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实践中学习：学术认同感与方向感

郑莉

　　华南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建构，经历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我作为后生晚辈，在华南学术共同体中受益良多，下面谨结合亲身感受，简述我的粗浅认识。

　　华南学者注重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注重民间文献与田野调查，倡导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些道理似乎很简单，但对于我们这些从小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来说，却是很难身体力行的。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认为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为学生提供参与学术实践的机会，培养学生的学术认同感和方向感。

　　我是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很早就知道我们系原来是 “历史社会学系”，注重社会科学化的学术传统。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傅衣凌教授倡导的社会经济史学，强调“我们的学问不能只在图书馆做”。但是当我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资料，面对历史教科书的宏大叙事，确实很难理解普通人与历史学的关系，很难触及历史长河中具体而鲜活的人与事。

　　2002—2005年，我有幸参加了郑振满、丁荷生教授主持的“莆田民俗文化调查”田野计划。每年暑假和寒假，我们都要到莆田各地访问耆老，观看仪式，调查传统村社、家族、庙宇、仪式、道坛、剧团，等等。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完全不了解田野的意义。每天跟着老师跑行程，晚上回去整理当天的调查笔记和收集的资料，几年下来，跑了几百个村庄，看了上千个庙宇，我逐渐对乡村历史和文化产生兴趣，开始尝试写一些文章。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私人宗教仪式与社区关系》，就是用田野调查资料撰写的。我的硕士论文《莆田东华的家族、庙宇与仪式传统》，也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

　　那几年的田野调查，对我是毕生难忘的经历。首先，由于我们的调查都安排在严寒和酷暑，对我们这些“温室里的花朵”无疑是严峻的考验。我在田野中多次萌生退意，但看到老师们始终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只好咬牙坚持下来。后来我自己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每当遭遇困境，都会回想起当年跟老师跑田野的情景，以此勉励自己。其次，我虽然是莆仙人，但从小在城里长大，基本上没有乡村生活的经验。在参与调查的过程中，我对故乡的风土人情有了深刻的体验，真正感受到了乡土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尤其重要的是，我在田野调查中学会了和普通民众交往的方式，开始尝试从他们的立场思考历史和文化议题。

　　2006年我们的研究计划延伸到海外，开始去东南亚各地调查海外移民的庙宇与仪式传统。由于这一机缘，我得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亚细亚奖学金的资助，到新加坡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研习。我当时的研究计划是“仪式、戏剧与文化传承”，主要研究对象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收藏的一批兴化人木偶戏的剧本。这些剧本源自于莆田侨乡，但为了适应新加坡的演出环境，由当地木偶艺人重新改编。为了解读这些木偶剧本的历史文化内涵，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容世诚教授和亚洲研究所郭慧娟老师的指导下，对新加坡兴化人的木偶艺人、社团、庙宇和仪式传统展开了系统的田野调查，最后撰写了调查报告《新加坡兴化人的木偶戏与仪式传统》。

　　从新加坡回国后，我决定以海外兴化人的文化传承为研究方向，开始致力于莆田侨乡与海外移民历史文化调查。2007年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进修，了解国际学术界对海外华人的研究动态，同时协助丁荷生教授整理海内外兴化人调查资料。在此期间，为了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的研究生论坛，我再次重返新加坡，较为深入地调查了兴化人移民群体的生计模式与社团组织，考察了兴化人庙宇系统与仪式传统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于2010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跨越国界的文化网络：新加坡兴化人的庙宇与仪式传统》。

　　自2006年以来，除了开展自己的研究计划，我还相继参加了华南学者组织的许多学术活动，不断向同行师友学习田野研究经验。例如，2006年参加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主办的“民间历史文献研讨班”、“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山西）；2007年参加吴密察教授主办的“走入历史田野研习营”（台南）；2010—2013年连续参加四届李孝悌、王鸿泰教授主办的“田野与文献：闽南文化研习营”（金门、厦门、潮州）；2014年参加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举办的“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参加这些学术活动，不仅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而且通过学术交流与互动，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学友，深化了对历史人类学的认识。

　　在多年的田野调查实践中，我逐渐形成了对历史人类学的认同，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制度与精英意识形态，尽管早已进入民间社会，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群体中，人们总是策略性地应对国家制度和精英意识形态，力求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因此，我们不能只是从现存历史文献中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是必须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解读历史文献，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变迁。

　　自2010年以来，我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主讲“海外华人与侨乡研究”、“乡村仪式与戏剧”等课程，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深知田野实践对历史教学的重要意义，所以乐于组织学生参与各种形式的田野实践活动，力求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术认同感和方向感。当然，对我自己来说，同样从中受益无穷，进一步明确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原载《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