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进入21世纪，海洋在国家战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海洋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通道。但是，当前中国向海洋发展的前景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中国与亚洲海洋邻国的一系列摩擦，引起时人极大的关注。在黄海，渔民捕鱼的问题时常引发中韩的争议；在东海，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的问题争论不休，一度剑拔弩张；在南海，越南曾宣布对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拥有主权；菲律宾则占领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频频挑起事端。如何维护中国的海洋主权，已是当前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
然而，中国面临的海上问题并非今日独有。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地带在黄河流域，大陆的稳定历来是第一位的。沿海地区及邻近海域在中央政权看来不但容易滋生游民，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可以成为勾结敌国损害国家利益的混乱地带。明清以来，中央政权断断续续地采取了海禁政策。与之互为因应的则是海上的混乱局面。自明中叶以来的倭寇问题、明末清初的“海寇商人”、“荷夷”的骚扰，到清中叶的“大海盗”蔡牵等等，海上问题成为明清两朝的共同难题。鸦片战争，西方国家更是从海上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由此而起。
长期忽视海洋发展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以及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海洋理论的强势影响，20世纪末，还有激烈的言论认为中国只有黄土文化，没有海洋文化。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打开了和世界交流的国门，向海洋发展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在此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海洋相关理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学界陆续出版《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自身海洋文明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中国有自己的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逐步为学界接受。杨国桢先生在《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一文中指出，当前西方国家的“海洋国家”理论实际上是马汉“海权论”话语体系下的概念，经过麦金德的海陆二分法和民主、专制二分法构建出“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对立。如何摆脱西方海洋文明的“话语权”控制，是当前中国海洋文明理论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有着悠久独特的海洋文明发展历程。无论是宋元时期繁盛的海外贸易，还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都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并且在郑和时代以前，中国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海洋强国接连进入东亚海域，寻求贸易和利润。中国方面，明中叶以来海禁的松动，特别是隆庆开海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商人大量来往于东亚、东南亚的各个港市经营“生理”，形成海外华人贸易网络。西方势力的到来，将中国卷入世界贸易竞争中。东西方势力进而在东亚海域展开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角逐。
本书关注的论题，是这一时期郑成功与荷兰人的海权竞逐。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郑成功的活动，表明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初，中国在东亚海域乃至世界海洋的舞台上仍具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东亚海域海权竞逐的结果，便是郑成功在与荷兰人的海权较量中胜出。他主导东亚贸易网络，并最终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郑成功以海外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跨越台湾海峡“驱荷复台”，实为中国海洋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海上展开的最早的、并且是规模较大的海上竞争。郑成功是否具有“海权”思维？这场竞争有何意义？“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竞逐”这一论题的研究，对于探讨中国自身的海洋文明的内涵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郑成功在海上成败的经验教训，也是中国重返海洋的重要财富。
二
民国时期已有朱希祖等学者对郑成功进行研究。此外，国内关于郑成功的研究成果较为明显地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学术研讨会上。1962年，厦门举办了一次纪念郑成功复台3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1982年以后，国内学界几乎每隔五年便举行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学术研讨会，大致编成以下论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主要为1962年厦门学术会议论文集，1982年重新整理出版；《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郑成功研究论丛》，1982年厦门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1982年厦门学术会议学术组选取台湾郑成功研究的论文集；《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论文集》，1987年厦门学术会议论文集；《郑成功研究》，1992年厦门郑成功学术会议论文集；《郑成功研究》，1997年泉州郑成功研究论文集；《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厦门郑成功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郑成功与台湾》，2002年在泉州举行的纪念郑成功复台34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郑成功研究文集》，2012年厦门举办的郑成功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除了以上郑成功研究学术会议论文集以外，还有陈碧笙的《郑成功历史研究》及邓孔昭的《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张宗洽的《郑成功丛谈》是个人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论文集；意大利研究者白蒂著有《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此外，建国以来，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论文，更有数百篇之多。
受时代意识的影响，以上关于郑成功研究的侧重点有明显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即从反殖民反侵略的角度研究郑成功驱荷复台的意义，以及“抗清”即研究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的民族气节及反民族压迫对清廷民族政策转变的意义。郑成功的阶级属性、当时的国内主要矛盾、郑成功海上贸易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关于郑成功的史实、郑成功与其他历史人物的关系、郑成功与台湾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步深入。20世纪末以来，开始有学者关注郑成功的活动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意义，郑成功与海权便是这一视野中的一个切入点。
(一)早期郑成功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郑成功的整体研究，有傅衣凌的《关于郑成功的评价》及《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若干问题》，陈孔立、李强的《李自成·多尔衮·郑成功》等。傅衣凌从国内矛盾认识出发，认为郑成功代表国内地主阶级抗战派及东南新兴海商利益，驱荷斗争保障民族独立，免受外来资本主义侵略，为康乾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先决条件。他进一步提出评价郑成功应从亚洲历史进程中去认识，郑成功驱荷复台，对日本、朝鲜等国的独立性及华侨经济都有巨大的影响。认为郑成功的抗清斗争迫使清廷调整与汉族地主关系，缓和民族矛盾，而驱荷复台则维护领土主权，开发台湾，为实现全国统一准备条件。早期大多数对郑成功的研究并未超出上述视野，而大致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论述郑成功“驱荷复台”的伟大意义。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朱杰勤的《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朱维幹的《郑成功光复台湾的壮烈事迹》、陈国强的《郑成功驱逐何况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等。此外，还有专门从军事角度探讨郑成功的复台战争，如陈孔立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分析》，、陈碧笙的《郑成功收复台湾战史研究》、邓孔昭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略运筹》和《郑成功收复台湾期间的粮食供应问题》，郭志超的《风潮对荷、郑和清、郑战争影响例析》，认为郑成功利用风潮，对登陆鹿耳门带来很大帮助。台湾陈锦昌的《郑成功的台湾时代》可说是研究郑成功复台战史最详实的成果。作者收集中文史料和相关荷兰档案史料，较全面地还原了郑成功复台的战斗经过。
第二，对郑成功“抗清”的研究。主要有胡允恭的《郑成功抗清驱荷的英雄事迹》、陈在正的《一六五四—至一六六一年清郑之间和战关系及其得失》、廖汉臣的《延平王北征考评》、薛瑞录的《郑成功北伐战略新探》、安双成的《清郑南京战役的若干问题》、陈碧笙的《1657——1659年三次北上江南战役》等。以上的研究，对郑成功军队的优势劣势的剖析十分详细，如郑军长于海战，短于陆战、攻坚战等等方面均有提及。
第三，有研究者从郑成功个人的角度进行研究。如郑成功的思想方面，有刘伯涵的《郑成功与东林复社的关系》、陈名实、林国平的《郑成功的儒学思想及其影响》、林其泉、郑以灵的《郑成功经济思想初探》、黄志中的《试论郑成功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等。军政建设方面，有吕荣芳、叶文程的《郑成功在厦门的军政建设》、钱海岳的《郑成功在军事上的贡献》、邓华祥的《略论郑成功为建设和巩固厦门根据地的斗争》等等。
第四，关于郑成功的海上贸易。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韩振华的《一六五零——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时代的海外贸易的性质》、台湾南栖的《台湾郑氏五商之研究》，考证郑氏有杭州的山五商金、木、水、火、土及厦门的海五商仁、义、礼、智、信五大商来组织贸易活动，山海各商行也有刺探军情的作用。林仁川的《试论郑氏政权对海商的征税制度》，认为郑芝龙的“令旗”兼有海上贸易通行证及海商船税的意义，此后郑功成继承此制度并改为“牌票”，征收“牌饷”。
此外，还有对“郑氏海商集团”的研究。聂德宁的《郑成功与郑氏集团的海外贸易》，认为郑成功继承发展了郑芝龙的海上实力，并且整合了浙海水师力量，对其海外贸易形成有力保障。郑成功还丰富其贸易形式，增强了商业竞争力，从而在与荷兰人的竞争及海盗行为的斗争中胜出。郑克晟的《郑成功的海上贸易及其内部组织之特点》，认为郑氏集团有成员成分复杂、内部重要成员相对独立、依靠宗族关系和乡亲关系来保持郑氏“舶主”地位的特点，一旦出现利益冲突，便难以团结，导致郑氏集团最后的失败。
第五，郑成功与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聂德宁的《明末清初中国帆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一文，作者认为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段内，中国商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经历了被掳掠到竞争以至抗争的过程。最终郑成功击溃荷兰人，保护了中国海商利益。李德霞的《浅析荷兰东印度公司于郑氏海商集团之商业关系》，认为荷兰东印度与郑氏集团之间时而相互利用时而竞争，但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商业贸易方面都处处受制于郑氏集团，最终不敌郑氏集团。文章对郑芝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关系的探讨较为详细，但限于篇幅，对郑成功时期郑氏集团与荷兰之间的竞争事实则简略带过。
庄国土的《析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认为，郑成功对菲律宾西班牙人的檄文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其商船安全及公平贸易，客观上并没有达到护侨的目的。郑山玉、于东的《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管窥》认为，郑成功有保护华侨的目的，但此文在翻译上的曲折使得在解读过程中易产生歧义。
黄玉斋的《郑成功时代与日本德川幕府》，提到郑成功在1648年、1651年曾向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求援，1658年对幕府的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求援。杨国桢《闽在海中》一书的第五章“隐元禅师与仙岩”考证隐元禅师1654年在厦门的相关活动，认为隐元禅师受郑成功所托赴日求援的可能性较大。但胡沧泽的《郑成功与隐元禅师赴日的关系》认为隐元赴日主要在传佛法，与郑成功借兵无关。汤锦台的《郑氏父子与平户》，认为从王直以来在平户的华商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郑成功受到这一力量的支持。在日本的经历使得郑成功对荷兰人有所了解，从而打下驱荷复台的基础。
(二)郑成功与海权的相关研究
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注意到郑成功与海权的关系，但限于史料及研究视野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20世纪末以来，海洋史学的兴起，郑成功的海上活动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地位逐步引起重视。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的问题，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台湾学者方豪在1950年发表的《明郑的海权掌握与对外关系》，注意到海权对于郑氏的重要性。文章认为，海权的掌握是郑成功抗清驱荷的基础，海权和海利是明郑的生命线。与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日本的商业贸易往来，是郑氏海权的基础。可惜文章并未结合史实铺开论证，也未对“海权”的概念做明确界定。
杨国桢在2003年发表的《郑成功与明末海洋社会权力的整合》，认为郑成功的海上政权是大航海时代东亚的海洋竞争和中国海洋经济在沿海社会发展的结果。民间海洋社会权力填补了明末以来海洋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促进了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从隆庆时期以来，中国的海洋社会权力经历了从民间——地方官府——海上政权的整合，代表了中国沿海社会向海洋的转向。水师和海洋贸易是郑成功海上政权的基础，郑氏政权行使明朝中央政权的公权力，以政权形式组织海洋贸易，鼓励私商，以武装保护海上安全和商业利益，与海洋世界规则接轨，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弹性。由于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长期停留于民间地方层次，无法与清朝政府抗衡。海洋政权的失败，使得中国错过了通过海权竞争融入世界市场的战略机遇期。文章在东亚海权竞争的背景下考察明末海洋社会权力，对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背景及对海洋社会组织结构、运作进行分析，无疑打开了一个新视角。
郑永常的《郑成功海洋性格研究》，认为郑成功的早期经历及家庭背景使其形成了一种海洋性格，认识到海上贸易和航运的重要性，从而展现出一种海权思维。文章例举了郑成功海上活动的事例，分别是派官员到台湾魍港向中国渔民征税，派何斌在鸡笼借打捞沉船测量港道水深，抗议大员荷船夺去属下商船及财物，维护海域航道安全，禁航马尼拉的禁令，警告和抗议巴达维亚查扣商船和货物，对大员禁运及发布回航令，想将常寿宁放逐台湾的想法，对安然无礼的处理，委托何斌在台湾征收通行税，攻取台湾，诏谕吕宋一共十二个事例，说明郑成功的海洋性格，并以马汉的海权论来印证，认为郑成功的海权思维接近其时的荷兰人。文章以海洋性格及海权的视角来检视郑成功的海上活动，在研究视野上可认为已有突破。但本文读者可能产生些许疑惑，比如，海洋性格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另一个问题则是，仅仅对郑成功的经历及涉海活动事例的考察，来说明郑成功的海权意识及郑氏政权为海权国家，是否足够充分？考虑到海权及海权国家的内涵与欧美的社会条件及历史背景相关，因此，在判断其他地区的时，是否也应将具体国家或是政权的历史背景、社会构成等因素纳入考量？遗憾的是，限于篇幅，作者并未对此详加论证。
倪乐雄的《从制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认为郑氏水师与西方意义上的海军相似，表面中国在没有外部力量介入的条件下也能产生一定规模和程度的资本主义。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从“延平条陈”到澎湖之战——郑氏集团的海权战略得失分析》，认为郑清的南京之战和厦门高崎之战展现量海权对陆权的优劣势，海权和海利是郑成功集团成败的关键。此外，作者还有《郑成功时代的海权实践对当代中国的意义》一文，认为郑成功海商集团发展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表面以海外贸易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必然要用海军来维系自己的生存，海上力量是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根本。作者一系列的文章主要从军事、战略方面考察郑氏政权，在事实的论证方面似乎有所欠缺。另一个主要问题则是相关概念的界定，作者在许多论述中将“海权”与“制海权”等同，有待商榷。
意大利的研究者白蒂《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一书把郑成功的活动置于远东的复杂形势下进行考察，强调郑成功的活动对远东海域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作者认为，从李旦、郑芝龙开始，中国的海上力量得到统一，得以在东亚海域与西方海洋强国竞争，并凭借对东亚、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掌控及强大海上军事力量在竞争中胜出。东亚海域的局势变化引起了西方海洋强国的调整与变化，从而影响了近代欧洲历史的进程。此书的视野跳出了中国沿海与台湾海峡，将郑成功在东亚的活动置于大航海时代东西方势力相互角逐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在视野方面无疑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此书视角广阔又限于篇幅，在许多细节方面作者并未深入地分析。对郑成功的商贸活动、与各方势力在海上的竞争和冲突等等史实的处理似乎过于简略，而对郑成功的政权组织及中国沿海的社会背景几乎没有涉及。以上几点虽非本书研究最主要之目的所在，但未加注意，对于认识郑成功及其海上政权在东亚海域的地位而言，或许是一个缺憾。
上述研究已是针对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研究的仅有成果。如上，虽有学者已关注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竞逐的新视角，但对于郑成功与海权的研究，理应虑及当时中国东南社会的历史背景及郑成功海上政权的作用。此外，“海权”作为一个舶来词汇，其内涵如何界定？
（本文为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四卷，王昌著《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竟逐》绪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