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26日，一个令全球震惊悲痛的日子，位于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的交界处的印尼苏门答腊以北的海底发生9.3级地震，引发高达10余米的海啸，波及范围远至波斯湾的阿曼、非洲东岸索马里及毛里求斯、留尼汪等国造成近30万人死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给当地及周边地区的旅游业带来了沉重打击。2011年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10万以上人口死亡和超过1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此次地震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虽然日本已关闭第一核电站，但是一部分污水发生了泄漏，污染了水源和土地，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辐射致使物种发生了变异等事件一直困扰着人们，核辐射阴影至今难以消散。无法预料、危害巨大和影响深远的海洋灾害至今依然是威胁着人类生活的自然灾害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海洋灾害频发的国家，在史书上几乎每一年都有海洋灾害的记载。恶劣的地理环境虽然给海洋先民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阻力，但从客观上来说，它同时也刺激了海洋先民改造自然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史也可以称作是一部中国海洋先民与自然抗争的海洋开发史、海洋灾害史。在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多年的努力下，中国海洋灾害史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如于运全的《海洋天灾》一书，就是从整体出发，学科整合为手段，以海洋为视角的海洋灾害历史研究。但是，这本书也仅对海洋灾害做了详细梳理，却没有对救灾这一环节进行研究。而其它的论文和研究著作中虽有与海洋灾害救助相关的研究，或是区域灾害史研究、或是兼论提及，并未有把海洋灾害救助作为整体史来综合研究的文章。这样一种研究状况，与旱灾、蝗灾、地震等灾种研究相比，显然逊色许多。因此，可以说这一领域还是有很多工作做的。

海洋灾害史研究的缓慢，最主要的是受其研究资料的限制。在古代中国以中原为中心的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拥有着大量的农业社会历史资料，但对海洋的“记忆”却是零星分散的。在查阅正史、沿海地方志与沿海地区名人的文集后，我从中明晰了不少以前模糊不清的概念，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正史中对海洋灾害救助的资料少之又少；地方志的大量撰写，多是在明清以后，明以前的与海洋灾害救助相关的史事记载简略，很难看出全貌；很多海洋灾害救助的相关史料与其他陆地上的灾害救助资料是重叠或是混淆；地方志撰写过程中的错误也有很多。所以，经过思考后，本书把时间限定在了清代。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在它所统治的200多年中，就横跨了两大中国历史灾害多发群发集中期——明清群发期、清末群发期。是中国历史上受自然灾害最频繁、最广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不但内陆自然灾害频发，沿海的海洋灾害，也时常危及着沿海居民的生命。“清顺治十六年（1659）七月，大水，海啸，平地深数尺，行者之舟筏往往覆没死。”“清康熙四年（1665）七月初三日，大风拔木，海啸入城，人畜庐舍漂溺无算。”等汗漫海洋灾害记录，充斥在现有的正史以及沿海各府县志之中，海洋灾害对清代的海洋渔业、沿海农业和制盐业、航运业造成巨大破坏。不过，很多海洋灾害虽然是自古就有的自然现象，由于其名称是近现代才确定，所以在古代的史料中很容易被忽略，如赤潮、海冰等灾害。如果不看史料就妄下定论的话，无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大灾过后，人们痛定思痛，兴利除害。自战国始各代的统治者从巩固江山社稷、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始终把荒政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无论荒年丰年，都要细心筹划并实施一系列相应的防灾救灾对策，与其相应的闪烁着人民智慧精华的众多民间救助组织亦纷纷涌现。到了清代，在沿袭了前代的救灾救助政策之外，各种社会保障及民间救助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尤其是晚清时期，随着西方思潮的冲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以士绅、商人等为主的慈善家应运而生，民间慈善逐渐走向成熟，并成为灾害发生后救助的主要势力。但是，因中国历代都是以农为本，所以这些荒政史的研究，多为水灾、旱灾、地震与蝗灾等内陆自然灾害的应对研究，专以海洋灾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应对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是很有研究空间的一个领域。

本书以清代海洋灾害和救助为研究对象，考察其灾害发生后政府的应对措施，力图能为我们探索各种海洋灾害的发生与演变规律，以及国家面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应变对策提供借鉴和帮助。

（本文摘自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七卷，李冰著《明清海洋灾害与社会应对》之绪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