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 / 《民俗曲藝》第192期 (已閱:122次) [返回列表] 出版商 / 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版次 / 2016年6月初版 ISBN / ISSN / 1025-1383 內文頁數 / 224頁 | |
《民俗曲藝》第192期(2016.6) 目錄 無形文化遺產與地方社會專輯I 無形文化遺產與地方社會:導言 / 王嵩山 傳承的挑戰:排灣古樓巫師傳統的衰微與復振 / 胡台麗 遺產化過程中的媽祖進香:儀式變遷與地方賦權的考察 / 呂玫鍰 花樣本:貴州苗族刺繡技藝傳承與地方社會 / 何兆華 達邦社戰祭歌謠作為口傳音樂文化遺產的研究 / 呂鈺秀 摘要 胡台麗。〈傳承的挑戰:排灣古樓巫師傳統的衰微與復振〉。《民俗曲藝》192 (2016.6): 11-46。 Hu Tai-li. “The Challenge of Succession: Decline and Revitalization of Shamanic Traditions in Paiwan Kulalao Village.”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192 (2016.6): 11-46. 與世界許多地區地位低且成巫前大多有病痛徵兆的巫師不同,被神祖靈揀選、擁有巫珠、會唱唸經語的排灣族巫師在階層化的排灣族社會享有尊貴的地位。本文作者將以屏東古樓村為例,探討排灣族巫師傳統從殖民時期到後殖民時代所經歷的衰微與復振。尤其是後殖民時代,很高比例的排灣族村落在基督教化後失去了巫師傳統,為何古樓村的巫師傳承還能維續?作者嘗試探索背後的原因,顯現傳承面臨的嚴峻挑戰,並與排灣土坂村、南和村以及西伯利亞和韓國巫師的復振現象略作比較。
呂玫鍰。〈遺產化過程中的媽祖進香:儀式變遷與地方賦權的考察〉。《民俗曲藝》192 (2016.6): 47-96。 Lu Mei-huan. “Examining a Mazu Pilgrimage in the Heritagization Process: Changes in Ritual Practices and the Empowerment of a Local Community.”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192 (2016.6): 47-96. 本文以白沙屯媽祖進香為例,2008年苗栗縣政府提報為「無形文化資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保護對象,2010年文化部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資產。筆者關心的是,當進香從過去地方性的宗教活動轉變為當代公有的公共財,進香遺產化(heritagization)是否造成相關儀式內容的變遷?是否也為地方社會帶來影響?文中首先介紹這個進香活動的特色,及其成為國家無形文化資產的理由。其次,探討近年進香儀式的變遷否是為遺產化的衝擊結果?包括檢視傳統地域性祭儀的逐漸消逝、進香儀式的改變、去地域化的儀式實踐、以及新進香意義的創造等。其三,考察遺產化的實踐對地方社會的影響,檢驗遺產化對近年廟方的發展計畫、地方攤商經濟、與地方社團活動所帶來的影響,從而討論國家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希望透過個案研究,探討媽祖進香從地方宗教傳統轉變成去地域化的儀式實踐,而遺產化過程不僅造成地方宗教傳統的改變與創新,也使得國家的文化治理帶來地方賦權的附帶效果。
何兆華。〈花樣本:貴州苗族刺繡技藝傳承與地方社會〉。《民俗曲藝》192 (2016.6): 97-165。 Ho Zhao-hua. “Embroidered Images: Women’s Inheritance of Embroidery Techniques and Local Miao Communities in Guizhou Province.”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192 (2016.6): 97-165. 本文透過貴州黔東南州台江縣施洞與黔西南州貞豐苗族服飾之花樣本的民族誌田野調查,討論刺繡技藝如何做為構成社會關係集合的中介,且透過女性對這項物質的傳承,如何形塑女性在社群中的自我認同及角色扮演。同時,花樣本如何做為一種區分社會邊界與社會關係的表徵,以理解歷史變遷下,人群的流動性及適應性。從田野資料中可以看出花樣本的圖紋因為族群遷徙或通婚等社會關係締結的變化而改變,且反映了女性為融入不同社會環境,在自我調適的過程可以選擇被同化或異化。顯示花樣本在地域性、社會性與時間性之間錯綜複雜的交疊關係。本文認為本研究對於深入了解貴州苗族服飾的文化性與社會性,能提供進一步的理解。物質文化研究的難題在於物質本身,很難呈現地方社會的動態表徵。然而,人類學在理解物質性與社會互動之間的關係,已有長足的進展。施洞與貞豐民族誌的資料,不但顯示社會化與文明化的過程中,物質與語言二者交互的關係,更進一步地說明物質傳承的知識,並不一定是技術的後果,更可以有言說參與的空間。透過服裝的物質性,以及苗人運用語言做為動能的現象,恰好展現施洞文化企圖建立我群的具體文化表徵。
呂鈺秀。〈達邦社戰祭歌謠作為口傳音樂文化遺產的研究〉。《民俗曲藝》192 (2016.6): 167-97。 Lu Yu-hsiu. “The Study of Tapang Mayasvi Ritual Music as Oral Cultural Heritage.”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192 (2016.6): 167-97. 鄒族戰祭祭歌以口傳延續,歌詞充滿今人難懂的古語,歷史悠久,屬於族群集體記憶的無形文化遺產,為各個大社所擁有。現今仍存的鄒族兩個大社:達邦與特富野,在戰祭祭歌上,既有差異,又是雷同。在檢視兩個部落的歷史音樂文本時發現,由於研究者對於樂譜採記理念的不同,使樂譜呈現了多樣性,也使在認定祭歌所屬大社上,產生了困難性。因此本論文首先對於既有音樂文本進行分析解讀,並試圖透過觀察達邦社祭歌在反覆練習與實際展演時的狀況,進行具有定義性與範例性的採譜。 研究發現,戰祭祭歌演唱的同時,伴隨着身體規律的前後晃動或腳步移動,這正是鄒人祭歌音樂的內在拍子以及採譜的律動規則所在。而祭歌中複音的演唱方式,則又可分為規劃了位置與旋律走向的複音,以及隨個人音感與演唱情緒所加入的複音。至於在達邦與特富野二社祭歌差異性上,研究者多以錄音地點標示祭歌所屬村落,但由於局內人以及局外人認識的差異,使歷史音樂文本的解讀,還是必須回歸音樂本體的分析。 最後,本論文探討了黑澤隆朝1943年進行的戰祭祭歌錄音。這是第一個保存下來的鄒族戰祭有聲資料。但因受制於錄音人數、形式、場域與技術等問題,音樂本身失去了原真性。因此在應用此歷史文本時,必須備加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