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人共享：一个闽北村落庙宇的历史变迁及其权力意涵（上）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李军

摘要：福建邵武坎头村惠安祠的始建年代可以追溯到宋元之前，经历了明清时代的变化，一直延续至今。惠安祠的祭祀空间与神明格局，是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文化积淀的结果。与之相应的祭祀活动已经融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活动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地域社会的性质、内部关系、权力网络及其历史变迁。从惠安祠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出，唯有将民间信仰的研究置于宽广的历史背景与具体的地理空间之下，从社区生活内部的长期历史和文化因素的视角出发，才得以更好地理解传统时期中国民众的心态和村落日常生活的转变。

关键词：闽北村落；惠安祠；神明祭典；权力意涵；历史变迁

引 言

对民间信仰的关注，一直是人类学与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传统。尤其是随着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学者们结合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将民间信仰的研究置于特定的地理与社会空间,更加重视小社区的信仰微观史研究。如美国人类学家华琛集中讨论广东沿海两个小渔村，揭示天后崇拜在地方层面的组织过程，借以解答传统王朝如何借助神明崇拜，建构一个大一统氛围的宏大命题。宗教史学者康豹以华北永乐宫为个案，考察这一宗教圣地历史的形成过程，尤其是关注圣地空间的安排以及圣地内和圣地周边的文本的制作、传播和接受等问题。国内学界的相关成果亦颇为显著。郑振满以莆田江口平原为例探讨当地神庙祭典组织与社区发展的密切关系，对日本与台湾学者提出的“祭祀圈”理论进行修正。陈春声对樟林神庙系统的考察也发现，当地居民对三山国王的崇拜和祭祀，与该社区的历史发展和内部地域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刘志伟则考察了粤东大洲岛的乡村庙宇、祭祀习惯及村落关系。刘永华通过探讨宋明以来闽西四保地区邹公形象的转变过程, 讨论背后的社会文化史过程。

上述成果为具体的区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照个案，同时也启示我们，乡村庙宇往往是社区地缘关系的最重要标志和象征。近年来，笔者在闽北和平地区进行多次田野考察，发现当地居民对“三王”的崇拜与祭典活动已经融为地方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同时这些活动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地域社会的性质、内部关系、权力网络及其历史变迁。

本文考察的范围以和平镇为主，和平镇位于闽北邵武市西南部，距城区40余公里，下辖10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本文重点涉及和平北部的3个行政村及其辖内的9个自然村，即危冲村（危冲、萧家湾、路下田）、坎头村（坎头、上井、官坊、坪塔）和鹿口村（鹿口、龙归），俗称“九乡”。和平属丘陵地带，境内岗峦起伏，和田溪两岸为狭长河谷小平原，九乡便星罗分布在这块小平原上。本文尝试着眼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视角，通过对坎头惠安祠庙宇变迁及其神明祭典活动的研究，描述庙宇的兴建、神明格局、祭典仪式，展现其所蕴涵的权力支配关系，揭示其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早期的庙宇沿革与神明由来

惠安祠，俗称下城庙，位于坎头村南200米处，坐西朝东，依山傍溪。现今庙宇占地1000多平方米，抬梁与穿斗式混合构架，重檐顶，气势恢宏，大体上保留了清代的建筑风貌。庙有两进殿，主殿崇奉三尊神像：“福善王”居中，“民主王”与“五通王”配祀左右。主殿左侧祀奉观音及其两位侍女，右侧塑地藏王。后殿供奉的诸位神明是：社公、社母、五谷真仙、土地、财神。2013年村民又紧邻后殿南侧新建一座“观音阁”，供奉千手观音，并分别以郭、邱、王三仙祖师和地母娘娘祔祀左右。正如后文分析所示，惠安祠的建筑空间与神明格局是长时段历史变迁的结果，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人群的象征意涵，同时，也折射出族际与地方关系格局的演变历程。

关于惠安祠的起源，目前所见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在明弘治《八闽通志》中，其云：

惠安庙，在府城西南三十六都。晋永嘉时，和平居民春秋社，常于张家井巨石侧致祭，号为“和平土主神”。宋绍兴间赐额，封“善应侯”。

又，清乾隆《邵武府志》载：惠安祠，在古山，祀社神。

这两部志书的修撰时间上距永嘉较为久远，一些信息可能不尽准确，但是仍能提示我们惠安祠的起源可能与古老的社神崇拜密切相关：早期，和平居民有将巨石当作土主神祭祀的习俗。可能在巨石旁构筑庐宇，作为春秋社祭的场所。

宋代，和平社区内部的地域关系发生较大转变，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上官家族的崛起。据北宋政和年间《宋正奉大夫上官凝公神道碑》可知，宋初的上官氏为邵武土著，父祖“皆隐迹不仕，乡里仪之”。庆历二年（1042年），上官凝进士及第，家族命运由此改变。尽管终其一生，他都只是担任县尉、通判、知县等低级官职，但任内皆能取得不错政绩，赢得较好口碑。这些自然有利于提升家族声望，而更为重要的是，上官凝的登科入仕使其得以跻身士林行列，为后代登科仕进创造了更好的人文氛围。此后，其子孙“历代簪缨，蝉联相续”，仅直系子辈、孙辈中进士及第者便达6人，尤其是次子上官均荣登榜眼，官至大理寺少卿。曾孙及其后辈登科、入仕者不胜枚举。据《福建省志•人物志》统计，宋代邵武共有进士156人，而上官家族即有55人，占全邵武的三分之一强！上官家族科举之成功，在宋代大族中是如此的突出，以至于宋代词人刘克庄惊叹道：“举一世所共荣，通天下所罕见，而萃于一州一邑，谓之盛甚，可也，况萃于一里乎！……起徒求步至显官，因而传子孙为世家，榜籍迭书、衣冠袭起者，不可以数计也。呜呼盛哉!”

科举的巨大成功，铸就了显赫的官宦世家。在此背景下，惠安祠庙宇的性质也出现了重大转变。收录于嘉庆《上官氏宗谱》中的《惠安祠檀越上寿胙筵由来记》对此有详细的追述，兹摘记于下：

惠安祠，古名“溪堂”，今名“下城庙”，为樵南之名祠也。建自宋朝熙宁间，其基址即葬九世祖洎公之王墓墩。公后改葬暖水窠，即就此地建造祖庙。原十七世祖均公奉使金[辽]国，夜宿馆驿，有盗图劫，梦见洎公显灵默佑，始克。回朝表奏，朝廷加封洎祖为“民主王”，兰公为“五通王”，赐建专祠，享民血食，在公原葬处建祠。公字惠安，故额曰“惠安”。……（明代重修时）又加塑“福善王”，而牌匾仍其旧。

这则材料意虽为后世民间所编撰，其中不免讹误（详下文），但仍为我们了解惠安祠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就其所言，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惠安祠古名“溪堂”，为上官家族先祖上官洎的墓地。宋熙宁（1068-1077年）间，被改造成上官氏的私家祠庙“惠安祠”，奉祀上官洎父子。其二，宋代建造惠安祠的主要推动者是北宋名宦上官均，其契机是出使辽国有功。其三，宋代朝廷加封上官洎为“民主王”，上官兰为“五通王”。“福善王”的塑像则是在明代重修时加塑的。

上述三点关涉本文主旨，不妨依次辨析如下。

首先，“九世祖上官洎”的身份。上官洎，弘治《八闽通志》作“上官泊”，其传曰：

上官泊，乾符末为镇将。时黄巢起浙东踰江西，破饶、吉、虔、信等州，因刊山开道，直趋建州。泊与子兰率兵勤王，誓曰：“不收黄巢，不敢见先君子地下。”遂直趋建昌，拒贼力战，父子皆被害。事闻，并赠将军。

这是目前可见关于上官洎的最早记录材料。年代更晚的嘉靖《邵武府志》、崇祯《闽书》、嘉庆《上官氏宗谱》、民国《上官氏宗谱》的上官洎传记均与此大同小异。传记赋予了上官洎浓厚的“忠烈”色彩：王朝危难，父子勤王，力战而死，为国捐躯，死后得到朝廷的大力表彰。这种忠义殉国的武将形象极为契合儒家的伦理准则。

    然而，从留存在《上官宗谱》中的几份宋代《谱序》，我们却可以发现这一英雄祖先的建构历程。成文于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的始修《谱序》记录道：

上官氏本西姓，世居闽为右族。或曰，自晋永嘉以避地而南，非也。余尝有事秦陇，适邽陕，历览故关，求所谓宗本，盖渺如也。……元符（1098-1100年）中，以事至福州。一日，出崱屴冈，忽得唐故州户曹上官君碣文，文坏，仅可读，言：“君讳谐，字志能，西台楚国公仪祖五叶孙也。元和四年（809年）为户曹，卒于官，子孙不能归，遂家焉。”……他日，有进士京者来见予。自言为公十二世孙，指画故谱甚有本源，以世计之，为予从昆弟行也。于是泫然，始识公实为余祖……自五代纷更，海内剖裂，士君子遭罹兵燹五十余年，扶伤救死不暇。谱学遂绝不传。吾家亦废，失所考证，是可叹也！……

按，序文作者上官彝，宋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同时也是上官氏始修宗谱的编者之一。据其所言，唐末五代以来，和平上官氏并无族谱，对先祖的谱系、族源亦模糊不定。直至宋元符间，他偶然看到上官仪裔孙的族谱，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位显赫的唐代宰相的后裔。这样，“世居闽为右族”的上官氏才建立起与上官仪的谱系联系。而同时，序文对上官洎父子只字未提。从文字推断，当时尚未确定和平上官氏与“唐末邵武镇将”上官洎的关系。成文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的重修《谱序》，再次强调了上官仪作为祖先的“事实”，并且明确指出和平的开基祖是上官洎。上官洎忠义殉国的故事也得到丰富、完善。嘉定十五年（1222年）的三修《谱序》，则进一步明晰了唐末上官洎至宋初上官凝的传承谱系。至此，和平上官氏最终完成了对谱系的重构。可见，和平上官氏从最初“谱学遂绝不传”，“失所考证”，到最终落实到以唐宰相上官仪为始祖，以上官洎为开基祖，至少经过了从北宋熙宁朝到南宋嘉定朝近150年的时间。

    其次，关于上官均使辽，及奏立惠安祠的说法。上官均（1038-1115年），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北宋名臣，《宋史》有传。其使辽一事《宋会要》载之甚详。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辽道宗逝世，二月，宋徽宗命给事中上官均、谢文瓘等使辽吊慰。然而，还朝后，朝廷似乎对使臣们的表现不甚满意，以“使辽吊奠而从者更衣以入，有违旧章”的罪名，将上官均等人“各降两官”。上官均出使非但无功，反而获罪的史实与嘉庆《宗谱》中“回朝表奏，朝廷加封洎祖……赐建专祠”的表述之间似有抵牾。此外，嘉庆《宗谱》另外一条记载：“均为大辽国信使，出关，每有云中黑神在前拥护，荣归，始建下城庙，代三王赠表圣荣，而官氏永为檀越。”这条记录仅言“黑神”相护，并未与上官洎对应。同时，“代三王赠表圣荣”反映出宋代下城庙便已供奉“三王”神明。值得玩味的是，民国版上官族谱似乎已经发现上述两条记载的矛盾之处，因而并未原文收录前者的记载，而是将其删改为更为“合理”的解释，其云：“（上官均使辽）夜宿馆驿，有盗图劫，梦见洎公显灵默佑，始克”。明确指出上官均受到的是上官洎的护佑。可见，宋代下城庙的建立不大可能是因上官均使辽有功，朝廷敕封的结果。综合各种材料推定，宋代的惠安祠可能就是“溪堂”，里面供奉的神为“三王”，上官家族是该庙重要的支持者或支配者。上官均奏请立庙的说法，应当是后世的附会。

    第三，“三王”的身份。前引《惠安祠檀越上寿胙筵由来记》载“民主王”名上官洎，“五通王”为上官兰，但未明言“福善王”姓名。光绪元年（1875年）刊行的《惠安祠簿》保留的康熙五十年（1711年）序文，则记曰：

    昼锦惠安祠，古名溪堂，今称下城庙，乃诸坊所共建，樵南之名祠也。祠内崇祀“福善尊王”，即温陵太守欧阳祐也。义宁初任满西归，舟次大乾龙湖，闻隋鼎移，挈家沉死……其左为“民主尊王”，即宋神宗所加封唐赠忠勇将军上官洎也。本官坊墟人，为昭武镇将，乾符间，逆贼黄巢之乱，遂与其子兰，勤王尽忠，事详本传。其右则为“五通尊王”。

序文提到“福善尊王”是欧阳祐，“民主尊王”为上官洎，“五通尊王”姓名则未涉及。不过，从行文来看，“五通尊王”绝不是上官兰。欧阳祐信仰，在唐宋以降的邵武乃闽北地区至为兴盛，其祖庙位于今邵武水北镇大乾村的富屯溪畔。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能简单介绍其演变历程。据南宋嘉定年间《敕赐惠应庙记》言，欧阳祐，洛阳人，隋义宁间为泉州太守，官满西归，舟次大乾，见山水明秀，曰：“吾死当庙食于此”。随后，意外翻船死亡，继而“尸身显异”，乡民为其封墓、立祠，之后屡次“显灵”，水旱瘟疫，无祷不应。

张侃教授研究欧阳祐的神化轨迹，对其“泉州太守”的身份提出质疑，认为欧阳祐崇拜的早期形态具有厉鬼形象的特征。笔者深表赞同。尽管欧阳祐的真实形象充满了谜团，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到民众的信仰热情。宋代，欧阳祐信仰更加兴盛，在信众与官府的共同推动下，灵验故事大量涌现，特别是与士人举业建立了联系，神明事迹不断层累，神格也逐渐提升。康定元年（1040年）受封“通应侯”，进入官方祀典。绍兴十七年（1147年），又被加封“明应威信广祐福善王”。百年间，累获封勅，并“封及其亲，爵延其子”。在此情况下，欧阳祐信仰亦进入和平社区，而当中上官家族功不可没。由绍兴二年（1132年）《芦阳明应广祐王庙记》可知，当时欧阳祐已成为邵武全郡的福主，至为普及。“因设其像，随所在以祀之。千室之邑，三家之村，祠宇相望，居者行者，或塑或绘，香火弗绝。凡有所为，必决于王而后敢从事。”此碑由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上官恢之婿季陵撰写并书，上官愔篆额、上官恢立石，充分体现了上官家族对欧阳祐的接纳与推动。同时，该信仰以邵武为核心，在闽北及邻近地区广为传播。

与此同时，五通神信仰也在包括邵武在内的南方各地蓬勃发展。邵武军及其邻近的建昌军、建宁府等处均有立庙。宋末邵武籍文人黄公绍谈到当地五通庙会的盛况时说：“幸逢四月八日之佳辰，真是千载一时之庆会，万方百姓，朝天下之正神，三界众真，归佛中之上善。”延及明清，邵武的五通信仰仍在持续。成书于清代的《中乾庙簿》一书也回顾了与中乾庙肇始于五通庙的事实。其文曰：“尝考中乾，始自唐朝，尔时基址窄狭，营建草率，塑神伍尊，因名曰‘五通庙’。虽为乡民崇祀之所，是即昼锦中乾庙乃诸坊所共建，樵南之名祠也。”值得注意的是，中乾庙与惠安祠相距离不到4华里，从其庙簿可知，至迟从明代始，该庙供奉的便是“福善王”、“民主王”、“五通王”三位神明。因此，《惠安祠簿》序文中的“五通尊王”极可能便是五通神，只是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五通神的数量由五位变成了一位。

《惠安祠簿》与《上官氏宗谱》都一致记载上官洎为“民主王”，然而，笔者在当地调查时许多乡民都将“民主王”称作“黑面王”，而不知其姓名。前文提及嘉庆《宗谱》记载，上官均使辽，得“黑神”相护，这不禁让人联想黑面王与“黑神”是否是同一位神祇。有趣的是，惠安祠与中乾庙中 “民主王”的塑像正是黑脸，他瞪眼皱眉，张着大口，就像一位极易发怒的武将，让人望而生畏。这与旁边的“福善王”与“五通王”淡定雍容，充满儒雅气质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笔者在当地多次听到这样的传说：

黑面王最初是要吃人的。村民每年都要轮流充当把簿，献出童男童女给他吃。邻近的江公，法术高深，决定为大家打抱不平。他当面去质问黑面王：“菩萨只该吃斋，怎能吃人？”于是，两人打斗起来，他们斗法了好几天……黑面王被打到墨缸里，所以脸黑了。后来，黑面王设计打败了江公，江公死后，黑面王也不再吃人了。

关于黑面王的来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黄巢造反，打到江西，朝廷派黑面王去平叛。黄巢斗不过黑面王，被逼退到“蔑笼山”，他知道死期已到，准备拔刀自杀，但在死之前想把自己手下的兵都毒死。于是在所有的水源中都下了毒。黑面王为防泉水有毒，便自己亲自尝试，于是中毒，通身发黑，挣扎了三天才死。因此，后人将他的神主塑成黑脸。

两则传说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黑面王面向。前者狡黠贪婪，但又法力高强，丝毫不像一个正统神，充满了邪恶的色彩。后者则英勇善战、顾惜人命、忠义报国。第一则传说的叙事结构与闽西地区流行的师公“斗法”故事非常相似。根据刘永华、劳格文等人的研究，这些传说与道教尤其是闾山派之间关系密切。大量资料表明，包括邵武在内的闽北武夷山区，自宋明以来，就是道教闾山派盛行的地区。闾山派融汇积聚了本地区巫道文化的精华，并与民间信仰相结合，成为民间最活跃的教派之一。可见，惠安祠当地的传说透露出，黑面王的原形可能是闾山派的师公。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其形象逐渐受到当地士人的雅化。最终被上官氏改造成家族的祖先神——“民主王”上官洎。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两个版本的宋元惠安祠沿革史。第一个版本由《上官氏宗谱》提供，即强调惠安祠是由宋熙宁（1068-1077年）间，上官均推动建立的、奉祀先祖上官洎父子的私家祠庙。上官均，出使辽国得到洎公护佑立功，因而朝廷加封上官洎为“民主王”，上官兰为“五通王”。“福善王”则是在明代重修时加塑的。另一个则是我们结合方志、碑刻、族谱与口头传说梳理出的版本。其大致轨迹是：早期“惠安祠”可能是和平地域社会祭祀社神的场所。宋代，则演化为供奉本地神明“黑面王”的庙宇“溪堂”。同时，欧阳祐与五通神信仰传入和平社区，两位神明也进入惠安祠。随着科举的繁盛，当地土著上官家族开始勃兴，并开始族源的追溯与谱系的建构。至迟在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上官氏重修族谱时，唐末先祖“上官洎”忠烈殉国的故事被正式构建出来，成为家族的祖先神，并以“民主王”取代了“黑面王”进入到惠安祠，但同时其神像仍一直保持着“黑面王”形象特征。借此改造，惠安祠成为具有上官家族祖祠性质的庙宇。

显然《上官氏宗谱》记录的版本与真实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意在彰显唐宋上官先祖的功绩与家族的辉煌，同时强调自宋代以降该家族一直对惠安祠持有支配权。其传达的是明清时期上官族人对惠安祠的认知话语。至于上官家族为何要如此书写惠安祠的历史？恐怕还需将其置于明清地域发展脉络中来解释。

二 村社权力之嬗替与明清惠安祠

南宋后期以来闽北动乱不断。宋元鼎革之际，邵武地区亦是战乱频仍，宋代形成的社会结构被破坏殆尽。嘉庆《上官氏宗谱》记云：

宋末元兴，十儒九丐，文人耻事。文天祥、张世杰等三兴义师恢复邵武。谢枋得隐建宁。于累屠洗上游和平巨族，锄断鹳薮山龙地脉。阅百余年，悉属荒址，徒怅坵墟，空嗟黍离。

类似的记载与传闻还有很多，当中充满着上官家族在这一混乱时期饱受困难的痛苦记忆。考诸史册，确实有宋末张世杰所部在邵武抗击蒙古军征服，以及谢枋得隐居闽北的记载，然上官家族是否受此牵连而遭屠杀，则难以证实。但可以确定的是，战乱之后上官世家的确分崩离析，族人四散，以至于如今在上官氏祖地官坊墟甚至找不到上官姓后裔。除遭受战乱的纷扰，上官家族内部也是危机四伏。首先是举业惨淡，整个明清两代，上官家族仅有1名进士，获得举人、生员、贡生等低级功名者也不过寥寥数人。其次，因族产纷争，明代和平的上官氏与迁徙至牛头磜的军籍上官氏，及分水的民籍上官氏两个分支“连年争竞，讼无底止”。清嘉庆、道光年间，前山坪上官氏又因土地纠纷与本地的廖氏家族诉讼不已。

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和平上官家族由宋代“天下世家”沦为明清时期的普通庶民宗族，在社区的影响力也大为降低。另一方面，明清时期大量江西、浙江客民涌入闽北地区，填补动乱造成的人口空白。随着明初局势的稳定，庶民家族与村社势力逐渐兴起。村落权力格局的变动势必对惠安祠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嘉庆《上官氏宗谱》记言：

祖殿（惠安祠）后因历朝改革，迭遭兵焚，屡建屡倾，其后子孙散居各处，艰于修葺。而四十三都人士咸以尊王神威显赫，御灾捍患，功施于民，神庙应宜修理，祀典不可废驰，爰商诸吾族先辈，准其捐资修建，年规愿照后列各条，送给官姓，永为檀越。后又加塑“福善王”，而牌匾仍其旧。兹重修家乘，爰志数语，使后人知其由来云。

遗留至今的弘治惠安祠大钟，亦记录了明代乡民重修惠安祠的情形，其铭文云：

当次劝首积福、龙兴二坊会同四十三、四十四、三十三都募同二十六坊，抽己资财，命工鼎新铸造铜钟，充入敕封惠安庙三位尊王御前，晨夕祈祷叩应。伏愿金钟鸣镇千载，保庇诸坊万万春，家家清吉，户户沾恩。谨题。弘治十一年戊午岁仲秋月吉日志。

可见，在改朝易代的混乱时期，惠安祠屡遭兵燹，经历了一段衰颓的命运。直到明代开国百年后，弘治十一年（1498年）才得到重建。此次修建完全是由四十三都等社区民众的共同资助。由此，惠安祠不再只是上官家族的私庙，而转变为诸坊的地域性公共空间，并且形成了一套地缘性祭祀系统，维持着惠安祠的香火。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上官家族对惠安祠的影响犹在，当诸坊民众欲重修祠宇时，仍须征得其家族的同意，“爰商诸吾族先辈，准其捐资修建”，双发订明条例，规定上官氏“永为檀越”。《惠安祠簿》中也明确记载上官家族作为惠安祠的檀越，在神明庆典活动中能得到特别优待。而这也间接证明，在宋元之际惠安祠受到上官家族的支配。

明代惠安祠的运行但依然不乏富户资助。如《惠安祠簿》中康熙五十年（1711年）《承管欧氏助产合约》记载：

四十四都欧宅祖公欧进德者，于永乐年间病患南京，梦本祠恩王指引归路，途中默发心愿，归家病愈。喜助田米拾肆石伍斗，及庙祝居住房屋一栋，坛基、园地各一所，又助有动用家伙，悉载欧姓砧基簿内……其十月十五日冬斋，欧阳伯子孙已分烟者，每户一人至祠领食冬斋。其西归堂奉祀欧阳伯公、官氏凤娘香火，自明迄今，历历无异。

成文于同一年的《重建惠安祠志》亦言：

永乐间有乡人欧进德者，贾于南京，病濒笃，忽梦三位尊王指引归路，即拣装回家，病渐以安。将家财一半并田米壹拾余石归祠。

由上可知，明初商人欧进德为答谢三王的庇佑而将一半家财施舍于惠安祠。所得的回报是，欧进德夫妇去世后牌位得以奉祀于惠安祠的西归堂。唐宋时期不允许民间奉祀四代以上的祖先，世家大族为了祭祖护墓，往往于寺庙设立檀越祠，将祖先牌位置于其中，或是在祖坟附近创建寺院庵堂。明清祠堂制度普及，坟庵与寺观立祠的风气衰退，但未绝迹。西归堂即可视为欧氏附设于惠安祠中的祠堂。不过，这并没有改变惠安祠的性质，其所有权依旧归社区公有，欧姓子孙只是每年冬斋可到祠中宴飨。

明清易代与清初耿精忠之变，使闽北社会秩序重新陷入混乱，但与宋元之际的动荡相比, 此次的动乱并没有对惠安祠及其所在社区造成严重的破坏。康熙年间《重建惠安祠志》言：

康熙丙辰（1676年）耿变，逆党杨一豹败逃，道经本境，黎舍、旧市俱受其害。惟诸坊秋毫无犯，此虽士民之幸，岂非尊王之灵爽所默佑乎？于是群黎感戴，演戏半月余，以报神恩。

《祠志》提到的杨一豹之乱，即康熙十三年（1674年），耿精忠叛清。康熙十五年、十六年耿精忠余部江几、杨一豹“聚邵武大竹篮诸处作乱”，邵武地区多遭殃及，而惠安祠诸坊独幸免遇难。乡民认为是三位尊神庇佑之功，因而，演戏半个多月以作报答。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八月，惠安祠突遭火灾，“内外殿宇、神桥牌楼尽为灰烬”。但不到一个月乡民便商讨重建，“戊子（1708年）正月经始，七月告竣。庚寅（1710年）复建神安桥”。在这次重建时，坎头、龙归与萧家湾三个村的乡绅表现最为积极。其中，廖纯暇、万重仁、黄家椿、萧名山、萧名京5人为总理，“内殿则坎头捐资建造者也……董其事者万重仁；总理出入银两，分厘明白交众赵于万；始终首任其劳陈恺龄；之选择吉期廖纯暇、廖以恒；至于劝众善信助力施财、立簿发票则（黄家）椿”。

乾隆十二年（1747年），在萧名京、万宿公、黄四表、张廷瑞、官长贵等乡绅的推动下清查了庙产，订立了神明祭典的规仪，并汇编成《惠安祠簿》，详载庙田坐落、物类，“因置簿一十四本，各坊存照一本。其一本值年劝首上下轮流执照收租料理”。庙宇的运行更加规范有序。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乡绅萧名京、廖子化、黄四表、杜奕遵等董建牌楼。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乡绅廖乾让捐资鼎新建造桥墩、桥屋。此后，惠安祠外殿倾圮，众乡绅又倡议修筑。嘉庆年间的《序》云：

自萧名京先生后，有廖子化、黄四表、杜奕遵诸先生董建牌楼等事。逮外庙倾圮，乾隆庚子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春鼎新建造于外庙故址。前买田辟地，增建两廊转牌楼于前，作戏台，工费浩大。董首有黄亨正、陈涌澜、赵祖汉，协理者尚多。彼时诸坊聚会商酌，醵钱酒食不少染指，亦公且勤矣。工将告竣，资财不给，而涌澜逝矣。祖汉度力难蕆事，亨正尚欲竭力，一人难支，每向人言辄叹美举未有成功，而诸坊乐助未及勒石登载，以是为憾也。

时乐助最重者有廖乾让出钱拾千，万德涵出钱拾千，赵星华出钱拾千。此外不能悉记。续有廖士拔叔邀愚先子植昆吴公踵其事而成之。庙既落成，联扁俱备庙中，神像尽更金饰。士拔叔愽求致资之端，愚先子掌其出入，屡岁俱出己钱百数十千，先开工费，冬成及次年如数收归，不加息，其赀则三载焚天香并众信还愿乐助及诸坊劝首之所派出也。勤劳有年，亦未尝纪其功。最后查祠中朝贺田及三元年冬斋田，诸坊设查田杰士、上寿桌两人，各一分，亦诸坊人心不没其功之意也。……

乾隆二十二年重建牌楼

杰士： 廖子化  万必先  黄四表  杜奕遵 

协理： 杨茂松  黄定先  危心辉  张亦融  杨玉书

乾隆三十七年捐资鼎新建造桥墩桥屋善士： 廖乾让 

此桥又于同治八年三月十七日洪水冲破。

乾隆四十五年重建惠安祠外殿，倡首捐资： 廖乾让

总理董士： 黄亨正  陈涌澜  黄其祥  赵祖汉

协理董士： 杜奕遵  廖元恭  赵居仁  廖如熙  廖元裕  萧高华  危义章

           危仕元  黄尊元  黄道元  黄兆华  李兴魁

由上可知，在康熙、乾隆年间的祠庙复建过程中，廖乾让、萧名京、黄亨正等一批乡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推动清查庙产、制定祠簿、倡建祠宇、总理工程，组成了惠安祠的管理层。至于他们的身份，则多为拥有一定地产的富民或商人，其中大多数人并未获得功名。他们在本地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也是坎头社区当之无愧的领导者。如廖玉祜远赴北直隶经商，致富后“造房屋，子孙犹沾手泽。又其善者莫如息争端于借贷拖欠，尝焚其券票，塑大佛于上庙，乡党皆称善士”。廖乾让，字克恭，资产颇丰，四十岁以后“大业富有，不特克勤克俭，租谷千石以裕后。不特推食解衣友助一乡，而济贫道类加修饰。造桥梁，迹著下神井、炉洋。栋宇足待风雨。建宗祠，功在祖考，惠及宗族。独力经理社稷仓，备凶荒，固地方也。倡首重建惠安祠，体神明，保乡邻也。”廖乾让“独力建惠安桥，费金不下数百，又于三十八都炉洋建石桥，费金不下百余”，“子三人皆成均，孙辈、曾孙辈皆获有功名”。

清代惠安祠作为社区的信仰中心，不仅是乡绅展示支配权的场域，同时也是其他群体势力活动的舞台。如乾隆年间轰动一时的“邵武铁尺会案”便与惠安祠颇有关联。据时任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巡抚陈弘谋的奏报可知案情大略：

乾隆元年（1736年），邵武县监生罗家璧与弟罗家球因父亡故，年幼恐人欺压，邀集罗康松等共11人结拜兄弟，名为“关圣会”。每年五月内祀神饮酒。罗家球长大后，学习拳棒，与杜国祥、杜奇等人结交。杜国祥系罗姓外甥，充邵武城守营兵丁，亦邀约有29人结拜弟兄。乾隆十三年五月，杜国祥将两会合一，联结35人在下神庙（即惠安祠）聚会，饮酒相约：凡有争产、打降、告状、被人欺负等事，会中都要出面帮助。并立有会单，由会首收存。乡民以其凶狠，故称之为“铁尺会”。 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杜奇又邀僧人道三、杜正漠等10人入会结拜。四月，杜奇与僧道三又邀杜正连等人9人至下神庙饮酒结会。杜国祥将先年祖父拾得的郑成功总兵官铜印取出，杜奇买备三牲，杜国祥撰写祝文，率会众至僧人道三庵内神像前祭告，并斩鸡头立誓。七月，杜国祥等伪造印信骗钱。乾隆十八年五月，铁尺会之事败露，被官府查获。杜奇、杜国祥、杜正连3人被处死。

由上可知，铁尺会成员结构较为复杂，包括监生、兵丁、衙役、农民、僧人、无赖等不同身份群体。又据光绪《邵武府志》记载：“初，南乡人杜正祈与其族（杜）正连桀骜不法，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构难，恃拳勇入市强横。久之，党渐众，遂阴蓄异谋，人给一铁尺，号‘铁尺会’”。可见，铁尺会的领导层虽为监生、兵丁，但其成员主要以乡间的佃农为主。结会之初衷为相互照应、抵御外侮，势力稍长后则有逞强乡里、诓骗钱财的企图。而“屡与田主构难”的记载表明，铁尺会主要是由处于地方权力结构底层的佃农所组成的，以异姓结拜为纽带的互助组织。其组织伴有互助自保、对抗田主——乡绅的支配的色彩。

既有的研究表明，自明中叶以降福建的租佃制蓬勃发展。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普遍分离。在典田情形下，同一块土地出现了拥有田根的出典主和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承典主，形成了“一田两主”、“一田多主”的现象。在邵武的表现则是有“骨田”与“皮田”之分。与之相应的是，主佃矛盾突出，特别是在邵武所处的闽赣山区佃农抗租风潮此起彼伏。前述铁尺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引发佃农抗租的原因是多样的，而斗式不均，尤易引起争议。现存于惠安祠中的一通嘉庆年间《知县颁给官斗碑》便可为证，其云：

上宪设立斗斛，颁有定式，毋许违式私造，增减作弊，律禁森□□。八堡地方粮户斗斛悉属违式，竟大加二不一，且大入小出，作弊害民。廖昌梓目击不平，公同耆众以颁斗给示佥呈府厅县各宪，蒙县宪房即颁给官斗，饬照遵行。但患日久不无贪豪，视官斗为故物，仍违式作弊。故廖笃恭同危玉生、赵春荣、廖乾礼、张仕宁等又以恳赐勒碑具呈房主。荣谕：“准即勒碑以杜后患。”合而勒碑竖立，并较勘官式，造一石斗，公存为式。凡八堡人等，如有违式私造，查出即经众禀究，决不徇情。宜各永遵勿替。此记。

皇清嘉庆七年壬戌岁仲冬月中浣吉旦  竖

惠安祠   八堡合众公立

按，从当地调查得知，“八堡”即坎头、上井、官坊、坪塔、萧家湾、路下田、鹿口和龙归八村。明末以来，惠安祠的祭祀圈已经固定为上述八村，清代后期，又增加了危冲村，形成九乡祭祀共同体。由于处于同一祭祀组织，“八堡”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如碑所述，八堡地方粮户斗斛竟皆属违式私造，与官斗形制颇有出入。廖昌梓目击不平后，会同乡亲上书官府，请求颁给官斗，并恳请准许勒碑立石、永遵勿替。碑中人物的身份细节值得注意。据碑云，先是廖昌梓发现了粮户私造斗斛害民，而后由廖笃恭同危玉生、赵春荣、廖乾礼、张仕宁等出面上书官府。换言之，廖昌梓等人应当不是粮户，只可能是纳租粮的农户或佃户。

  从铁尺会与《知县颁给官斗碑》的例子可见，不论是“无赖”与佃农的结会，还是佃农因不堪忍受粮户私造斗斛，联合起来与之对抗，都是在惠安祠中进行。换言之，惠安祠已不仅是社区的信仰中心，同时也是不同阶层活动的公共空间。

在惠安祠的发展历程中，佛教的影响亦不容忽视。《惠安祠簿》中收录一篇成文于同治二年（1863年）的记文，兹摘引如下：   

余邑有惠安祠崇祀三位尊王。自宋迄今，千百余载，春祈秋报，岁登不忒，故昔人于七月十五已建有龙华会，延道礼忏，广招四方善信，宣号六字真经。诚盛世也！然灵爽式凭，赫濯之声久著；精英内蕴，普济之量常昭。捍患御灾，有求必应；转祸为福，无祷不如。际兹咸丰七八两年，西贼由豫（章）入邵。当斯时也，火焰烛天，黑氛蔽日……异域受害，苦不忍言。我都蒙休甘难尽述，此皆上天之眷，明神之护也。而尔日之父老子弟感恩。靡既，窃思所以酬之。九年求诸坊醵钱大修斋供，四境云集，赉香献帛者殆以万计。然此不过顷刻之诚耳，安能报再造之德哉？明年庚申（1860年），里人（廖）贞宽等意欲酬神久，以远苦无资，因集八堡绅耆入庙酌议，募化天香，戞积余赀，以为归宫弥陀之费。各绅耆闻言，佥曰：“善哉！有此美举，聊可报称于万一耳。”于是同心者踊跃而至，襄事者接踵而前。即于辛酉（1861年）冬起首，癸亥年（1863年）告竣。三载之内，果得余赀数百千，真是积篑为山，集腋成裘之见也。随置田塅数处，纳租四十余石。订定每岁尊王旋宫翌日诵经念佛，复收六字真言，答谢王恩。颜日报德会，司东挨供轮流，粮共劝首完纳，拨租拾硕帮衬。庶几尽美尽善，人喜神欢，降福无穷矣。……

同治元[二]年岁次癸亥仲冬月  吉旦

董首   廖贞宽  赵德馨  黄胜枢  萧恩标  廖贞吉……（共34人）

从记文可见，虽然佛教进入惠安祠的最初时间已不可考知，但至迟在清代，庙中便有每年七月十五日行龙华会，“延道礼忏，广招四方善信，宣号六字真经”的传统。咸丰间，邵武境内多处遭到太平军战事的严重破坏，而坎头社区幸免于难。乡民归功于惠安祠三王的佑护，在乡绅廖贞宽等人的倡议下，募集资金，增设“归宫弥陀”。议定每年冬季三王出巡（后文将详述）回宫后的次日，“诵经念佛，复收六字真言，答谢王恩”。

庙中的龙华会、归宫弥陀及其所代表的佛教传统一直延续至今。2013年村民又紧邻后殿南侧新建一座“观音阁”，供奉千手观音，并分别以郭、邱、王三仙祖师和地母娘娘祔祀左右。这些增祀的神明都在邻近村落中有相应的主庙。观音阁的修建及其神明的增祀，表明惠安祠神明格局至今仍处于不断的调整中，反映了其信仰系统的开放性与变动性。

（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六卷（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