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荷生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亚洲研究所宗教与全球化研究组主任， 莱佛士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與新加坡學者許源泰博士合作調查全新加坡的華族廟宇網絡。經過四年的田野調查。丁教授和許博士不但確認了多達八百餘座的新加坡華族廟宇位置（包括容納三百餘個廟宇單位的六十八座聯合廟），以及近百個與華族廟宇有密切關係的宗鄉會館、商業與文化組織等，也發掘了數以千計沒被記錄的華文石碑、匾額、楹聯等百年文物。由於數量龐大，兩人決定先把自新加坡開埠以來至清朝覆滅前的文物資料編冊出版，命名為《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1819－1911》，是為這項計劃的一部份成果。至於其它的文物資料和廟宇網絡等調查結果，兩人希望在未來可以儘快整理和編輯出版。

本書是加拿大基金資援的研究計劃「新加坡廟宇分佈調查」與「中新兩地廟宇跨國網絡研究」之部份成果。在此之前，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東亞系主任丁荷生教授（Professor Kenneth Dean, McGill University）與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攜手合作，在中國福建省興化府、泉州府和漳州府做了長達二十餘年的田野調查計劃，並將調查中所發現的廟宇石碑編輯成冊，是為《福建宗教碑銘彙編：興化府》（1998）、《福建宗教碑銘彙編：泉州府》三冊（2004）和《福建宗教碑銘彙編:漳州府》四冊（即將出版）。從這些珍貴的碑文記載中，兩位教授敏銳地察覺到福建省內的多座廟宇與東南亞華社有千絲萬縷的密切關係。

例如，上世紀四十年代由莆田人宋湖民從西天尾鎮白杜村移運至城關，安置在元妙觀三清殿裡的《有宋興化軍祥應廟記》（宋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不但反映了早在南宋年間，莆田海上貿易已達繁盛，碑文中所提到的「往時遊商海賈，冒風濤，歷險阻，以牟利於他郡外番者」，以及「泉州綱首朱紡，舟往三佛齊國……舟行迅速，無有艱阻，往返曾不期年，獲利百倍」，也顯示了當時由朱紡領隊的遠洋航行規模龐大的運輸貨物船隊，因崇拜祥應廟神明的靈驗而來莆瞻拜，所攜帶的莆田豐富外銷貨物更已遠銷到「三佛齊」（今印尼的蘇門答臘）和東南亞等地。互通有無，來往密切。

至於位於漳州青礁慈濟東宮的《吧國緣主碑記》（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記載了清順治辛丑年遷界，青礁慈濟東宮頓成荒墟。复界後，慈濟東宮所在地青礁望族顏氏家族為之募捐重建，旅居「吧國」荷屬東印度（今日的印尼雅加達）的華僑在甲必丹郭天榜、林應章等人的號召下，紛紛慷慨捐獻緣銀以助其成。《吧國緣主碑記》記載慷慨捐資的「吧國」甲必丹共十四人、信士一百零八人等，捐銀高達一千一百五十三兩八錢。換言之，早在清康熙三十六年，旅居東南亞的海外鄉親已積極捐資回饋家鄉的祖廟和地方神。青礁的慈濟東宮之所以能夠重建竣工，旅居「吧國」的海外鄉親功不可沒。至於《重修慈濟祖宮碑記》（清咸豐四年），以及《重修東宮碑記》 （清嘉慶十九年）等碑文，更先後記載了「吉連丹」（今馬來半島東北部「吉蘭丹」的同名異譯）的僑民捐銀，以及章芳琳、陳金鐘等漳州海澄移民富商的鉅額捐款。

今日，在文革後大量重建地方廟宇中，東南亞華人依然扮演著非常顯著的重要角色。為了更好地解讀這些現象和跨國網絡，丁荷生教授根據碑文所顯示的多條線索南下東南亞。

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前系主任饒宗頤國學大師編撰《星馬華文碑刻繫年》（1970），開編輯東南亞的華文碑銘成書冊之先河。後有專家學者陸續挖掘出長期被忽略的東南亞華文碑銘並編輯成書，例如：陳荊和、陳育崧《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1973）；陳鐵凡、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馬來西亞華銘刻萃編》三卷（1982、1985、1987），莊欽永《新加坡華文銘刻記錄初編》（1984）；傅吾康《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彙編》三卷（1988、1997）；傅吾康、劉麗芳《泰國華文銘刻彙編》（1998）和莊欽永《馬六甲、新加坡華文碑文輯錄》（ 1998）等。有關這些大作對學術界的重要貢獻，已在丁荷生教授和莊钦永博士的序文中詳細闡述，不必在此贅言。值得補充者是，本書除了在這些學者編撰的碑文資料集之基礎上，進一步做了拾遺補闕之功夫以外，還儘量利用比較先進的數碼攝影器材和排版印刷技術，以及丁荷生教授精通中英雙文的優勢，力求將這批百年文物的呈現方式更趨完善精美，故本書的銘刻彙編呈現方式有以下三個特色：

首先，本書是第一部以中英文呈現的華文銘刻彙編雙文版，方便中文世界與英文世界的學術界和讀者群閱讀和研究。每一個篇章，本書都依序以中、英文簡介該章的廟宇／會館單位，供奉的主神或祖先，文物表，石碑、匾額、楹聯和其它銅鐘、雲板、香爐、神桌等文物。碑匾或銅器上所鐫刻的銘文常是引經據典，言簡意賅，數個漢字所表達出來的豐富內容往往不是片言隻語所能詳細解釋，故丁荷生教授以英文翻譯和解釋這些銘文格外煞費苦心。至於一些特別複雜和難以解釋的字句或語境，則在每一篇章後的注釋中進一步解釋。

其次，本書儘量以文物的數碼彩色照片和銘文鐫刻格式同步排版。具體而言，我們在每個篇章的左頁呈現一張石碑的彩色照片，右頁則根據石碑的鐫刻格式以文字輸入和排版復原。這種呈現方式的排版工作異常艱巨，多虧了我們的合作夥伴馬來西亞的設計公司I Design Work上下同仁不辭勞苦，這種排版格式才得以成功呈現，讓讀者雖然無法親臨現場一睹百年文物之風采，但可以通過數碼彩色照片和按碑鐫刻排版的方式領略一二。至於匾額、楹聯等其它文物，由於文字較少，每一張彩色照片都能清楚顯示銘文的排版格式，故本書只在每張照片之下以中英文排列成行。

其三，本書儘量呈現銘文的字體原貌。樹立於百餘年前的新加坡廟宇或會館內之古老石碑、匾額和楹聯等文物，出現了很多當時的異體字和特殊用詞，很能反映百餘年前在新加坡活躍的閩粵方言和風俗習慣，以及融入海峽殖民地政權和馬來社群的社會形態與混雜語碼，是很值得史學家和語言學家深入研究的原始資料和文字符號。然而，由於時移世易，很多古老的異體字已經退化為今日難以辨識的死文字，現代電腦字型也不予收錄。幸賴I Design Work同仁嘔心瀝血，一筆一劃按照原碑字型造出大量的異體字，是為本書的另一特色。

以此三大特色編輯的《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1819－1911》，總共搜集了多達1265 個銘刻文物，並可歸納為以下十八種類型：碑刻（石／銅／木）、匾額（木／石）、楹聯（木／石）、銅鐘、香爐（石／銅）、樑題、 雲板、儀仗牌、神桌、神龕、燭臺、戲臺、雕刻（銅／木）、神位、石獅、鑼鼓、兵器和雜類銘刻文物。（請見文物一覽表）很顯然的，本書所發掘的石碑和其它銘刻文物（1819－1911）超越了陳荊和、陳育崧《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和其它文獻，我們希望在前輩們的傑作基礎上，進一步為東南亞華族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原始資料。至於我們發掘這些古老文物所帶來的一些思考和研究方向，將在其它學術刊物進一步專文討論，不在本文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