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缘起
从地球上看，厦门湾不过是我们所居住的蓝色星球上的一个小点，是东亚大陆肚腹上的一个脐扣。这个离北回归线稍稍偏北的海湾，直面台湾海峡与澎湖列岛，几乎位于中国南北海域的中间位置。这里也是每年的东北季风、西南季风以及热带气旋的交汇地。
说到厦门湾，不得不提及的是厦门作为岛屿、城市、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
厦门原是福建东南沿海一个普通但却特别的小岛，位于福建省东南部九龙江入海口，背靠漳州、泉州平原。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厦门成为令全国以至世界瞩目的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对于厦门及其周边地带所构成的厦门湾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如何对这一以厦门为中心的地区进行研究并有利于决策参考，也一直是本地政府关注的问题。
早在20世纪70年代，福建省政府就作出“大念山海经”的战略决策；进入九十年代，福建省又作出“全面开发海上田园，加快水产事业发展”的战略部署；1995年福建省提出了建设“海洋大省”的战略构想，力图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厦门由此被摆在龙头的位置，进入快速发展期。
2000年11月，国务院批准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厦门作为东南沿海重要中心城市、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的性质定位，要求加快建设厦门枢纽港，完善九龙江口港口体系，构筑以厦门港为始发点向大陆、海洋和全球全方位辐射的立体交通网络。
2001年2月，厦门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提出推动厦门城市形态和城市功能的转变，逐步实现由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的建设思路。在“十五”期间构建“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海湾型城市框架；大力发展航运业，从而确立厦门港作为沿海集装箱运输主枢纽港的地位。可以说“海湾型城市”概念的提出，是对原有“海岛型城市”模式的突破，成为厦门迈进世界海洋城市行列的一个过渡阶段。2002年2 月，厦门市十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政府在当年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推进海湾型城市建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同时积极开辟新的国际航线和内航支线，大力发展中转业务，形成有较强集聚效应的物流平台，加快构建厦门区域舶航运中心。
2004年，着眼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产业竞争的大格局，以及福建省政府的战略构想，厦门市提出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中心城市”（简称“海西”）的目标，这正是省政府战略发展思路的继续和延伸。按照福建省政府的战略意图，是要在海峡西岸形成了一个东临台湾，西接赣湘，北承长江三角洲、南连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经济带，即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口都市带，以厦门、泉州为中心的闽南金三角城市带。这两个城市带不仅可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板块实现“对接”，同时还可向省内腹地和周边地区延伸。其中，位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间的厦门，可谓中国大陆沿海城市群与台湾海峡两岸城市群的过渡节点和桥头堡。作为海湾型城市的厦门，可以充分发挥特区辐射作用，带动影响近及金门、漳州、泉州、三明、龙岩等地，亦可依托腹地交通进一步辐射闽北、赣东南、湘南、粤东南等地区，成为带动东南沿海发展的龙头城市。
至2006年1月1日起，漳州的招银、后石、石码三个港区与厦门港已有东渡、海沧、嵩屿、刘五店以及其它几个客运港区合并，统一称为厦门港。而厦门市港务管理局则更名为厦门港口管理局，作为全厦门湾港口、航道以及水路运输实施行政管理的交通主管部门。2007年3月9日，“福建厦漳大桥有限公司”在招商局漳州开发区举行创立大会，它标志着工程投资估算总金额为30亿元的厦漳跨海大桥建设开始实质性运作。厦漳跨海大桥是福建实施“海西”战略的重要项目，北连厦门海沧投资区，南接招商局漳州开发区。其建成，将打破九龙江的阻隔，极大地改善厦漳两地的交通条件，有利于整合厦门湾港口资源，推进厦漳城市带一体化建设，加快厦门湾经济产业集群的建设发展。
2010年4月26日，中国大陆第一条海底隧道──厦门翔安海底隧道建成通车。这条全长8.695公里的隧道，从厦门岛到达对岸翔安区的大陆端，比原来整整节省了82分钟。此隧道成为厦门岛第五条出入岛外的交通要道，兼具公路和城市道路双重功能，它的建成通车使厦门出入岛形成了陆、海、空全天候立体交通格局。同一天，时速250公里的福（州）厦（门）铁路也正式开通运营。两地铁路运行时间从原来中转绕行所需的11个小时缩短到1.5个小时。这是继温（州）福（州）铁路后福建开通的第二条高速铁路。北起福州，经福清、莆田、泉州、晋江，南达厦门。福厦高铁（也就是俗称的“动车”）的贯通，拉近了厦门、漳州与泉州城市间的距离，使厦、漳、泉三地同城化有了实质性进展。
2011年7月29日，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第一次党政联席会议在厦门举行。会议提出了涉及基础设施、信息服务、基本公共服务、要素市场建设、产业融合发展等5个方面共18个同城化重大项目。2012年10月10日，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第二次党政联席会在漳州召开，审议并原则通过各有关事项。在首批18个同城化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上，又筛选确定了第二批39个同城化项目，其中基础设施项目14个、公共服务项目16个、产业项目9个。与第一批项目相比，合作项目更多、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只可惜，其后几年，三城因诉求不同造成同城化的进展举步维艰。不过就三地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融合的大趋势是阻挡不了的。
以上是各级地方政府从决策的角度来对厦门湾的发展所作的最新定位。从地方政府的对厦门的城市发展设计来看，我们看到厦门区划的不断变迁及扩展，即由岛中部分地区扩展至全岛，更扩至岛外；自2000年以来，更进一步向整个海湾进行城市带整合的大辐射大拓展过程。
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对于整个厦门湾的思考并非空穴来风，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去考察，就能明白其最初肇始。从明代以来厦门及其周边地带成长、发展的历程来看，厦门的发展过程也是与整个海湾的发展相辅相成的。环厦门的周边地区，内联漳泉，外通四海，自古以来就“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成为著名的海上贸易聚集区，其中有以海外私人贸易闻名的月港，有历史悠久的同安，还有同样积淀深厚的南安和晋江，它们与厦门的发展一起起伏跌宕，见证了厦门的古今历史。厦、漳、泉三地，包括今日台湾当局管辖的金门县，原本就是一相互紧密关联的生命共同体。
以金门为例，其行政归属就曾在泉邑、同邑以及厦门之间来回数次。早在晋代金门已有人烟，史载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闽观察使柳冕奏置万安监，以滋养马匹地五处，金门即为其一。王审知在闽时编为泉州属邑，“凡山川海岛不科征税”。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岛居者始输纳户钞。至熙丰年间，始立都图，为四都，统九图，属同安县绥德乡翔风里。嘉定十年（1217年），真德秀知泉州府，巡海滨、屯要害，尝经略料罗战船。咸淳间，复税弓丈量田亩，给养马。元大德元年（1297年），始建场征盐。元至正六年，置管勾司，后改为司令司。明洪武元年，改为踏石司，旋改为盐课司。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置金门守御千户所，以及峰上、官澚、田埔、陈坑四巡检司。清顺治三年（1646年），为郑成功所据。康熙十三年（1674年），为郑经所据。
在职官设置上，明洪武间置烈屿巡检，康熙十九年，改驻同安石浔；官澳巡检则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移驻踏石，乾隆十三年（1748年）移马家巷。康熙十九年（1680年）置仅次于提督的金门镇总兵官，雍正元年(1723年) 置浯洲盐场大使，又置烈屿盐场大使，嘉庆七年（1802年），并入浯洲场。雍正十二年（1734年），移同安县丞驻金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又移至灌口，又以晋江县安海通判移驻金门；到四十五年又复置县丞；至乾隆四十年，又移通判至马家巷（马巷），金门田赋归马巷分征。同治七年（1868年），裁金门镇，改置协镇副将以及中军都司。民国三年（1914年），撤废清制，析厦门为思明县，隶金门于思明，裁撤并废县丞，改设分治员。民国三年（1914年）七月奉准按金门岛原有区域置县，归厦门道管辖，为二等要缺。
再如历史上的台厦兵备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在台湾设立台湾府，又设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简称“台厦道”，兼理学政。由于台湾后来发生“朱一贵事件”，所以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清圣祖决定将台厦道的兵备衔去掉，同时将原来隶属于台湾厦门道的绿营兵力分散到南、北两路防守，并将战船拨归台湾镇总兵管理，故其正式称谓改为“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台厦道所属范围，为清朝特殊的行政区划，行政区域地位介于省与府之间，台厦道隶属福建管辖，地位略低于省的级别，但高于府（如泉州府或漳州府）的建制。至雍正五年（1727年），经福建总督高其倬奏请改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为福建分巡台湾道，将福建兴泉道加上巡海道衔并移驻厦门，同时添设台湾府通判一员驻澎湖，裁澎湖巡检一员。至此，结束了台厦同属一个行政区长达四十余年的历史。从此，道署衙门从厦门移至台南，台湾与厦门地区分而治之。
再来看几个厦门湾内民间互动维系的例子。
时至今日，位于晋江安海镇和泉州市南安水头镇之间的安平桥上仍有一方特殊的石刻，上书“浯洲屿颜达为考妣施此一间”，据《浯江颜氏族谱》考证，颜达为浯洲颜氏三世祖九郎公，是金门颜氏开基祖颜必和的孙子，其父颜五郎为柳州同知。浯江颜氏二十二世孙振凤曾记载：“九郎公讳达，五郎公次子也，住下厝，葬坑东，婆葬庙林下，子三曰十六郎、十七郎、十八郎”。这说明早在宋代建桥时已有金门的颜氏族人捐助修造。而且，据当地人称，建桥的石头来自金门以及与南安和金门临近的大佰岛。
2009年，一方明朝泉籍将军的墓志铭现身厦门，有关专家解读这方据说出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墓志，认为可资证明朝曾有泉州籍将军在鼓浪屿居家，且在死后安葬于当地的史实。
现存厦门湾的诸多族谱表明，因人口增加、灾祸战乱、婚姻维系或是经营生意等诸多原因，明清两代不少家族在厦门湾之内互迁的案例不胜枚举，尤其以金门、同安两地互迁为最。
例如金门陈氏，始祖陈福寿系唐代太子太傅陈邕的后裔。明嘉靖后期避倭患迁居同安翔风里十二都浦尾村开基繁衍，自创灯号“浯浦”，意即由浯洲(金门)迁入浦尾。其后陈氏在当地繁衍，形成多个房角，后代中有不少人移居海外，成为各方翘楚。
再比如石塘谢氏族谱就记载了家族中有多人移居厦门湾各地、台湾以及海外的历史，在后文中将会有详细叙述。
至于从厦门湾分香到各处的神祇则带动了厦门湾、海峡两岸以至海外信仰方面更多的互动。比如白礁、青礁的慈济宫，马巷的池王宫等等。
正是由于历世历代，漳、泉两地与厦门的同呼吸共命运，托举起了整个厦门湾地区，使得今日的海湾型城市以及海峡西岸中心城市的厦门由此得以构造。而环顾整个海湾，各部分不仅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作用，在地理区域上相互毗邻，行政归属上互相交错环叠，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文化上也相互依承、影响，从最早的“海滨邹鲁”、“紫阳过化”，继之以枭雄群起，叱咤半璧，到如今的才俊辈出，拼搏崛起，因此，从整个海湾的历史进程为根基，从大厦门湾海洋主体去展拓出发，跳出现有的区域范畴，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这一地域进行全面整体、多角度的研究，是很有必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试图通过对整个厦门湾的周边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作一回顾，对其变迁形态进行研究并作一展望，作为今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论证与参考，以期服务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本书以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厦门湾的发展历程作为研究的时段，在空间上则以整个厦门湾为范围。
第二节 学术研究背景
一、学术回顾
以往关于厦门及其周边地区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在涉及本论题之初，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及相关资料进行一番梳理。
国外关于厦门湾的资料记录较早出现于明代。欧洲方面，据杨国桢教授引用葡萄牙官方文献的记载，葡萄牙商船在1516年到达广州湾沿岸，1518年才首次来厦门湾沿岸的漳州(Chincheo)，并在漳州九龙江出海口的浯屿岛与漳州、泉州商人进行交易，这种隐藏式贸易(Trade Under)时间长达30年之久。因此漳州地方与葡萄牙的海上交易应该始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葡萄牙人东来，在厦门湾的浯屿建立了“居留地”，进行走私贸易。继之荷兰人窃取台湾，也以厦门为主要贸易地。葡萄牙、荷兰文献和海图上的“Camcheo”、“chincheo(漳州)”即指的是厦门湾；文献中集中记录荷兰与厦门湾关系的有《巴达维亚城日志》，《热遮兰城日志》等。清代英国人东来，厦门湾也是其蓄意打开通商门户的目标之一，相关的记录有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或译郭士立等）所著的《环中国沿海三次航行，1831，1832及1833，包括对暹罗、高丽和琉球群岛的观察》，该书对包括厦门在内的中国南部沿海城市有一定的描述记录。当然，一些旅居厦门湾沿岸的外国人也对本地区进行了较有系统的研究，不过大都集中于晚清至民国，如荷兰人高延（De Groot）的《中国宗教体系》（1892-1910），美国归正会传教士腓力普•威尔逊•毕(Philip Wilson Pitcher)所作的《厦门方志》等等，可资一定参考。
东亚地区，明清以来有关厦门湾沿岸相关记录及研究的主要有日本学者，有关论著如日本口岸官员记录的风闻信息汇编之《华夷变态》、另有川口长孺《台湾割据志》、《台湾郑氏纪事》等。其中不少已被收入台湾学者收入《台湾文献丛刊》中。此外，朝鲜李朝实录也提供了部分明清时期厦门湾的材料。
当代国外其他学者在论文和著作中涉及厦门的也有不少，但对厦门进行专题研究的当推新加坡学者吴振强。吴氏所著《厦门的兴起》，主要是研究清初厦门港的历史，对本书的写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吴振强在《厦门的兴起》中提到新航路发现之後，亚洲贸易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大陆本土的影响。在书里谈到整个经贸的改变，厦门整个腹地及其兴起的状况，他还关注到在城市中地方社会组织以神庙为中心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应由士绅承担的道德与社会义务都由商人承担起来，使得商人得以与官府、士绅的私交更为密切，以利其商务活动。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对本书也颇有启发，其《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一书，以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为基点，运用国际经济圈的理论，分析论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近代亚洲经济圈的状况，兼及亚洲经济圈与西欧美国经济圈的关系，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滨下武志的观点有别于以往西方学者的“西方冲击论”，而是立足于东亚自身的立场，从中国和亚洲内部的传统因素中寻找中国和亚洲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及其影响，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该书还探讨了这些近代以前的传统经济因素和经济圈对当前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问题。该书在视野、理论和资料采用上都有较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对朝贡贸易以来的近现代中国与亚太经济圈和世界市场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一书则对明郑时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也作了相应的评价。弗兰克作为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左派学者之一，对于东方世界相当推崇。透过弗兰克的视角，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他实际上否认了“现代性”的存在，颠覆了西方社会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弗兰克通过一种全球视野来审视当时的国际社会，从而肯定亚洲的（尤其是中国的）价值观，认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中国和印度曾是当时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而欧洲之所以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是因为欧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得以站在亚洲的肩膀上。
由于学界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思想，难免给亚洲研究带来不少单一视角的影响。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将中国的海洋经济贸易活动纳入东亚及世界的大潮中去分析，可以之为参照。
国内关于厦门湾周边地区的资料较为分散，多见于针对某一地的研究，对于整个厦门湾作整体研究的尚未有先例。部分研究成果集为文集或重新校注的方志，例如，相关的方志如《漳州府志》、《海澄县志》、《龙溪县志》、《同安县志》、《鹭江志》、《马巷厅志》、《厦门志》、《泉州府志》、《安海志》、《安平志》校注本，《金门志》等；又有明清实录以及《宫中档案》、《福建沿海航务档案》、《历代宝案》、《硃批奏折》，《皇朝文献通考》、《皇政政典类纂》、《清文献通考》等等。不少文人才俊的著作以及相关材料也颇引人注目，如夏琳《闽海纪要》、阮旻锡《海上闻见录》、郁永和《稗海记游》及《海上纪事》、施琅《靖海纪事》、徐怀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台湾随笔》、阮旻锡《海上见闻录》，杨英《先王实录》、张燮《东西洋考》、朱紈《甓余杂集》、胡宗宪《筹海图编》，司德福《闽政要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蓝鼎元《鹿州初集》，徐继畬《退密斋文集》，黄叔璥《台海使槎录》，江日升《台湾外纪》等。
相关本书研究的当代书籍也相当丰富，比如关于月港研究的《月港研究论文集》、关于龙海的《龙溪风物志》，《龙海文史资料》系列，《龙海文物》，《龙海县标准地名录》，《龙海县志》等等。有关金门研究的书籍颇为丰富，除传统的方志外，有台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金门学丛刊系列；又如《金门蔡献臣研究》、《金门史稿》，金门县政府于1992-2001年出版的《金门学》丛刊系列等等。有关石井郑氏的研究，如《郑成功《历史研究》，《郑成功研究论文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系列，《郑成功研究论丛》，《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郑成功研究》，《南明史》以及有关的档案史料、评传等。有关安海研究的著作如《安海港史研究》，另有解放后编修的有关厦门湾各地的文史资料系列，如《厦门文史资料》以及《同安文史资料》、《漳州文史资料》、《泉州文史资料》，特别是1959－1972年在台湾陆续出版的原台湾大学周宪文先生主持，由多位台湾史方家耗费十五年共同编辑的多达数百种的台湾文献丛刊系列，从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此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闽南文化、厦门湾各地的文化丛书系列，涉及厦门湾海外移民等书籍和资料也为本书提供了充实的资料来源。
此外，厦门湾沿岸众多家族的族谱以及相关碑刻资料，可以说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地方史资料。本书所引用之家族史资料，大部分为本人在整个厦门湾沿岸市镇以及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访谈时所得。不少涉及地方史的碑刻资料也为本人亲自搜集。
本书的写作，受惠于恩师杨国桢教授及诸多同门前辈的系列海洋史研究，如《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这些丛书中有不少涉及厦门湾，对本书的写作颇有启发。杨先生对中国的海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可以说提纲契领，高瞻远瞩，他为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划定了宏伟的蓝图，成为中国海洋史系列研究总的指导原则。而本人的研究，也以此为纲。此外，厦门当地学者的研究，如陈在正、颜立水等先生的宗族研究，何丙仲、郑振满先生关于厦门、泉州地区的碑刻资料等亦为本人的研究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参照。
二、基本思路
本书主要研究厦门及其周边海岸带如何崛起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厦门湾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这也是陆地如何走向海洋的一个文化过程。对这一转变的阐述应该涉及多方面，因此材料的获取和分析则相当关键。研究的难点在于，厦门湾当地的民间材料，主要是能提供翔实资料的海洋社会资料很难获取，例如族谱材料就不易搜集，所获者又有大部分没有关联或是不够信实，再有，对于文本的解读会带有不同阅读者的偏好，所以理解中的歧义在所难免。此外，写作过程中还发现，由于一些资料具有不可再生性，所以一旦遭到毁损，则无法挽救。
由于本书研究的范围是厦门湾，而以往的历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多侧重于某一方面，比如个别的城市，个别的专题，而对于海湾的整体研究则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文章力图以当地史料为主，以历史为基础，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进行厦门湾海洋文化的研究。这也是对整个海湾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当地的家族如何从内陆走向海洋，如何向国内及国外移民，如何发展海洋经济并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总结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初期的得失，作为今天建设新厦门湾的借鉴与警示。
从整个海湾来看，作为社会经济活动肇始的先锋——西海域的月港，应该是本海湾最早兴起的地方。早在明代成化、弘治间（1465-1505年），月港就已成为闽南一大都会，自嘉靖三十年（1551年）设置靖海馆，四十五年（1566年）设海澄县后，明朝廷又于隆庆元年（1567年）取消海禁，开设“洋市”。至万历年间（1573-1620年），月港的海外交通与贸易达到鼎盛。在此一时期，月港的社会经济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不过，与宋元时期的泉州港相比，漳州的月港在此时是以民间贸易为主。而进入十七世纪，由于荷兰殖民者称霸海上，不断搔扰我国东南沿海。天启年间，先后侵占我国澎湖、台湾，又封锁九龙江，横行台湾，掳掠我国沿海船只及人口，致使月港元气大伤，加之港道壅塞，日渐萧条。比之月港，稍后有厦门湾东岸安海的崛起，同样也经历了一番兴衰沉浮。明末清初，月港、安海等地成为郑成功与清朝争夺之地，当地贸易活动因战事也大受影响，而郑成功又以厦门为中心开展海外贸易，厦门及其周边海港地位逐渐上升。至平定郑氏，清朝廷又厉行“海禁”，实行“迁海”，九龙江以东皆为弃土，月港遭到重大打击。这样，取而代之的便是港阔水深的厦门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东西方经济贸易的交汇，文明的交接表现为经济上的互利与冲突。在此情境下，由于当时的政治情境及自身的港口条件，厦门脱颖而出，超越月港、安海港成为当时中国东、西洋贸易的主要港口。厦门的这种优势，在清初表现为福建的通洋正口及台运的专门口岸中，一直主导对南洋和台湾的贸易，成为闽南及福建的贸易中心。与其相应，也带动了周边地带港口渔村的发展。
再有，厦门作为一个岛屿，其开发史就贯穿了海上交通和海洋捕捞以及一系列的海洋经济贸易活动。唐代移民社会的繁衍，使厦门岛与闽南陆地的发展联为一体。明代中叶以后，厦门以及周边地区成为移民台湾的主要迁出地。至明末清初，厦门及其周边海湾地区在我国海洋经济史以及海外移民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从海防史来看，宋元时期，厦门已初步确立其军港地位。明末清初，更成为郑成功抗清、驱荷、统台的基地。其周边的不少渔港，如西海岸的马銮、同安湾的刘五店、澳头等地，也同样兼为商港及军港。自明清以来，厦门湾沿岸各地不仅抗击过倭寇，也抗击过荷兰、英国等侵略者，成为东南中国的海上长城。郑氏时期对厦门及其周边地区的开拓，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层面上对厦门湾进行了最初的整合，也为现今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只可惜进入清代，这一整合未能持续下去，由于受到了时局影响，产生了发展中的倒退。这也是今日厦门湾发展中应引以为戒之处。
不难看出，从整个厦门湾的发展来看，实际上依托的正是明末朝廷的局部对外开放的背景。正是明末朝廷对月港的有限度的开放，使得月港成为厦门湾初期发展的左翼，辅之以安海的发展，拓展了右翼；继之则为厦门岛的发展，成为引导周边各港口发展的领头羊，托起了整个清代本地区的经济。
本书力图通过考察厦门及其周边海港、渔村的发展历程，研究它们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如何由陆地走向海洋；其传统与现代的磨合、国内与国际的交错，在厦门湾是如何得以展现；同时探讨以往厦门湾发展的传统和经验，及其对当今厦门湾现代化的进程有什么样的启示。
本书研究方法以历史学方法为主，辅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力图做到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将历史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加以结合，本着历史学注重实证、力求严谨的风格，发挥人类学着重田野调查、擅长乡约民俗的优势，力图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勾勒出整个海湾的走向现代化、走向海洋的发展风貌，并以此分析出厦门湾海洋文化自身发展的特点，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本书作者在写作的数年中曾多次到厦门湾沿岸各地进行田野调查、访谈，搜集了相当多第一手史料，拍摄了数千张相关图片，为了增强读者的感性认识，特选用实地拍摄图片若干，书中图片除注明外均为作者所摄。
（本文为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三卷，余丰著《厦门湾的崛起》第一章绪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