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与时代：嘉庆《万载高村李氏谱（东房）》纂修考略（上）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罗艳春
一 前 言
任何文献都有其时代性。这里所说的时代性，一方面表现为单一文献的版本，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某一类文献集中纂修于某一时期。以地方志为例，明清时期是中国地方志纂修的高峰时期，单独一部县志的前后历次纂修，多者有达十余次者。另一方面，就方志这种文献类别来说，其修撰的时间又是比较集中的，清代方志大多集中在康熙、乾隆、道光以及同治、光绪几个时期（参见表一）。修志集中于特定的时段，表明竞相修志已然成为一时的风气，体现出具有“大历史”意义的时代性特点。这种文献的时代性，也同样反映在明清以来的族谱纂修中。江西万载县清代以来纂修的族谱，截至2006年散见于公共图书馆的就有270种。根据笔者对万载族谱谱序编年的粗略统计，总共358次的纂修，清中叶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是族谱编纂比较集中的时期（参见表二）。梁洪生对辛亥前后江西族谱反映出的社会变迁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清末民初时期所修族谱的时代性。本文以江西万载县高村山湾李氏宗族纂修的族谱为例，结合文献产生的地域场景和地方社会历史脉络，力图揭示出族谱文献与时代大历史之间的关系。
说明[1]万载县目前存世的县志版本有：康熙二十二年版、雍正十一年版、道光十二年版、道光二十九年版（《万载县土著志》）、咸丰十年版（《万载县志摘要》）、同治十年版以及民国二十九年版七种，另外还有明成化十二年、嘉靖二十二年、崇祯九年的修志序言。
[2]江西及万载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6。
[3] 全国数据统计来源于林天蔚：《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的“清代地方志分类统计表”，北京图书出版社2006，第40-41页。林天蔚的统计数据中还包括年代未详者90种。
说明：纂修情况的数据，系综合现存万载族谱中93种族谱的新旧谱序、谱跋及历次修谱名单，依次编年统计得出的。族谱存留情况请参考笔者博士论文《祠堂、宗族与地域社会》附录一。
高村位于万载县的西北部，与新昌（今宜丰）、义宁的铜鼓（今铜鼓县）以及湖南的浏阳县接壤。因为其地处两省（湘赣）三郡（袁州、南昌、长沙）之交，所以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期，多次寇乱均以此地为巢穴。居住于高村山湾一带的是李氏宗族，现存与之相关的族谱及家族文献，公藏的有江西省图书馆馆藏嘉庆二年（1797）《高村李氏东房谱》、光绪三十二年（1906）《高村李氏和房祠主册》，以及由包括高村李氏在内万载十七支李氏合修的嘉庆二年《万载李谱提要》、同治十年（1871）《安仁坊李大祠神主册》和民国十一年（1922）《安仁坊李大祠神主田册》。山湾李氏后人保管的光绪三十二年《高村李氏谱（东房）》则是目前所见最为完整的一部，共有8册，除卷首、卷尾之外，分为高、曾、祖、父、身、子、孙、曾、元九目，其中两个曾卷又各有两卷。在光绪谱之前，高村李氏还曾经在同治十二年（1873）续修过一次，但究其内容以及编排体例，都是以嘉庆二年的初修谱为底本的。因此，嘉庆谱无疑是有关高村李氏宗族的一份重要文献。鉴于目前存留的嘉庆二年东房谱是一份残本，所以本文主要使用的材料仍然还是光绪版的《高村李氏谱（东房）》（以下简称光绪谱）。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其编纂过程，可以从中梳理出高村李氏族谱编纂的三个非常明晰的历史过程：康熙后期的谱柢、乾隆中期的发凡，以及嘉庆初年的族谱。每一个历史过程，都记录了高村李氏宗族的一个发展阶段，同时也反映了地域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的大历史背景。
二 康熙谱柢与明末清初的高村李氏
嘉庆初元，当清代万载县第一位进士李荣陛（1727-1800）准备着手全面整理高村李氏的谱系事迹时，可以作为直接参考的，就是他的祖父李菁（1654-1737，字英文）所辑的老谱。老谱内容不多，大体上包括祖先世系的记载，以及绘有祖先坟山的谱图，李荣陛将这些老谱称为“谱柢”，光绪族谱的主修者则称老谱为“旧柢”。
出于其本人于考据的兴趣与素养，李荣陛也对英文公谱柢进行了逐一考证修正，首当其冲的就是谱柢之序：
本家李氏原出西山忠武郡王之后，宋朝时始祖元衡公从上高县石牛渡坪埠分至万载二十四都二图高村里山湾立籍。先朝同修族谱，兵燹之后合族逃散，族谱俱失，故未有昭穆，今略录根枝留传于后。但高邨无阳基阴地，故累代单传不能发丁，后日子孙有能立志另择仁里迁居，更传世代，必要修阴积德，天道报应自获螽斯瓜瓞之兆矣。（宋原误作唐，仁里原作地理。此大父英文公谱柢开端数行，未记年月，大抵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岁以前，亲承曾大父元卿公所讲授者也，后亦随事续记，故墨迹浓淡不一。元衡公为忠武公第七子，江西观察公十一世孙，自宋室南渡避地居万载高村，至明初房祖绍铨公已历十二世，中间七世名阙，谱柢惟举名存者，故数房祖为五世孙云。荣陛识）
李荣陛将李英文所推论的始迁祖迁万时间，从唐改正为宋；又将李英文对于子孙后代拓基辟土的期待，从原来比较偏重于风水的“地理”，改正为更为文雅的“仁里”。
英文公谱柢的其他内容，也存在不少错漏之处。如在记载冷水坑古路凹祖坟山的谱图中，误将祖婆的姓氏搞混等等。如果从考实的角度来看，英文公谱柢对祖先世系的建构与记录确实有疏漏乃至错误之处，这与谱稿散佚，契约文据又被人隐匿不宣等原因有关。但换个角度来思考，谱柢的纂辑，至少表明高村李氏在清朝康熙后期已经开始整理本族的历史。为何英文公会在此时修辑谱柢？当时的高村以及聚居于此的李氏宗族的发展又是怎样的情形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追溯到高村李氏宗族的开基。
1.明代的高村李氏
无论是谱柢所推断的唐代，还是李荣陛考证的宋朝，以及其他族人所说的元末明初，最初来到高村的李氏宗族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已经没有直接的文字资料。李荣陛也只是在考证始迁祖事迹的最后，简单而笼统地追溯了李氏入籍高村的历史：“高村在先无居人，（元衡）府君来自坪埠，舍蜀源，穷幽讨羇，栖龙埠之山湾，稍治庐舍田园，招佃聚邻，丛莽间渐成区宇，其后子孙遂以二十四都民户着籍焉。”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高村李氏族人，是天顺八年（1464）买下上高村冷水坑古路凹坟山的李万春。“据称万春公生于天顺，考天顺八年公买古路凹山契载堂弟五人之多者，可为中证，知其时年已四五十，其生在永乐宣德间矣。”李荣陛此处的考证，极有可能是为了印证明初李氏即已经立籍高村。李万春的父亲李绍铨一共有五兄弟，但只有李绍铨和李绍镰两人在高村立足繁衍，发展成后来的东房和西房，也就是图甲册中的六甲李细牙和八甲李法孙。如果按照族谱另一处地方的记载，“前明天顺时，同祖兄弟仅春、兴两人，同居同业”，那么李万春的生年就应该不会那么早，相应地，东、西两房房祖立籍高村的时间也就不会是在洪武朝，而是要晚一些。
隆庆万历年间，在宁州、万载、新昌交界地带发生了李大銮之乱，政府为了平定这场动乱，发动地方乡勇、义总参与围剿。高村李氏的李果蕃（字凤州，行文五）也参与了平乱，并受到政府旌奖：
明八世祖凤州府君讳果蕃，生值正德嘉靖间。万历初，巨盗李大銮阻守新昌之黄冈，披各州县深山为五峒以扰民。巡抚潘公季驯督五营兵遮贼，各募乡勇为之。先府君导入黎源峒支党所聚处，而守备邓君已袭破老营，贼溃而东，格于途，益败匿，遂进焚其巢。会诸峒亦次第破，盗悉平。知府郑公惇典上府君之劳，得给品服，以尚义良民旌其闾。既而铜鼓设守备，黎源设队长，严田设汛，里中东北晏如。
藉用地方力量以平定叛乱，是江西巡抚潘季驯的一项重要举措。地方力量参与的方式有多种，那些地方上的豪族巨姓，“每族查访平素尚义及家势才力足以压服人心者一名或二三名，有司以礼召至，立为义总”。导官兵入黎源峒支党所聚处的李果蕃，之所以会受到官府的征召，凭藉的更多是个人的出众技勇：“府君智优而多力，琢二石鼓各数百斤，乡里元宵以当纸鼓之戏，常侵夜过绿林徒手毙数贼，贼党畏之故易有功。”就当时的高村李氏宗族而言，至少在李果蕃这一房，还远远称不上是地方的豪族巨户。根据嘉庆谱所追溯的谱系，东房从绍铨开始，一直到果蕃都是世代单传；另据万历十三年（1585）李果蕃与西房所立冷水坑古路凹狮形坟山约据，由其祖父李万春买下的坟山，当时只葬有李果蕃的曾祖妣及果蕃之父母之墓五冢，人丁并不兴旺。所以李果蕃参与此次平乱的身份应该是“乡勇”，其事迹也一直没有被县志所收录。
按照潘季驯的政策，那些平乱有功的“义总”，可以享受到“免伊本身差徭，令其管束一方”的优待与特权。李果蕃作为导兵入山的一般乡勇，除了给予品服之外，没有资料显示他是否也享受到类似的优遇。但李果蕃此次义举对于高村李氏宗族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藉此开拓了一块新的祖产：“府君更于西源浏阳界山邓君立功处，货其地招佃守之，表其名曰邓公岭，于是豺虎之区通人迹矣。”邓公岭的这处祖产，在清代乾隆年间李荣陛前往催督之时，已经是“棚栅连络百十里，侨民资竹纸以生，岁赋主息十之一”的繁荣景象。
除了开拓泰溪源头的邓公岭山场，高村李氏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时，又买下了祖居附近上高村冷水坑山场的一部分：
万历三十一年二月初十，东隅一图彭玖立契：今有父管蓄竹山壹帐并杂柴山壹帐相连，坐落地名冷水坑黄岗竹窝，并荒田租八石在内。因田塅荒芜，年久难以貱粮，托中召到二十四都二图李处承买，当议丝银五两正入手完粮云云。计开东水漕，南至茅栗岭脊，北至黄毛岭大路，西至九□尖观界。见卖叔秀才彭大管，中人卢唐五、厉十，辛明续，易四三，须凡生，徐廷奉，陈国六俱书押，印。加新印。
这则契约比较引人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卖主的籍贯乃是县城东隅一图的彭玖，而高村远在僻壤；其二，彭玖卖山的原因，是田塅荒芜，年久难以貱粮。这也意味着，高村李氏宗族所居之地，其周边很多田产山场，其所有权都曾是县城或其他都图甲户所拥有。但是在万历年间，出于规避完粮风险等原因，开始出现转让田产山地的现象，并一直持续到崇祯年间。
2.清初的高村李氏
明末清初时期的高村，印象深刻的是不时的天灾人祸。据载：“丁明之季多怪变，地震水患，河垅数易”；“崇祯九年、十年五月，并大水冲坑，田地土压为山，低洼者水刬为河，民房荡洗甚众。十五年五月复大水，麻栅邱仰寰聚众结寨天井埚，行劫破城一十三次，至甲申四月方受抚。”待到清初，“顺治三年丙戌夏秋大旱百有余日，赤地千里。四年丁亥春大水奇荒凡六阅月，百姓饿死枕籍，白骨如山，谷每石八九两，米每斗一两八九钱，民多阖户死者。”康熙十三年，棚民朱益吾聚众倡乱，对万载乃至袁州府都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与破坏。在这种动乱与天灾频仍的境况下，幸免于难的地方居民，或“间起为盗”，或“挈家辗转”。高村李氏东房一支则在此逆境之下，反而获得了发展的契机。
契机之一在于李天晓（1663-1684，字元卿，行金二）将本保豪家废弃的神灵请回了家中供奉。据族谱中所载：
处士年四十未举子，念无可致力者。保社为康公庙龟石湾，冀以御厉。豪家集众毁之，弃神于水，处士戒勿与校，迎像祀家中。本朝初定鼎，县犹属偏隅，处士营小庵宅右凉坑口，塑金仙像，招僧化人于善。顺治三年、丁亥大荒，里族多死，而灭神之众斩焉。处士以重价售枞阳米负归，延活仅数口，所娶黄孺人逝，弟天枢亦逝，孑然顾影，将遂为僧。亲友交劝，谓后嗣事重，羸侄不可恃，亦梦大翁戒之，处士乃洁斋集道流为醮章，追荐诸酷死者，因以卜可否于天。计日化楮财，值阴雨，处士匍匐仰天自讼，风忽转霁日晒场以卒事，溪雨如故也。年四十五乃娶辛孺人，又二年举一子，处士喜曰：吾家待之重生也。故以为小字，即英文公也。复举一女，适杨，亦为烟竹一族祖。
透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迎像祀家中”这一举动对于高村李氏东房的意义。正是因为有此举动，年过四十的元卿公不仅安然度过了丁亥奇荒的天灾，还老来得子，延续了香火。后来能够发展到分衍为六房，此次迎神之举而得到的神灵庇佑，可谓至为关键。但是这段材料除了讲述了一个“神佑信众”的故事，也反映了地方权势格局的递转。
据李氏宗族的后人援引当地道士的说法，在明末清初的动荡时期，李元卿迎回家中祀奉的神灵，是原来供奉在保社康王庙中的“大保英烈康王”神。康王庙是江西境内比较常见的神庙之一，关于其祀奉的主神康王，宋代以来众说纷纭，有周康王、楚康王、康保裔等诸多说法。高村李氏宗族认为他们所祀奉的康王是宋代名将康保裔。抛开康王神的身份不予讨论，对于地方社会而言，康王庙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保障一地之平安。何安娜（Anne Gerritsen）在吉安的田野考察中，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多个村庄，他们把康王看作该地域的保护神（本方里主或本方福主）”。这种信仰的源头，应该是宋元时期在基层社会曾经实施过的某种制度。在赣南信丰县的安西乡，“康王福主”也被乡民称作“三堡老爷”，分别与安西的行政区划上堡、中堡、下堡对应。高村的康王庙最初是建在龟石湾的龙陂，所以又称龙陂祠。“道流疏本家籍贯仍云龙陂祠保山湾居住，沿宋元旧柢也。”因此，“大保”除了表示康王的神号之外，还意味着地理空间与信仰空间的划分。康王庙的修建，其经费也主要来自保内民众的捐资，通常地方上的豪族巨户会在其中发挥主要的作用。
但就是这么一位与地域社会有着密切联系的神祇，却在明末动荡时期，被当时的“豪家”“以不利己宅，乘盗四起辄毁庙投像”。待到清初李氏宗族因为将神迎祀家中而备受庇佑，而那些曾经抛弃过本保神祇的“豪家”则已经是“灭无遗口”。有此效果显著的因果，自然引得“本保人愈争事神”，但此时对于本保神祇崇拜的主导权，已经从往日的“豪家”转移到了高村李氏的手中。
刚刚将康王庙被废弃的神祇迎回来的时候，李元卿还是在家中祀奉。到了清初，经历了丁亥奇荒，同保之人又争相事神，于是李元卿在祖居附近的凉坑建了一座建福庵，募僧住持。顺治十六年（1659），李元卿携其子李英文，并族弟李继武及男孟春，“一族两支仅得四人”，募化乡众五十人一起塑造了护法韦驮尊者像，希望可以藉诸佛力，普度因丁亥奇荒而去世的乡民。重新建立的这座建福庵，不仅成为本保民众的信仰中心，也成为当地漕运军户的崇祀对象。“康熙四年乙巳，袁州卫丁姚奉明、易魁明舟行大江，遭飓危甚，恍惚间一客来，为经理获济，问姓名惟言寓居万载高邨里。比二子来谢，遍问无其人，偶入凉坑庵，见尊者像与客肖，惊异，为制龛刻姓字而去。”
正是藉着迎神、建庙的举动，高村李氏成功地掌握了地方信仰体系的主导权，从明末备受豪家曲侮，发展为清初的取而代之。
清初高村李氏宗族获得的另一个发展契机，就是兵燹过后的里甲重整。康熙十三年，宜春棚民朱益吾在三关九图一带起兵，响应吴三桂的叛乱，给地方社会留下“甲寅兵燹”的深刻记忆。此次动乱“起于宜，肆毒于万”，虽然战事主要集中于万载的三区、四区，实际上全县六区均遭到程度不一的破坏。大量田地荒芜，人口流失，甲寅之乱对地方原有秩序是一次全面冲击。因此，当动乱平息之后，地方官员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招揽流亡，以尽快恢复地方秩序。
在地方官员的大力招徕之下，一些逃离各地的万载百姓纷纷回到故里，也有一些异邑农佃闻风而来，结茅开垦。僻处偏隅的高村，也经历了因战乱带来的甲户逃绝，以及乱平之后的秩序重建。在这个过程中，高村李氏宗族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族谱中的传记讲述了李元卿中年所得之子李重生，在动乱前后经历了逃亡、返乡的故事：
府君讳菁，字英文，小字重生，姓李氏，居万载之高村里，单传累世矣。生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为儿童志趣不凡，弱冠已任事。康熙十三年耿藩倡逆，宜春棚民朱永胜因之盅众，里中无赖竞起，府君随族人造其穴，谕以逆顺祸福之说，甚辨。既归，贼愧且忿，引兵蹑其后，族人遇害，府君趋间道得免，挈家辗转分宜、上高山谷间，自托于强宗。十七年贼平归里，时县境大半莽为墟，高村上下数十里惟李氏一户，合户之壮惟府君一人。知县事广宁常侯维桢，山东刘侯体元前后多其才，并旁里委之，府君为之悉心经理，招徕流氓，抚绥疲户，堵御余孽，劝化宿顽，季年乡户完复，无追呼之扰。
在这段故事中，比较有意思的细节是朱益吾倡乱之后，高村和李氏的反应。因为地处僻远，所以一直以来官府比较头痛的问题是，不能区分到底谁是贼寇？谁是窝户？谁是良民？万历李大銮之乱时的“义总”政策之所以会出台，就是官府要与贼寇争夺这批“山居之民”。但历次盗乱都无法避免山居之民加入盗贼现象的出现，前引《元卿处士述》时就已经讲到，明末清初天灾人祸频仍之际，“民贫病，间起为盗”。这次的康熙甲寅之乱也未能例外，“里中无赖竞起”，高村的一些居民也成为山贼。因此，传文中记载了英文公“随族人造其穴，谕以逆顺祸福之说，甚辨。既归，贼愧且忿，引兵蹑其后，族人遇害，府君趋间道得免，挈家辗转分宜、上高山谷间，自托于强宗”，强调了李氏宗族与贼寇之间的区别。而这也为康熙十七年李英文重新回到高村，并以本图独存甲户的身份，完成承差其他甲户、招徕安置外来移民的一系列举措，提供了一种正当性与合法性。
康熙十七年以后李英文在高村的经历，反映的是当时万载县对图甲体系进行重新整理的历史场景。对地方图甲体系的整理，就官府而言是完成赋役任务的保障之一。对于身处图甲之中的民众而言，这样的整理工作，也可以成为其发展壮大的有利时机。李英文之所以能够在战乱之后受到多任知县的青睐，委以保正之职，一方面是固然是“高村上下数十里惟李氏一户，合户之壮惟府君一人”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应该也李氏宗族在高村的居住历史不无关系。早在顺治年间，过往的那些豪家已经户无遗口。而李英文负责招徕的流氓、疲户、顽户等人群，大多应该都是万历以后，甚至是清初迁入的。在这种背景之下，虽然父亲元卿公双目失明，李英文“仅据醮簿及父老口传为手柢”，不仅是为子孙留下一份昭穆次序的依据，也是在强调高村李氏开基、入籍历史的久远，以及这种历史在重整的地方秩序格局中的重要性。
（原载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5—170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