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有多“乡土”？
厦门大学历史系 刘永华
嘉靖二十八年（1549）九月初五日，一帮风尘仆仆的客人，来到北京城店户高银山家投宿。领头的两位名叫傅习和刘友德，同行的还有衙吏胡礼和傅习的宗亲傅雄、傅桂枝二人。傅习、傅雄等三人来自四川成都府附近的新津县，而刘友德来自眉州，他们是为四川织染局解送绢疋到京的匠户。
何谓匠户？明朝立国之初，大致沿袭元代的户籍制度，按职业类别，将全国人口分为民、军、匠等户种，凡以手工业谋生的，大都被括入匠户（军户中也有匠户，称作军匠）。同时规定，匠户“役皆永充”，匠役遂成为世袭的营生。匠户又分轮班和住坐两类，前者每隔一至数年前往京城或指定地点服役一段时间，而后者则固定在京城、省城等地的官办作坊服役。傅、刘等人属住坐工匠，以织造绢疋为业，统归四川布政司所属的织染局管辖。作为住坐工匠，他们每年必须织造一定数量的绢疋上交织染局，又需轮流解送本局绢疋到京城的承运库缴纳，而这正是他们此番进京的目的。
傅、刘等人本该于嘉靖二十年（1541）承担解送的任务，但本年四川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因此一直没有上路。嘉靖二十八年，方在织染局的敦促下，启动解运程序。明代的解送任务是项繁重的负担，负责解送的民众，亦即当时所谓的“解户”，因此倾家荡产者是常有的事。拿四川织染局的解运来说，衙门只提供额定的运费，解户在解送期间的盘缠及相关衙门胥吏的需索，都由解户自己掏腰包。傅习等在得到本局的通知后，开始着手筹措盘缠。按照老祖宗立下的规矩，解运的盘缠共计100两，由本户的各个家庭分摊。由于有的家庭拖欠，傅习出发前总计收到近90两白银。这是嘉靖二十八年年初的事。
本年三月，傅、刘二人收完本年绢疋4516匹后，上报织染局，织染局再陈报布政司。布政司按往年的规例，动支库银162两，作为“水脚”（运费）和备办木料、卷箱、扛架等解运器械的费用。待傅、刘等备好解运器械后，布政司又会同按察司，将上述绢疋并运费交由傅、刘等领解。最后，傅、刘等前往抚按衙门挂号。一切办理停当，他们便从在成都城东的锦官驿启程前往京城。
从成都到京城，有水路、陆路两种走法：陆路是经过陕西，路程较短，仅4310里，但需走栈道，路小而险，且运费高；水路是走长江、运河，路程迂远，比陆路长一倍多，但运费较廉（综合《寰宇通衢》、《一统路程图纪》的记载）。可能由于解运的物品较多，走水路便宜，傅习等选择走水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长江上游滩多道险，他们在启程之时，特地备办了猪、羊、鸡、酒、香、纸等，“烧祭开舡”，此后又陆续在嘉定、云阳、瞿塘、新潭、黄龙庙等处办叁牲、香纸等“烧祭神福”，祈求平安到达京城。
傅习一行自四月启程，九月初五才抵达京城，费时近五个月。到京城后，首先是投店住宿，并租房安顿运来的绢疋。接着是到工部挂号，再将绢疋送到承运库验收。承运库是明代内府的主要仓库之一，各省解送的绢疋就在此处缴纳。在此期间，傅习等打听到，到承运库办理缴纳手续前，必须先行交纳数百两的所谓“茶果”银，这大抵是送给仓库主管的见面礼。于是傅、刘等设法凑了白银274两，赴承运库缴纳。十二月初二，傅习因盘缠不足，先行返乡。次日，傅雄等前往承运库缴纳绢疋，但承运库验出内中有两百余匹不合格，责令掉换。傅雄等只好花钱设法就地到商铺掉换好绢。最后于次年二月十九日再次前往承运库缴纳，实收后赴工部销号、领批，方才打道回府。从路程推断，他们返回新津的时候，肯定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历代判例判牍》第三册，第313-317页）。
在明朝的那些岁月，因当差而外出奔波的，绝不限于傅习等匠户。明代三大类户籍中，民户、军户跟匠户一样，或需承担繁重的解运任务，或需前往他乡服役。朱元璋在设计财政体制时，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力求不跟货币打交道，因此衙门的各种杂役和公共工程的修建，都采取佥派差役而不是征税的办法。衙门的各种差役，举凡钱粮的解运、地方治安的维护、衙门杂务的操办、监狱的看守，乃至木柴的砍伐、柴炭的搬运、河道的修治、仓库的修葺、物料的搬运、官物的运输、公文的投递、运河水闸的开启等，都从民户中间佥派。这些差役的服役地点，多半是在县城或附近的乡村，被佥派的民夫，离乡而不必离土。但钱粮、物料的解运就不同了，明初没有商业性的物流机构，原则上也不可雇人代役，这档子事还非得由被佥派的民众自己来完成。到了明中叶后，漕运改由卫所解运，大多数民户才从这项繁重的徭役中脱身出来。
说到钱粮、物料的解运，明初建立了一套看似古怪的制度。这套制度的古怪之处，是税收的上缴和财政的下拨，无需由户部经手，而是由税收的征缴单位，将户部额定的划拨经费，直接解送到财政使用单位。背后的考虑无非是为了节省来回京城的解运费用。但问题在于，对口的经费使用单位经常不止一个，这就意味着，征缴单位必须派人分头承担解送任务，因此，非但民众不一定得到实惠，反而出现相当荒唐的做法。比方说洪武末年，五千名金吾卫军士的军饷，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内五千个纳税人户，把他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这五千名军士的家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1页）。这种做法无疑是对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凡被佥点负责解运的粮长和里甲户，往往被弄得家破人亡。《醒世恒言》有个故事，说的是张廷秀逃生救父的事，谈到张家祖上是个粮长，结果这个差役“坏了人家”，搞得张家倾家荡产，到张廷秀祖父一辈，“已是寸土不存”，还是无法摆脱这个要命的差役（《醒世恒言·张廷秀逃生救父》）。
军户的总体待遇就更糟了。明初的兵源，来自被括入军户的民众。像匠户一样，军户也是世袭的。军户所占比重，各地不一，有的地方（如福建）相当于民户丁口的一半（《闽书》卷之三十九）。为防止军人开小差，他们一般被调到外地服役，因此，他们不得不抛下妻小，到数百里乃至数千里外的卫所当差。更麻烦的是，这些阿兵哥不但要义务为朝廷站岗放哨，连路上的盘缠、服役期间的衣衫等，都需自行筹措。若是死于服役的卫所或前往卫所的途中，衙门会前往原籍地勾补。为了保证充足的兵源，朝廷还规定军户不得脱离原来的户籍，自立门户。但军役如此繁重，军人开溜的现象自然还是时有发生。
说明代不少民众活得很苦很累，不是要帮他们倒苦水，而是希望借此指出，明代虽以农业立国，乡村人口占了很高的比重，但明帝国的子民，却未必尽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很少跟村外世界打交道。理由是，明初建立的那套户籍赋役制度，在客观上为民众的空间流动提供了驱动力。换句话说，明代有相当一部分民众，为了完成衙门的差役，被迫离开家乡，出门远行。从这个角度看，明中叶开始实行的各种赋役改革，尤其是16世纪中后期各地推行的一条鞭法等赋役改革，通过将赋役折纳为银两，以物的流动减少人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将民众从强制性的空间流动中解脱出来，其影响应该说是革命性的。此后，强制性的空间流动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但毕竟已经大不如前，商业的逻辑冲淡了制度的逻辑。在市场供需驱动下的空间流动，成为那个时代空间流动的主要形态，利润和生计成为驱动民众出行的主要动力。
笔者的老家福建，素来山多田少，不少地方号称“七山二水一分田”，为了谋生，经商的人很多，明人张瀚就称闽人“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松窗梦语》卷之四），他们活动的空间范围是很大的。特别是泉州人和漳州人，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濒海优势，唐宋以来就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到了16世纪，更不惜违反朝廷的海禁政策，利用厦门对岸的月港等港口，与东来的欧洲人做生意。明后期在帝国境内流通的白银中，数千万两是来自南美和日本，它们多半是由闽商经手，源源不断地从这些港口进入中国内地的。为了与官兵对抗，在海上立足，他们甚至进行军事化，组成亦商亦盗的武装商业集团，泉州安海郑氏集团的兴起，就是一个例证。
郑氏集团的缔造者郑芝龙，早年随母舅前往澳门经商，在跟葡萄牙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而且与他们建立了生意网络。不久他去了菲律宾。后来加入李旦海盗集团，李旦死后，接替他的位置，成了这个集团的头领，逐渐成为左右东南沿海的主要势力。郑芝龙之子郑成功跟父亲一样，不仅是个空间穿越者，也是个文化穿越者。他出生于日本平户，母亲为日本人。他继承父亲的事业后，继续与日本人和欧洲人做生意，而且生意越做越大，建立了半独立的海上商业帝国。满人入主中原后，郑成功曾多次与清军交锋，失利后，遂攻略台湾，赶走荷兰人。1662年去世前，他派遣使者前往马尼拉，威逼西班牙人俯首朝贡，并打算发兵攻打他们。要不是由于猝死，郑氏很有可能建立一个规模不小的海洋帝国，那么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该会是另一番模样吧？
当然，在明清中国内地执商界牛耳的，是徽商和晋商。明末福建人谢肇淛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五杂俎》卷之四）。徽商与晋商的崛起，一方面固然与商业发展有关，另一方面却也与朝廷的典章制度有剪不断的关系。他们赚到的第一桶金，来自朝廷推行的“开中法”。明代为防止蒙古人侵扰，在北方边境驻扎重兵，合称“九边”。为了解决九边的军粮问题，朝廷出台了一个政策，凡将粮食运到边地者，可获得朝廷配给的盐引，获得盐引后，就可到指定的盐场卖盐，这就是所谓的“开中法”。不少徽商、晋商就是利用这一制度契机，赚得盆满钵满，成为称雄大江南北的商人群体的。因此，如果说闽商多半在朝廷体制之外运作，徽商和晋商的经商之道，则相当注重与衙门的合作。
对这种空间位移的体验，是甜是苦？明清时代经常远足的人中，士人是值得注意的一群人。为谋取功名，他们必须到省城和京城赶考；求得一官半职后，因任官回避制度的规定，又必须远走他乡赴任。其中有游山玩水的雅兴的，人数可能固不在少，但一路上舟车劳顿不说，若是遇到盗贼，还可能丢了性命，因此，他们对远游的感受大概是很复杂的。普通民众既无士人的雅兴，又无富商巨贾购置“鲜衣怒马”的本钱，他们对逆旅的感受，可能还是比较苦涩的。明清小说中，便不乏对行旅辛酸的描绘。《喻世明言·杨八老越国奇逢》这样描述为商的苦处：
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
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
水路风波殊未稳，陆路鸡犬惊安寝；
…… ……
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
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孥惊；
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
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逢。
请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阙生计？
苦也罢，乐也罢，不管出于对利润的追逐，还是来自养家糊口的压力，15世纪中叶以来，越来越多的乡民还是离开了熟悉的故土，远走他乡。
当然，明中叶赋役改革后，强制性的空间流动已不再重要，远走他乡的人，在乡村毕竟不多见。为数更多的，是出门三、五天的乡民。同样是徽州，腰缠万贯、几年不返乡的行商大贾自然不乏其人，但不时外出做小买卖的普通乡民，恐怕才是大宗。徽州婺源县，是个山多田少的地方，“每一岁概田所入，不足供通邑十分之四”，于是乡民“并力作于山”，“收麻、蓝、粟、麦，佐所不给”，并“以其杉、桐之入”，贩卖到毗邻的饶州和休宁，“易鱼、稻于饶，易诸货于休”，看来在这样恶劣的生态条件下，不做点买卖是无法过日子的。加之婺源没有贩卖官盐的盐栈，普通乡民必须前往休宁县买盐，他们“挑负诸土物逾岭零星贸易，价溢而劳瘁倍之”，由于路上辛劳，“故穷僻村氓，多食淡者”（光绪《婺源县志》卷三）。这些乡民行走的范围究竟有多大，过去我们无从考究。所幸近年发现的晚清当地乡民所记排日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第一手的关键史料。
排日账主要记录日常行事和来往账目，是介于账簿与日记之间的一种文类，且多半为乡民所记，不消说，其史料价值是很高的。笔者搜集的十三册排日账，是婺源一家程姓农户祖孙三代所记。程家种了几亩水、旱田，又在山上采山货、种茶叶，还经常外出做小买卖。他们活动的范围，往东到达浙江境内的开化县，往西到达江西境内的德兴、乐平等地，活动半径达到200多华里。程家频频造访的地域范围稍小，西起婺源西乡的市镇赋春，东至休宁东乡的重镇屯溪（今黄山市），活动半径也有100多华里。太平军到来之前，程家从事的一宗买卖，就是到休宁、婺源边境的溪口镇买盐，挑到他们生活的婺北地区以及西乡贩卖。有时他们甚至穿越省界，进入江西浮梁等地贩盐，这已算是贩卖私盐的行为了。婺源西乡与毗邻的浮梁县，盛产鱼、米和油，程家在这一带卖出盐巴后，就地购买这些货物回家，这样来回都不打空。太平天国运动被扑灭后，程家又时常做挑夫，帮婺源重镇清华的茶行，挑茶到溪口一带贩卖。从程家的个案看，普通民众离乡出行的主要动因，早已不是为衙门当差，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了。
其实，说程家出行完全是为了养家糊口，也不全对。道光十八年（1838）七月，程家的户主程发开到休宁县城卖葛粉，葛粉出手后，跑到歙县拣日子。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他的次子程允亨前往歙县看病。次年八月，又利用到屯溪贩卖黄精的机会，顺道到休宁县城看病。程允亨媳妇的娘家，在20华里外的一个休宁小山村。程允亨经常到这个村子走亲戚，有一次到那里观看目连戏，流连忘返，接连住了四、五天。还应提到的是进香。程家进香地点主要有三处，一是村子附近半山腰上的金刚岭，一是村东的山峰高湖山，一是休宁西部的齐云山，其中以齐云山最为重要。
齐云山古称“白岳”，是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的真武崇拜中心，其地位仅次于武当山。据排日账记载，程允亨父子共前往齐云山进香五次，年份分别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十二年（1873）、光绪五年（1879）和光绪七年（1881），每次往返时间都是四天。他们途径的路线和在山上参与的活动，在账中基本上没有留下记载，唯有道光二十六年九月的进香活动，稍微留下了一点信息。此年九月二十三日，“己上齐云山拜老爷，溪口歇”，说明程家前往齐云山进香，取道溪口，并在溪口休息一夜，老爷，就是真武，又称玄天上帝。二十四日，“己溪口上齐云山拜老爷”，当晚应该在山上的道观过夜；二十五日，“己齐云山拜老爷打醮，下山回转庄前歇”，这是第三天，当日在山上打醮。他们还会前往山上各处重要的道观烧香、求签，账中夹带的几张诗签就是明证。此日仪式结束后下山，在庄前休息。二十六日，“己庄前拜老爷回家下马”，这是第四天，从庄前返回家中。
进香之旅持续时间不长，但对明清时期普通民众的影响不可小觑。作为一种宗教活动，进香为普通民众体验超自然世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再者，不少进香中心为招徕远方的香客，提出“照远不照近”的说法，说是香客的家乡越远，获得的庇佑越多。这种说法无形中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群拉入同一个社会文化空间，从而为普通民众观察、接触、认知来自其他地域的人群，走出他们的身份、职业、地位加诸于他们的生活空间的诸多限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不管是强制性的空间流动，还是自发性的空间流动，从来自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从事不同职业的傅习和程允亨身上，可以窥见一个我们不怎么熟悉的传统中国。面对这个陌生的中国，笔者不禁想起费孝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的问题：传统中国的“本色”是什么？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指出，传统中国村与村之间的关系是“孤立、隔膜”，这是因为，乡村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乡民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造成“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因此，他们“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中国·乡土本色》）。但事实上，不管是由于时代和制度造就的客观条件，还是出于他们自身走出小地方的主观诉求，像傅习、程允亨这样的普通民众不单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频频走出他们生活的小世界，时常与村外世界打交道。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否应该追问：乡土中国，有多“乡土”？
（原载《读书》2016年第6期，第63-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