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海权”的涵义到底如何理解？当前学界对于海权尚无统一的定义。
有研究者认为，海权说到底，就是海洋空间的行动自由权。也有人认为，海权在经典意义上，是国家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另外还有人认为，海权，顾名思义，就是拥有或享有对海洋或大海的控制权和利用权，但是这种权利的范围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总体来说，研究者在使用“海权”这一概念时，大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侧重海上权力或力量；二是侧重海洋上的权利；三是侧重海洋权利与海上力量结合起来。
“海权”的不同解释无疑极易引起理解和运用的混乱。海权既是一个外来词汇，若不考察其外文原意而随意加以个人的理解，恐难言合理。有研究者指出，在近代中国，首先使用“海权”一词的是驻德公使李凤苞的《海战新义》，此书在1885年刊印，其中说：“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但是，当前并不清楚其对应的是英文词汇或是德文词汇。此后，“海权”一词逐渐出现于清廷官方记载。如清光绪三十二年，出使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称：“由荷赴义。行抵罗马。观其庶事克修。俨然强国。海军制度。可与各国抗衡。地处温带。最宜蚕桑。滨海之国。大要尤注意渔业。于扩张海权。有绝大关系。”
以“海权论”风靡世界的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初版在1890年。1897年，马汉在给伦敦出版商马斯顿的信中说：我可以说，我经过深思熟虑所选用的，现在已这样流行的Sea power。这个名词，我是希望它能迫使人们注意并得到流行。我故意不用maritime。这个形容词，是这个词太通俗，不能引起人们注意或是不能使人们把它放在心上。Sea power,至少其英语意义，看来已保留了我所使用的意义。马汉自己指出Sea power是其“选用”的，可见，在马汉以 Sea power作为其著作中的主要概念以前，这一词汇早已流行于欧美社会。马汉的著作是对海权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影响深远，但这一思想无疑曾经历了一定时段的积累与沉淀。此后，中国学人普遍将Sea power翻译为海权。
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Sea power的含义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海洋的延伸，以一个国家无视敌人和竞争者使用海洋的能力为准则，它由不同的因素构成，比如战术、武器、辅助设备、商业航运和受训练的专业人员。”而在美国的哥伦比亚百科全书中，Sea power的解释是“能够使一个国家控制一部分海洋并拒绝敌对国家对海洋的利用、维护一个国家战争或和平时期的海洋权利的海军力量。”词条的最后注明这个解释引自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这两个解释固然不能完全代表Sea power在19世纪末在欧美社会的涵义，但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马汉曾言，海权的历史，就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但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而影响海权发展除个人因素外，主要是“不仅包括用以武力控制海洋或其任何一部分的海上力量的发展，而且包括一支军事舰队源于和赖以生存的平时贸易和海运的发展。”从马汉对海权的这些描述来看，显然海权包含的意义极广，但海上军事力量是最为关键的。依此看来，国内研究者如张文木认为的英文Sea power表示的是“海上力量”、“海上权力”而非“海上权利”，以及倪乐雄认为的“海权一般指国家运用军事力量对海洋的控制”是比较符合马汉“海权”原义的。
那么，中国古代是否有“海权观念”，或是“海权思想”？有研究者认为，在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是：海洋可以兴渔盐之利，可以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为通往世界的要道，可以作为国家经济贸易的重要途径，以及海洋可以作为军事上重要的战略基地、控制敌国海岸以保障本国海上贸易顺利进行等观念，中国人是没有的，魏源也没有。但另一个观点截然相反，也是诸多历史学者所持的主要观点。例如王家俭认为，魏源时期就具有海权思想。杨国桢指出，若以马汉对海权所描述的“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这两个要素来看，明嘉靖时期吴朴的《渡海方程》中就存在海权主张。这本书可惜已失传，但同时代人的一篇读书札记中对此书有记录，“其上卷述海中诸国道里之数，南至太仓刘家河开洋，开至某山若干里，皆以山（指岛屿）为标准。…每至一国，则云：此国与中国某地方相对，可于此置都护府以制之。”“其下卷言二事，其一言蛮夷之情，与之交则喜悦，拒之严反怨怒，请于灵山、成山二处，各开市舶司以通有无，中国之利。”显然，若没有对中国古代涉及海洋的言论进行详细考察，就对中国古代是否具有“海权观念”做出判断，毫无意义。
“海权”作为一个舶来词汇，在其产与当时的欧美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其内涵也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正如张文木言，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对于海权会有不同的理解。在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作者指出国内产品——海洋运输——殖民地是海权的三大重要环节，海上力量、海上基地与殖民地、海上交通是国家海权的构成要素。而影响国家海权的基本条件有六点，分别是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政府的特点和政策。但是，马汉所得出的观点，出自对近代欧洲国家的海洋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以“海权论”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东亚历史上的海洋问题，是否合适？
从亚洲海域的历史形势来看，与欧美国家的海洋发展历程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东亚海域的地理特点，是其“亚洲地中海”的特征，可以说，这片海域是较为封闭的。西边通往印度洋的海路，是狭窄的马六甲海峡；东边则是岛链外巨大的太平洋。亚洲海域的历史特点，是中国在这一区域的主导性优势。具体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在中国的传统的夷夏观念下，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是中国的朝贡国，名义上是政治附属国。史蒂文·德拉克雷的《印度尼西亚史》中提到，十世纪初，室利佛逝派往中国的正规外交使团建立了与中国皇帝的友好关系，中国更愿意把这种关系视作一种本质上的属邦关系…持有室利佛逝特许状的商人、室利佛逝的同盟国和委托人，获得了靠近获利丰厚的中国贸易的特权。通过这样的方式，室利佛逝国扩展了自己的势力，最终它获得了海上帝国的规模和地位。15世纪以后，马六甲国家在获得了中国的贸易优先权和贸易保护之后，迅速地变成那一地区的主导力量。葡萄牙人攻击马六甲时，“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其还故土。”
朱元璋即位之初，便“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更定蕃国朝贡仪。是时，四夷朝贡，东有朝鲜、日本，南有暹罗、琉球、占城、真腊、安南、爪哇、西洋、琐里、三佛济、渤泥、百花、览邦、彭亨、淡巴、须文达那凡十七国。
明人吴朴在《渡海方程》中，建议国家应在中南半岛各港市设立“市舶司”，驻派军队保护贸易。这个建议的背后，无疑把中南半岛的国家认为是自己的附属国。
另一方面，在17世纪欧洲人进入东亚海域之前，中国的东南民间商人已在东亚海域形成了贸易网络。华商和中国帆船是这一海域的主角。有学者指出：“月港开放后的40余年，是漳州海商主导东亚贸易网络的黄金时代。”即便中国的中央政府从海洋退缩，但中国方面民间的海上力量在东亚海域仍是一家独大。取得中国方面（官方或是民间海上力量）的许可，便可在东亚海域进行贸易、渔业等海上活动。在此背景下，“海权”的竞争，其实是“海洋社会权力”的争夺。
“海洋社会权力”的概念是由杨国桢先生提出的。明代中后期，随着政治腐败，中央控制力下降，社会经济向商品经倾斜发展，朝贡贸易衰落，民间海上走私贸易猖獗，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在传统体制的空隙中孕育兴起。海洋经济是海洋社会的基础。海洋经济，指人类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构成、经济利益、经济形态和经济运作模式。“海洋社会”，指向海洋用力的社会组织编成。粗略地说，它的基层组织包括海上生产、生活的社会群体，如渔民、船员、水手、海商、海盗等等；海岸带陆域的农村、港口城镇、渔村聚落、宗族和民间会社，海洋资源或产品的加工、仓储、运销、研究的机构，海洋管理和服务的部门。亦即各种海上力量以及陆岛支持力量的组织编成。和陆地社会具有显著差别的，是各种社会群体组合的船上社会。它们都有自己的组织制度、行为方式，带有小社会的特征。民间海洋社会权力的存在是维持海洋经济、海洋社会运作的必要条件，但它与官方行使的公权力相抵触，因而被视为违法行为。
杨国桢先生指出，海洋社会权力在16-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主要体现在军事和商业的能力。
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传统亚洲海域的局面。对于欧洲人来说，不管是在教封闭的地中海，还是跨越了大半个地球的航行，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面临着海上强劲的对手，各海域时常还是群雄争霸的局面。地理大发现以来，首先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海上展开角逐；16世纪的荷兰联合英国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也是西方海上势力的一次洗牌。这些西方国家需要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来保护商船和航线，需要帆船的补给基地和贸易基地，才能够在弱肉强食的海洋世界中立足。因此，当马汉分析总结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的海权历史，便提出海权史“在很大程度上记叙了国家间的斗争、相互的对抗以及往往最终导致战争的暴力行径，尽管它不是唯一的见证。”并且，殖民地和海上基地、海上力量、海上航线是海权的构成要素。
海权是基于军事力量对海洋控制和利用的能力。这一点上，“海权论”与“海洋社会权力”的概念所强调的内涵是一致的。“海洋社会权力”指出，在16-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东亚海域，主要表现在商业能力和军事能力。而“海权论”认为海上力量、殖民地和海上交通是国家海权的构成要素。本文认为，考察在17世纪中期的东亚海域的海权问题，上述两种理论都是需要借鉴的。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方便叙述，本书所指“中国沿海”特指中国东部、南部的近海区域，而“东亚海域”则包括除近海以外今日之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东部、南海以及巽他群岛附近的海域。
四
本书从东亚海权竞逐的视角解读郑成功的海洋活动，以时间线索为主线，参杂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正文部分包含五个章节。
绪论，本章说明本书选题的缘由、郑成功研究的相关学术史回顾，以及本书所指“海权”概念的界定。
第一章，17世纪前期的东亚海权格局。本章主要说明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时代东亚海权的状况，主要包含中国沿海的形势以及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东亚海域的活动等。
第二章，郑成功的海上政权。本章说明郑成功的出生以及他如何继承郑芝龙的势力，并利用南明的政治影响取得闽海的控制权，从而进一步建立海上政权。本章还将就郑成功海上政权的特征以及郑成功重要部下Gampea 的身份进行研究。
第三章，东亚海域的角逐。郑成功的海上政权，与东亚海域的其他势力产生了激烈的竞争。东亚各地贸易权、航行权的竞争，以及荷兰人占据下的大员的争夺，是本章的重点。这一时期大员的重要华人何斌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本章探讨的问题之一。
第四章，中国沿海的争夺。本章说明郑成功的海上政权与清廷在东南沿海制海权上的争夺以及海上政权的困境、郑成功东进台湾的原因。
第五章，海上基地的开拓。本章主要通过对郑成功攻克大员关键战役的研究，探讨郑成功获胜的原因。此外，郑成功的个人因素在这次战役中的作用，以及郑成功对马尼拉未完成的远征计划，也是本章将涉及的问题。
第六章，结语，是全书的总结。
本书主要利用的史料，是既有的中文相关史料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
中文史料方面，郑成功属下杨英的《先王实录》是郑成功研究最可靠的资料之一，厦门大学的陈碧笙教授曾校注此书，本文即采用此版。此外还有《台湾外记》、《海上见闻录》、《闽海纪要》等一大批明清之际的文人留下的记载，以及沿海地区的地方志、郑成功相关人物的文集、杂记等等，也是本文的主要参考资料。郑成功研究的另一便利，则是各种相关史料集的编辑出版。这一部分史料集主要有：《郑成功史料选编》，主要从明清史籍中摘录与郑成功有关的记载；《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主要是清廷档案中的郑成功相关史料；《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则摘录包括《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被忽视的福摩萨》、《巴达维亚城日志》等外文史料；《郑氏史料初编》、《郑氏史料续编》、《郑氏史料三编》则是从明清宫廷档案中辑录的郑氏相关的史料；《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补充了《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未收录的顺治十三年以后与郑氏相关的满文档案。此外，还有《郑成功在潮州活动资料》，则专录郑成功在粤东活动的史料。
此处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资料，主要是《巴达维亚城日志》、《热兰遮城日志》和《东印度事务报告》。
《巴达维亚城日志》和《热兰遮城日志》都是当日之荷兰人在其商馆中所留下的记录。《巴达维亚城日志》是由巴达维亚城总督府将该市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和东南亚各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馆报告书要纲整理合并，以日记体裁写成。《巴达维亚城日志》最早由日本学者村上直次郎日译，其中第一、二册由郭辉再将之中译，第三册由程大学中译。《巴达维亚城日志》的中译较早，学者利用也较多，如台湾史专家杨彦杰的《荷据时代台湾史》，便大量引用《巴达维亚城日志》的内容。《热兰遮城日志》则是大员荷兰商馆的日志，主要记录台湾及附近地区的事务。此日志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内部文献，读者原是东印度公司的高层，为往来书信作证。台湾学者江树生旅居荷兰二十余年，于2011年终于将全部四册中译。这些日志虽是荷兰人站在其立场而写成的文字，但内容丰富，其中许多类似记流水账的贸易细节，不失为可靠的资料。这一资料逐渐受到研究者重视，郑永常的《郑成功海洋性格研究》一文，便以此日志为主要史料。
《东印度事务报告》又称为《总督一般报告》，是东印度公司为了更有效地掌握其在亚洲的活动，作为最高领导机构的十七董事会要求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总督和评议会要定期就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活动提交报告。这一报告主要用途在于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制定政策做参考。程绍刚将其中与台湾有关的记载中译汇编成《荷兰人在福尔摩沙》。这一报告的特点在于对东亚各地的荷兰商馆以及与其相关的实务均有记载，对《巴达维亚城日志》和《热兰遮城日志》是极好的补充。
此外，还有零星中译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以及当时的传教士、航海者留下的记录。如荷兰学者胡月涵的《十七世纪五十年代郑成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往来的函件》，选译翻译了1653-1656年之间郑成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往来函件，其中关于1653年荷兰抢劫广南返回厦门的中国商船事件的细节披露，郑成功求医荷兰，1656年郑成功禁航大员、马尼拉等等内容，颇具史料价值。
由于中文史料对于郑成功在东亚海域活动的记载甚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使得本书的研究成为可能。
（本文为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四卷，王昌著《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竟逐》绪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