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赣南客民的联宗谱及其意义
厦门大学历史系饶伟新
一、前言
客家族谱作为客家历史文化的基本载体，一直是客家学者利用和研究的主要文献资料，客家研究的开创者罗香林先生以及后来的许多客家学者，即主要根据客家族谱中关于“祖先”世系、“祖先”移居的记载，来梳理客家人的历史源流和重建客家形成的历史过程。在他们看来，客家族谱中所记载的祖先世系、祖先来历和祖先移居等方面的内容，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实际上，这些内容带有很大的虚构性。日本学者濑川昌久通过对华南客家族谱的研究指出，族谱中的这些内容基本上是由后世的族谱编纂者追溯重建的产物，很难被认为是对以往发生过的事实的真实记录，因而不能简单地引用。近年来关于华南族谱的一些研究表明，对于族谱编纂者来说，祖先的追寻，族谱的编纂，宗族的建构，具有相当实际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例如在地方权力关系中，族谱在族人身份的确认、户籍的取得、同宗关系的维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明清时代的族谱（包括客家人的族谱在内）是明清以来地方社会的一种文化创造，是地方社会文化变迁的集中反映，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由此看来，如何结合具体的地方历史环境，对客家族谱的编纂过程及其内容加以具体分析和解读，揭示其真实的历史内涵，仍然是客家历史文化研究中有待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以明末清初以来移居赣南的闽粤客民编修的联宗谱为研究对象，结合具体的地方历史环境，考察和分析他们是如何编修联宗族谱和建构宗族的，探讨此类联宗谱对于当时闽粤客民所具有的社会整合和文化认同意义，以及对于理解赣南客家历史文化所具有的文本社会学意义。
这里所谓“联宗谱”，是指若干个同姓不同宗的乡村宗族通过追溯共同的祖先和建立相应的谱系关系而编修的联宗族谱（亦称“合族谱”）。明末清初以来移居到赣南山区的福建和广东客民，在定居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人丁的繁衍和世代的增长，开始在新移居地建立祠堂，编修族谱，走上宗族发展的道路。但由于定居时间短，闽粤客民的宗族规模往往非常有限。不过，大概从清代嘉道年间起，闽粤客民宗族开始出现联合的发展趋势，即与附近其他同姓宗族联修族谱，通过拟制谱系而建立起同宗关系。就目前笔者所接触到的族谱资料显示，这一现象在清代闽粤客民分布相对广泛的上犹、崇义、南康、兴国、赣县、于都、宁都、石城、瑞金等县乡村地区甚为普遍。我们注意到，上述地区同时也是赣南历史上土著势力较为强大的地区，许多姓氏在明代和明代以前就世居其地，至清代时已形成强宗大族，他们与闽粤客民之间的族群矛盾（也就是所谓的“老客”与“新客”的矛盾关系），自清初以来直至晚清民国时期，就一直成为这些地区复杂的社会问题。清中叶以来闽粤客民联修族谱和建立联宗关系的活动，即与这一地方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赣南土客关系的演变和社会文化重组的历史过程。下面拟以具体事例进行考察和分析。
二、闽粤客民之间合修联宗谱
闽粤客民联修族谱，比较普遍的一种情况就是在同一时期迁居赣南的客民家族之间联合进行。明末清初从广东迁居到兴国等县的数支张氏家族联修族谱的历史过程，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事例之一。
民国二十七年（1938），以兴国县境内的水头庄维皇公派下张氏、转龙岭下世珍公派下张氏、上横坑世芳公派下张氏、福旺福义公派下张氏、宝城乡榔槎钓溪万美公派下张氏、衣锦乡陂溪应举公派下张氏、衣锦乡昌吉公派下张氏、石头豸昌行公派下张氏等为主的22支张氏家族在兴国县宝城乡榔槎村联修张氏族谱，是为《张氏十一修族谱》。
其实，兴国县境内的这八支张氏家族，原先相互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他们迁居兴国的时间、地点以及开基祖各不相同，情况如下：
（一）兴国水头庄张氏：开基祖维皇公（讳云绅、派万皇）大约于明末清初之际，从广东嘉应州迁至赣州府兴国县城北三十里地名水头庄居住。张氏初来乍到，生活极为艰辛，经过一番奋斗，至维皇公次子子敏公时，张氏已取得当地户籍，如言：“（子敏公）以一人而理家政，或守或创，备历艰辛，以故开户籍，置田园，卜吉壤以妥先灵，造华堂以贻后裔。”至道光年间，该族已经发展为一个十来户、数百口的小家族。道光十五年（1835），维皇公的六世孙、邑庠生张向荣所作《维皇公迁居序》说：“当明末之乱，屡困贼扰，公于是弃故土来虔州之兴邑城北三十里地名水头庄大田排，相厥山川土脉膏腴，溪流环绕，可为子孙庶富之基，偕妇子卜筑于斯焉。是时清朝定鼎之初，流寇未靖，寄居于深山穷谷者鲜不为寇贼所害，惟公有知几（机）之哲、避险之才，独能于患难之中保全一家而无虞……递传至今，烟火数十，丁口数百。”
（二）兴国转龙岭下张氏：关于该族的迁居历史，开基祖世珍公的五世孙、邑庠生张潮（字济川）于道光十五年作本房房谱谱序时详记如下：“祖讳世珍，字攀云，潮等之五世祖……公生长东粤之平邑（即广东平远县）九乡，当清初兵燹之余，家计萧条。见故乡地窄人稠，非子孙长久庶富之地，偕祖妣韩孺人于康熙之癸亥（二十二年，1683）冬月，迁居于江右之兴邑北隅三十里地名曰转龙岭下，见此处山水环绕，风土淳厚，爰止于斯而居焉。其时卜筑初定，一夫一妇，备历艰辛，吾祖经营贸易，祖母殷勤纺绩，乃得渐次成家，时连举三子，长日圣公，次日望公，三日瑞公，继而开堂构，创田园，顶充太平乡方太下六甲里籍张久兴户，以为子孙完粮考试之计。”可见，转龙岭下张氏的开基祖张世珍，是在清康熙年间“三藩之乱”之后迁居兴国的，并通过顶充张久兴户而取得当地户籍。在这一定居入籍过程中，张世珍父子不仅备尝艰辛，还屡受当地强宗大族的欺凌，如云：“转龙岭下之有张日瑞公，豪杰人也……先是公之父攀云公初来此地，强宗悍族，屡肆凌虐，饮恨者久之。及公稍长，智勇兼全，慨然不畏强御自许。卒之劲敌告困，帖焉心服。”经过一百余年的定居发展，至道光年间，转龙岭下张氏已是“烟火数十，家口数百”。
（三）兴国上横坑张氏：康熙五十二年（1713），开基祖张世芳（字伶美）从粤东平远县迁往兴国县宝城乡上横坑立居，经历一番艰辛后通过顶充逃绝户得以入籍当地，且与转龙岭下张氏顶在同一里甲中，即太平乡方太下六甲。道光十五年，转龙岭下张氏裔孙张潮作《世芳公迁居上横坑序》一文记其迁居情形：“余房祖世芳公，字伶美……当清朝承平之时，见故乡地窄人稠，欲谋子孙庶富之计，乃别井疆而图迁江右，偕祖妣萧孺人于康熙癸巳岁（五十二年，1713），迁徙于兴邑宝城乡之龙岗堡地名曰上横坑竹甲背卜筑而居焉。地本为狐雌野兽之所飞走，蓬蒿藜藿之所丛生，公于此披荆斩棘，不惮栉风沐雨之劳，诚可谓备历艰辛矣。且人力单弱，举目无亲，又遇强宗悍族，屡肆横强，幸公智识过人，不畏强御，卒之劲敌告困，闻风股栗，始奠子孙丕丕之基，既而开堂构，广田园，顶充太平乡方太下六甲张荣兴户，自开里籍户名张华兴，以为子孙永远完粮考试之计，是开基上横坑者，端以世芳公为始祖也。迄今八房嗣裔蕃衍……自公及今流传五世。”
（四）兴国宝城乡榔槎钓溪张氏：开基祖为张幼柏，先是其父万美公于清代前期从广东嘉应州迁居赣县大江社背，而后张幼柏才由赣县社背再迁往兴国宝城乡榔槎开基立业。不久，张幼柏长兄张幼松的长子乃泰与三子乃华兄弟俩也从赣县社背迁来居住。据说，张幼柏也是经历了一番艰辛和与土著的抗争之后才在当地站稳脚根和取得户籍的，如言：“其时有欺翁远来势孤而投以侵侮者，而公则挺然特立，不挠不屈……卒能广置田园，叠建华厦，开户入籍。”
（五）兴国衣锦乡陂溪张氏：关于该族迁居历史的记载相当简略，只知开基祖张应举“公始居东粤，托生于镇平蓝方乡口子嘴，感其人繁地偏……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遂携妻与子乔迁于兴邑之衣锦乡居焉，厥里曰官田，厥地曰陂溪……立籍起户……迄今相传八世”。
（六）兴国衣锦乡古龙冈黄堂磜头张氏：据开基祖昌吉公之元孙张声元口述，昌吉公“先代世居粤东平远县河头石井。当明季失政，兵变四起，公与孺人由粤东平远迁居江右会昌，奈鼎革方初，余寇未靖，公恐身家免，于大清顺治间率孺人复迁兴邑衣锦乡”。
（七）兴国石头豸张氏：开基祖为昌行公，原居于都县“宣义乡庵背，因地僻人稀，偕孺人李氏迁居于石头豸”。
（八）兴国福旺张氏：开基祖张崇德（字福义，派昌魁），原居广东交界处的江西赣州府长宁县（即寻乌县）双桥堡，“清初剃发令下，民兵反抗，海内骚然。赣粤边陲惨罹炎昆。公睹之悲，于康熙丙戌年（45年，1706）随兄挈眷迁居兴国杨村堡白鹅坊之排上，披荆斩棘，肇造丕基，时年三十有三岁。至雍正间，兄弟析箸，公见福旺地方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居是乡也……乃建安宅一所，置田四五十亩，足为世守之业，立籍太平乡方太下六甲”。这就是说，福旺张氏和转龙岭下张氏以及上横坑张氏都是在兴国太平乡方太下六甲内入籍的。
从以上情况可见，这开基祖各不相同的八支张氏，大多是在康熙前后陆续迁往兴国开基立业的，他们来源不一，居住分散，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大多分布在地理偏僻、生计条件较差的山区，而且由于迁居时间短，族小人少，往往遭受土著强宗大族的欺凌。自道光年间以来，上述各支张氏不断进行联修族谱，建立同宗关系，强化同姓族人之间的认同意识，扩大同姓宗族的力量。这是他们力图改变弱势处境而不断运用的一种文化策略。
先是道光十五年（1835），水头庄维皇公派下张氏、转龙岭下世珍公派下张氏和上横坑世芳公派下张氏等三支同姓宗族合修了联宗族谱，其时任联宗族谱纂修之职的是转龙岭下世珍公派下五世孙邑庠生张潮，他“考及祖乡之大成通谱与法真公位下之谱，及吾兄璁生手订攀云公（即世珍公）之房谱……合族宗长联修谱牒” 。后是同治二年（1863），宝城乡榔槎钓溪的万美公、幼柏公、幼松公派下张氏以及衣锦乡陂溪应举公派下张氏、衣锦乡昌吉公派下张氏、石头豸昌行公派下张氏等四支同姓宗族，亦在宝城乡榔槎设局合修联宗族谱。在这次族谱合修过程中，派属宝城乡榔槎钓溪张氏的张宗璁（万美公六世孙）与张得珠（乃华公之元孙）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张宗璁担任倡修总理，并管理祭产等事务，如云：“同治壬戌年（元年，1862），九修家乘，公为倡修总理……告竣后剩钱二十八千文焉。因思既有谱牒以收族，当立蒸尝以报本，于是权理积息，以置产业，永为蒸尝，以奉祭祀之资，敦睦堂由是而起。”而曾于咸丰年间组织和领导乡村团练的邑庠生张得珠则担任纂修，如云：“同治初年……爰在兴邑榔槎九修家乘，而夫子（张得珠）独任纂修之职。”这次联修族谱虽称为“九修”，但实际的情况是，张得珠等人在修纂族谱过程中，把从其他张氏从前历修谱序借用过来安排在前，然后将本次联修列为第九修，而且在世系结构中，参加这次联修的各支张氏族人都自称是宋代中宪大夫化孙公的子孙，如张得珠所作《九修族谱序》云：
吾族之谱，前自一百四十世祖君绍公于大明永乐癸未年，寻本溯源，殚心竭力，经营始修以来，厥后继继绳绳，迄清朝嘉庆己巳（十四年，1809），先后四百年，已经八修。第自己巳越至于今，又五十余年矣。若不复行重修，恐世远年湮，生殁之莫详，坟茔之或失，俾后世无由而稽考也。爰于同治壬戌（元年，1862），会集族中父老，起局于兴邑榔槎钓溪之别墅，业越明年癸亥（二年，1863）仲夏而谱已告竣……兹之同修者，悉皆化孙公嗣裔，初非不宗者而宗之，此崇韬拜令公之墓，诚不如狄青却梁相之图也，故已有线图以便于稽查，复有世系以详其终始。
从民国二十七年《张氏十一修族谱》收录的历修谱序、谱跋可见，张得珠所谓张氏族谱此前“已历八修”，即“始修于大明永乐癸未（元年，1403），二修于天顺庚辰（四年，1460），三修于崇正戊寅（十一年，1638），四修于康熙己巳（四十八年，1709），五修于乾隆癸丑（五十八年，1793），六修于嘉庆庚申（五年，1800）”，七修于嘉庆十一年（1806），八修于嘉庆十四年（1809）。其中乾嘉年间几次修谱的时间间隔极短，似不太合常情，所以这八次修谱是否真有其事，大可怀疑。而同治二年兴国宝城乡榔槎钓溪等地张氏之所以把这历修谱序嫁接到联修族谱中，很有可能是为了显示本族的来历，同时也可以把上述来源不一的各支张氏家族，更好地纳入联修族谱的谱系结构之中，以达到同姓归宗和广泛联结同姓族人的社会目的。
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述两个联宗族谱集团，即原先于道光十五年联修族谱的三支张氏家族与后来于同治二年联修族谱的四支张氏家族，合并在一起联修族谱，是为张氏“十修”族谱，由此联合成更大规模的同姓宗族集团。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诸支张氏再次联修族谱，是为张氏“十一修”，参加这次联修族谱的张氏家族达到22支，规模更为扩大。其中就包括福旺福义公派下张氏。康熙年间迁居兴国的福旺张氏，曾于咸丰九年（1859）创修家谱，此后就一直未再重修，直到参加这次联修为止。如云：“自肇基以来，修谱之举自咸丰己未（1859）而后屈指八十余载，进行重修尚属阙如……至民国廿七年，城冈榔槎敦睦堂为敬宗收族起见，特起联修谱局，于是（福义）公之子孙联合一谱。”至此，原先毫无关联的上述八支张氏家族以及其他张氏家族，相互间通过不断联修族谱而逐步拥有了共同的祖先和统一的世系，由此形成以联宗谱为标志的联宗集团。
兴国张氏联修联宗谱的事例，显示了清代以来迁居在赣南山区的闽粤客民家族之间的认同与联合。他们虽然大多来自福建或广东，但其实各自的具体来源及迁居过程各不相同，相互间也不存在宗族血缘关系。不过，在新移居地相似的移民经历和共同的社会处境，特别面对强劲的对手——土著强宗大族，使得他们通过联修族谱和建立同宗关系这一文化策略，形成一个看似具有共同祖先和来历的宗族联盟。在当时土客关系紧张的社会环境下，联宗谱的意义即在于有助于强化同姓客民家族之间的认同意识和扩大其社会力量。
三、客民与土著合修联宗谱
清代闽粤客民联修族谱的活动，除了普遍地在同属客民的姓氏家族之间进行外，有的也在客民家族与土著家族之间进行，也就是说，有些闽粤客民家族甚至与土著宗族结盟，联合编修联宗族谱。上犹县大雷隘寨下李氏家族，从开始联合本县同是广东客民的同姓家族，到后来联合本县土著李氏家族编修联宗族谱，即属于这种情况。
据寨下李氏后人记述，其开基祖李万兴、李万瑞（1649-1724）大概于清初顺治年间从粤东龙川县来到江西南安府上犹县大雷隘寨下甲立居。经过近百年的繁衍发展，寨下李氏家族形成一定规模，乾隆九年（1744），他们开始编修本支族谱。在族谱修纂过程中，该族族绅、郡庠生李逢春将李氏祖先从开基祖万兴、万瑞之父绍进公等绍字辈祖开始，一直追溯到据说宋代迁居在闽西上杭的李氏始祖李火德（1206-1277），并由此考证出寨下李氏的世系源流就是从南宋福建上杭的李火德以下传至明代迁居在广东惠州的景春公，然后又从景春公再传至清初迁居在上犹、崇义以及龙泉等县的李姓绍字辈祖，即所谓“高祖绍字等辈，始自广东龙川、兴宁迁于江西上犹、龙泉、崇义居焉”。可见，寨下李氏从初修族谱起，就已经建构出一个以著称于整个华南地区的李氏近祖李火德为祖先的庞大世系体系，为后来不断接纳同姓宗族联修族谱奠定了基础。不过，从这次初修到嘉庆二年（1797）由族绅李邦极、邦诚（郡增生）主持的二修族谱，其范围都还局限在景春公派下嗣孙之内。但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三修族谱时，寨下李氏族绅开始展开联宗活动，主持这次修谱的郡庠生李国琼，不仅联合本县其他一些李氏家族加入修谱，而且亲自前往崇义、龙泉（今江西遂川）以及湖南桂东等周边地区，邀集同姓家族合修族谱。如云：“昔嘉庆二年邦极公倡修家谱，吾与辑修，今几三十年矣……本正初（道光二十六年正月），爰与琼叔简速族长，共议厥事，叨列祖之灵，各能怂恿举事。前谱详自珠公以下，今则续自少典公以来，信者存，疑者阙，讹者正，简而求明，繁亦不冗。至横水（即崇义），抵遂江（即龙泉），劝谕合修，琼叔之辛勤也。”经过精心准备和对有关族谱资料的收集汇编，这次合修大大完备了联宗谱的体系。李国琼就说：
嘉庆二年（1797）丁巳岁，堂伯邦极矢诚竭力，谱爰以修，当时谨详景春公一脉，上则阙疑未尽载，旁支亦未敢妄兼，盖慎之也……越今年（道光二十六年）新正，予禀请于合族诸前辈，酌议条款，派定首事，由是抵（上犹）水南、往崇义、奔龙泉（今江西遂川）、越（湖南）桂东，咨访数十家，因得各支藏谱，详览□□，互相参考，上而原籍闽杭之火德公，又上而发脉之少典公，相传数十世，恍觉朗如星列，累如珠贯，视前谱为较详，盖前之慎而缺者，今则繁而备也，其余近世之生忌、行状、善述、坟茔、尝产悉实录不诬。功程浩大，阅数月而草稿定，更阅数月而誊真成梓。
光绪十三年（1887），寨下李氏四修族谱。他们召集会议，酌定章程，刊发传单，联络和邀集更多的同姓家族联修族谱，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李氏联宗谱的范围。其过程如族绅李国玟所述：
我族有谱，自乾隆甲子年（九年，1744）逢春公、丙戌年（三十一年，1766）邦极公、嘉庆丁巳（二年，1797）邦诚公、邦鳌公、世昭公等孝思诚笃，历举修明，谱牒煌煌，于今为烈。迨道光丙午（二十六年，1846），玟与胞弟国琼、兄国器、国馨、国和、侄彩彬等起而三修……迄今越四十年……岁丙戌（光绪十二年，1886）桂秋……会议酌夺章款，刊发传单。越丁亥年（光绪十三年，1887）仲春，设局汇稿，举前虽合谱而未来者，与今方共谱，而同支者一一斟酌，细加增删，其余生忌、行述、屋宇、茔图、尝产等件，俱依三修格式采补参入，残缺虽难必无，而因是以殚精力者，亦所难殁。如周诣各族费心劝邀，彩修曾竭艰辛；数抵龙川邀合绘图，庭实略施其力；若抄誊雠校注载求明，玟固实费心，即（彩）修、（庭）实等亦加精瘁，复又得各族首士踊跃赞襄，以抵于成。
这一次合修族谱，寨下李氏不仅集合了认同李火德为祖先、同属闽粤客民的李氏各族，还邀集了上犹县另一支重要李氏族支加入，即聚居上犹县城堡障门内的尚礼公派下李氏宗族。据堡障门李氏族绅李鸿钧（郡庠生）考证：其先世源流可以追溯到唐代德宗（780-804）时的李晟（因军功封忠武侯）、李愬父子；传至李骞，“时遭黄巢之乱，帝走兴元，骞往吉州、新喻，旋徙犹川（即上犹场），立基堡障（门）。南唐保泰年间（943-958）建县废场，（李骞）捐金筑城，籍入土著”；再传至宋元之际的梓发公，时“元兵陷城”，举家尽焚，而正好外出作客的梓发公之媳谭氏与幼子尚礼公幸存下来，以致有县城堡障门李氏一派；康熙四十年（1701），县城堡障门李氏重修祠宇“忠武堂”，奉尚礼公为宗祠始祖。由此可见，具有早期土著背景的堡障门李氏，与明末清初以来移居上犹寨下、具有客民背景的李氏宗族，显然属于同姓但不同宗的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联合。在寨下李氏族绅的邀集下，堡障门李氏族绅亦积极响应，联合修谱。李鸿钧之父李大馨（字猗亨）说：
同治年间，嘱男鸿钧查阅草谱，无非断简残篇，访诸父老，采及老坟，颇得续草。光绪丁亥（十三年，1887），亨等倡修而不果，迄至今历年数百，传世十七……叨（国）玟叔等之美意，邀合修谱，尤思谱费维艰，邀集猗盛等慷慨乐从，树昌公祠捐钱十串，树易公房捐钱五串，猗亨捐钱十串，猗盛、猗莘、猗苍各捐钱五串，猗萱捐钱二串，集腋成裘，以成此举。
上犹县城堡障门李氏的加入，意味着寨下李氏的四修族谱突破了三修时以李火德为祖先认同的合谱范围，从而表明寨下李氏宗族联盟已经突破了闽粤客民家族的联宗范围，开始与土著同姓宗族进行联合。这是土客关系的一次重要转变。
至民国时期，李氏家族联宗的进程仍在继续。民国五、六年间，寨下李氏倡议五修族谱，再度邀集堡障门李氏联修族谱。堡障门李氏族绅李鸿钧说：
岁在壬辰（光绪十八年，1892），幸有国玟叔等相邀合修，迄今（民国六年，1917）二十五年矣……允庭怡、森芳美意之邀，谋而商之，咸相谓曰：‘吾谱之族派不一，枝桍甚繁，或散于本国异邦，或散于遐陬避[僻]壤，焉得合而归之也？’余应之曰：‘我合我之所知，如我之所不知者，尔岂舍诸？尔合尔之所知，如尔之所不知者，我岂舍诸？’怡、森二人曰：‘是即吾等之同心也！是即吾等之责任也！’于是卜吉设局，阖而修之。
在这次联修族谱过程中，各地李氏族支踊跃参加，这再次扩大了李氏的联宗范围，如寨下李氏族绅李庭怡所说：“丙辰（民国五年，1916）春，简速族老，询谋佥同，且推举森芳侄与怡，曰：‘修谱之任，惟尔二人是赖。’余二人不辞僭妄，爰乃酌定章程，妥发传单，设局汇稿，鸠工刻梓……提倡劝合，数十族踊跃乐从，森（芳）侄之力居多。”
此后由于经历苏区土地革命的冲击，许多族支的族谱遭遇不同程度的损毁，故在李氏各族绅耆的会议筹备和广泛联络下，他们于民国二十六、七年间再一次联修族谱，本文所利用的《李氏六修族谱》，即是此次联修的联宗谱。参加这次联修的同姓李氏宗族达“四十余祠之众”，其中包括土著的堡障门李氏。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其情形如李庭怡所述：
追思各族之谱，遭赤化扰乱，难免遗失焚烧之虞，由是于民国丙子（1936）七月既望，有光晖其人者，在广市贸易多年，谈及族谱一节，有尊祖敬宗之心，据云：‘伊族之谱已修两次，至今将近百年，其中之生终葬，遗忘实甚。’余云：‘此事极为重要，倡举最难，有此志愿，余亦乐为赞成。’于是召集十数处诸前辈会议，酌夺章程，刊发传单。越丁丑（1937）三月间，起局汇稿，誊正编集……幸赖誊录栋纲、杏芳等斟酌尽善，图线精详，校对明晰，并无遗漏，细心之至；如纂修协尧、编修品珍等，审详精明，协助勤劳，功德愈备；其中总理协修庭涛、光晖等，正直居心，财源不竭，出入数目，毫厘不差，足见公道。是举也，集合四十余祠之众，蒙各首事勤劳心力，至起局誊真，告祖开刊，以至本年戊寅（1938）秋初谱事告竣，功程非小，成之若易，藉非祖宗之英灵，谅不及此。俾予小子怡忝为五修、六修主笔，蒙各族赞勷，自始至终，凡事可为者，无不竭其心力焉。
综上可见，自道光年间至民国二十七年，上犹县大雷隘寨下李氏先后四次发起联修族谱，其结果不仅集合了清初以来迁居上犹各地、同属闽粤客民身份的多支同姓家族，还与宋元时代就定居在上犹县、属于“老客”身份的县城堡障门尚礼公派下李氏家族联成一体。这一事例表明，晚清民国时期，一些客民家族的联宗修谱已经超越了土客之间的族群界线，扩大了同姓联宗的范围和规模，这就有助于提高整个同姓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地位。应该说，无论对于闽粤客民家族还是对于土著家族，此类联宗谱均具有这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四、结语：联宗谱与“客家”文化的建构
清代赣南客民编修联宗族谱的联宗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以来赣南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组。根据这一认识，对赣南客家和客家文化似可给予一新的理解和阐释。
1933年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界定赣南“客家”民系时认为，今天的赣南人，除了一部分是“非客家人”外，大部分都是纯正的“客家人”，其中“有的是唐宋时即占籍其地的，有的是明清后，才自闽粤搬去的”。后来研究赣南客家的学者为了区分这些不同时期迁移而来的“客家人”，就把明清以前就定居在赣南的早期土著居民及其后裔称为“老客”（old Hakka），而把明清时代特别是明末清初以来迁居赣南的闽粤客民及其后裔称为“新客”（new Hakka）。对“客家”的这一界定以及“老客”和“新客”的区分，应该说主要是从移民过程或移民史的角度，对赣南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外来移民（客民）所作的一种判定。但是从族群关系演变和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本文的考察和分析表明，赣南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外来客民，无论是唐宋时期的“老客”还是明清以来的闽粤“新客”，事实上在清中叶以来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他们通过联修族谱和建立同宗关系这一文化策略，逐步整合成为具有共同祖先和以联宗谱为纽带的文化认同群体。譬如上文所考察的明末清初以来迁居兴国的各个张氏家族，他们来源不一，原先也不存在宗族血缘关系，但经过后来不断的联修族谱和建立拟制的同宗关系而逐步形成为以《张氏十一修族谱》为标志的张氏联宗宗族，这已经不是原先毫无联系的各个张氏家族了；而上犹李氏，甚至突破土著与客民之间的族群界线，形成以《李氏六修族谱》为纽带的李氏联宗宗族。可见，经过同姓联宗修谱这一历史过程，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外来客民之间的族群界线已经变得模糊甚至消失，“老客”和“新客”之间的区分似已不复存在，至少从他们在联宗族谱谱系上的同宗关系来看应是如此。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今日所谓的赣南客家，其实可以视作同姓客民（包括新老客民）联修族谱这一文化变迁和社会重组过程的历史产物，联宗族谱即是赣南客家形成的标志和重要的文化载体。
毋庸讳言，本文主要立足于联宗谱的文本分析，从客民宗族精英之间认同意识与实践的角度，通过考察他们编修联宗谱的活动，展现了同姓客民（包括新老客民）宗族之间在谱系上的同宗认同关系及其建构过程。应当指出的是，清代赣南客民联宗修谱的活动，是在晚清以来地方主义兴起和地方自治运动发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展开的，联宗谱在现实生活中应该还有着非常实际的政治功能和时代意义。因此对于此类联宗谱，今后还有必要从族谱文本与时代背景及具体社会历史过程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分析，以期更深入具体地揭示联宗谱的历史内涵和赣南客家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与机制。
[本文收入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1—286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