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商人再探：明清皖南商帮的兴起及其地域分化

复旦大学   李甜  陆洋

摘要：宁国府在明代以降逐渐形成商人群体，与徽商一同构成了皖南地区外出经商的主力。以往宁国商人研究只是单纯地认为他们是徽商的附属商帮，忽视了宁国商人兴起与变迁的动态过程及其地域分化。本文的研究表明，宁国商人主要来自宁国府南部丘陵山地的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其中旌德在明代率先开启了懋迁风气，至清代该县的领先地位却被泾县取而代之；在经济方面，商业风气的活跃促成南部丘陵山地的经济起飞，逐步超越了北部平原圩区，颠覆了宁国府原有的区域格局；而人口与生态压力的区域差异，又导致宁国商人的内部发生分化，泾县和太平商人有“一体化”的趋势，旌德商人则展现出“向徽”心理。

关键词： 皖南商帮  区域差异  人口与生态压力  徽商

宁国府在明代以降逐渐形成商人群体，与徽商一同构成了皖南地区外出经商的主力。关于宁国商人在明清商界的地位，清代人这样描述：

当今之时，惟山右独擅其能，次则徽宁之休、歙、泾、旌。其地皆鲜山泽土壤之利，不得不出而为商，而又累世相承，其居奇之货、兼并之利、权子母之术，有非寻常意计所能及者。虽其地无所出，而合四方之财归于其地。故山右之富甲天下，休、歙、泾、旌之富甲江南，然则人可以奋然起矣。

此处将宁国商人与徽商视作一个整体，以徽州府之休宁、歙县，宁国府之泾县、旌德等四县商人作为皖南商人群体的核心部分，与富可敌国的晋商相提并论，矗立南北，称雄于华夏商界。然而，与徽商研究的丰硕成果相比，宁国商人研究在商业史中可谓无足轻重。作为毗邻徽州的地域商帮，宁国商人被徽商的辉煌业绩所掩盖，以至于后人盘点“中国十大商帮”时，并没有将之纳入考察范畴。宁国商人的历史地位是否如此重要，尚有待于研究检验。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和资料利用之拓展，这一局面已得以改观。范金民首次提醒学界对宁国商人加以重视，他认为宁国商人在江南城镇比较活跃。在后续研究中，他还利用过宁国烟商、南京泾县会馆等资料。由范金民指导的硕士论文《宁国商人初探》是第一篇系统的相关研究，作者戴玉对宁国商人的兴起、活动地域和经营行业加以归纳，利用《泾川张香都朱氏续修支谱》对泾县朱氏作了个案分析，认为宁国府商人是附属于徽商的商业群体。数年后，董家魁利用地方文献细致研究了清代宁国府商业和商人，得出与戴玉相似的结论。此外，葛庆华在讨论清末苏浙皖交界区域的移民活动时，稍带分析清末宁国商人的活动。葛欣荣笼统地推测，宣城梅氏家族的算学成就与宁国商人之间存在关联。涉及宁国商人会馆的研究也有一些。早在1930年代，张孝訢对京师旌德会馆作过调查和访谈。许檀对江西广信府商人的考察中，特别分析旌德会馆的变迁过程。关于宁国商人与徽商之间的互动，重田德第一次对“徽宁商帮”概念进行界定，他以上海徽宁会馆为例，认为宁国商人只是徽商的附庸。郭绪印和刘家富也分别讨论过徽宁会馆，只是对文献资料的发掘稍嫌不足。唐力行及其学生沈树永另辟蹊径，利用上海档案馆资料对旅沪徽宁同乡会做过细致地考证。可惜其讨论主体仍偏重于徽商，对宁国商人缺乏分析。

考察以往对宁国商人及商业团体的研究，其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单纯地认为他们是徽商的附属商帮；二是回避宁国府的地域差异，倾向将之视为均质分布的商人群体；三是没有展现出宁国商人兴起与变迁的动态过程；四是忽视了宁国商人的地域分化。笔者在吸收前贤时彦精辟见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深化研究的两点构想：一是宁国商人产生的宏观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二是宁国商人与徽商的联合过程、程度和动机等细节问题。此前，笔者曾撰文以“徽宁商帮”为个案，揭橥这一联合商帮的历史概念，就两地商帮的合作动机和机制、以及宁国府各县商人参与度展开分析，认为宁国商人并非单纯依附于徽商。限于篇幅，该文仅粗略讨论了第二点构想。本文着力于第一点构想，试图阐释宁国府经商风气的兴起过程，探析其原因究竟是受到徽州外出经商风气等外发性因素的影响，还是受人口与生态压力等内生性条件所致？在此基础上，尝试解读宁国商人与徽商的关联度，希望能为徽商研究乃至传统地域商帮研究提供一种观察视角。

一、宁国府内的区域差异和宁国商人之界定

清末民初日本人的对华调查中，将商人组织根据地域归纳为相应的商帮。所以“宁国商人”这一提法，最早可能来自《支那省别志》：“六安的旌德会馆也算是当地最大的建筑物，位于黄家大街，属于以钱业、茶业者为主的旌德帮即宁国府商人的组织。”这里将“旌德帮”与“宁国府商人”两个概念等同看待，足见旌德商人在六安的势力之大。日本人的观察可谓提纲挈领，当时人也有“旌人之贸迁于六安者，遂执商界之牛耳”的感慨，可见旌德商人在六安商界占据重要的席位。不过，就现有历史文献的相关表述来看，笼统采纳“宁国商人”的称呼不甚贴切，需要在概念上予以界定。

首先，这一称呼容易掩盖宁国府内的区域差异。就自然环境而言，根据康熙间时人的认知，宁国府北部的宣城和南陵拥有大量平原沃野，农业经济非常发达；南部的泾县、旌德、太平三县境内群山连绵，较多山林之利，居民外出经商风气十分活跃；宁国县则介于两者之间。府内依产业结构大致形成三个经济形态区：宣城、南陵等北部平原圩区属于典型的农耕经济区，泾县、旌德、太平等南部丘陵山地是旅外经商区，位于东部的宁国县是自给自足的山林经济区。对此，乡绅江希曾概括得非常明确：“宁郡六属，除宣、南务农力田外，泾、旌、太多以贸易起家，宁国亦擅竹木之利，与广、建大致相同。”以此视角来看，宣城、南陵当以务农为主，宁国县产业结构与毗邻的广德州、建平县相似。由此，宁国商人的核心范围浓缩到泾县、旌德、太平三县。

除南部三县外，其他县域人群也存在一些零散经商事例。宣城作为宁国府首邑，是皖南山区货物外出的重要集散地，散布境内的湾沚、黄池、水阳、水东等市镇，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翟思晊眼中的湾沚，乃是商贾辐辏的“宣城巨镇”。值得回味的是，只有靠近山区的水东镇稍稍形成一些经商的风气，作为皖南山区竹木外销的一大基地，水东有“小南京”之称。民国宁国地方志书含混地说，“所有山产皆宣商之利”，此处可能指代水东商人。基于当时人的看法，宣城东乡的确有其特殊性：“府附郭为宣城，分四乡，其东土沃，居民繁诸，往来贸贩者，交错联络，视三乡数倍。”当然，宣城县也出现一些个体经商行为。明代汤宾尹的曾叔祖汤入斋从事商贸，梅守箕的三伯父梅吉山经商于两湖、江浙和中原地区。宣城吴彩翁在湾沚镇贸易。入清以来，梅永开在南陵奚家滩开设店面。鲍有瑞在圜阓间居奇取利。杨朝柱“贸易于市”。咸同年间，宣城陈养基与宁国丁某合作在清弋江市卖粮。

南陵与宣城大体相似，“民重去其乡，鲜商贾，与宣（城）同”，“非有千金富贾，重装巨舰之集”。同治年间的一封禀文称：“民向不善商贾”。当地经商事例更是稀少，至多是前往邻近的高淳从事手工业。商人案例仅寥寥数则，张国泰务农之余兼营贸易，张时孚弃儒从商，杨兆珑和杨滔相继弃儒为商贾，朱雨田落户湖南长沙后经商致富。咸丰年间的汪日升懋迁。同光之际的何兆鸿，经历了业商与业儒的转换。与南陵毗连的太平府繁昌县，“耕读者十之八，懋迁于四方者罕”，这反映沿江平原圩区的经济形态呈现出“重农”特征。检点上述零散的个体经商行为，并没有带动整个区域的懋迁风气，显然达不到论证其为商帮的标准。

与宣城、南陵不同，宁国县呈现出另一种经济形态。其农业基础不如北部二县，但“山之利几与田等”，生存环境之优越不可小觑。仅兰蕙一项即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每年冬季外地客商云集，雇佣土人摘取装篓，运至苏州出售。由于物产丰富，甚至被比拟为川蜀天国。明代中后期，张瀚游览至宁国，深叹山民生活之富裕。此地经商案例略多于宣、南二县。有俞姓商人外出经商未归，其子在施州卫（今湖北恩施）找到他，此后仍在宁国与施州之间奔波经商。康熙二十六年（1687）漂落到朝鲜济州岛的中国船只中，乘客周体乾来自宁国县。汪乾经商于江浙、中原、山东等地，同族汪启南亦商游于江苏；张氏宗族的张邦衡、张永安分别在广德州和宣城贸易，皆有宗族经商的端倪。胡瑞生与太平商人张国祥合作经商。光绪年间，叶德松经人保荐，到江苏溧阳南门河的德丰木行学徒，最后当选为溧阳木业公会主席。然而当地始终没有形成明显的经商风气，这可能受制于优越的生存环境。该县东南的狮象山盛产油漆纸皮，“往往浮户依焉”，获利者多为外地客民。道光知县梁中孚苦口婆心地劝道：“尔等试看外县之人在吾邑贸易，有一不发财者乎？其所发之财，非即吾邑所产之物乎？尔等何苦以若大美利让人取去，毫不动心乎？其故皆由于尔等懒惰也。”嘉庆训导沈钦韩也批评当地民众小富即安的惰性，导致山利尽为外人所取。这些直言不讳的批评，反映出该县的生态压力较小，民众尚能维持优良的生存状态。

某士绅一语点破地理环境对圩区经济的约束：“阅其籍有千亩之富家，检其积无百金之中产，是非宣民之欲富不如彼也，其地势使然也。”简而论之，宁国府北部平原圩区的农业条件总体较好，使民众得以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无法形成良性的再生产和积蓄。僻处一隅的宁国县盛产山货，人口压力亦不大，自成一山林经济区。

其次，宁国商人作为统一的地域商帮组织出现较晚，无法如徽商那样形成强有力的商业联盟。旅外各县商人多系自设会馆，或局限于南部三县间的合作。邱澎生对苏州的宣州会馆团体考察认为：“大多数会馆公所彼此间的关系，皆缺乏任何形式的联络网络，与商会不大相同。”同属一府的泾、旌、太三县商人，以北部县域为重要的经商地，并且相继建造商业会馆。如南陵设有泾太会馆，光绪间重建县城隍庙，“泾、旌、太旅南绅民”捐赀重建头门头进，应算较明显的商帮行为。民国建元后，太平和泾县分别在宣城建设会馆，并合作设立泾太会馆。尤其意义重大的是民国九年（1920）南部三县与徽商的联合行动，徽、泾、旌、太四邑旅宣同乡联合会创办宣城公立乙种商业学校。若将宁国商人完全以府级行政区划视作整体，则很难解释为何商人在家乡建造会馆，这些商业会馆显然不是宁国商人凝聚力的表现，至多只是本府部分区域人群利益的体现。

结合对宁国府内人文差异、经商风气、商业世家的观察，笔者将宁国商人的地域范围界定在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并澄清与其他三县的区域差异，以期实现更精细的定性分析。

二、明代宁国商人的兴起

早在宋代，当徽州地区通过劳动集约化和商业化来开发山区时，宁国府依然是“全无物产可与他郡贸迁，富商大贾足迹罕至”的局面，商品经济相对并不繁荣。至明洪武初年，宁国府的某些地方已有“服食莫能赡厥家，农隙之时，负贩为计”的活动，但此类文献证据为数不多。至明代中叶，宁国府辖下的泾县尚且维持醇厚的社会风气。隆庆元年（1567），宁国府“民业差瘠，吏事殊简”，而徽州府“弃本逐末”的风气已经开始流行，可见在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转变过程中，徽州府在整体上领先宁国府一步。身处嘉靖、隆庆之际的胡翁，还能感受到风气变迁前夕的安宁。现存最早的嘉靖《宁国府志》没有显示经商风气的迹象，万历府志沿袭了这一记载。明末礼部尚书冯琦对宁国府秉持赞赏态度，认为当地风俗纯正有古意，从反面表明宁国府的社会经济较为逊色。

但社会风气的总体转变，仍可在宁国府境内部分区域找到萌芽的片段。就在嘉靖、万历府志修撰的同一时期，位于南部丘陵山地的泾县、旌德、太平三县，逐渐孕出懋迁之潮。万历《旌德县志》绘出社会风气转化的大致轮廓：“嘉、隆以来，渐变渐靡，释本计而末作，怀睚眦而忿争，屠沽之肆满市……于是百工技艺之人，商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绝徼，亦其势使然也。”汤宾尹在年少时曾前往旌德考试、设馆，认为当地风俗最为古朴，十多年后再赴旌德，对其风气变迁有着深刻体会。泾县也经历类似的变化，嘉靖县志编纂者有所记录，还对“习随时异”的现象表现出宽容之心。或许是大势所趋，连僻处一隅的査济村在万历间也泛起浮华之风，引起儒士们的担忧。当地人喜建华屋大厦以相互攀比。太平县是府内最偏僻的县域，从长江口到县城号称三百六十滩，但该地盛产优等的木材、茶叶等物产，追逐利润的商人自然不会放弃。嘉靖府志称当地杉木获利甚厚，“宋所未睹”，与此前大不相同。至万历间，太平已是“外留以待岁岁以为常”的局面，习俗也转为吝啬好讼。宣城名士梅守箕注意到太平县民“多游而之四方”的旅外经商之盛况。辖区内县域的风气转变，从整体上影响宁国府社会风气之转变，身居府城的汤宾尹不得不承认：“宣州风俗渐赴华侈，高门右族费每不赀矣。”

清代学者总结过明代士风的变化，从侧面映衬出社会风气的转换维度：“然正（德）、嘉（靖）以上，淳朴未漓，犹颇存宋、元说部遗意。隆（庆）、万（历）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明代后期社会风气的转变，乃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吴承明对此社会变迁历程有精湛的分析。宁国府的部分县域之风气变迁，亦步亦趋于晚明社会的整体转向。其中，泾县和太平初见经商的端倪，而旌德的经商活动似乎蔚然成风，在南部三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笔者将旌德视作开启宁国府懋迁风气之先河的县域，其中至少有两个影响要素。

其一，人口与生态压力的持续增大。宁国府内各县域的生态差异很大，旌德和太平深处皖南山区腹地，务农环境比较恶劣。万历间旌德的山田比重高达三成，良田仅有一成，农业资源开发几乎殆尽。与生态压力直接相关的是人口压力。明代中后期以来旌德人口膨胀至三十多万，粮食自给率仅为三成。按照地方志书的表述：“物产虽有而不多，往往取给于邻邑。”严峻的生存压力，迫使大量劳动力如同徽州人一样外出经商务工，“居民谋生拮据，往往散之四方，经营贸易，自京师以及各行省，莫不有旌人足迹”，自明后期以来即盛行从商之风。在康熙知府佟赋伟看来：“惟旌地狭人多，田土硗确，物产无几，故富者商而贫者工，往往散在京省市肆间，居积通易，以致富厚。”他认为旌德的经商风气之所以突出，与生态压力密切相关，迫使当地的劳动力如同徽州人那样外出懋迁，并逐渐形成了商业社会。

其二，交通因素是经商风气的催化剂。经由旌德前往徽州的交通线，早在宋代便成为联系南北方的主要交通支线之一。明代设有泾县桑坑（或徙考坑）、旌德三溪两个巡检司，不利于商业交往的发展，地方官奏请合二为一，在两县中间点设置茹麻岭巡检司。对于行政管理便利化的需求，表明商业发展的程度非同一般，可以视作该路线开发成熟的表现。泾县人赵知希在旌德旅店的见闻如下：“路出新安右，岁暮多归贾。昼若蚁错行，夜以萍挕聚。乡音既不通，欲言徒龃龉。杂沓百辈纷，奈何只键户。编芦虽隔舍，号呶同环堵。”虽然他深受返乡徽商夜谈聒噪之苦，但居住在徽商必经之路并且与其沾亲带故的旌德县民，显然更容易受到商业资讯的刺激。另一位旅客说得更直白：“山径肩摩半竹兜，新安一线道途幽。招商何处留行客，家族临街白板楼。”迁至徽州的旌德汪氏，认为“新安人士工贸易，以走海内者如市”，自称该族受到同族徽商的影响。可以很自然地推想，络绎不绝地经过旌德的徽商，对当地经商风气之兴起肯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旌德社会中奢侈风气的形成及其地理流播，或可印证交通因素的重要性。若将嘉庆府志的捐输银数略作统计，亦可发现凡是高居捐输榜前列的旌德大族，大多沿徽、宁交通线分布。

综而述之，就明代南部三县而言，旌德的生态条件远远逊于泾县，旌德的人口压力也大于泾县和太平，经商的内在动力十分充足；作为徽州通往北方交通要道的第一站，旌德人更易受到徽商影响，因而于明代率先兴起了懋迁之风，在宁国商人中拔得头筹。

三、清代以降宁国商人的变迁

明清鼎革之际，宁国地方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宁国商人一度也遭到重创。不少商人敛赀返乡，旌德人汪大量即是其中的一员。随着政治秩序的安定，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至康熙年间，宁国府内的经济格局为之一变，原本贫困落后的南部丘陵山地转而殷富，逐渐超越农业条件更佳的北部平原圩区。康熙知府佟赋伟即注意到这种有趣的社会现象：“宁俗民间并无盖藏，旌、泾、太强半仰食境外；宣、南则生谷之土，当其大有，堪号陆海；宁邑环山为封，田原亦多沃壤。然谷少之乡有余粮，而谷多之乡无宿饱，何也？”将其原因归结为粮价变动和商人转运所致。他仅仅看到问题的表象，远不如后人的认识那样到位：

按宁国巨浸，惟清弋江汇太平、旌德、泾县诸水，而宣城、南陵承其委。宣城有圩田之利，金宝、养贤二圩，疆亩甚多，制度亦善，人称有古井田遗法。若南陵永丰、大农二陂，亦水利之大者。而诸邑山多田少，富饶过之，以居民多事懋迁，非关水利。

这段话对宁国府山区与圩区的民生和水利作出比较，认为更实质的原因在于南部山区的经济类型发生转变，从而营造有利于加速财富积累与再分配的良性局面，促成南北经济实力发生倒置，最终重组了宁国府的区域格局。与之相伴的是，宁国商人的县域主导地位也发生更迭，泾县商人后来居上，取代了旌德商人原有的领先地位。其原因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探析。

其一，交通地理的差序格局。源于皖南腹地的青弋江，流经石埭、太平，在泾县境内与横穿旌德县境的徽水相合流，向北经芜湖汇入长江，将皖南山区与长江下游平原联系起来。石埭知县姚锡光指出青弋江的重要性：“既农家灌溉所资，亦商贩浮送所藉，实为民生利赖。”但各县的水运参差不齐，据乾隆皖抚裴宗锡调查，宣城、泾县“滨临江河，尚属易于挽运”，水运条件最优；南陵次之；太平又次之；宁国、旌德最为糟糕，“河身平漫，沙土为梗，层层盘剥，提滩加纤，不一而足”。道光安徽巡抚王植指出，宁国、旌德、太平的漕项，“向因水道不通，民折官办，历经照案办理”，与裴宗锡的论断如出一辙。

由皖南腹地黄山蔓延开来的山脉，在泾县境内逐渐变得平缓，“水始可漕，浮船待装者鳞集”，该县便成为泾、旌、太三县货物出入之地，水运价值很早得到发掘。泾县城北的下坊渡，是皖南山区与沿江平原地区水陆转运的重要码头，成为徽商往来的落脚点。徽人郑良铎岁末返乡路过，有拾金不昧之举。婺源信客俞某自南京返乡，在此地登岸陆行。康熙五十七年（1718）程庭返回歙县祖籍，亦于此地登陆。早在明代后期，由于发生舟子随意索钱之事，有人欲化缘在下坊渡建设巨桥。入清以来，随着商贸活动的活跃，客流量持续增大，渡口的规章制度得以健全，由泾县东乡的朱、胡、洪、郑、汪五姓经商者共同出资设立义渡，给往来商旅提供了便利。中转贸易等商业活动促进了市镇繁荣，至嘉庆年间，时人已有“泾县市镇较他县为多”的认知。青弋江上往来的商贾络绎不绝，赵炳文有诗文描写了繁荣的景象。泾县商人以地利夺徽商饭碗，有识者曾指出这一现象。与泾县不同的是，旌德境内的泰半水域难以通航，只有三溪以北的河段可以行船，却被泾县筏户把持，旌德生员刘子晟拟定的《通船事宜八条》也付诸空言。清末地方局势和官方政策的变动，也给竹簰运输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交通地理的差序格局，削弱旌德的区域竞争力，这是其被泾县迎头赶上的重要因素。

其二，人口与生态压力的普遍化。明代的人口压力似限于旌德一地，入清以来，宁国府南部各县从家庭生育到宗族人口增长方面都维持较高水平，土地承载力超限已成为普遍现象。泾县董钟娶了三位妻子，去世时已有四子、十八孙、四孙女、十曾孙和四曾孙女。泾县商人翟长春五世同堂，人丁兴旺，有四子、十一孙、四十三曾孙、九十三元孙。泾县张香都朱氏宗族，单单迁往花林都的人丁即以数千计。泾县县城赵氏宗族“由一姓而分至十三户，由一身而衍至数千百人”，人口增殖可谓迅猛。繁衍后裔的最高记录可能来自于旌德孙村汪永年，他生于顺治间，至嘉庆间后裔已多达千余人；旌德金鳌江氏宗族在咸丰初年办赈造册，在外经商、做官者不算外，男女共计八万人，是皖南聚族而居的典型。当南京人汪士铎为逃避太平军旅居绩溪山区时，也注意到当地宗族人口迅速繁衍的社会现象：“山中人与徽宁俗同，喜丁旺，谓为‘开族’，故年十五六皆授室。”早婚现象在皖南具有普遍性，进一步刺激了人口增长。

爆炸式的人口增殖速度，严重影响本地的粮食供应，使得南部三县皆成为缺粮区。旌德仍然是宁国府南部缺粮最为严重的县域，当地“米价昂贵，民艰于度日”，每当米价腾涌之时，需要从泾县、太平府购买粮食，甚至“转给西江”，宗族士绅通常会选择筹建丰备仓以帮助困难族众。裴宗锡在缺粮奏折中将旌德与徽州并列：“宁国所属之旌德县及徽州各属，本地所产常不敷本地民食，虽在丰年，米价亦不能大减。”旌德县志修撰者算过一笔账：“以四万烟通计，约三十二万口，恶田、良田十余万亩，田亩岁米十余万石，常有二十余万口无食。”粮食自给率仅为三分之一。太平县在嘉庆间有户口二十九万，本地米只够得三个月粮，即便在丰收之年，民食之半仍取自宣城湾沚镇。作为宁国府望邑的泾县，“一岁之食半皆仰给于外”，粮食需求量也大大超过了自给能力。泾县郑相如写了一首竹枝词：“年来湾沚买粮多，划子关梢载几何。只怕家乡连日霁，滩干难上幕山河。”表现出土著居民对粮食短缺与交通困境的紧张感。民国年间的调查资料显示，泾县商业的营业数“以粮食业为最大”，表明粮食供给困局仍然存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南部三县有大量旅外经商者，他们也被纳入当地人口的统计范畴，可能造成户籍人口数比实际人口数偏高。

人口增长超过土地承载力，地域竞争进一步强化，宗族向外分迁的现象大量出现，并成为商人出游的首要原因，如旌德朱氏族人以食指稍众，“祖居之外无余地可居，或有出外经营在彼寄居者，或有置立庄产移家就处者”，纷纷外出懋迁或别置田产。方学成注意到：“无论通邑大都，皆有旌人错处其间，即遐方外域、人迹所罕至者，亦必有旌之人在焉。”他对此加以解释，认为一方面由于生态限制而无法自给自足，同时还与赋役制度的改革相关，“旧例钱粮皆用里排，近奉禁革，有司善于征比，输纳亦易”。泾县名士胡朴安说得直截了当：“泾县本地虽无市场，而在外经商者，足迹几遍十八行省，地势使然也……而在外经商者，约计比居本邑者多三分之二。”有人揭示当地居民的经商动机，指出地狭人稠和灾荒频发乃是经商的直接推动力。泾县张香都张氏宗族是宗族经商的典型案例，“本族多有以贸易远省起家者，其始出于贫不得已，而继则诱于利之能动人耳”，在人口压力和灾荒的逼迫下外出经商，一旦商业成功便迅速蔓延为社会风气。

当泾县同样面临人口与生态的双重压力，经商的内生性条件已经成熟。泾县东、西、南乡的大片区域兴起经商风气，显然比旌德西乡区域更大，相应地参与经商的世家大族更多，超过幅员相对偏小的旌德指日可待。清末民国旌德人有“操六邑之商权者，厥首泾川，次旌德及太平”的说法，应该是当时的普遍认知。民国重印嘉庆《宁国府志》附有各县捐银榜单，从侧面反映出各县的实力差异：

表 1 民国重印嘉庆《宁国府志》各县捐银数量之比较

资料来源：嘉庆《宁国府志》卷末《醵资题名》，民国八年（1919）重印本。

由上表可见，南部三县所占比重高达69%，其中泾县、旌德分列前二，而泾县所占比重接近40%，差不多是旌德县的两倍，其实力可见一斑。根据民初重印嘉庆《泾县志》的跋文记载，捐输者多为地方大族或旅外商人，这也间接表明了泾县商人在宁国商人中“执牛耳”的地位。胡朴安估计“在外经商者，约计比居本邑者多三分之二”，语虽夸张，亦可见泾县旅外经商人士的比重之高。

重田德撰文指出，在徽商的代表性行业从盐、典业向茶、木业转移的同时，其内部构造也有所变化，这就是婺源商人的抬头。这种推论也适用于宁国商人构造成分的演变。旌德商人于明代一度占据开创经商风气的地位，泾县的地理位置比旌德更占据优势，在清代人口压力增大的前提下，这一优势便转化为对实际商业资源的掌控实力，逐渐取代旌德而成为宁国商人的中坚力量。由此可以推论，若宁国县的人口与生态压力达到一定程度，也会发展出经商风气。但该县停留在孕育商业风气的端倪，一直没有形成类似于泾、旌、太的商业风气，这是宁国县与南部三县最大的内在区别。

四、宁国商人的地域分化

前文已经指出，宁国商人作为统一的地域商帮组织出现较晚，各县商人之间缺乏横向联合，凸显出地域分化的态势。这里将其概括为泾县、太平“一体化”倾向和旌德的“向徽”心理，以观察宁国商人内部的分化及其与徽商的群体关系。

泾县和太平的商人有联合的倾向。太平自泾县分设，两县经由青弋江串联起来，交往密切。两县交界区域的大族经商风气浓烈，通过大族联姻等交流互相影响，具备展开商业合作的地缘基础。湖北江陵县沙市镇、四川巴县、宣城和南陵都有合建泾太会馆的事例。铜陵和悦洲的客民分为八帮，在此经营的泾、太商人联合组成泾太帮，但与旌德商人分开单列。咸同间以泾阳杜作舟、太平王祥储领衔的泾太二十七姓团练，联手泾县和太平的二十多个大族，在保乡卫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咸丰七年（1857年）在太平设立茶厘局，对太平、石埭过境茶叶按引捐厘，亦可见两县茶业之关联度。泾县朱珔给太平项氏的谱序提及太平分自泾县的历史，表现出高度的地域认同感。对于这一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民间也流传着“割泾补太”的传说。

与泾县、太平两县不同的是，旌德在地缘上接近徽州，在人文方面更易受到徽州的影响。旌德的生态压力虽然比宁国府其他县域要差，但与毗邻的徽州部分区域相比，似乎又略胜一筹。在道光婺源县令朱文翰的眼中：“邑民纚而为沟畎，蓄而为塘堨，以之灌溉，岁恒丰足，故其民务本，不肯轻去乡邑，余是以知旌德之乐土也。”可见相对婺源这一徽州经商氛围浓厚的地区而言，旌德的商业风气稍逊于前者，或许与该县生态略好有所关联。徽州作为对外输出移民的地区，有不少移民首选于近在咫尺的旌德。根据谱牒资料显示，由于紧挨着生存空间略大的旌德，所以徽州人有迁居旌德的传统。旌德凤山朱氏出自徽州名家之后，“吾族自宋朱文公居紫阳山，创紫阳书院，以紫阳为郡也。”将朱熹奉为宗祖，并旌德原居的朱姓划分界限。旌德江氏与徽州江氏联宗通谱，“宣歙老成名士毕集”，推举旌德江瀛纂修，可见旌德江氏与徽州的渊源。旌德沙塘金氏的始祖在湖广经商致富，于明成化间“贸易至旌，以沙塘山川毓秀，遂卜居焉”，在当地广置山庄，购买八百余亩田，迅速站稳了脚跟。旌德戴村黄氏也是自歙县潭渡迁来。休宁人程碧在旌德乔亭刘氏村落开办私塾，“遂家焉”。尤其自太平天国战乱以降，大量移民进入旌德，其中徽州人占有很大比重。在握全县金融枢纽的三溪镇，“以徽帮势力为大”，旌德商会的绩溪人更是占据半壁江山。

除了经济上的密切交往，旌德与徽州的风俗文化也自然流通，具体表现为旌德与绩溪的密切联系。许承尧以女人服饰为例，分析徽州内部的风俗流行差异：“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近宁国，而歙、休较侈。”若论实际里程，绩溪大部分区域还是与歙县相近，“绩近宁国”当是别有意蕴。笔者推测，绩溪县与宁国府南部同属丘陵山地，行政区划上可谓犬牙交错，地缘相近且民间交往密切，绩溪人北上外出经商、购买粮食亦取道于此，当地以盛产“丝、木材、茶、竹”为大宗，其产业结构与宁国府相邻地区高度相似，进一步造成了徽州其他地区居民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说，绩溪的社会经济落后于歙休盆地，其经商规模远远不如休宁、歙县的豪商巨贾，而与稍微滞后的宁国府地区更为相似。绩溪与宁国县有崇山峻岭阻隔，民间交往频度不高，但与旌德保持密切地理关联，因此不妨这样理解：至少在歙县人看来，绩溪与旌德的风俗较为接近。民间交往的频繁，使得旌德染上些许徽州色彩，成为“向徽”心理的历史渊源之一。旌德隐龙方氏宗族加入徽州真应庙会谱的动机和选择，某种程度上即折射出这种“向徽”心理。

有趣的是，在宁国商人中看到徽商的痕迹，在别处也可发现宁国因素的影响。毗连太平县的石埭县，虽然隶属于池州府，但与本府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就自然区域而言，石埭与泾县、太平属于同一流域，其政治中心也偏向宁国府，县城以东三里即属太平。石埭与泾县、太平保持着密切的地域交往，泾县人章嵩说：“予泾川人也，于埭为接壤，政俗相通。”石埭的懋迁风气大致出现于明清之际，康熙县志归纳了百年来的风俗变迁，当地民风虽比宁国府古朴，但与旧时大相悬殊，“居人贩鬻杉纸，轻去其乡”，广阳乡的董仁辉即是弃儒就贾的例子。清中期以来，石埭经商之风渐成气候，乾嘉年间在南京相继建设两个石埭会馆。南京作为重要的木材集散地，推测当以木商为主，如夏村的李慕良、孙海泉，周美轮、桂金贵等人，将所购木材成排流放青弋江，至芜湖、南京出售。咸丰七年（1857）太平设立茶厘局，对太平、石埭过境茶叶按引捐厘，亦可见两县茶业之关联度。石埭和太平山水相连，产业结构相似，并建立了较系统的商人组织。就此推论，同属青弋江流域的石埭、太平、泾县等地，经济和社会交往应该相当活跃。根据自然和人文形态的相似性，亦将石埭纳入到讨论范畴。

受制于细节材料的缺失，本文的研究尺度为县一级政区，但并不意味着经商风气是均匀分布于各县。南部三县经商风气之兴起是一个变动和扩散的过程，各县内部也存在着微妙差异。以泾县为例，南乡、西乡、下西乡和东乡的部分地区，在外经商者十有三四，房屋结构、居民生活水平等远高于北乡农业地区和边远山区。即以相邻都图为例，南乡花林都与东乡张香都风气不同，花林都风气质朴，鲜事商贾，“俗尚与张香略异”。民国间刘文燿的游记中，描述皖南部分县域的公共设施和居住景观。他发现旌德、泾县交界处的房屋最峻整，而榔桥河以北的建筑和路政开始变差，至于县城以北更是路政不修的局面。为此总结道：“予此行经过之路，如青阳、石埭、太平、黟县、休宁、歙县、绩溪、旌德等县，虽觉山路崎岖，而路政极佳，大率用石板铺路，桥梁尤修整。自入泾县、南陵，路道虽觉宽展，而或系土路，或系旧墁砖石，年久失修，高低不平。”借助这一来自异乡人的视角，可以观察丘陵山地和平原圩区在产业结构、房屋景观和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差异，为观察宁国商人的区域分布提供参考。

五、结论

范金民《钻天洞庭遍地徽——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一文是近年来商帮研究的重要成果，他反思学界关于徽商成帮的讨论，将歙县、休宁商人创立同乡同业会馆和公益设施的行为视为商帮形成的标志，并指出“徽商”这一名称还不稳定，应置于徽州社会内部差异和徽商群体形成的动态过程来理解。笔者对宁国商人的研究表明，范先生的推论在皖南其他区域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本文在吸收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具体界定宁国商人的地域范围，梳理其兴起和变迁的历史脉络，并试图从时空的角度阐述宁国府的区域经济变迁，进一步展现南部丘陵山地经商风气的变化历程及其背后之影响因素。根据宁国府的区域商业风气及其发展程度，利用空间经济学的分区法，将之划成几个板块（图1）：泾县县城以南、旌德县城以西和太平大部，可以视作宁国商人的核心区（Ⅰ圈）；泾、旌、太其他区域，宁国、宣城水东、池州府石埭县，是宁国商人的外围区（Ⅱ圈），宣城大部和南陵是宁国商人的过渡区（Ⅲ圈）。

图 1 宁国商人的地域范围

回应本文开头提出的命题，宁国府商人的兴起究竟是受到徽商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还是出于人口与生态压力等内在条件所致，如何看待这两种因素的关系？前贤时彦的相关讨论值得借鉴。傅衣凌较早关注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将徽州出贾的原因归结为：地狭无田，赋税深重，手工业的局限和乡族势力的影响，地理因素。斯波义信深化了傅先生的观点，从中提炼出地理环境和人口压力两大因素对山村经济的影响。此外，傅先生还引用过牧野巽的论著，专门分析徽商与乡族势力的关联，注意到商业与宗族的内在关系。陈支平在傅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族商”的概念。上述学者对于明清地域商帮兴起原因的探讨，其主要关注点集中于商业和宗族。笔者更倾向于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将地理环境相似的泾县、旌德、太平三县与宁国县作一比较，强调人口与生态压力对于催发经商风气的关键性；另一方面，将泾县、太平与旌德所处的地缘关系作一对比，揭示了旌德商业风气兴起背后的徽州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框定的宁国商人虽然为南部三县，并不意味着经商风气均匀分布于各县。经商风气的兴起是一个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动态过程，必须注意到南部各县内部和县域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在经济史领域中，有学者提出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ant）现象。这一理论或可解释旌德商人的兴起原因，旌德恰巧位于徽商外出交通线上，个体经商行为的量变逐渐积累，最终孕育出区域经商风气的质变。由此，旌德在受到内在条件制约的同时，还叠加来自徽商的影响，使得它与泾县、太平有所不同。总而言之，结合地理环境和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人口与生态压力是促成宁国商人兴起的内在关键性因素，徽商的示范效应属于外在偶然性因素。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