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反思：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研究（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志毓

导言

1924-1927年，在中国现代史上被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时期。1924年，偏居广东的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毅然“联俄”，改组，建立党军，实施扶助农工等一系列激进革命路线，继而发动“北伐”战争，夺取了全国政权。然而在其势力方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时，蒋介石、汪精卫就相继在上海和武汉“清党”、“分共”，抓捕、诛杀共产党员与激进青年。国共从此分裂，进入漫长的军事斗争时期。中共在经此屠杀后转入农村，开始探索工农武装割据，最终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国民党则在22年之后，彻底丧失了大陆政权。

1924-1927年间，是国共两党从合作走向斗争的分水岭；是中国“党治”政治的开端；中国的革命文化、革命传统从这时兴起；“大革命”中的农工运动所爆发的巨大而无序的力量，既让国民党感到恐惧，也让共产党看到了希望；而“清党”和“分共”，则像一把双刃剑，既伤害了中共、又伤害了国民党自身，使国共两党都改变了面貌，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国民党为何选择联共又最终分共？从联共到分共，国民党经历了哪些成败得失？这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迄今六十余年来，研究者不断追问的问题。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产生了大量的史学研究成果。当我们试图继续推进国民党研究时，首先需要认真对待以往的研究成果。而鉴于国共两党在“党国体制”上的相似性，和在权力及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关系，对于“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评价，实际上又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出——中国大陆历史学界对当代中国“党国体制”的理解，和对于中共及中国共产主义道路的评价，因此更值得我们去进行回顾与反思。

中国大陆史学界对“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1949年-1979年，在这三十年中，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缺乏客观研究国民党的条件，几乎没有关于国民党的客观的学术研究；（二）1980年到1989年，这十年间涌现出许多专著和论文，其研究视角大多是从中共党史出发，对国民党的研究仍比较薄弱，但试图独立于中共党史叙述、从国民党角度出发的研究却在这一时期起步，包括一些重要史料的编辑出版工作。80年代国民党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和所使用的语言，大多还带有鲜明的阶级斗争和党派对立模式，例如：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是什么？——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的革命联盟、还是资产阶级政党？广东政权、武汉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国共合作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国共合作的形成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等等。（三）1990年至今，这段时期是国民党研究日益深化、客观化和蓬勃发展的时期。

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整体环境经历的深刻变迁，史学研究也相应出现很多变化。曾经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的视角、方法和语言，渐渐淡出了民国政治史研究。90年代中期以后，很少再有学者会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的思路与语言来研究中国国民党，或者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来描述国共斗争。取而代之的，是淡化意识形态分歧，强调实证的研究方法，注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呈现。同时，因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大陆学者可以越来越容易的接触到台港和海外所藏的丰富史料。这些外部环境变化，为政治史研究打破禁忌、获取资料、不断走向客观和深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出版了大量有关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研究论著。一些研究根本改变了以前人们对于国民党和国共关系的理解，提出了新的视野和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通史类著作，如张海鹏主编、王奇生编著的《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作者在自身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吸收海内外史学界最新成果，对一些长久以来几成定论的问题，如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等，加以重新深入探讨，提出新的观点，特别是对于国共两党组织形态和革命文化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这一时期国共关系演变和“党治”文化兴起的认识。李新总编，罗志田、杨天宏、冯筱才、何艳艳著《中华民国史》第五卷（1924-1926），杨天石、牛大勇等著第六卷（1926-1928），搜集了海内外大量公私档案和文献，力图客观揭示历史进程，再现历史本来面貌。第五卷的作者并明确指出，该书为“民国史”而非“中共党史”，将尽量多从国共两方面而不是从中共一方面去考察，同时较多侧重苏俄带来的新型政治运作方式对中国政治带来的影响。

专题类研究，如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收录了作者关于这一时期的很多重要论文。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运用了国共双方大量可靠、详实的历史资料，全面论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发展，其中有大量篇幅涉及“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李玉贞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以苏俄和国民党各自利益诉求为分析主轴，运用俄罗斯国家社会历史档案馆原始档案等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全面探讨国民党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关系演变的来龙去脉，解决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反传统政治史研究集中于高层政治的视角，研究国民党基层政治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态，不但丰富和深化了国民党研究，也打开了新的历史视野。

此外，还有许多关于国共合作的专著和数量庞大的论文。对于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也取得很大进展。除孙中山研究一如既往受到重视之外，随着台湾“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总统文物》、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所藏《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蒋介石成为海峡两岸政治人物研究的新热点，诞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对于廖仲恺、汪精卫、孙科、谭延闿等许多“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研究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对比80年代以前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巨大变化。有些之前广受关注的问题，在90年代以后得到了持续的关注，但研究的视角发生了很大转变，还有些问题则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一个大的趋向则是，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化，力求客观、深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实证研究态度受到鼓励。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多元发展的趋势，社会史、心理史、新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被广泛吸收于政治史研究，使“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研究成果显著，成为反思中国现代政治和革命历程的有效参照。

一. 从国共斗争到国民党内派系斗争

在过去三十年中，国民党研究日益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叙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观察中国现代史的独立视角，国民党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其内部的复杂性也得到了日益深入的认识和揭示。正如金以林在《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一书中指出：“国民党这个团体，成员本来十分复杂，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冲突”，他用“派系政治”来概括国民党高层政治的特征，虽然不可否认，这种派系政治一直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如今，对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复杂性的认识已成学界共识，在“派系政治”的视野下，许多发生在1924-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以往多被理解为国共斗争的事件，近二十年来，也在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框架下，得到了重新阐释。

例如中山舰事件，这一在国民革命时期改变了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之间力量对比的重要事件，传统的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多将其解释为国共斗争的一个回合。在中共党史叙述中，中山舰事件被认为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左派、打击中国共产党的事件；是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等国民党右派分子所精心策划的一次反苏反共和反对国民党左派的反革命事件。如今，这一观点已不被大多数学者所采纳。罗志田等人所著《中华民国史》第五卷（1924-1926）就从国民党派系“新陈代谢”的角度，而非国共斗争的角度论述中山舰事件。而早在1988年，杨天石已撰文对那些“阴谋论”观点提出了挑战，指出，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与汪精卫、季山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中山舰事件是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阴谋说，不能成立。第二，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命令，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诬陷李之龙，蒋介石蓄谋已久的阴谋之说，也不能成立。中山舰事件是在蒋汪矛盾逐步升级的情况下，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多疑的心理，散布苏联顾问拟联合汪精卫、利用俄国船只强虏蒋介石去苏联受训等谣言，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又出面假传蒋介石命令,诱使李之龙出动军舰，以便和谣言相印证。而蒋则相信“摆布”、“陷害”他的核心人物是汪精卫，遂导出了令人震惊的中山舰事件。之后，杨天石又发表《中山舰事件之后》、《中山舰事件三题》等文章，对中山舰事件之后，汪精卫为何突然隐匿、继而悄然出走，蒋介石为何一路顺风掌握国民党和军队最高权力，在对蒋妥协退让的过程中苏联顾问的意见如何，中共中央起了何种作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李玉贞编译的《从俄罗斯密档看中山舰事件》一文，印证了杨天石对于中山舰事件发生过程、事后汪精卫为何隐匿、出走等问题的看法。

重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并非忽略国共斗争，而是在国共斗争的背景之下，强调对国民党内部复杂性的认识。事实上，对共产党的态度，一直是国民党内派系分裂的重要因素。杨奎松指出，从1925年3月至11月的九个月间，国民党内三度发生严重分裂，其原因无一例外与怀疑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有关，一部分国民党人因反对阶级革命或因担心“党权”旁落，主张“分共”，而导致了国民党的分裂。杨天宏更深入分析了苏俄在国民党内划分政治派别的过程。对于1927年的国共分裂，以往学者也多强调国民党反共、“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的一面，认为以“四·一二”政变为起点的国民党清党运动，其目的就是肃清共产党的势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恢复右派在国民党中的权力，清党就是“清共”的代名词。杨奎松对于国民党“清党”运动的研究则指出，“清党”的目标固然是清共，但它只解决了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人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夺回权力、以及清除隐匿在国民党组织中的共产党的问题，至于根本消灭共产党的目标，则无从实现。更重要的是，“清党”不仅打击了中共，也打击了国民党自身，造成本来已经内讧严重的国民党内部更加混乱，相互猜疑、争斗、诬陷之风日盛一日，动辄欲藉“清党”置对方于死地。“清党”使国民党失去了大量精英，也失去了工农群众，与“清党”相伴随的地方权力重组，造成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对国民党的严重侵蚀，北伐期间许多已被颠覆的地方基层统治秩序又得到恢复，豪强绅士重新掌握了基层政权，军队、警察及地方政府权势部门迅速且变本加厉的走向腐化。这一“内部”视角，显然比单纯的国共斗争视角，更能揭示“清党”对国民党自身和对中国的政治文化造成的伤害，更有助于深入研究——曾经并肩作战的国共两党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这一中国近代历史上令人扼腕叹惜的转变。

进一步，杨奎松又指出，“清党”还造成了国民党“党格”的分裂。在联共期间，国民党整体“左倾”，经受了共产革命观念的熏陶，推行过激进的农工政策。“清党”之后，虽然在组织上割断了和共产党的关联，一些思想和语言却保留了下来，即使在其实际内外政策已经发生根本转变之后,仍时时把“世界革命”、“扶助工农”的话挂在嘴边。许多国民党人甚至认为，要消灭共产党，惟有执行这些政策比共产党更认真，只有给工农以利益，才能真正战胜共产党。“清党”运动把县以下的基层政权还给了豪强士绅和旧的统治阶层，但在城市中的相当部分的党部和党员骨干依旧保持着大革命时期的激进心态和热情。这使得国民党一些党部在国共分裂之后仍然热心于工人运动，致力于推动减租减息，部分党员干部始终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存在敌对心理。这种现象，杨奎松将之概括为“党格分裂”，这既包括组织上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相对保守腐化，也包括某些思想理念与实际政策之间的严重脱节。虽然更多学者仍倾向于从国民党“左/右派”的角度而非“党格”分裂的角度，对“清党”前后国民党的内部分裂进行分析。

对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性的认识，还带来对国民党左派的重新研究。何谓国民党“左派”，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定义为：“指拥护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所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其著名人物有廖仲凯、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这一定义长期支配着大陆学者对于国民党左派的研究。但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国民党左派的演变过程和它自身的政治纲领。张光宇、钟永恒指出，国民党左派经历过复杂的分化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1，从“一大”至“中山舰事件”之前，是左派的形成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领袖是廖仲恺和汪精卫，其特点是支持国民党改组、拥护三大政策。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后，汪精卫借助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巩固了领袖地位，蒋介石则借助汪精卫的政治庇护成为军事领袖，形成汪蒋合作局面，直至中山舰事件爆发。2，从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出走，到1926年10月，是左派的“受挫阶段”，左派受到蒋介石的打击，组织涣散、彷徨无主；3，从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左派开始进入复兴阶段，形成了以宋庆龄、邓演达、徐谦为政治首领、张发奎、唐生智为军事支柱的新的左派中心，其主要任务是反蒋和发动“迎汪复职运动”。10月，左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党部联席会议，规定了左派的四条政纲，包括:(一)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政策；(二)拥护孙(中山)、廖(仲恺)农工政策；(三)反对西山会议派；(四)拥戴汪精卫为领袖；4，1927年汪精卫返国之后，拉拢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孙科等人，又取得了唐生智、张发奎军事集团的支持，最终“叛变革命”。作者认为，汪精卫集团是“假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为首的是“真左派”。此文是较早而较客观的梳理国民党左派发展线索、并承认汪精卫是左派领袖的研究。李志毓进一步研究了一生以反共著称的汪精卫，为何在1925-1927 年间以左派领袖的姿态积极支持和维护了国共合作，指出这是汪在各种政治力量复杂交织的形势下、寻求苏俄势力支持、借助共产党的群众动员和组织方式、利用共产党的话语以增强实力并推行其政治主张的一种策略。

二. 从“阶级属性”向“组织形态”的视角转换

对于国民党改组后的性质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应该怎样认识，是80年代至今三十余年来研究者持续关注的问题。传统革命史研究对国民党和国共关系的理解，通常围绕着“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反革命/革命”，“右/左”等几个评判分析模式。如今，这些模式都已或多或少遭到扬弃。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对于国民党“性质”的理解。传统革命史研究认为，国共两党分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关注的问题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实施“联俄容共”政策，是否改变了其阶级性质和阶级基础。今天的研究者则更倾向于从组织形态而非阶级属性的角度看待国共两党，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在组织形式上，都是师法俄国共产党。孙中山以俄为师，学习的正是苏俄以党治国的体制和方法，要将国民党改造成为有严密组织纪律、有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以党建国，以党治国。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统治形式——“党治”，这标志着中国的政治体制从传统王朝体制向现代党国体制的转变。这一“党治”体制的开端，正是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

对国民党性质的这种“去意识形态话语”、“去阶级话语”的重新理解，为1924-1927年的国民党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界，这就是从“党治史”向“治党史”的转变。研究者开始认识到国共两党均是“以俄为师”，在组织形态和政治文化上具有许多相似之处，由此开始深入探讨，国民党在建设一个有群众基础、有高度组织动员能力的现代动员型政党道路上的成败得失。正如王奇生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指出：“党治史”主要指一个政党控制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历史，“治党史”则主要是指一个政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形态演变的历史。这本书即以“治党史”为重点，考察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党政关系，党民关系等问题。在书中，作者对1924-1927年国民党经历改组、“容共”、“清党”等一系列组织形态演变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透彻的梳理，具体呈现出国民党在哪些方面力图师法俄国，学习的效果怎样？并得出许多令人信服的结论。

以往论者多认为，1924年的改组，促成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进步，加强了国民党的纪律，改善了其领导体制，发展了国民党的各级组织，壮大国民党的力量，使它变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但事实若果真如此，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国民党内发展壮大并对时局产生许多关键性影响？王奇生详细考察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形态，各级组织机构的实际运作状况，党员的入党的手续、方法等问题后，指出：国民党改组后，在制度上师法列宁主义的治党经验，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制度章程，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大相径庭。由于忽视基层组织工作和党员吸纳机制的不健全，改组后的国民党虽然人数急剧扩充，但内聚力并未增强，其组织散漫如故，一些县以下的基层组织甚至为土豪劣绅和不良分子所僭夺，沦为其维持原有权势结构的工具。就党务组织而言，改组实际上是不成功。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容共”还是“联共”，在国共之间一直存在争论。作者对此问题也提出了新的看法，指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随着中共力量的逐渐壮大，国共关系事实上经历了从“容共”到“联共”的过程。这一转变的关键就是《整理党务案》。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长期被认为是蒋介石意图限制中国共产党，打击国民党左派、夺取国民党最高领导权而发动的一次斗争。整理党务案之后，蒋介石逐步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权、政权和军权。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则向蒋介石妥协退让，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把革命打入血泊中提供了条件，对此，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应负主要的领导责任。王奇生则指出另一个重要事实，即《整理党务案》首次以大会决议的形式确认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会议不仅在提法上用“两党合作”来表述，而且决议组织两党联席会议。从此，“联共”口号渐多，“容共”提法渐少。因此在当时攻击《整理党务案》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西山会议派。接着，中共又乘新文化运动之势，以“少年勇进”对“昏庸老朽”，占据了对国民党的话语强势，并以其强大的组织内聚力，在徒有党员而党务松弛组织散漫的国民党中“反客为主”，造成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外层国民党、内核共产党的局面，使国共关系大有从国民党“容共”演变为共产党“容国”之势，威胁了国民党人的安全感和领导权。

由此，对于国共分裂，研究者也表现出更多的理解。王奇生认为，孙中山一方面想借鉴俄共模式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列宁主义式的党，一方面又容纳共产分子，这本身就具有严重的内在矛盾。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只可能出现两种结局：一是国民党仍维持其涣散的体制，容许中共在国民党内作党团组织活动，从而逐渐丧失领导权，为中共所兼并，另一种就是国共合作终止，或共产党主动脱离，或国民党强行“分共”、“反共”。而国民党不可能放弃自己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由此看来，“分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杨奎松的研究也表明，国共分裂过程对国民党和中国的政治文化都带来了极大伤害，但是从当时两湖工农运动所表现出的暴力、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以及国民党的现实处境来看，“分共”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认识，比以往革命史研究单纯从共产党历史视野出发、将武汉政权“分共”解释为汪精卫叛变革命，似乎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本文发表于东京大学中国社会文化学会主办的《中国——社会と文化》第29号（2014年7月）。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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