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与时代：嘉庆《万载高村李氏谱（东房）》纂修考略（下）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罗艳春
三、乾隆发凡与清前期高村李氏宗族的发展
嘉庆二年（1797）付梓的《高村李氏谱（东房）》，序言是李荣陛撰写的，其主体实际上是一篇写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旧作。
荣陛自弱冠撰系略，不惬于怀，后渐窥寻名家谱意。乾隆二十九年偕兄弟就县祠发凡，未卒事。嘉庆改元，合族有提要之修，本支谓不可先疏后亲，遂集群秀缮系迹于庭山斋及厚冈之塾，今夏招梓福兴庵，念五十年来忾爱所存，闻其日增，爰区为九帙刻之，订甲申旧作以引其端云。谨按，李氏自虞夏皋陶官大理以来，商周之际始著姓于李，秦汉以下始别族为陇西赵郡。陇西之系详于唐书宗室宰相二表，冀雍兖豫乃其世居，大白所称“我李百万族，柯条被中州”者也。唐中世陇西郡公宪以西平名家，子观察江南西道，卒葬袁州，七子仕隐南土，布其裔于洪筠袁临吉，然后江西之李氏著闻，史所称西平父子善，宜有后者也。自宋室南迁，兵戎俶扰，人多择地而避，万载亦集有数支。我祖元衡府君由坪埠卜吉于本县之高村，万山深僻处，晦迹累代，贫寡罕伦，以望他名宗几如毫末之植马体矣。陈定宇先世事略云：本房虽无显仕，然数世以来，寿皆八九十，无下七十者，父子皆亲传，无祝螟者，皆称善人，无一为人所指者。家虽空而行颇实，羹藜饭糗虽不给，而经炊史酌之味无穷，贫亦安足计哉。呜呼，所以表前世之德者，先哲之心同，词亦同也，小子何述焉。抑又闻近世施愚山先生之序水阳李氏云，世家易，大家难，此为好夸之子言也。谚则云：名家难，衰薄之家尤难。既衰矣，将何承之。必如愚山之训李氏者，户诗书而家礼让，崇本尚实，孝弟力田，族不必皆贤，而向善者众，有弗类者，耻之让之，其贤者慕效之，如此然后可起其衰薄。呜呼，岂易承耶。为吾之族者，处而农士，出而官，知其难而相与勉焉。立其身，尽其孝敬忠良，夙夜无怠，以保有令名，彰我祖考勤勤培养之遗，庶几无忝于本系哉。嘉庆二年岁次丁巳仲秋月具官陇西公下二十一世高村本系二十一世嗣孙荣陛顿首敬撰。
序文的主要篇幅，从李氏得姓之始，一直追溯到立籍高村的发展历史，并藉施闰章之文，表达了对于高村李氏成为地方名门望族的期许。在写下这段文字的前一年，李荣陛刚刚中了进士。这段文字又是李荣陛偕兄弟在“县祠”，而不是僻处深山的高村写下来的。从纂辑谱柢到在县祠发凡的这几十年间，李氏宗族的发展也从高村拓展到县城。
康熙谱柢开端数行的最后，对李氏族人有一个期盼：只要有机会，尽可以迁居到高村以外的地方去。说这番话的人应该是李元卿，而他的儿子李英文也很快就为此进行了实践。康熙四十五年（1704），李英文在万载县城西面的锦衣坊，“买王嗣典天符庙侧锦衣坊屋基土，庙背书院土，正屋墙背基土，城墙下园土皆一连有契（并缴蓝文彬、周着四、李南生三旧契），及身构造前半三进”，从而置下了高村李氏在县城的一份产业。那么为何高村李氏会在这个时期会有在县城置产的举动呢？推原其故，既有生存环境的因素，也有宗族发展的考虑，同时也与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有关。
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令万载县各地都元气大伤。乱平之后官府的各种重建举措，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交通便利，人迹易至的地区。康熙年间，万载共有市镇11处，战乱兵燹过后，交通条件较好的几处也率先恢复了繁荣。“诸市上通湖湘，下达省会，商旅往来辏集。向因兵燹之后，居民鲜少，物力艰涩，故商旅亦非昔比。今升平日久，潭埠、株柱潭、大桥等处水陆交通，商贩贾客复为凑集矣。”但对于高村这样僻处偏隅，动须岭行的地方来说，整个生存环境还是非常艰苦的。李英文的母亲辛氏被称赞“仁心被於物”，因为“豹尝盗鸡戴笼走，大母持杖格出之。蛇蟠筐缕中，呼之以儿不忍棰”。即便是山湾这样人迹聚处之地，也仍然是豹、蛇时至，这足以说明当时环境之艰难。而在周边的山莽丛林之中，更是虎豹虫蛇之穴。族谱中记载的李英文二儿子李士玙（1680-1695，字琴若）传记，详述了当时条件之艰与开拓之苦：
二善士讳士玙，字琴若，本取瑟若为义，以音不便呼改焉。生当朱寇甫靖时，所居里僻远于县，山深通大围少人居，兽数百为群，侵害禾稼，田数啮于水，佃人毒之。善士既冠，偕其徒习为鸟枪师罟师，上下搜抉，若九顶熊岩枫城诸高险处，宵旦坐荡为常，以鲜食捄艰食，手戕鸷兽数十。狮墩及黄石下潭洞深数寻可藏怪，时没入探之，其魁勇如此。久而兽衰徙，即焚其具，更以平易道路济人。先施功于沿溪，小险皆应手。旧数万载之险首高村黎源，高村南出县阻茅源岭，东出上高阻环溪岭，并鸟道高悬。大父英文公始募人砌茅源路，为憩亭，而环溪之壁削成际天，善士投身水中往复图度，卒募健匠寸凿之，积数岁石屑满江，路平可通两轨，行人骇叹为序之碑，居旅以是众至，比之附郭焉。
李士玙决定在环溪岭修路，是在乾隆十四年（1749）他七十岁的时候，三年后路修成，于是出现行旅众至、比之附郭的情形。但即便是在这个时期，也还是出现“虎暴伤人，诸子幕弩师，机毒矢，射杀数虎”的场面。
李英文在康熙十七年回到高村之后，除了负责招徕催征，同时也充任了本图的保正一职。该职本来是“里递轮充保固地方之人”，既然二十四都二图只有李氏两户，合户之壮又只有李英文一人，李英文又人丁兴旺，育有六子，所以长期以来，保正之职都是由其充任。在年老体衰之后，长子李焕若又代为执役多年。保正之职，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保固地方，同时积极配合官府的各项工作，出谋画策。“县侯若许（名盘），若何（名锡命），若孙（名国柱），若郑（名国栋）咸宾礼之，谘访阙疑，多所裨补”。雍正元年发生温上贵动乱之时，即便年届七十，身为保正的李英文也还要“导府兵入清余孽，务脱人于疑似不惮烦”。曾经代父执役的李士璠（1676-1736，字焕若），其传记内容在描述保正之职与官府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揭示了住在县城给此职役带来的便利：
处士讳士璠，字焕若，大父英文府君冢嫡也。才器肖之。府君职里老于乡，构别业于西城，令处士偕弟子习学亲师。处士既入武庠，三弟隶弟子员有声，乃兼赞家务。乡民抱穷弊称是非来者，经处士指画不终讼而去，前后县侯若庞、若施、若许延之宾坐，有所访必竭其诚。侯或下东乡，将抵高村，处士执弟子礼迎劳于途。既就馆，府君以部民礼见，必握手咨询。移时处士掖以退，然后就坐。比回县，辄施行。大抵府君晚岁之勤劳，处士致力为多。所纳交率知名士。上高徐孝廉徹官普安，致于幕，归不携一物。新昌熊文学德，以豪富为盗所引，谋之府君父子，为徒手出之。父子屡为人排解，未尝责报也。府君不问田业，处士偕诸弟劝谓：食口日繁，然终忧粮为累，惟念九顶山阳先茔所在，不得已买族人山置庄卫之，其余终府君之身，营田金不满百。处士代粜谷于省垣，售书以归，府君喜曰：吾志也。留之县以便观考。乾隆元年年六十一，先府君一岁卒。孺人邓氏，亦有治内才，诸姒畏之如姑。处士坐客尝满，或有招致陈筵数十，孺人隔簾筹讫即摒挡仆妇治具卒事，宾客不闻其声，先处士殁，殡城外，其后长孙如梅挈归葬之掌形坪。处士先葬城西荷花塘，后改葬燕子埚，皆在上村。
知县下乡，保正是其主要的咨询对象。所以保正实际上是官府与地方里民之间联系的重要环节。因为与官府之间联系的密切，再加上居住于县城，所以可以比较便利地达致“所纳交皆知名士”的结果。康熙四十八年为李英文母亲辛氏庆寿时，由万载县儒学训导以及袁临协标防万总司和万载典史领衔的祝寿名单，囊括了地方文武官员，以及辛、郭、彭、巢、胥等诸多古户大姓，而“李君职公家之事久住西城”正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这份寿文中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万载儒学训导李锡之所以会接受邀请，另一个因素是李英文的两个儿子“器识皆不群，士珍文名尤籍”。士珍（1683-1714）是李英文的三子，字席上，是高村李氏第一个以时文获得功名者。据其传记所载，“处士不乐弓马，就师学时文如律，得隶弟子员。益攻苦，遍交东乡暨城居士友，从所请转为塾师，如县西净土庵、虎符迴澜书屋，皆主之，弟子多知名，文誉日起。四十八年县侯郑国栋以腾芳萟苑为额，大期之。”之所以传文中会专门提到说士珍“不乐弓马”，是因为他的大哥李士璠所入者即是武庠。但无论如何，李士璠、李士珍两人前后获得文武功名，打破了高村李氏“有明二百七十年率隐德弗仕”的格局，这都得益于李英文“构别业于西城，令处士偕弟子习学亲师”的举措。此后李英文的五子李士琦（1692-1767，字定策）“壮岁从焕若大处士习弓马，得录武学弟子”。六子李士琏（1695-1768，字嘉玉）“髫年从其三兄席上处士授经书业举子，弱冠游学西城。处士早谢世，益攻苦著文誉，补县学弟子员。未几进增生。”先后四子名列宫墙，都是借助于县城的这座房产作为读书求学之所。最后，李英文得以能免去被人视作贱役的保正之职，一个原因是年逾八旬，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已经有了四个获得功名的儿子。因此，城居成为高村李氏从乡村贱役发展为名叼宫墙的重要转折点。
高村李氏向县城的发展，其背后的时代背景，是清初的城居化风潮。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省府州县城在明末清初的历次战乱中都是最主要的军事目标之一。“十家九家声暗吞，城中人少荆棘存”的诗句，形象地揭示出战争给城市造成的破化程度之深。所以清初的各级官员，纷纷以招徕民户回城作为地方秩序重整的重要措施之一。顺治十一年，江西巡抚蔡士英专门多次发布告示，要求自省城直至各县城，都招集士民入城居住。为了鼓励民人入城，给出了诸多惠政。例如给与房屋所有者以产权：以三月为限，“凡有主基屋谕令速归，无主基屋听人承造。如过限不至，即有主基屋亦作官地召赁，不论土著士民工贾，但愿承住者许其造建开张贸易，官给印照，着为永业。”另外还严谕有司不得增加入城居住者的负担：“凡入城之家不得擅派排门夫役及一切差使，致令居民烦苦难安。”康熙甲寅之乱时，因为风闻叛军将要攻城，一夜之间万载县城顿成空城。待到复城之后，万载知县吴自肃一方面积极组织乡勇亲兵，另一方面招集百姓，仅康熙十四年一年，“该令前后招抚过难民辛敬和等男妇共四百余名口”。随着城居化风潮一同出现的，是各大族纷纷建祠于县城的现象。
李英文康熙四十八年买下县西锦衣坊的住宅之后，最初打算一直作为书馆供子孙读书问学。乾隆二年英文公去世后，“子孙将两旁房间分阄居住，其前后正厅门楼四围巷路依前不分，约据甚明，孙枝同念大父基创之勤，议置为英文公享堂。”“自此城居之众腊祀有凭，生童应试之聚此者，咸得致敬香仪具文而已。”高村李氏将其在县城之居，改为了一座享堂，只是从规模来看，这座享堂是无法和城内其他各大族所建的宗祠相提并论的。乾隆二十三年，万载全县十七支李氏联合兴建了一座李氏大祠，高村李氏同时以高村以及县西锦衣坊的里递，参与了这次宗族的联合与祠堂的修建，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氏联合建祠之举，完全是应对当时竞相建祠于县城的风潮所致。只有在县城建有祠堂，才是风气近古的表现，也才能体现出地方世家大族的地位。高村李氏也因为在县城建有享堂的缘故，不仅比较便利地参与到此次联宗的倡议，而且也在祠堂建成以后，得以在其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城居之于高村李氏的意义，由此进一步凸显出来。
乾隆二十九年李荣陛在县祠写作族谱发凡时，正是高中进士之后的意气风发之时。尽管在此前高村李氏先后卷入多场纠纷，诉讼多年，但都取得了胜诉。而他本人在科举功名上的成功，也是其祖父李英文构宅城西之后，多人先后名叼宫墙的延续。多年之后回顾这段历史，他更加确定这是高村李氏宗族的一段黄金岁月：
方乾隆二三十年间，二伯父兄弟四人同怀同地，并称寿考。四孺人席于内寝，男妇迭起为寿，必请所规。其时兄弟翕和，子孙眈慕，期功之戚罕闻，可谓户户重庆，井闾传夸者矣。
四 嘉庆房谱与清中期的地域社会
万载县内诸支李氏在乾隆二十三年联宗建祠，直到嘉庆元年，“十七房既分编支谱之前，系以为殊派当思同源，拟为提要若干卷”，于是公请由云南告病归里的李荣陛出面主笔。这一年的五月末，谱局设于兴江口明觉院，“两旬中编次三之一”，因为时值大暑，谱局中多人生病，李荣陛于是先期返回，其余人员也在中元节散去。到了八月再次开局于皂山庵时，李荣陛没有参与赴局与修。次年四月末，万载李谱提要谱局移至高村福兴庵，匝月乃成。从嘉庆元年暑期到次年四月移局高村期间，李荣陛没有参与合族提要的纂修，而是有感于“不可先疏后亲”，“遂集群秀缮系迹于庭山斋及厚冈之塾”，并于次年夏天于福兴庵招梓匠，刻印了由他主纂的《高村李氏谱（东房）》。无论对于合族的提要，还是高村的东房谱，李荣陛都在编修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李荣陛其人其事
顺治初年高村的李元卿，在丁亥奇荒的天灾之下，百般努力也未能阻止妻子黄氏和弟弟天枢的相继去世，孑然顾影，一度萌生了出世的念头。后来年过四十五娶妻，二年后又生了一个儿子，李元卿甚感欣喜，为儿子取字“重生”，即李英文。此后的高村李氏逐渐人丁兴旺，李英文先后生了六个儿子，六子李士琏（字嘉玉）又生了八个儿子，其中第五子即是清代万载县第一个进士李荣陛。
李荣陛（1727-1800）出生于高村，直到乾隆六年（1741）才第一次来到万载县城，但随着科举的成功，其足迹也跨出了万载，涉足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光绪二十九年（1903），地方士绅联名具禀，李荣陛因此得以被奉入万载县乡贤祠崇祀，充分反映出其在万载社会历史上的影响与地位。此次具禀所附“履历事实清册”，先后列举了十七项李荣陛的事迹，包括他的基本履历、在湖南及云南时期的宦绩，以及他本人的一些特长与成就，较为全面公允地总结了李荣陛的个人情况。例如事实清册列举的第一条，非常详尽地罗列了李荣陛的科举与仕宦履历：
一 故绅姓李讳荣陛，字奠基，号厚冈。世居江西袁州府万载县，由优廪生中式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正科本省乡试第六名举人，二十八年癸未会试中式第二十九名贡士，殿试第三甲四十名引见，以知县归部铨选。三十八年六月初二日热河陪班引见，掣签得陕西徽县知县，例以就近改授湖南永兴县知县，八月初九日引见给假便道省墓。三十九年二月初十日到任，本年甲午正科奉调湖南乡试同考官。四十年六月丁内艰回籍服阙。四十四年赴补，二月十一日引见，奉旨：以知县发往云南差遣委用。钦此。九月二十二日抵滇省，十一月委署云州知州，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四十五年五月奉委盘查普洱及大理府属。九月兼署缅宁通判。四十六年正月以署州衔奉委督运庚子、辛丑二运京铜。四十七年三月抵天津，五月运交户、工二部讫。十月引见，著以原职回任，给假省墓。除夕抵家。四十八年六月到滇销差，补授呈贡县知县。七月初六日到任。是岁癸卯正科，聘充云南乡试同考官。九月回署。五十年奉旨：送部引见。三月初三日卸事。五十二年三月到京，四月初九日引见，奉旨：仍发往云南以知县补用。钦此。十一月到滇，题补嶍峨，委署恩乐县知县。五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到任，五十四年己酉万寿恩科聘充云南乡试同考官。十月初八日接嶍峨篆。五十七年四月告病请准开缺。五十八年应聘大理书院山长，五十九年六月到籍，居家七载。生于雍正五年丁未闰三月初八日，殁于嘉庆五年庚申十一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四。
而以下几条，则是关于李荣陛在学术以及乡里实践方面的内容：
一 故绅幼时受句读，以神童称。读诗“无将大车以尘疧”韵乖，疑疧为□之误，信古笃学出于天性。自幼及老，孜孜不倦，博稽独断，一以义理为宗。故虚公无滞见，推求至理多心得。尝测五星某日当聚奎，至期果验。于圣贤心迹剖析深微，实有先儒所未发者。学行为一时最，士林称为厚冈先生，至今不衰。生平著作甚富，江西通志採入周易篇第三卷，易考二卷，易续考二卷，尚书篇第一本，尚书考六卷，四书解细论一本。又厚冈文集二十卷，诗集四卷已经板行。尚有禹贡山川考五卷，年历考三卷，国风解二卷，礼经考五卷，庸考四卷，论孟类四卷，孔圣考二卷，孟子游历考二卷，三皇通考略一卷，三皇汇典七卷，黑水考证三卷，地脉三卷，运铜记四卷，游历稿八卷待梓……其古文选入国朝文录，自成一家，学者奉为圭臬。
一 故绅足迹所到无不考求精确，于南干之龙曾蹑其首，于大江之水又沿其流，故所作云缅山川志皆古书之所未闻，而所撰九江彭蠡考亦昔贤之所未道。陟苍山，泛洱海，游大别，登白帝城，上黄鹤楼，访六诏遗迹，榻蒙氏钟文，谒少陵遗像，凡所以明古迹之湮沉，辨旧说之讹误，皆原原本本，非同臆揣之谈。
一 故绅崛起草茅，以甲第开一邑之先，于邑中英俊多所成就。如进士辛炳晟、孝廉辛文彬皆体用具备，政绩标炳。诸生中胥桐林、郭登南、郭如藩、辛炳云均推老宿，传胪辛从益亦常就正。而于乡愚深恐惑于他歧，敬刊圣谕广训十六条与王士晋宗规、颜侍郎家训、陆梭山正本制用各篇千余部，俾有宗祠者得循先儒会族之意，朔望宣讲，迎机导化，务期比户可封。又念家世寒微，敦根本，厚栽培，建宗祠，辑谱牒，遵家礼，定祭仪，条家规，训子孙，修先茔，立家塾，靡不竭力焉。
根据清册中的这几方面事实，从学术方面讲，李荣陛无疑是一个著述宏富，长于考据的学者，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乾嘉时代特色。嘉庆元年，万载李氏合族公请李荣陛出任李谱提要的主修，提出的一个其不能推脱的理由，正是只有李荣陛才能考证出始祖陇西公的事实。
此外，就地域社会而言，李荣陛也积极地发挥着一个地方士绅的影响力，不仅在文风士习方面作出表率，而且积极参与对地方风气的改良与陶铸，尤其是比较重视对地方宗族与祠堂活动等的改良与规范化。
李荣陛的《厚冈文集》中收录了一些族谱的序跋，大体而言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在乾隆中期，当时他先后受邀为万载观上卢氏，云南呈贡的沐氏、缪氏、晋氏，临安茭湖傅氏的族谱撰写序跋。这一时期李荣陛对于宗族和族谱的理念，主要的兴趣是参考诸种史料，包括考察碑刻遗迹等等，对于各个姓氏历代名列仕版的祖先进行细致考证，在云南呈贡所作的几篇谱跋尤其明显。另一个集中的时期是在嘉庆初年，也正是他先后主笔纂辑《万载李谱提要》和《高村李氏谱（东房）》的时候。这一时期他的兴趣不再局限于考证索隐，而是更为重视族谱应该如何编修的问题。此时所撰写的谱序，反映了李荣陛对于宗族与族谱比较成型的理念。如嘉庆二年孟冬，李荣陛受邀为竹头卢氏族谱写序。和他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另一支观上卢氏所写的谱序相比，这篇序言中考证先祖事迹的内容已经大为减少，而主要的篇幅是在回答竹头卢氏族人提出的一个疑惑：“旧尝延里中士友受教令，今力薄勿能延，而众疑于自撰之鄙也，且若何？”族谱到底是请有文名的外人来主笔，还是由本族人自己来纂辑，孰优孰劣？对此，李荣陛的回答是，只须秉持一个原则即“实之而已”便可。类似的观点，也同样体现在他为胥氏所写的谱序中。为了阐明族谱贵实的理念，李荣陛还专门写了一篇《作伪辑戒》的文章。
为族谱写序，影响只及于少数的几个宗族。李荣陛另有一项举措，对万载各宗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就是“履历事实清册”里面提到的“敬刊圣谕广训十六条与王士晋宗规、颜侍郎家训、陆梭山正本制用各篇千余部，俾有宗祠者得循先儒会族之意，朔望宣讲，迎机导化，务期比户可封。”高村李氏东房谱的祖卷内容为《规训》，其中就保留了一份完整的由李荣陛辑录的宗规族约。
李荣陛制定的宗规，对于万载各宗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嘉庆以后所修万载族谱，很多都直接将这些宗规全文抄入谱中。随同一起抄进谱中的，还有李荣陛辑录的地方志和先儒谱序中所谈到的族谱相关论述。另外还有就是李荣陛所整理出来的祭祀仪节和陈设图等内容，其整理的根据是朱子家礼和朱文端公（朱轼）祭仪。
2.乾嘉时期的高村李氏
如前引所述，乾隆二三十年代是高村李氏最为鼎盛的时期，县城和高村周围置有大量田产，人丁兴旺，科举辈出，与乡里、房支以及佃耕客民之间的纠纷都取得了胜利。在乾隆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自戊子岁六府君见背，五伯父已病足软，迁西郊天陂塅，二伯父亦随子住金盆架，远界浏阳。四伯父长斋不主祭，已而皆物故，惟五伯父卧榻十一年，届今三十年。荣陛辈行亦落落，六弟聋，七弟别住。徨彷顾影，望壮岁事邈若山河。”这种变化，既是高村李氏东房世代更迭的结果，也是地域社会以及整个历史时代发展的反映。
康熙四十四年李英文在县城锦衣坊置买房产，是高村李氏东房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转折点。他的六个儿子，有四个都在这座县城的房子中居住读书，分别考取了文武的生员。由于没有获得更高一级的功名，李士珍（席上）失意而归，康熙五十三年（1714）去世，年仅三十二岁。原本随其一起读书学习的六弟李士琏（嘉玉），也在康熙末年生下第三个儿子后回到了高村。乾隆初年开始居住于县城的李士琦（字定策）“善心计”，一方面继续经营县城之宅，“取旧材为小轩于后，购书数千卷以娱文士”，另一方面先后经理西郊天陂塅之庄，构别业于西乡之白石里、归远之严田。但是这些产业，因为李士琦“晚年病良已，足又废，家政总于长子，未几次第弃之”。李荣陛耳闻目睹了高村李氏产业的日渐散失，对于创业不易、守业尤难的状况颇为感慨：
荣陛曰：人家自立难，永守尤难。虽有材，父不能必子之惟肖，所恃葛藟根多相持以不敝耳。先大父英文府君遗言，高村土薄，无以滋丁殖财，嘱子孙勿惮外徙，故及其身营西城锦衣坊住址，诸父亦多于郊里置庄有成效矣。身殁未几而他售，或不逮殁身，岂言固无验哉。忆自乾隆辛酉荣陛始出县访世父所购旧书，片帙无存，而五伯父方事续购，装潢弥月，未二十载尽为他家分取。推类言之，安有长物。姊夫王封翁语予云，吾家累世为内姻，置宅甚勤。今后裔□然舍之，他日何以见吾先人于地下哉。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乾隆三十三年（1768）高村李氏东房嘉玉公一支在高村附近的凤凰洲置买了一处新的山场，就显得弥足珍贵与难得。卖主是居于烟竹的杨氏，其契约如下：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杨日章等族叔公孙商议立契。有祖父遗下合管地名凤凰洲连河两岸等处山场杉杂竹木荒山空土棚屋地基菜园等项，原系八十分同管，今将己下应管七十五分托中送到李嘉玉，向前承买为业，得受时值价银贰百壹拾壹两正，其凤凰洲坐山北边，上至观音山大岭脊接狗熊岩，分水直下蜈公漕，到大江为界，下至俱至大江，右至随观音山大岭脊倒水直下龙形下手小埚第一层护砂分水至大江为界，右至漕背檀木坑，随岭脊分水至大江为界。又凤凰洲南岸上至尹家岭周王二姓田山为界，下至俱至大江，左至包人山，自岭顶直下分水，至大江为界，右至黄饶二姓山，至练坑口蝦蟆石小江直下为界，所卖至内不留寸土，永无增赎，任从买人发佃开垦成田，载插架造立穴无阻云云。杨日章笔，代完笔仲淳，同卖缙绅御选、远侯、传宗、帝选、秀川、陛选俱押，见中杨永忠、廷升、惠川、溥章、胥明中、辛从龙，李唐贵俱押。印。
同年月二十日，杨司值同侄文方立契，将承管凤凰洲八十分内之五分一并扫卖与李嘉玉为业，得受时值价银拾六两正，见中人杨廷升、本忠、恭臣、凤鸣，胥明中，张文在，辛从龙俱押。印。
这块山场的购置，对于高村李氏东房而言，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在光绪谱中所附的“高村地形总图”，其中标注为“庄棚用”即从事造纸生产的山场，凤凰洲和邓公岭、冷水坑是其中最主要的几处。在买下这块凤凰洲的山场后，已经出继三房的李荣陞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以示庆贺：“人人如翔凤，复得凤凰洲。凤从巢中出，凰从竹底游。溪光澄羽翮，山翠透喧啾。蔼蔼他年盛，九雛互命俦。”之所以这次购买山场，会让族人倍感珍贵，主要的历史背景是来自于客籍置产带来的压力。
乾隆戊子二月初，先府君卧病已半岁。一夕七弟维翰自下邨店来谒，闲叙凤凰洲山欲出售，因买户惜费未合。府君云，高邨尺土归客藉，子孙樵采无地，此山距上游近，可经营也。众踌躇公费，大兄风高曰，我辈速凑成之。明晨饬维翰往，示意李杨世姻，又交重府君之契，中人廷升、卖主仲淳等无不忻然，顷而成交。踰月府君谢世，九月阄分，二兄君简感哭伏地不能已，约首云，弥留之际，为子孙计，谓此也。当即拟为祀产，以报先德。
李氏这次交易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杨之间的姻亲关系。如果不是“子孙两代五门互姻”的关系，就当时“尺土归客藉”的趋势而言，这块山场也极有可能会被客籍买下。即便如此，客籍的势力也还是拓展到凤凰洲。同年，下高村的客籍饶氏也在凤凰洲置立产业。乾隆五十四年（1789），饶氏还在凤凰洲“砌石筑土，中嵌碑记，造文笔于其巅”。从乾隆四十四年（1779）起，李氏又因为冷水坑山场而卷入到一场诉讼中，“经三十余载”，“以致山败息薄”。在这场李氏未能再次取得胜诉的纠纷中，与李氏对峙的另一方主要是从事表芯纸贸易的客籍商人等。这场诉讼在嘉庆二年李荣陛纂修高村东房谱时，因“此案未结，故不录”，但案件所折射出来的李氏宗族的困境，颇能反映出正在变迁过程中的清中叶社会景象。
五 简短的结论
本文的论述，主要依据的是刻印于光绪三十二年《万载高村李氏谱（东房）》。这部文献的产生，实际上是一个历经了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和光绪等诸多时代的层累叠加。根据本文的讨论，嘉庆二年的初修房谱是在这些层累的叠加中最为核心的一次建构。这次族谱的纂修过程，也体现出清中叶嘉道时期的社会特性和时代特点：
1.宗族的发展与分化。清中叶的嘉道时期，是中国宗族史上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时期。尽管明中叶的礼仪改革促进了宗族与祠堂的普及，但祠堂林立现象的最终形成则是在清中叶。此一时期不仅有合宗而建的宗祠，也大量出现了各房支分建的房祠。本文表二的数据统计表明，宗族发展的这一时代特性，同样也反映在族谱的编修上。嘉道修谱次数的增多，固然是宗族发展的体现，也与这时的宗族分化有关。高村李氏东房谱正是在修联宗的《万载李谱提要》的同时进行的，李荣陛为其作序的高城王氏也是决定独修房谱（支谱）。道光十六年（1836），有着“辛半县”之称的万载辛氏宗族也正式分为长、幼房各修房谱，则是嘉道时期宗族分化现象的最典型事例。
2.士绅在地域社会的影响。李荣陛作为清代万载县的第一位进士，其对于万载族谱的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到了清末已经为地域社会诸士绅效仿的典范。
3.商人的兴起。类似于李荣陛这样的地方士绅的影响力，较多的还是局限于礼仪和文献方面。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商人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凸显。高村李氏在乾隆后期开始的危机，正是与经济发展带来的商业繁荣有关。借助乾嘉时期大量新兴的市镇，商人群体也逐渐进入了地域社会的权力格局。
4.清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的兴起，也为清初以来进入的移民群体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些闽粤移民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发展，也积极参与到地域社会的书院建设、宗族建构乃至科举竞争中。
5.李荣陛的宗族教化实践，依据的主要是乾隆初年陈宏谋在江西推行的多项教化措施，而且这一现象在万载邻境的醴陵等地也颇为流行。这种教化实践的结果，如修谱格言、谱论等等，一直都出现在此后万载各姓族谱中，充分体现了国家力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
（原载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5—170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