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之争：以十八世纪婺源詹氏为中心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卜永坚
一、楔子
笔者读明清家谱的序跋时，或多或少做了“迎接沉闷”的心理准备，预计总会碰上满纸“水源木本”、“敬宗收族”之类的套语。不料，刊行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庆源詹氏宗谱》，首篇序言，其深重的危机感和鲜明的战斗姿态，跃然纸上：
吾始祖黄隐公四世长孙云烟公子小八公，自庐源迁筑庆源，世为宗子。唐宋迄今，千有余年。嘉靖统宗谱，五世合编，大宗小宗支干，犁然彚别。万历间（1573-1620），庐源改造宗谱，颠倒弟兄。国朝雍正乙卯（十三年，1735），又转因袭承讹，中多鱼目，一时不可再问……庐源实为欺祖！……今乾隆辛丑（四十六年，1781），庐源又复邀修统谱，我派孙子素明尊祖大义者，恐族大支繁，夙被所愚之人，仍蹲故辙，爰于壬寅（乾隆四十七年，1782）孟夏，约集远近宗支，开局祖祠，特于嘉靖谱底汇出云烟宗派，厘其支裔……凡四易稿、三更裘……乾隆乙巳（五十年，1785）三月既望，裔孙建邦百拜序。
看来，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孰为宗子的纷争，从嘉靖、万历到乾隆，已延续二三百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进入庐源、庆源詹氏谱牒冲突的细节之前，有必要作简短的学术史回顾。谱牒是彰显地方社会面貌的重要史料，这不仅已经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共识，而且利用谱牒所作出的研究，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例如郑振满利用大量明清时期福建地区谱牒，描述明清时期福建宗族的“继承式”、“依附式”、“合同式”等三种形态，并提出宗族组织与地方社会互动而产生的宗法伦理庶民化、基层社会自治化、财产关系共有化的社会变迁趋势。刘志伟、科大卫（David Faure)亦分别利用广东地区谱牒，探讨明清时期广东的国家—社会关系，其中赋役制度演变、沙田开发、士绅活动等等，无一不涉及宗族制度。在王朝统治时间更长、士绅化程度更高的徽州，谱牒作为研究徽州地方历史的重要性，就更加不言而喻。叶显恩利用徽州谱牒探讨明清徽州社会的特殊形态——佃仆制度；中岛乐章也利用谱牒及家族文书来探讨休宁县茗州吴氏的发展及其与当时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本文研究婺源县两处詹氏在编纂谱牒时的冲突，目的不在判断各支詹氏房派之间的是非曲直，而是从明清时期徽州的历史脉络中，把握婺源各派詹氏编纂宗谱的过程。换言之，本文利用谱牒来理解历史，也通过历史来理解谱牒。
二、婺源县境内的庐源与庆源
婺源县是明清时期徽州府辖下六县之一，位处徽州府南端。1934年民国政府围剿江西苏区红军期间，为方便行政，将婺源划入江西。此后，婺源返皖的呼声不断，但婺源至今仍隶江西省。今天的婺源县，隶属江西省上饶市。本文研究的庐源与庆源，都位于婺源县北部。
“庆源”至今仍存，居民仍以詹姓为主。十七世纪末，出身庆源詹氏的生员詹元相，留下了一部极富社会经济史价值的《畏斋日记》。当代出版的《江西省婺源县地名志》，其有关“段莘人民公社”的部分，提及该公社辖12个大队、104个生产队、79个自然村，其中“庆源”就是一个大队，庆源村则是“唐广德间（公元763-764年），邑内庐坑詹姓建村”。当代出版的《婺源县志》，亦把庆源登记在段莘人民公社内。可以说，庆源村的历史相对完整。然而，庐源却是另一回事。
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庐源属于婺源县北部的浙源乡孝悌里第十三都，由于该志有关“坊都”规划的记载，最晚提及乾隆九年（1744），可见“庐源”最晚在乾隆九年（1744）已经存在。奇怪的是，这本《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内的地图，是民国年间绘制，不为不详尽精确，在“北三区舆图”内，浙源乡孝悌里第十三、十四都大部分乡村或重要地点都有标出，但却没有“庐源”。在《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内，“庐源”见于“坊都”的文字记载，却不见于地图的记载。当代出版的《江西省婺源县地名志》，其有关“浙源人民公社”的部分，提及该公社辖6个大队、66个生产队、62个自然村，并没有“庐源”名目。之后出版的《婺源县志》，其第一章《建置区划〉有关浙源乡部分，基本上沿袭了《江西省婺源县地名志》记载，提及浙源乡所辖62个自然村，也没有“庐源”名目。可是，近代中国的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就是祖籍庐源。这如何解释？笔者没有很好的答案。但是，由于《庆源詹氏宗谱》及《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都说庆源詹氏来自庐源詹氏（详下文），而据《江西省婺源县地名志》，庆源村是“唐广德间（763-764），邑内庐坑詹姓建村”。然则“庐源”是否就是“庐坑”？笔者就此问题请教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教授，他指出：婺源方言中，“坑”与“水”同意，因此“庐源”就是“庐坑”。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庐源”定位于清朝婺源县北部十三都境内（参见图1、图2）的“庐坑”。
资料来源：《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2《疆域》，“北三区舆图”。（“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60-61页）
资料来源：婺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婺源县志》，档案出版社，1993；《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2《疆域〉，“北三区舆图”。（“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53-54页。图中的数目字分别代表：(1)庐源、(2)西安（即西岸）、(3)龙湾（即新桥湾）、(4)秋湖（即秋溪）、(5)察关、(6)桃源，参见《婺源县地名志》第35、25、36、94、69页。这六派詹氏联合编纂《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
婺源地形，素有“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之称，东北部尤其层峦叠嶂。同处婺源东北的庐源、庆源两地，相距不远，从地图上计算，直线距离为10公里。本文研究的詹氏谱牒纷争，其地理脉络，大致如此，但是，詹氏谱牒纷争的历史脉络，则复杂得很。
三、《庆源詹氏宗谱》与《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
从本文楔子引述的《庆源詹氏宗谱》詹建邦序言看来，这本宗谱之所以面世于乾隆五十年（1785），是因为庐源詹氏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编纂宗谱，意图延续“改造宗谱，颠倒弟兄”的“欺祖”行为。庆源詹氏觉得不能坐视不理，遂亦于翌年即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纂宗谱，以资抗衡。所谓庐源詹氏“改造宗谱，颠倒弟兄”，“欺祖”云云，究竟所指为何，下文将有详尽分析。这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庐源詹氏编纂宗谱，确有其事，但不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而是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由“庐源、西安、龙湾、秋湖、察关、桃源等派裔孙”正式刊行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这六派詹氏都位于婺源县东北部，基本上对庆源詹氏形成半包围（参见图2）。当然，这场纷争不是军事冲突，而毋宁说是文化战争，因此我们不应用军事地理的思维来判断双方形势之优劣。
如果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庐源詹氏由六派组成，则同期的庆源詹氏又如何？《庆源詹氏宗谱》有三十四世孙詹廷芳序言：“……适宗人某某，弗惮烦剧，蒐葺联谱，予派亦乐从。”可见庆源詹氏同样亦不只是庆源一村的詹氏，而同样也是跨越村落的集团，可惜这位詹廷芳属于哪一派，他自己亦未说明。鉴于《庆源詹氏宗谱》提及的支派名称及地名繁多，又不像《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那样在序言中列明支派的地望，而中国县级以下地名相同者实在多不胜数，要仔细辩证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庆源詹氏集团的成员，恐非本文篇幅所能照顾。因此，笔者暂时只能把庆源詹氏集团的成员这个重要问题，一笔带过：从《庆源詹氏宗谱》的目录看来，属于庆源詹氏集团的成员，不在“分迁”之列而确知位于庆源村附近的，至少有：汪溪、胡资田（即胡思田）、大秋岭、溪迸。总之，只要我们意识到詹氏各派分裂为庐源、庆源两大阵营，就已足够。本文以下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1）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的纷争是什么？（2）为什么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会发生这样的纷争？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即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的纷争是什么，并不困难。笔者根据《庆源詹氏宗谱》、《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绘制了二谱的早期谱系图(见图三、图四)，双方的纷争，可谓一目了然。两本宗谱都提及第三世詹伯高生有三子，也都提及第三子为云气公，尽管两本宗谱对于云气公的名字记载不一，但云气公排行第三，并无歧义。歧义最大的，是云烟公詹显和云岳公詹善的排行。在《庆源詹氏宗谱》里，第四世嫡长子是云烟公詹显，也就是庆源詹氏开基祖小八公詹盛的父亲，云岳公詹善排行第二。这样，假如婺源县北部各个詹氏要算成一个宗族的话，则云烟公、小八公父子以下的庆源詹氏，自然就是嫡派宗子。相反，在《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里，第四世嫡长子是云岳公詹善，云烟公詹显排行第二。这样，假如婺源县北部各个詹氏要算成一个宗族的话，则云岳公以下的庐源詹氏，才是嫡派宗子。这时，我们就明白，为何本文楔子引述的《庆源詹氏宗谱》詹建邦序言，谴责庐源詹氏“改造宗谱，颠倒弟兄”，犯“欺祖”之罪。我们也明白，为何詹建邦序言开首就说庆源詹氏“世为宗子”。所以，回答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各自宣称是詹氏嫡派宗子。
资料来源：《庆源詹氏宗谱》卷1《庐源祖系》，页1b-2a。
资料来源：《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卷1《新安庐源祖系〉，页1a-1b。
但是，要判断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究竟哪派是宗子，则不容易。不用说，《庆源詹氏宗谱》和《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都引述大量早期谱系的序跋，只是，收入十八世纪刊刻的、有鲜明立场的谱牒中的早期序跋，不无真假难辨之虞，而詹伯高亦非程灵洗这类有正史可稽的人物，要考证他儿子云岳公詹善、云烟公詹显的排行，殊觉无从入手。因此，正如笔者在本文开首所说，本文不打算判断双方的是非曲直，而尝试解答第二个问题即为何会发生这样一场纷争。
回答第二个问题，有很现成的答案：成为宗族的嫡派宗子，就等于占据宗法制度内的最高位置，由此而带来的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利益，都是巨大的，因此是值得争夺的。虽然我们对于当时这两派詹氏的历史所知无几，但至少可以推测：成为嫡派宗子的房派，不仅其成员与有荣焉，而且管理宗族、享用宗族公有资源时，自然就名正言顺。日后打起官司，也更加理直气壮。换言之，合法性这种文化资源，能够为房派带来莫大的社会、经济利益，或至少能够提供保护。但是，这个答案只解释了纷争双方的利益动机，未能解释这场纷争的机制与过程。就此而言，最重要的线索，仍然是《庆源詹氏宗谱》詹建邦序言。容许笔者再度抄录其序言：
嘉靖统宗谱，五世合编，大宗小宗支干，犁然彚别。万历间（1573-1620），庐源改造宗谱，颠倒弟兄。国朝雍正乙卯（十三年，1735），又转因袭承讹，中多鱼目，一时不可再问。
原来，这场纷争的机制，就是编纂宗谱，建立文本，从而建构自己的合法性。
也许，先做做文抄公，把两本族谱的序跋抄录出来，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刊行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庆源詹氏宗谱》，凡有五篇当时庆源詹氏成员的序跋：詹建邦序、詹大衡序、詹裕基序、詹廷芳序、詹仰谟跋。这五篇序跋都写于乾隆五十年（1785），四篇序为行体，是作者自书（至少没有说是作者之外的人书写），跋为以隶写篆的“天发神忏碑”体，足见这五人都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在四篇时人序言之后，才开始刻录前代序言，相当整齐。
可是，《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就显得体例不周，结构混乱，该谱凡五函二十册，不为不多，除中间18卷外，另有《卷末》，还有篇幅长达两册的《卷首》。《卷首》第一册凡97篇，第一篇为唐元和四年（809）“裔孙敬从、汇芳”序言，之后除各种谱序外，又有各种诗歌（西安四景诗）、记（如《天乐堂记》）、赋（如《詹孝子赋》）、赞（如《梘田文灿公像赞》）、墓志（如《察关远祖墓志》）、敕（如《忠勇祠敕命》）等等。到了《卷首》第二册第二篇，才是庐源、西安、龙湾、秋湖、察关、桃源六派詹氏成员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所写的序，可是这批成员只自称“余等”，连名字都欠奉。第二册第一篇序言作者、婺源县儒学教谕曹仁风，竟然也没说请他写序的庐源詹姓成员究竟是谁。接着这两篇序言的，是36篇文章，也是包括各种传、序、诗歌、名录、户籍记录、坟墓记录等。第二十册卷末，又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由巴东县知县梁巘以“年家眷弟”身份、为“詹泰”这位“吾郡友人”所写的《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後跋》，若只看这里，就会得出当今图书馆目录所谓刊行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印象。实际上，根据第二册最后一页“念五公”支派的詹华盛、詹锡贵、詹锡荣、詹锡德四人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序言，而抄写此序言的是“婺邑莘源汪均木”，字体甚为拙朴，谓编纂宗谱工作早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就开始，当时，“庐源大开谱局，邀集我宗支”，可惜，“奈年深日久，世数难以考实，更加支丁渐衰，又值时势艰难，贫乏者多，无可措办捐资敷费”，由于这重重困难，所以终于等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才正式刊行。 以上把《庆源詹氏宗谱》、《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比较一下，无论从编辑体例还是序跋内容来看，庆源詹氏的文化水平都高于庐源詹氏。
两派詹氏成员的文化水平高低不是本文关心的问题。正如前述，本文关心的问题是两派詹氏成员的谱牒纷争的机制与过程。本文认为，这场纷争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而转折点则出现于明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20）、及清雍正十三年（1735）三个时期。
据《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卷首的《詹氏历世修谱名录〉，就明嘉靖时期而言，庆源的詹伯相编纂《本宗谱》，庐源的詹时珍、詹时敬编纂《本源录》，两件事都发生于嘉靖戊申（二十七年，1548）。如今这两本谱牒均已不存。本来，编纂刊行谱牒的年份，似乎没什么文章可做。但庐源及庆源詹氏分别刊刻谱牒的嘉靖二十七年（1548），距离《新安名族志》的刊行，仅早了三年。面世于嘉靖三十年（1551）的《新安名族志》，对于十六世纪及之后的徽州地方社会秩序建构而言，是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程尚宽于嘉靖三十年（1551）为该书所写的“引”指出，该书由十六世纪徽州文化精英如郑佐、洪垣等发起，由戴廷明等“勤勤蒐辑，垂十年矣”。这意味着，《新安名族志》编纂一事，徽州各处风闻已久，也等于掀起了徽州地区编纂谱牒的首次高潮。庐源及庆源詹氏分别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刊行的谱牒，可说是《新安名族志》“文化工程”这个独特历史脉络中的产物。
《新安名族志》是对于徽州地区著名宗族的全面普查与登记。其编纂、筛选过程当然也受到当时徽州地方社会各种权力关系的影响，但由于此书性质上不是一姓一村的私谱，所以其“客观公正”的程度，仍然较高。《新安名族志》提及婺源县詹氏，凡三派，庐源詹氏“（黄隐）传四世曰善（即詹善），仕唐……五世为诚遇”，庆源詹氏则“唐有讳盛者（即詹盛）始迁于此（庆源）”，秋湖詹氏则“出云岳公（即詹善）之后”。这样看来，刊行于嘉靖三十年（1551）的《新安名族志》，把庐源詹氏与秋湖詹氏视为同宗，且把詹善视为庐源詹氏的宗子。对于庆源詹氏，《新安名族志》的记载相当暧昧，没说詹盛与詹善有何关系。如果严格按照字面意思考究，我们甚至可以说，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有无宗亲关系，都成疑问。何况，《新安名族志》后出于庆源詹伯相编纂的《本宗谱》及庐源詹时珍、詹时敬编纂的《本源录》，而《新安名族志》编纂者必然无法仔细调查，只能抄录现存谱牒或访问当时在世的各族绅耆，则就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的纷争而言，《新安名族志》的这种记载，显然是不利庆源詹氏的。难怪《庆源詹氏宗谱》的詹建邦序言提及嘉靖年间的谱牒编纂时，语焉不详，只说“嘉靖统宗谱，大宗小宗支干，犁然彙別”，始终没说谁是大宗谁是小宗。
但是，詹建邦紧接着说：“万历间，庐源改造宗谱，颠倒弟兄。国朝雍正乙卯（1735），又转因袭承讹”，这应该是指庐源詹文元、詹文中二人于万历乙酉(十三年，1585)编纂宗谱，及雍正十三年（1735）庐源詹一斌等五人编纂宗谱两件事。但是，嘉靖三十年（1551）刊行的《新安名族志》，已承认庐源詹善为黄隐公的第四世孙，则庐源詹氏为嫡派宗子，似已成立。庐源詹氏似无必要“改造宗谱，颠倒弟兄”。
更加可能的情况应该是，拜历时十年的《新安名族志》文化工程所赐，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都开始编纂宗谱，并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即《新安名族志》面世前三年推出各自的宗谱，各自宣称是婺源县詹氏的嫡派宗子。嘉靖三十年，《新安名族志》面世，其有关婺源县詹氏的记载，是有利庐源詹氏、不利庆源詹氏的。虽然如此，庆源詹氏已建构了自己为婺源县詹氏嫡派宗子的主张和文本，当然没有轻易放弃或认错之理。于是，约三十年之后，庐源詹文元、詹文中二人于万历十三年（1585）编纂宗谱，自然要驳斥“庆源詹氏为婺源县詹氏嫡派宗子”这种说法，强调庐源詹氏才是婺源县詹氏的嫡派宗子。庐源詹氏的这种反击，自然在庆源詹建邦的笔下就成了“改造宗谱，颠倒弟兄”的“欺祖”行为。此后，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继续“各自表述”，各自强调自己才是婺源县詹氏的嫡派宗子。雍正十三年（1735）庐源詹氏重编宗谱，在庆源詹建邦笔下，自然是“又转因袭承讹，中多鱼目，一时不可再问”。到了乾隆四十九、五十年间，庐源詹氏、庆源詹氏又展开新一轮的族谱编纂竞赛，于是有《庆源詹氏宗谱》、《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之作。
四、总 结
《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收录了庐源詹氏集团成员詹永宁万历十六年（1588）的“审异致同谱序”，其中几句，把类似本文处理的谱牒纷争的情形，描写得入木三分：
历世远而支派蕃，中有显耀者弗式其梓里，微弱者率忘其本宗，由是以疑传疑，以讹传讹，自迁徙而诖误门地，由变故而诖误迁徙，出继入继，改姓附姓，踵弊多端，尤难测识。间有阴行己私而文饰焉者。
笔者反复强调，本文重点，不是判断庐源詹氏和庆源詹氏孰为詹氏嫡派宗子，而是理解这场纷争的过程与机制。本文把这场纷争追溯至十六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新安名族志》编纂及刊行期间，嘉靖二十七年（1548），庐源詹氏和庆源詹氏都编纂自己的宗谱，都宣称自己是詹氏嫡派宗子。其后，万历十三年（1585）、雍正十三年（1735），庐源詹氏重编宗谱，继续驳斥庆源詹氏，而强调自己才是嫡派宗子。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庐源詹氏再编宗谱，庆源詹氏亦于翌年开始编纂宗谱。于是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之编纂（实际刊行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及乾隆五十年（1785）《庆源詹氏宗谱》之刊行。这样算来，这场有关嫡派宗子的纷争，其纷争过程长达二、三百年，其纷争机制则是编纂宗族谱牒，以文本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当然，文本的建立或曰谱牒的刊行，是能够巩固宗族势力的，但是，能够建立文本、刊行谱牒，这本身就是宗族集团力量的结果。究竟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的内部权力结构、经济基础等是怎么一回事？双方除了竞相编纂宗谱打笔战之外，会不会还曾经相互诉讼、械斗等等，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这两派詹氏的谱牒纷争，表面上是争论谁是嫡派宗子。但对于徽州历史稍有涉猎者，都知道明清时期徽州的大姓小姓矛盾，非常普遍，曾不因雍正年间开豁世仆的圣旨而有所缓解，则庐源詹氏、庆源詹氏争做嫡派宗子，是否也是大姓小姓矛盾的一种表现？这个可能性，我们不能排除。但是，笔者浏览《庆源詹氏宗谱》、《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所见，发现双方并没有说谁是小姓，只是互相指责对方“欺祖”、“颠倒弟兄”、“阴行己私”等等。不过，嫡派宗子的角色，顾名思义，只能由一派承担，则落败者自然就低人一等，即使短期内没有沦为小姓、世仆的危险，长远而言，这种危险却是存在的。正因此之故，徽州各处宗族都孜孜以宗法伦理的正统性为念。《庆源詹氏宗谱》和《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序言中反映出来的危机感与战斗姿态，也正是十八世纪徽州地区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
（原载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0—343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