱是否专指百里洲的“袁朱”有待进一步考察），曹家河一带的《朱曹族谱》以及邻近的监利县的《温张谱序》。若放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双姓谱的存在并不足为奇，它只是家谱中一种较为特殊的类型。但就江汉平原地区而言，其他地方很少发现这样的双姓族谱，双姓谱确是百里洲的一大特色。
为什么双姓谱会在百里洲这块土地上发育和生长？从已有的谱牒学知识可知，双姓谱是不同形式的异姓联合的产物：一般是没有子嗣的族人从本姓或外姓人中领养一子，并改从己姓，形成家族延续。数代之后，因家族繁衍，虽有追念本姓之思，但又不能恢复本姓，只好在修谱时将本姓和改从之姓在家谱名称上列出。清道光年间，李召棠修成的《周李合谱》，光绪年间何乘势等修的《方何宗谱》等，都属于这种情况。此外，还有异姓间的联宗合谱现象。比如因异姓联姻，生子兼祧二姓而合谱的《张廖氏族谱》、《鲁陈宗谱》、《罗陈文安竹庭公族谱》等，都属这种情况。因此，双姓谱在百里洲的发达，暗示着在百里洲的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广泛的宗族合作的需求，当同姓势单力薄时，不得不借助异姓之间的联合，按照血缘关系的原则，拟制成新的宗族。这种宗族联合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百里洲堤垸水利的前述特点所决定的。
《百里洲张杨家谱》中《张杨谱序》、《张杨谱书》、《宗祠庚寅历难记》等文献以传奇和现实相结合的笔法介绍了张杨双姓谱产生的原委。《张杨谱序》称：
始祖杨氏肇之公本姓张，乳名伏七，江南姑苏人。先是大元失政，中原逐鹿，祖公张士诚与陈友谅、朱洪武三人并争，洪武得帝，祖公士诚虞遭翦除，将全城为附，身自缢亡，一家尽付火炬，遗祖伏七，年方冲幼，家仆襁负，窜匿枝土。
《张杨谱书》称：
遗祖肇之，乳名伏七，年方七周，逃奔荆州丹阳至上百里洲，遇至善杨公。历询其由，遂收我祖在东床焉。虽职属半子，抚育不啻亲生。故后世有张杨合记，不忘本之说也。
《宗祠庚寅历难记》称：
我祖张公肇之，乃元末张公士诚之次子，系泰州白驹人，世有令德……我祖弟兄二人，无家可依，乃隐名以逃。一公逃于监利县，隐于温公。温公待之如子，公认温为父，子孙世袭温姓。今为监邑望族。一公逃于枝江县上百里洲龙船口，赘杨门，即我祖肇之公也。
可知，张杨的始迁祖肇之公（乳名伏七）本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的次子，因张士诚被朱元璋打败，伏七公兄弟在家仆的帮助下逃到荆江一带隐姓埋名，其中伏七公逃到百里洲被杨姓人招赘，其弟逃到监利县，被温姓收为义子。这便是“张杨”和“温张”的来历。至于修谱时因何不恢复本姓，而保留双姓，《张杨谱书》将其中的缘由交待得非常明白：
欲复我祖宗姓氏，奈从杨姓已久，一时更张，必聱牙，而不能习惯耳。余思古之帝王，尝有赐姓之典，三代著氏，多有因官因封之缘，且大圣殷人而姓孔，太公本吕而姓姜……今即张杨合记，亦何伤哉。但恐世远年湮，便以为风闻疑似之词，则我祖之子孙，不几虽有而等于无乎！
通过在百里洲曹家河一带的调查和访谈，我们发现，曹家河《朱曹族谱》中“朱曹”双姓联合的情形与“张杨”如出一辙：“朱曹”的“朱”，本是朱元璋的后代，在明末清初的动乱中，朱明王朝被推翻，朱氏子孙不得不隐姓埋名，其中一个流落到百里洲，一说入赘曹姓，一说被曹姓收为义子，最后宗族繁衍兴旺，成为“朱曹”。
至此，我们不必考证百里洲双姓谱背后传奇故事的真实性，也不必追问张、朱是否帝王后裔，可以肯定的是，百里洲的双姓谱反映了明清移民进入这一特定地区时，在先期开发过程中宗族合作的需要，它们正是百里洲特殊的资源条件和水利环境的产物。
另一方面，此类宗族在百里洲生息、繁衍、兴旺、发展的过程，也正是百里洲开发程度不断加深，堤垸水利逐步完善，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过程。借助《百里洲张杨家谱》，我们能大致恢复张杨家族明清以来的发展演变过程。《张杨谱书》记述了伏七公入赘后前五世的发展情况：
（伏七与杨氏）出一世祖仁甫、仁政。
甫公娶妣丁氏，生二世祖义智，义相。相公乏［嗣］。
智公原配刘氏，生三世祖兴富、兴贵；娶何氏生兴六、兴七；又王氏兴八。
富公元配赵氏，生四世祖：洪、澄、清。澄、清乏。洪公娶鲜氏生［五］世祖思聪，思明，思惠，思能。
贵公生四世祖某，字讳失传。某生［五］世祖思智。于是时，洪公方将叔子侄，分叙房数。聪为长房，不知传至何代而乏。明为二房。惠为三房，能为四房。智为五房，亦不知传致何代而乏。兴六为六房。兴七为七房。兴八为八房，故曰八大房。
仁政公为老二房。别于八大房之二房也。
这表明，五世之后，张杨宗族已人丁兴旺，初具规模。此时族中威望较高的洪公主持了族人的第一次整合，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分房，族人被分为“八大房”。道光年间族人所写的《宗祠庚寅历难记》对张杨分房的情况有重要补充：“子孙世袭杨姓，传五世，人丁繁衍。思聪，思明，思惠，思能，思智五公，乃与六，七，八三公列为大房。又仁政公之后，列为老二房。杨孺人舅族为老杨房。”可见，洪公所主持的分房可能限于富公、贵公名下子孙，他们是从属于“大房”的一部分，除“八大房”的分法外，当时还有大房、老大房、老杨房之分。同时，《张杨谱书》中多次谈到祠堂的修建和祠堂的作用，只是“之往盛化……乃祖祠屡建，建之而瓦砾仍解”等语，未具体说明始建时间。据族人杨尚梅的考证，张杨祠堂可能始建于第五世宗族繁衍到一定规模之时。
分房建祠之后，张杨氏进一步发展壮大，不仅有了财富的积累，而且有了功名之士：“七世至中和北泓公，以富甲通邑。生三子，长一新，号止庵；次一敬，号象泓，俱名儒，有著述传世。”到第十世载之公时，已是明朝末年，此时张杨家族达到全盛时期，据《载之公碑文》：
载之杨先生，荆郡丹阳上百里洲之仓前人也，讳琨，本字嵩邱，载之其别号……止庵公生道生，号仁宇，即先生父也。由国学除官，卒于京。公失怙，甫六岁。母夫人朱曹氏，持节冰霜，抚之弱冠，游泮入北闱，娶江陵庠生陈于宸之长女。生子六。长宗彦，次宗圣，宗益，宗说，皆游泮。宗典，宗谟，亦业儒。女一，适松滋庠生张宗夔之子。孙十六，见曾孙焉。公性仁孝，奉养太母，不求朊仕，家屡巨万，童仆数百。能秉礼自治，好善乐施。其盛德高风，为时所推仰。晚年修净业，捐金铸佛，修庙赈贫。独建庾台山清修寺后殿，至今存焉。
明末张杨家族载之公一家子孙兴旺，人才、功名萃集，“家屡巨万，童仆数百”，已是百里洲远近闻名的士绅之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张杨家族在当地已是有影响力的大族。
明末战乱对张杨家族带来一定的冲击和破坏，载之公在避“闯贼”之乱时身亡。不过，张杨家族的元气未伤，清代张杨家族进一步发展，乾隆二十四年，张杨家族又有了一次围绕着“三家”事务（即家谱、家祠、家茔）的大的整合，十三世杨之弭的《张杨谱书》便产生于此时。据《张杨谱书》，“三家”事务，首先选择撰修家乘，并“由此重修祖墓，制碑植木，崭然屹立；由此重建祖祠，卜地鸠工，焕然鼎新。自入祠而知敬，统绪之寄甚重”。清朝盛世，张杨家族的情形，正如谱中所言：“传十余世，烟火数千家，功名数百人。每当春秋两祀，族人咸集祖庙，同展孝思之诚，敦睦族之谊。济济称盛焉。”
道光十年的大洪水对张杨家族的家园带来了一次较大的破坏，“自道光十年庚寅，洪水为灾，族人离亡大半，祖庙倾倒无余，神祖漂流殆尽，遂使我祖宗数百年陟降之庭。一旦流为泽国，子孙亿万载，报本之所，忽焉废为荒墟”。随着国运衰微，张杨家族可能已步入下坡路。不过，道光以后，张杨家族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仍有建祠修谱之举，一些老人仍然记得位于杨家河江堤南侧的张杨祠堂，而且新编《百里洲张杨家谱》所依照的几部老谱均抄录于光绪年间。现在，百里洲张杨族群总人数估算趋近三万，约占现今百里洲人的四分之一。
在张杨家族发展过程中，张杨家族的生存空间也不断拓展。据族人考证，肇之公当年落足百里洲的“丹阳上百里洲仓前”，即现今百里洲的杨家河村，它是张杨家族的发祥地。诚如族人所言，张杨祖先的开基创业是一步步地迈出，一处处地拓展的。在六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除迁往洲外董市、顾家店镇，沙碛坪，马家店，江口以及宜昌、长阳等县市的族人外，洲内族人的拓展，基本是由北向南，呈扇面展开，这种拓展，恰好展示了张杨族人在环洲大题的保护下，由北部高地向湖泊港汊深处延伸的轨迹。
现今的张杨群落大致相对集中于三地，即杨家河村，杨桥村，杨家场村（有时归杨家庵，曾还称为杨家湾）。除此，还有刘巷村，双桥村，罗家桥村，建民村，高家山村，边湖村，建强村，曹家河村，青峰山村，羊子庙村，闸口村等地也聚集着一些张杨族人，其情形如图2：
图2 枝江及百里洲境内张杨族裔分布图（截自《百里洲张杨家谱》）
从具体房支的分布来看，杨家河村十四个自然村落，是族人居住最多，最为密集的地方，是二房、三房、六房、七房、老杨房等世居之地；杨家场村八个自然村落和罗家桥村六房、七房后人为多；杨桥村六个自然村落，主要是三房，老杨房居住于此；高家山村，是老杨房相对集中居住之地，也有三房、四房的一些后人；建民村居住群落与高家山村差不多，以老二房、三房、六房、四房为多；青峰山村，曹家河村，多为三房、七房，主要是杨家河人的蔓延或从边湖村，高家山村，杨家场村陆续迁移而来。
与张杨家族类似，洲上的朱曹家族也是通过自身繁衍、进取和向北部洲滩及南部湖沼两个方向的发展，逐步成为百里洲上人丁兴旺的大族。深入宗族内部，也可以看到“老曹”、“朱曹”及不同房支的区分。不难理解，百里洲张杨、朱曹等双姓宗族的联合、繁衍、分房、迁徙、开拓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里洲堤垸水利的开发史和宗族关系的演变史，百里洲的双姓谱已成为我们认识垸区开发和水利事业中宗族关系的重要媒介。
三、联姓地：垸区宗族的协作、纠纷和整合
在百里洲的田野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百里洲的一些地名、地点及庙宇、桥梁、渡口等历史建筑常与某两个或数个姓氏联系在一起。如今天胡家套附近有一个村叫八角亭村，说起八角亭村的由来，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四台庙”，据说，历史上四台庙周边有四个台子，即金家台子、吴家台子、侯家台子和李家台子，这四个台子由来已久。光绪年间，这四个台子的族绅出面组织，联合在四台接壤的中间地带——今八角亭七组，集资修建了一座土地庙， 名为“四台庙”，供四大家族的子孙们恩赐五谷，驱邪避灾。据称，当时四大家族拥有良田千亩，收入颇丰，所以集资修庙资金充足，经过一年半的时间，修建了一座仿明代寺庙风格、气势恢宏的两层正方形土地庙，其中上层一个四面亭阁非常显眼，被人们称为“有八个角的亭子”，这样“八角亭”的名称取代了“四台庙”。
今天路飞霄村的北部有一个自然村落叫“龙王庙”，据称是清代龙王庙的所在地。说起龙王庙的来历，翟远秀老人讲，龙王庙遗址位于老堤之上，为内水型四合院清式建筑。传说，当地由于地势低洼，常遭水患，不是内涝就是破堤或者干旱，有句顺口溜：一年淹一次，田里划船只，半年不下雨，干都干死你。于是当地王家和白家联合哲、魏、杨、龚六大姓氏家族，合力在挡泄洪水的堤坝上修建了四合院式的庙垸，在庙堂供奉一尊二米多高的龙王菩萨，号庙宇为“龙王庙”。
在百里洲外围坝洲、偏洲、羊角洲所在的三洲垸地方，曾兴建过一座颇具规模的寺院，叫“宝月寺”。 据当地周明树等几位老人讲，宝月寺的事情几辈人一直讲下来，该寺始建于明朝初年，起初规模不大，后来一直修建、改建不断，是由当地吕张两大姓氏家族牵头集资，垒土积石而建，历经明清两朝，在枝宜一带佛教中颇有影响。
其他如羊子庙（肖、田、张、周等姓），奎星寺（付、胡、黄、龚四姓），麻罩台（张、李两姓），杨桥（金、杨两姓）等，都与某几个宗族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半传说、半历史的记忆中，宗族关系的痕迹非常明显。同时，百里洲的很多地名虽然没有附着这样传说故事，但也非常直观地反映了宗族协作关系的存在。如：曹徐河、同德垸、和爱、合心、九姑堤、同心桥等等。上述这些寺庙、桥、渡、垸、村等都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地方，它表明在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区域，族际和族内的复杂关系无处不在。
论及百里洲地点和姓氏之间的关系，当地人还有一种习惯，即很自然地将某一地点与某三个姓的连称对应起来，如谈到冯口，大多数人会说，“朱、李、黄”；谈到八亩滩，大多数人会说，“张、贲、阮”。其言下之意，指这三个姓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三姓之间的联盟主宰着这些地方的事务。据钱斌等老人的介绍，百里洲比较有名的三姓连称与地点的对应主要有以下五组：冯口（朱、李、黄），八亩滩（张、贲、阮），三洲垸（鲍、李、胡），刘巷（鲜、刘、杨），十三小垸（曾、朱、王）。
将访谈所得与方志、家谱、档案资料相结合可知，这种三姓连称是特定区域内的特定群体通过资源整合、宗族关系协调，以求得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三姓连称是百里洲垸区垸田开发、洲滩消长、水利纠纷和市镇兴衰的历史结果与历史见证。下面以冯口“朱、李、黄”和八亩滩“张、贲、阮”为例，解释这种三姓连称形成的内在逻辑。
冯口是百里洲南部有名的市镇，这里的水路可以通往省内的沙市、宜昌及省外的四川、湖南等地，常年有商人往来。抗战时期，枝江县沦陷，江北的江口、董市等名镇相继衰落，冯口因偏安于百里洲南部，反而得到了快速发展。所以有人说“冯口兴盛日，国难当头时”。民国年间，冯口以“钱多”闻名远近，“刘巷人多，冯口钱多”至今是百里洲人的口头禅。可能由于人们对民国年间冯口街的这段兴盛史记忆太深刻，在解释“朱、李、黄”与冯口的关系时，多从冯口街和“钱多”的角度入手。下面这段文字便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解释：
冯口周边有朱、李、黄三大姓，他们中富户，或在街上有店，或在乡下有田，或在文化上有名，或在政治上有权，齐名显赫于冯口，三姓代表人物，无论沾［上］上面说的那一条，其共同点是个个都有“钱”。为防外来商户争钱，他们把生意越做越大，从前使用铜币，清点钱币时，手数嫌慢，便过秤称，称秤嫌慢，便用砝码使杉树杆称钱量重（“钱”可谓多矣！），到外商涌来时，朱李黄三家老板，依恃自己的物质力量，竟各自发行“货票”（相当于现在购物券），“钱多”之名，波及较远！
这样的解释当然没有错，但若将朱李黄三姓与冯口之间的关系分为上、下两章的话，上述说法只揭示了其中下半章的情形。追根溯源，朱李黄三姓与冯口间的对应关系与三姓在冯口地区早期开发中的协作围垸有直接关系。对此，《紫阳堂朱氏家谱》有较清晰的记载。今见《紫阳堂朱氏家谱》是朱氏族人朱笛田在对原谱记忆和理解的基础上重新手写，该谱《谱序》称：“明朝末年，吴三桂反明，初封西平王，镇滇南，朝廷腐败，处处兵荒马乱，明崩毁，株灭九族。江西填湖北，湖北填四川。朱祖朱友材与舅姨朱李黄三老表，以江西佳诚县梨树乡来到湖北枝江百里洲，挽草垦荒，堵口开垸。”由此可知，朱、李、黄三姓本是姻亲，据族内老人讲，朱、李、黄中，朱是姑爹，黄是舅爷，李是姨爹。他们是明末清初战乱中较早迁到冯口一带的移民，在这里“挽草垦荒，堵口开垸”，对战乱遗留的荒地进行了最初的开发。谱中所载朱李黄三姓“挽草为业”图（参见图3），非常明白地绘出了朱、李、黄三姓的地界和与冯口街的相对位置：
图3 截自手抄本《紫阳堂朱氏家谱》（年代不明）
可以想见，朱、李、黄三姓相互协作，在冯口地区以围垸和农业开发起家，逐步成为冯口“人多”、“地多”的大族，后来，他们又涉足并主导了冯口街的商业，成为“钱多”之族。朱、李、黄在冯口地区人多、地多、钱多，自然成为冯口的替代称呼。
“张、贲、阮”三姓联称则与八亩滩滩田的争夺直接相关。所谓“八亩滩”，最初只不过是附着在百里洲东北隅的一块小沙坝，随着长江河床的变迁，小沙坝逐渐扩大，成为有利可图的肥沃滩地。当地文人钱斌1958年在八亩滩访谈时，八十二岁老人张朝信给他讲了一个关于“八亩滩”来历的故事：清同治年间，县太爷徐某前来八亩滩踏田征粮。乡绅向他大叹苦情，说这里是一块只有八亩的小滩，水来一片汪洋，水退一面沙洲，往往有种无收。接着大摆筵宴，殷勤劝酒，歌功颂德，趁他迷糊之际，贿赂轿夫抬着他察田。县太爷即表态：此滩八亩，所言不虚。此所谓贪官酒后一句话，从此得名“八亩滩”。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领会到三层含义：
其一，八亩滩淤成较大面积洲滩并围垸受益的时间可能比官方确认的时间要早。民国三十六年江汉工程局编的《湖北枝江县民堤调查表》，将八亩滩上围成广生垸的时间定为民国十七年。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编的《枝江县水利志》则将广生垸（即后八亩滩垸）的围垸时间定为民国三十四年。其实，从下文可知，八亩滩的争讼从晚清就已经开始了，江汉工程局所调查的结果，显示的只是八亩滩在民国年间继续淤大的情形。
其二，在垸田区域，一旦有新淤出的地亩，便会成为各个族姓竟相争夺的对象。在“众姓争滩”的利益冲突中，一些宗族可能联合起来与其他宗族或宗族联盟对抗，以谋求共同的利益，由此产生复杂多样的宗族关系。
其三，在各族姓的争夺中，官府可能成为其中的一枚棋子，被谋求自身利益的宗族精英们利用、欺骗，甚至可能成为争讼的对象。
以上三点，正是张、贲、阮三姓争夺八亩滩控制权的真实写照。据当地文人钱斌的调查考证，张、贲、阮三姓本非上百里洲人，而是世居在江北下百里洲的王家脑。约在十九世纪中叶，八亩滩淤大，张、贲、阮三姓开始涉足江南的八亩滩，并有预谋地进行夺，与上百里洲老堤内的翟、白、杨、邓、曹、王诸姓构讼，他们声称这个滩是从对河崩过来的，并把预埋在河滩上的界碑挖出来作证，官司从枝江县打到荆州府，张、贲、阮三姓赢了官司，正式跨过长江，驻足上百里洲。此后，三姓又买通官府，使用同样手段，终使堤内诸姓所属滩地尽归己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河滩地继续扩大，江北孙家港、许家台的孙、许两姓联合起来与张、贲、阮三姓争滩，被称为“五姓争滩”，“五姓争滩”涉讼多年，张、贲、阮三姓是最后的赢家。
民国年间，八亩滩面积仍在增加。民国二十七年，枝江县政府财务委员会诉经最高人民法院将八亩滩判决归公，至民国三十六年枝江县政府电称：“历经前县长任内奉钧府及专署令，饬照案强制执行，均因张、贲、阮少数豪劣分子从中操纵，案悬未决，十有余年。”此间，较强硬的县长萧伯勤曾借清理学田之机，带人抓捕了张幹青等为首族人，欲逼三姓将田归公，反被三姓以非法拘捕、审讯为由提起诉讼。同时，张幹青等在狱中频频向省政府主席万、省民厅等呈文，三姓族人又在武昌平阅路设立联络处，多方活动，以图将八亩滩广生垸之田定性为私产，而非公产。一份落款为“枝江县政府监狱冤民张幹青等与张、贲、阮三姓全体145家仝叩”的呈文称：
窃民等世居枝江县广生垸，共有一百四十五家，以务农为业，所有坐落广生垸中段之田产，即为民等张、贲、阮三姓所有，管理收益，达数百年之久，有历年买卖契约及完粮纳税凭单为证，不意枝江县政府县长萧伯勤意图得不法利益，谬指民等所有广生垸堤内之田为新淤之田，竟违法擅自处分为县有田产，侵夺民等私有土地，激民等呈诉。
呈文中“管理收益，达数百年之久，有历年买卖契约及完粮纳税凭单为证”等语，说明张、贲、阮三姓为此次争讼作了充分的准备，其手法与其祖辈将界碑预埋在河滩上一脉相承，这是一般的弱小宗族难以做到的。此案终因国民政府的垮台而未有结果，张、贲、阮三姓一直在实际上掌握着八亩滩广生垸的控制权。
三姓之所以在八亩滩的争夺中连续获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宗族内外关系的妥善处理。据普祐寺阮姓后人阮老中医和钱斌等人讲，张、贲、阮三姓的合作不是偶然的，他们之间有非常默契的分工。用阮老中医的话说，张姓钱多，有功名；贲性人多；阮姓箩多。所以三姓联合争滩，各自都有自身的互不冲突的利益需求：张姓注重土地的所有权，贲姓注重土地的耕种权，而阮姓注重的是捕渔权。在争滩的过程中，三姓联姻，制定规章等措施，使宗族联盟进一步筑固。如三姓族人有一条重要的约定：如三姓之中，有人破产，田产不得卖与他姓，即使同姓无人买，也不准卖出三姓外。在对外关系上，因朝中有人，地方官一般成为三姓利益的维护者，即使与州县官发生冲突，在短期内，地方官府也对他们无可奈何，三姓仍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掌握对八亩滩的实际控制权。
百里洲人形象地将“八亩滩”比喻为“官司藤”，不过，在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讼中，每次顺藤摘到实惠之瓜的总是张、贲、阮三姓，难怪，人们提起八亩滩，自然会想到张、贲、阮。
四、结语
两湖堤垸水利区域的农业开发和水利建设既有超村落、超垸区的“大”的一面，也有规模和范围局限在一定区域的较小的一面。从明清两湖平原开发的整体进程来看，只有在台墩、小垸和局部区域获得较充分开发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较大规模的合作，而一个台、一个小垸和局部区域的开发和建设，也绝非单一的力量能完成的，其中包涵了丰富的宗族和社会关系，百里洲是我们透视此类小型协作关系的一个较好区域，百里洲“双姓谱”和“联姓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两湖平原开发和堤垸水利事业中复杂的宗族关系。而明清两湖地区中小型垸区水利开发和宗族协作的过程，正构成了“双姓谱”与“联姓地”这种独特的家族文献和地名资料形成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机制。
（原载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0—270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