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琉球洋海战与后世的社会反响

杨国桢  刘璐璐

内容提要:明初水军追击倭寇至琉球大洋，是“御海洋”的成功案例，但因指挥者吴祯、张赫受胡蓝之狱的牵连销声匿迹而被遗忘。晚明嘉靖倭乱时期和晚清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向东海扩张，这段历史记忆被激活、重新提及和讨论。本文从琉球洋海战在明清两代的遗忘、提及，再遗忘、再提及过程，探讨后世的社会反响和对当代的启示。

明朝开国功臣中，有两位海上立功的英雄：靖海侯吴祯与航海侯张赫。他们奉命率领水军舰队巡海，追击倭寇至琉球大洋，取得海战的胜利，俘获日本人船若干，显示了中国舟师强大的海上作战能力，并受到朱元璋的嘉奖。吴祯、张赫生前声名显赫，死后追封海国公、恩国公，不久却因受到“胡蓝之狱”的牵连，销声匿迹。明清两代，琉球洋海战叙事经历了遗忘、重提、再遗忘的过程，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内涵？又能给我们怎样的现实启示呢？

一、不征日本与琉球洋海战事迹的遗忘

吴祯（1328—1379），初名国宝，后赐名祯，字干臣，安徽凤阳定远人。他与其兄吴良随太祖起兵濠梁，累立战功，明建国以前由帐前都先锋，升至吴王左相兼佥大都督府事。明朝建立后，于“洪武元年戊申，进破延平擒陈友定，闽海平。公归次昌国，会海寇叶陈二姓聚劫兰、秀山，公调兵立剿之。三年庚戌，朝廷定功行赏，进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吴相府左相靖海侯，食禄一千五百石，赐以铁券使子孙世袭焉。五年壬子，诏大发兵东戍定辽，命分总舟师数万，由登州转运以饷之。海道险远，人用艰虞，公调度有方，兵食充羡，折冲风涛，如履如达。寻，召还。七年甲寅，海上警闻，公复领沿海各卫兵出捕，至琉球大洋，获倭寇人船若干，俘于京，上益嘉赖之。”自是常往来海道总理军务，洪武十一年（1378），吴祯奉诏出定辽，秋得病不愈，返回南京，朱元璋车驾幸其第，问劳有加。十二年（1379）五月二十一日卒，享年五十二。讣闻，朱元璋为之震悼，辍朝二日，诏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追封海国公，谥襄毅，赐窆钟山之阴。闰五月十三日下葬，朱元璋车驾临奠，并加赠赙。十三年（1380），朱元璋追念其劳，敕命礼部侍郎刘崧作《海国襄毅吴公神道碑》。刘崧“乃考公牍纪载，第而书之”。1983年9月，南京市博物馆发掘了埋于太平门外岗子村的吴祯墓，内有墓志一合，志文仅下部一百余字尚存，是否有击倭琉球洋的文字，惜已漫没无法辩识了。

张赫（1323—1390），安徽凤阳临淮人，亦是明朝开国功臣之一。据南京市博物馆于2007年4月在南郊雨花台区刘家村发掘出土的航海侯张赫墓志铭记载，“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柱国航海侯张公，讳赫，凤阳临淮人也……甲辰，克武昌，平苏、湖等州，授福州卫指挥副使，阶进明威将军。庚戌，升指挥同知，阶进怀远将军。巡海捕倭，杀获甚多。戊午，赴京，升为大都督佥事。己未，命督辽东漕运，有功，赐以侯爵，食禄二千石，仍令子孙世袭。至庚午八月初五日以疾终，赠恩国公，谥庄简，享年六十七岁。”墓志铭中只记其“巡海捕倭，杀获甚多”，没有明确指出张赫追击倭寇至琉球大洋，但《明太祖实录》在张赫卒条录有其生平传记，明确记述：“洪武元年授福州卫指挥使，二年率兵备倭寇于海上，三年升福建都司都指挥同知，六年率舟师巡海上，遇倭寇，追及于琉球大洋中，杀戮甚众，获其弓刀以还。九年调兴化卫，十一年升大都督府佥事，总督辽东海运，二十年九月封航海侯，赐号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阶荣禄大夫勋柱国。二十一年复督运辽东。”

明朝建立之初，就出现倭寇侵扰的安全威胁。洪武二年（1369）正月，倭人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朱元璋决定御敌于国门之外，命舟师在海上对敌实施进攻作战，甚至不惜渡海征讨，于二月诏谕日本：“……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害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这虽充满天朝上国的虚矫口气，却是有现实的军事力量做后盾的。四月，倭寇出没海岛侵掠苏州、崇明一带时，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官军出海捕之，遂败其众，获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朱元璋即诏令升翁德为太仓卫指挥副使。同时遣使祭东海神：“今命将统帅舟师，扬帆海岛，乘机征剿，以靖边氓。特备牲醴，用告神知。”洪武三年（1370）三月，朱元璋遣莱州府同知赵秩持诏谕日本国王良怀，再次表达了若日本不约束其倭寇，明朝将不惜出兵征日的想法：“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今中国奠安，猛将无用武之地，智士无所施其谋。二十年鏖战，精锐饱食，终日投石，超距方将，整饬巨舟，致罚于尔邦。俄闻被寇来归，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之役。呜呼……征讨之师，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六月，倭寇福建沿海郡县，“福州卫出军捕之，获倭船一十三艘，擒三百余人。”七月，明朝置水军等二十四卫，每卫船五十艘，军士三百五十人。四年（1371）六月，倭夷寇胶州。五年（1372）五月，倭夷寇海盐之澉浦。六月，倭夷寇福州之宁德县。羽林卫指挥使毛骧，“败倭寇于温州下湖山，追至石塘大洋，获倭船十二艘，生擒一百三十余人，及倭弓等器送京师。”八月，诏浙江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御倭寇。十一月，诏浙江福建濒海诸卫改造多橹快船，以备倭寇。六年（1373）正月，鉴于倭寇“其来如奔狼，其去如惊鸟，来或莫知，去不易捕，”朱元璋釆纳德庆侯廖永忠上言：“请令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添造多橹快船，命将领之。无事则沿海巡徼，以备不虞；若倭夷之来，则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战不能敌，欲退不可走，庶乎可以剿捕也。”决定多造战船，组建一支中央直属的巡洋舰队，与倭寇决胜于海上。三月，诏以广洋卫指挥使于显为总兵官，横海卫指挥使朱寿为副总兵，出海巡倭。五月，“台州卫兵出海捕倭，获倭夷七十四人，船二艘，追还被掠男女四人。”

在这种主动击倭海上的方针指导下，洪武七年（1374）正月初八日，朱元璋命靖海侯吴祯为总兵官，都督佥事于显为副总兵官，“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四卫舟师出海巡捕海寇，所统在京各卫，及太仓、杭州、温、台、明、福、泉、潮州沿海诸卫官兵，悉听节制。”九月“庚子，靖海侯吴祯总兵巡海还朝”。洪武八年九月又记“己卯，靖海侯吴祯，都督佥事于显，率备倭舟师自海道还京”。《海国襄毅吴公神道碑》记述的“七年甲寅，海上警闻，公复领沿海各卫兵出捕，至琉球大洋，获倭寇人船若干，俘于京，上益嘉赖之。”就是这次出海巡捕的战果。

吴祯张赫击倭琉球洋是否是同一件事，今人有关明实录和海防史的研究中，未有解说。吴天颖先生对张赫击倭琉球洋的路线是“由牛山洋东行到小琉球（台湾）以北，顺着黑潮支流，历经花瓶屿、彭佳山、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之后，横渡黑潮主流，方能到达‘琉球大洋’”，他认为“此役《实录》系于张赫传记中洪武六年至九年之间”，与洪武七年吴祯追击倭寇是同一件事。但若实录记载无误的话，则为两事。罗荣邦指出“1373和1374年中国战船两次追击日本海盗一直到琉球群岛”。万明则在她有关钓鱼岛的文章中将张赫、吴祯击倭琉球洋当作洪武六年和七年两件不同的事件提及。

吴祯死后十一年，即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追论胡惟庸党案，吴祯被列为胡党，爵除。张赫死后三年，即洪武二十六年（1393），因追论蓝党，也被除其爵。有关吴祯、张赫的公牍纪载、官私文献，也神秘地消失了。钱谦益在考“洪武十一年靖海侯吴祯卒”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靖海之功，不减于江阴。其殁也，恩礼备至，而实录不为立传，仅附数语于江阴之后而已，今考庚午诏书，靖海死后亦坐胡党，国史之阙传，岂为是耶？”

吴祯、张赫如何卷入胡蓝党案，现存史料阙如，历来研究者鲜有涉及，谜团难解。但洪武后期吴祯张赫故事的遗忘，显然与朱元璋对日态度的转变有关。如上所述，针对明初倭患，朱元璋一方面积极备倭、在海上主动出击追捕，另一方面多次诏谕日本，试图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在吴祯死后一年，洪武十三年（1380）十二月，朱元璋遣使诏谕日本国王，曰：

蠢尔东夷，君臣非道，四扰邻邦。前年浮辞生衅，今年人来匪诚，问其所以，果然欲较胜负。于戏！渺居沧溟，罔知帝赐，傲慢不恭，纵民为非，将必自殃乎！

洪武十四年（1381）七月，日本国王良怀遣僧如瑶来朝时，朱元璋命却其贡，并令礼部移书分别责问日本国王与幕府将军，《设礼部问日本国王》曰：

大明礼部尚书致意日本国王，王居沧溟之中，传世长民，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环海为险，限山为固，妄自尊大，肆侮邻邦，纵民为盗，帝将假手于人，祸有日矣！……若夫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如吴大帝、晋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以归。千数百年间，往事可鉴也，王其审之！

《设礼部问日本将军》曰：

日本天造地设，隔崇山、限大海……群臣又奏曰：“今日本君臣，以沧海小国，诡诈不诚，纵民为盗，四寇邻邦，为良民害，无乃天将更其君臣，而弭其患乎？”我至尊又不允曰:“人事虽见，天道幽远，奚敢擅专？若以舳舻数千，泊彼环海，使彼东西趋战，四向弗继，固可灭矣，然于生民何罪？”……惟尔日本渺居沧溟，得地不足以广疆，得人不足为元用，所以微失利而不争，所以畏天命而弭兵祸，以存日本之良民也。今乃以败元为长胜，以撮尔之疆为大。以余观之，海中之舟，截长补短，周匝不过万里。以元之蹄轮长驱而较之，吾不知孰巨孰细者耶？今日本迩年以来，自夸强盛，纵民为盗，贼害邻邦，若必欲较胜负，见是非，辩强弱，恐非将军利也，将军审之！

这三则外交文书，与洪武二年（1369）和洪武三年（1370）诏谕日本国王书相比，语气含蓄不少，但仍多有武力威胁的口气，希望日本约束其倭寇，否则必自受其祸，尤其《设礼部问日本将军》中还表明元朝征伐日本失利，并不代表元之兵力不足以灭日本，元不能灭日本并不代表明朝无能力灭日本。虽然，这些言辞或只因外交的需要，朱元璋并未真正做出兵征讨的准备，但也说明至少在洪武朝前期，直至洪武十四年（1379），朱元璋对日外交声明和军事战略中并未奠定为“不征”。在实际行动上洪武十四年以前也没迹象表明朱元璋不再实施主动出击的海上军事行动，按照此时期为保障辽东海道通畅的实际情形考虑，也仍需要在海上的主动军事出击。

大概是在洪武十四年后，朱元璋的海洋战略发生转变，一是不再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倭患问题，洪武十四年后基本与日断绝正式的外交往来，也不再对日颁布带武力威慑的文书；二是抗倭思路从御海洋转向御海岸，从谋求海战转向谋求海防，在沿海建立以守护海岸为中心的防御工程，并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一改以往鼓励造船练兵、主动海上征战出击倭寇的战略。洪武十五年（1382）一月，“山东都指挥使司言：每岁春发，舟师出海巡倭，今宜及时发遣。上曰：海道险、勿出兵，但令诸卫严饬军士防御之。”十一月，“福州左、右、中三卫奏请造战船，上曰：今天下无事，造战船将何施耶？不听。”洪武十七年（1384）命信国公汤和视浙江、福建要地，二十年（1387）令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择要地筑城，添设沿海防御卫所。当海上长城蔚然成形时，海上主动追击倭寇也不再如初期般得到积极鼓励，海防战略由主动出击转变到以被动防守为主的“防海”，水军退缩为近岸禁查人民下海贸易的缉私队。 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正式告谕天下，“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至，来扰我边，则彼为不详。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详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将日本、朝鲜、大小琉球、安南等列为“十五不征之国”。朱元璋将此写入《皇明祖训》的首章，并刊行颁布于世。至此，对日“不征”的基调正式确定。根据万明的研究，将“不征”写入家法的还可追溯到洪武六年（1373），早在《祖训录》修成时已有类似言论。甚至更早的“不征”之说，据《明太祖实录》所载，早在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就有“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之说。比较这三则“不征”材料中有关日本的内容，在洪武六年不征之海外国家名单中并未列日本，而在洪武二十八年则将日本明确列入“不征”之列，这也说明了从“主动出击”到“被动设防”的转变，对日不征是在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八年期间得以确定的。洪武三十年（1397），诏停辽东海运，随着海运在第二年废止，相应的主动追捕倭寇也更加废弛。

洪武朝后期“不征”、“防海”的确立，是中国海洋战略灾难性转机的开始，作为祖宗成法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吴祯、张赫主动出击追捕倭寇至琉球大洋的故事，也就被渐渐遗忘了。

    二、嘉靖倭乱与琉球洋海战叙事的重提

成化、弘治年间，吴祯击倭琉球洋叙事因程敏政《皇明文衡》、徐纮《皇明名臣琬琰录》的编纂，收录了刘崧《海国襄毅吴公神道碑》，得以存世，张赫击倭琉球洋叙事则因《明太祖实录》保留了张赫传记流传下来。

嘉靖年间，倭乱连绵，东南屡遭蹂躏。当时的抗倭官员已经认识到，倭寇之所以猖獗，是放弃“御海洋”的恶果。唐顺之指出：“御倭上策，自来无人不言御之于海，而竟罕有能御之于海者。何也？文臣无下海者，则将领畏避潮险，不肯出洋。将领不肯出洋，而责之小校水卒，则亦躲泊近港，不肯远哨，是以贼惟不来，来则登岸，则破地方。”兵部尚书杨博云：“平倭长策，不欲鏖战于海上，直欲邀击于海中；比之制御北狄，守大边，而不守次边者，事体相同，诚得先发制人之意。国初更番出洋者，极为至善。至于列船港次，犹之弃门户而守堂室，寖失初意，宜复祖宗出洋之旧制。”归有光云：“国家祖宗之制，沿海自山东、淮、浙、闽、广，卫所络绎，都司、备倭指挥使俟贼之来，于海中截杀之。贼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敌我，又多饥乏。惟是上岸，则不可御矣。不御之于外海，而御之于内海；不御之于海中，而御之于海口；不御之于海口，而御之于陆；不御之于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丕复祖宗之旧，责成将领，严立格条，御贼于外海者，乃为上功。”俞大猷认为：倭寇长于陆战，“征召陆兵己尽天下之选，卒未见有实效，莫若备之于海为得策也……近有有识之士，谓海运复则战船多，战船多则倭患息。” “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又说：“防倭以兵船为急”，“倭贼矫悍，攻之洋中，我得上策”，“合用兵船十大枝，分伏于马迹、瞿山、阳山、石牛港、沈家门、海闸门、九山、潭头、玉环、南麂等海岛，乘其初至而击之，不使得以相待合势而猖獗也。”俞大猷的主张，可以说代表了嘉靖时官员总结制倭的最上策，就是希望建立足够强大的舰队，更番巡哨，“倭奴入寇，来则就洋攻之，去则出洋追之，屡来屡攻，屡去屡追，日久则自惊畏，而不敢复来矣”，换句话说，就是要主动在海上进攻，取得制海权。

在这种情境下，吴祯击倭琉球洋被作为抗倭海战成功的案例，重新被提及。俞大猷在呈揭胡宗宪《请多调战船》时说：

倭贼虽勇悍，然用功海上，定靖可期。国初靖海侯吴祯追而捕之于琉球大洋，由是不敢复来。想当日之患，无异于今日。彼乃能建封侯之功，岂非借多船之力？

此外，在胡宗宪授意下，由其幕僚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在嘉靖四十年（1561）成书，并在次年刊刻，其中的《浙江倭变纪》亦追溯了洪武七年吴祯故事，“七年，靖海侯吴祯败倭于琉球洋。倭扰海边，祯遣舟师追逐之，及于琉球洋中，斩甚众，悉送京师”。郑若曾另着的《江南经略》一书，也同样提及，“洪武七年甲寅八月，倭寇海滨，命靖海侯吴祯率沿海各卫兵出捕至琉球大洋，获倭人船送京师”。

但可惜的是，俞大猷等人所热心的主动出海击倭的想法并未得到明廷的认可。在“不征”祖训的笼罩下，对海战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官员们大有人在，俞大猷的主张未能上升为国家战略，也就不可能得以持续地推行。直到崇祯时期，陈祖授主张海运之利可助击倭海上，直言“且海中得如吴祯、张赫辈以总舟师，又可以断绝东南扬波之寇。”也得不到响应。

在晚明朝野议论海乱、海防、海战的氛围中，吴祯击倭琉球洋的事迹引起文人学士的关注，为新刊刻的一批图书文献所记录，我们查找到的就有20种，包括成书嘉靖年间的佚名《秘阁元龟政要》、郑晓《吾学编》、陈建《皇明通纪集要》、雷礼《皇明大政记》、《江阴县志》，万历年间的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焦竑《国朝献征录》、《温州府志》、《应天府志》、谢杰《虔台倭纂》、钟薇《倭奴遗事》，天启年间的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何乔远《名山藏》，崇祯年间的方孔照《全边略记》，徐昌治《昭代芳摹》、张萱《西园闻见录》等。

这些文献中的内容大致相同，除《全边略记》将吴祯击倭之事记载为洪武六年七月外，其余涉及到年月的记载多是指明在洪武七年或洪武七年八月；其史料陈述与《海国襄毅吴公神道碑》和《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略有差异。如“海上警闻”，有的指“倭扰海边”、“倭寇海滨”，有的说“寇我胶州”；又如“出捕至琉球大洋”，有的称“追剿至琉球洋”，有的说“遇贼于琉球大洋中”。“寇我胶州”和“遇贼于琉球大洋中”是新的提法，不知是作者主观猜测还是另有史料来源。

张赫击倭琉球洋事迹仅在嘉靖年间成书的《秘阁元龟政要》、《吾学编》、《皇明功臣封爵考》中有所提及。据《秘阁元龟政要》记，张赫任福建都指挥使司期间，在洪武八年六月，“赫督军哨船入牛屿海洋，遇有倭寇，追至琉球大洋，亲同士卒与贼交战，生擒贼首一十八名，斩首数十级，获倭船数艘及腰刀军器。事闻，其功赐制奖谕降印与掌。”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郑晓《吾学编》在张赫的小传中有类似记载，“……捕倭功，升同知署都司事，坐捕倭无功，夺俸，统哨出海，入牛山洋遇倭，追至琉球大洋，擒倭酋，调兴化卫，还俸。”即在海坛岛（今福州市平潭县）以东的牛山洋海域遭遇倭寇，奋勇出击，追至琉球大洋。对照《明太祖实录》中的张赫传记，虽然张赫巡海的时间和原因有不同说法，但增加了遇倭地点、出击路线、击毙和俘获人数等具体细节，使海战形象更为丰满。

通过这些文献，吴祯、张赫击倭琉球洋的事迹再次被阅读、讨论，且保留流传下来。

    三、日本吞并琉球与琉球洋海战故事的再提及

      在清朝“重防其出”的海洋战略指导下，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形成以海岸、海岛为依托，水陆相维的陆基海防体制。中日间海上贸易频繁，清朝帆船占有主导地位，未曾受到日本方面的威胁。但其水师的布防是比较分散的，由于未曾遭遇强大的外国舰队的挑战，水师战备废弛，腐败丛生。在海洋晏平的情况下，“有海防无海战”，将士不谈海战之事，不练海战之法，明初主动追击倭寇于琉球洋的记忆也渐渐淡忘。

   有清一代提到吴祯击倭琉球洋的文献并不多，我们看到的只有10种，如成书于顺治年间傅维鳞《明书》，康熙年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雍正年间任启运《史要》，乾隆年间《明史》、《通鉴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嘉庆年间《直隶仓州志》，道光年间《江阴县志》、光绪年间王先谦《日本源流考》、朱克敬《边事汇抄》、《重修安徽通志》等。但这些多半是文献上的沿袭，仍未超出《神道碑》和《明实录》的内容，多如《明史》所载，“七年，海上有警，复充总兵官，同都督佥事于显总江阴四卫舟师出捕倭，至琉球大洋，获其兵船，献俘京师。”时间是在洪武七年无疑，但所记“出捕倭，至琉球大洋”，细节依旧含糊，不知到底在何处遇到倭寇的，是追剿至琉球大洋还是遇倭琉球洋而剿之。例外的是，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指出，“七年，倭贼至近海，靖海侯吴祯督率舟师追剿至琉球洋，多所斩获，俘送京师”，王先谦在《日本源流考》中指出，“洪武七年八月，倭犯苏州海滨，命靖海侯吴祯率沿海各卫兵出捕至琉球大洋，获倭人船送京师。”而记载张赫击倭琉球洋的文献则少之又少，仅《明纪》、《明书》、《明史》等书可见。《明纪》中记载是在洪武五年，“倭寇福宁，明州卫指挥佥事张亿讨之，中流矢卒。福州卫指挥同知张赫追寇至琉球大洋，与战，禽其魁十八人，斩首数十级，获倭船十余艘，收弓刀器械无算。”而《明书》则沿袭《秘阁元龟政要》所说，张赫是“入牛山洋，遇倭，追至琉球大洋，擒倭酋，俘获多人。”未明其时间。《明史》所记，“赫在海上久，所捕倭不可胜计。最后追寇至琉球大洋，与战，擒其魁十八人，斩首数十级，获倭船十余艘，收弓刀器械无算。帝伟赫功，命掌都指挥印。”亦不明其时间。在这些记载中，除了顾炎武、王先谦个别人士外，很少有如明嘉靖万历时期主动自觉去思考，更未将明初事件与防御日本之战略联系起来。清道光以前官方对日本国情缺乏关注，对其认识也多停留于前史记载，也并未将日本看做海上之威胁，直至同治光绪以来日本在中国周边海域侵夺意图愈益明显，才开始有日本方面的专著。

在置办船务的早期，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安心向化”的邻居：“伏查日本古倭国，在东洋诸岛中，夙称强大，距苏、浙、闽界均不过数日程。元世祖以后与中国不通朝贡，终明之世，倭患甚长，东南各省屡遭蹂躏。史称倭性桀黠，初由中土禁绝互市，明世宗时尽撤浙中市舶提举司，又不置巡抚者四年，濒海奸人得操其利，勾结引导，倭寇遂始剧。自国初朝鲜内附，声威震詟，倭人固不敢越朝鲜而窥犯北边，亦从未勾内奸而侵掠东南，实缘制驭得宜，畏怀已久。顺治迄嘉道年间，常与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咸丰以后，粤匪据扰，此事遂废。然苏、浙、闽商民往日本长崎岛贸迁寄居者络绎不绝，日本商人游历中土者亦多。庚申、辛酉后苏浙糜烂，西人胁迫，日本不于此时，乘机内寇，又未乘乱要求立约，亦可见其安心向化矣”。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犯台湾，显示向东海扩张的野心后，“海防紧要”的危机感弥漫朝野，方对之警惕。李鸿章从西书《防海新论》知道建设海军、主动进攻，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性，而“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就是“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其次才是自守，“聚积精锐，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但他认为“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炼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主张“中国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他也强调外洋水师、铁甲船的重要，战术上实行“守定不动之法”与“挪移泛应之法”，水陆结合，以炮台陆军于港口设重防，再加上海岸驰骋游击之铁甲水师，但他的战略中并没有主动出击，集中力量歼敌于外海的意思，仅是岸守的辅助，并非进攻型的海军。思维仍是以陆看海，以陆制海。

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开始着手组建北洋海军。虽组建海军的第一目标就是“制驭日本”，但李鸿章依旧采取固守京畿门户的态势，并不求主动出击，歼敌于外海。

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三日（1879年5月12日），日本内务大臣松田道之率领官员数十名、兵丁数百名到琉球，包围王城，宣布“处分”琉球：废除琉球国，改置冲绳县，禁止琉球再向清国朝贡、再受清国册封，命国王赴东京“谢恩”等九条。琉球国王尚泰病重不起，由世子尚典代往东京，即被扣为人质。四月十七日，滞留福州的琉球陈情使、紫巾大夫向德宏，收到琉球王世子从东京托闽商带回的密函，饰其迅速北上，向清廷求援，“沥血呼天，万勿刻缓”向徳宏等接到密函后，恐先禀明闽省官员再行启程，枉需时日，缓不济急，遂薙发改装，扮成商贩，自马尾搭轮船离闽北上，航海经上海到天津。五月十四日（7月3日），向德宏向北洋大臣李鸿章号泣求救，呈交救国请愿书，“请据情密奏，速赐拯救之策，立兴问罪之师。”李鸿章再四抚慰，属其回闽候信，向德宏不肯遽返。在津期间，向德宏从美国领事交阅西报中，得知国王尚泰已被俘至东京，革去王号。六月初五日（7月23日），又上禀李鸿章，援引明靖海侯吴祯击倭琉球洋故事，恳请出兵解救琉球亡国危机：

如可兴兵问罪，即以敝国为响导，宏愿充先锋，使日本不敢逞其凶顽。宏于日国地图、言语、文字诸颇详悉，甘愿效力军前，以泄其戴天之愤。或颁兵敝国，堵御日本，如前明洪武七年间命臣吴祯率沿海兵至琉球防守故事，使日本不得萌其窥伺。

对此，李鸿章并未直接回复，但他在前年向德宏到闽陈情日本阻贡请求救援后，就认为“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即使从此不贡不封，亦无关于国家之轻重，原可以大度包之。”琉球地理位置，孤悬海外，与中国陆地接壤的朝鲜、安南不同，“若春秋时卫人灭邢，莒人灭鄫，以齐晋之强大不能过问，盖虽欲恤邻救患，而地势足以阻之。”批评驻日公使何如璋“所陈上中下三策，遣兵舶，责问及约球人以必救，似皆小题大做，转涉张皇”。收到向德宏禀文之前不久，李鸿章接待了来华游历的美国前总统格兰忒，并奏准请格兰忒出面调停琉球事宜，当然不可能采纳向德宏兴兵问罪的建议。

七月，格兰忒提出分岛方案，此后中日开始谈判琉球归属事，朝中大员们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基本都认为并非用兵之时，讨论多是认为日本提出的分岛方案不可行，球案签约宜缓。出兵征讨日本曾被作为一个选项提出，如右庶子陈宝琛在光绪六年（1880）九月二十六日的奏折中指出：“虽目下铁舰冲船尚未购齐，水师未成，沙线未习，犹未能张皇六师以规复琉球为取威定霸之举，而我不能往寇，彼亦不敢来，莫如暂用羁縻推宕之法……如其不应则闭关绝市以困之……如此犹不应，则仗义进讨以创之，三五年后我兵益精，我器益备，以恢复琉球为名，宣示中外沿海各镇，分路并进，抵隙攻瑕，师数出而倭必举。”又如光绪七年（1881）二月三十日翰林院编修陆廷黻奏请征日本以张国威而弭敌患，提出五条不可不征、三条可征的理由，但这只是朝中少数人的主张，也并未有具体的征讨方案，对前代击倭战略也没有深入思考总结，吴祯故事及其主动出击控制海域的战略，被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其它人多不赞同征讨之举，刘坤一说：“如陈宝琛所言中国声罪致讨，跨海东征，以今日之整练水师亦决无元初覆军之惧。然以日本二千余年之国，此举未必扫穴犁庭，倘使设伏以邀我，固守以老我，彼熟我生，彼主我客，悬军深入，大属可虞。即便日本慑我兵威，一战而败，请受约束，许复琉球，而琉球近在日本卧榻之侧，我能留兵守之否？我归而彼复夺之，岂能再为出师以蹈波涛之险？”在普遍主张不出兵的情况下，李鸿章等人对向德宏提及的吴祯率沿海兵至琉球防守故事选择了遗忘。

明初追击倭寇至琉球洋，本是朝廷有意遗忘的事件，然而事后的520年间，每当东海有事，这一历史记忆就会被激活，引起社会的反响，重新提出和讨论，反映了中国海洋危机日益加重和海洋意识的觉醒。而明清统治者对这一叙事的遗忘、再遗忘，反映了明清王朝的海洋战略从进取到退缩、从海战到海防的转变，体现大陆海洋观与重陆轻海的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的强大。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深思和反省。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