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萍乡煤炭资源开发中的官商关系（下）

曾 伟

四、广泰福号与官煤局的竞争

官煤局与广泰福号的“明分暗合”本意原在明晰产权，提高效率。但因各自独立经营，双方各自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开始相互竞争。一方面，广泰福号凭借其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可以顶得优质的煤井，压缩了官煤局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郑观应在卢洪昶上任之前，密嘱卢“萍乡将来亦可自办，所恐煤山为人买去，宜见机行之。”卢洪昶接受郑观应的授意，控制部分煤井，以防止被广泰福号垄断煤炭收购，抬高收购价格。为了能够与广泰福号争夺煤炭资源的控制权，官煤局通过高价顶井、承顶股票以及争夺供应商等方式与广泰福号展开了全面竞争。

1、高价承顶：陈梧冈案

在广泰福号与官煤局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一方的官煤局为了能够承顶煤井不

惜高价承顶煤井价格，而一些山主在高价的诱惑下，也背弃与广泰福号的原有合约，将煤井出顶给了官煤局。陈梧冈案便是典型。该山已挖过四年之久，大槽炭已取完，广泰福号与山主约定，准备出三百余元将该井买下。不料，卢洪昶得知后，半路杀出，出高价与之争买，最后以2400元之价顶得此井。其契如下：

立出顶正井通风放水井字人陈梧冈，今因我父子商议自愿将先年承批地名紫家冲黄姓山内开挖崇顺煤井，并通风放水等井。所有井上棚厂住屋井内外一切器用、什物另簿注明，及堆炭炼焦等坪，一概凭中出顶与铁厂官煤局承接开挖。当日得受顶井价七四洋边二千四百元正，其洋元皆一手领讫，所有井上以前来往存该账目以及互混不明等情，均我自行理落，不与承顶人相干。自出顶之后无论已载、未载，凡属该井外什物等项，听官煤局来井挖煤、起炉炼焦，任意施为，我父子毋得捏情阻滞，翻悔异言，今欲有凭立此为据。

并付黄月梅批字一纸，租炭、租钱照依老额

刘馨堂

  凭在场  李淦吾   均押

朱绍裘

  凭山主  黄月梅

命男  洪庆  笔

             光绪丙申年十一月十六日陈梧冈 押  立

从契约分析来看，官煤局的成员并没有出现在契约交易中，这场交易是怎样完成的呢？我们必须从契约中提及的人物进行分析，在场中人刘馨堂、李淦吾、朱绍裘三人当为从事煤井交易的中间人，他们促成山主或井主与官煤局的交易，收取一定的佣金。事实上，这场交易，他们确实获得了丰厚的谢中银。以下这张便条无意间便记录了历史信息。

        请送元顺井谢中  刘馨堂、李淦吾、朱绍裘洋三十元正，此致。

                吟翁先生台照   嵩龄 字叩

从便条的内容来看，萍乡当地存在着以从事煤井交易中介的群体。由此可知，官煤局的煤井交易，必须借助当地中间商的协助。当然，与中人获得的收入相比，一手策划此次交易的炽昌盛老板兼官煤局委员杨寿春所获更多。“嵩龄”即杨寿春，又名杨绍椿，号旭峰，浙江归安人，与卢洪昶为浙江同乡。萍乡境内办理煤务的士绅对他十分不满。文廷式在给郑观应的信中，就转述了士绅们这一看法：“有杨笙林者（此人名字屡改，实即炽昌盛之东家，萍邑人人恨之。）亦已奉委帮董。前在萍邑办炽昌盛时，屡有控案。”“萍邑共恨，嘱勿用。”当然，郑观应并没有听从文的建议，毕竟炽昌盛的杨寿春为采购萍煤立有功劳，根据资料显示，在欧阳炳荣时期，1894年萍煤的采购量已经达到30000余吨，比1896年的广泰福号多出一万余吨。略去采购中种种舞弊行为不表，杨寿春对铁厂的贡献可谓巨大。与之相比，广泰福号运入汉阳铁厂的主要是煤炭，急需的焦炭输入量却极少，1896年一年的焦炭运输总量，都没有达到承诺的月交焦炭1000吨的数目，给汉阳铁厂的生产带来了极大不便，甚至出现了“广泰福煤焦无期，致化铁炉停工两月”的局面。

那么，萍焦是否真的短缺呢？事实并非如此，根据恽积勋的统计，萍乡地区可炼焦炭的油煤产量年出十余万吨。由于铁厂萍煤在汉口售价，每吨三两五钱至四两，每吨焦炭八两至八两五钱，相形之下，运往上海供应火轮船用之萍煤，每吨就可售八两左右。所以，商人们宁可将煤贮存，也不愿卖给铁厂。如有的厂户便囤积了萍煤2万余担，准备陆续卖给南京，每担要价五百五十文，折合每吨6600文，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一两银折钱1364文计算，约合五两，亦较运输汉口高。所以，煤焦短缺并非产量不足，而是大量的煤焦并没有卖给铁厂。郑观应早已预料到广泰福号不能按月缴纳焦炭，他在五月十四日（1896年6月24日）给盛宣怀的信中，就提醒盛宣怀不应对广泰福寄予太高期望。

本厂最要者焦炭，如有矿石而无焦炭，犹之有米而无薪；且焦炭不佳，非但出铁少，又坏炉。查萍乡广泰福所定合同，恐月出焦炭千吨之数不能照缴，开平又只能月交千二百吨，价昂而磅亏，尤恐成数日低，亟宜别筹良法，或东洋、或安南等处，请先觅得焦炭之样寄来一试，即知合用与否。

至九月二十七日，因广泰福煤焦爽期，致化铁炉停工两月，本应即日撤销承揽，追缴罚款。但卢洪昶建议，格外施恩，令其勉力速办，以赎前愆。因此，郑观应转而希望官煤局能够有所作为，对于高价顶井一事自然是暗中支持，甚至还担心广泰福已将好山及今年烧出之火砖买定，恐非卢洪昶之力能敌。在便条中提到的“吟翁”，其实就是负责官煤局银钱收支事务的莫燨（字吟舫）。我们可以明显判定此次交易背后是卢洪昶默许，杨寿春一手操办的。表面上煤井承顶价2400元的煤井，山主最后仅仅得到数百元，其余均为杨寿春所得。凭借多年在萍采购煤炭的经验，此事办理却也不难。对官煤局而言，最重要的是承顶煤井，获得利润，并不关心杨寿春是否渔利。高价承顶煤井的受益者，不但有官煤局的委员，煤商也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部分煤商与文廷式有密切关系，如彭树华（字藻材）是文廷式的妹婿，袁安臣则是文廷式的故交。

崇顺井顶入官煤局后更名为元顺井，该井本为一处即将枯竭的煤井，为何官煤局不惜冒着与广泰福构讼的后果，花费如此大的代价承顶呢？首先，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元顺井所出煤炭质量尚好，每日可出煤炭约四百余石。以每石六十斤计，日产12吨，月产360余吨，在官煤局的所有煤井中属高产煤井。相比广泰福号煤焦供应的不稳定，却也能够满足官煤局自力更生的初步要求。虽然，该井之煤即将挖完，但对当时十分缺煤的官局和铁厂而言，能够提高煤炭的质量和产量，高价承顶未尝不可行。其次，从竞争的态势来看，官煤局高价出顶也是有意要介入萍煤的采购事务，打破广泰福号垄断萍煤的局面。从地理位置看，紫家冲是官煤局与广泰福号势力范围交界处，官煤局抢占此处，可以在竞争中取得先机。最后，元顺井所在的紫家冲的煤炭储量丰富，煤质较好，有长期开发前景。该处煤层有20层，可采煤层总厚8.1—17米，一般厚12米，煤层较为稳定。加之，所谓的废窿，只是由于没有采用机械化深采而停废，并非煤炭资源真正的枯竭。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钻通紫家冲大煤槽后，安源机矿日产量达到一千六七百吨，充分说明紫家冲煤炭储量丰富。综合以上三点分析，官煤局高价承顶煤井确有争取更大竞争优势的意义。除了高价承顶之外，官煤局还通过承顶股份的方式，介入与广泰福号的竞争中。

2、承顶股份：林禄英案

如果说高价顶井是争夺开采权的话，那么主动的入股则是对经营权的主导。试以林禄英的契约为例进行分析。

立允批山岭字人林禄英，今将所管之山坐落地名子家冲山场一嶂，邀合蔡福金、宋光生名下开井挖煤生理，当日得受进山花边一百元正，入手收讫未欠分毫，每年实纳行租钱十五挂正，末子三百担正。粪草概归我管，自批之后任承批人随山开挖正井、风井、水井、堆坪起棚烧炭，自便施为，百为无阻，凡我所管山前后左右不得另批别人，恐口无凭立允批字一纸为据。

                                                                              邹梅元 

   凭中        刘炳元  均押

修绍贤  

           光绪丙申廿二年十月初三日  立允批字人      林禄英  押，

命侄林宗香  笔

山主林禄英将山场批给蔡福金和宋光生之后，收取山场的批礼银和炭租。这意味着蔡、宋取得了在紫家冲林姓山场内的煤炭开采权。取得了开采权之后，他们开始合股开挖煤矿，试见下引契约：

        立合伙约人宋光生、蔡福金、林禄英，今在梓家冲开山挖煤生理，当日凭中三面议定此井作为三股，蔡福金管一股，林禄英管一股，宋光生管一股，彼此乐行并无争论，惟此井内所出块末粗细等炭，概归福金秤收，务宜同心竭力，合意生财，恐口无凭，爰编合伙约三纸各收一纸为据。

                                                                                            刘炳元

凭中       邹梅元  均押

修绍贤（笔）  

                                                                                 宋光生

光绪丙申廿二年十月初三日立合伙约人  蔡福金  均押

                    林禄英 

在这份契约中，煤井分成了三股，蔡、宋和山主各管一股，最后的产煤则明确完全由蔡福金收购，取得了该煤井的煤炭收购权。林禄英以山主的身份，合伙入股了煤井，参与到煤井的共同开发中。作为山主，他的股份自由处置并无争议。十一月二十一日，他把股份转让给了广泰福号文陶普。其契如下：

        立出顶井口棚厂什物等项字人林禄英，今将所管地名紫家冲井坡里，我前现与蔡初臣合伙挖煤共成三股，我林禄英三股之一股，今将自愿出顶凭中顶与文陶普老先生，承顶以洋边贰佰六十元正，当交入手，未欠分文，自出顶之后，任承顶人进井挖煤生理，我亦不得反悔异言，如有此情，我自愿罚以洋贰佰元，今欲有凭立此为据。

    批明：出顶之后我该山现井现□日后并不得另顶另批，将可与承顶人合挖煤生理，并不得异言，任顶人自便。

                                        胞兄       林崇英代笔

                                                      黄月梅

曾松岩

     凭中       文品山   均押

曾仁山

叶月全  

    又批明：我本山余坪修□炼焦、起造棚厂井口施为。

    又批明：出顶之后该上人来往不干承顶人之事。

           光绪丙申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林禄英  押立

文陶普即文廷钧，林禄英将山主股份转让给文氏之后，广泰福号取得了该山的开采权和股份收益权。但是，契约中规定任“承顶人进井挖煤生理”，显然违背了起初与蔡、宋等签订的批山约中“不得另批别人”的条款。山主这一将煤井开发权利和股份收益权暗中出卖给广泰福号的行为，相当于“一山许两家”，给官煤局和广泰福号的冲突留下了后患。如下引契约：

        立顶井字人宋光生、蔡福金，今将紫家冲地方与林禄英、宋光生所挖之井，其作三股挖井资本，均由敝厂自行垫发，因年迫岁逼无可设法，自愿将宋光生、蔡福金两股均允顶与官煤局顶挖，其顶井贰佰元正，当日一并收足，三面议定永无反悔，自顶之后任凭开挖，惟林禄英一股盈亏与官煤局照派，恐口无凭立此永远为据。

       再批：时上前顶议各合同内□为证外，另附上批山字一纸。

                                                  李少白

凭中   王振南   均押

杨嵩龄   

              光绪廿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据人  宋光生  押、

蔡福金  笔

 官煤局通过资本渗透，取得了宋光生和蔡福金所挖煤井投资权，宋、蔡二人借口“岁逼无法”将其两股顶给了官煤局，还约定“林禄英一股盈亏与官煤局照派。”可见，此时蔡、宋以及官煤局对林禄英出卖股份给广泰福号并不知情。否则，该处的条款应写成“广泰福一股与官煤局照派”。官煤局本想通过取得股东中的大多数，来获得矿山开采权以及煤炭收购权，但却被广泰福号暗中插手。林禄英暗顶煤井股份的违约行为，是加剧官局与广泰福号双方矛盾的关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十六、十七两日，林禄英、文盛才和管井叶老五到窿滋事。官煤局此次入股行动失败。

查此井原只三股，卑职以贰佰元顶得两股，只余一股在外，既顶该绅（文廷钧），林禄英复何称有股份，化一为二，情弊可知。且两股之价贰佰元，顶一股者贵至加半，是尤加价收，意欲败坏官局煤务，以图自利之显然者也。

在林禄英案中，官煤局也是事后才知道山主的背约行为。卢洪昶以为，官煤局顶得两股，就可以顺利取得林氏山场的矿山开发权和煤炭收购权，不意山主背约，广泰福号通过加价，获得矿山开发权。这一事件说明，在文氏家族的势力下，官煤局取得煤炭开发权的难度非常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山主在矿业开发中的决定性地位，官煤局虽取得股权，却不得不妥协于山主给予的开发权利。至于铁厂在处理双方的矛盾的时候，所处的位置也十分尴尬，既不愿与文氏家族发生矛盾，也不愿看到文氏因此一家独大。正如恽积勋所言“设广泰福因之龃龉，将焦炭运往他处销售，坐视铁厂无焦，而湘潭所收又未能供厂中使用，必致两败俱伤。”如果说，陈梧冈案是官煤局对广泰福号垄断萍煤的挑战，林禄英案则是广泰福号的反击。文氏家族通过说服山主，重新夺回煤井开采权和收购权，让官煤局在竞争中吃了哑巴亏。为了取得竞争优势，官煤局开始介入煤炭采购领域，以三盛井案最具有代表性。

3、三盛井案

根据官煤局与广泰福号的合同，萍煤本是由双方各半收买，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文廷式虽一再强调广泰福并非把持，但却已将萍乡境内的好山买定。合同明文规定官商分办，但广泰福仍坚持萍煤独办。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底，广泰福不遵承揽，五个月焦炭不到，致停炉赔公款十万。商号承揽官煤采购，一般都需要立承揽甘结，以吉昌庆承揽甘结为例，其体例如下：

重立承揽甘结吉昌庆职商xxx前于本年四月揽到湖北汉阳铁厂饬准采办湖南郴州头等交通、上等整块生煤，旋因运期迟误，遵照原结罚缴洋例宝银二千两，理应遵批退办。唯敝商自  月开办至今，已陆续造成焦炉xx座，费款甚巨，兹若骤经停办，赔垫必多，因再乞恳续订合同。自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起按月采办头等合化铁炉用焦炭xx吨；上等正块生煤xx吨。每头等焦炭一吨实领洋例宝银xx；每年上等正块生煤一吨实领洋例宝银xx。所定价目永无增减。照章给照免完两湖各卡厘税，径送至厂，请派匠验化。如合用，随到随收，毫无挑剔。如遇天旱水涸，提早如数赶运。如运来生煤不好、焦炭或碎末、水湿及制炼未能如法，并搀和他处次炭充为郴州好炭，或磺重、灰重不合化铁炉之用者，一概退还，换缴合用好炭。此系自愿承炼包运。况已蒙宪台格外体恤商情，每吨焦炭加价，商等理合照办，如期缴运。如不能照后批期限解运到厂，随时将承揽撤销，不得借口已砌焦炉等词，并愿再罚洋例宝银二千两。倘或实在办有后效，期满无误，并求恩准将前次罚款洋例银二千两赏还，以资奋勉。须至甘结者。

根据承揽甘结的条款，商号拥有以下的义务：1、按时交付煤焦的义务，不得迟到，否则，铁厂可以撤销承揽；2、交付铁厂的煤焦，不得掺杂使假，发现不合格产品一概退还；3、与铁厂议定的收购价格是固定，不能随意更改。从条款来看，其内容颇为严苛，不过商号也享有一定的权利，那就是运输铁厂的官煤沿途有免纳厘金的权利。在厘金盛行的清末，享有这项特权，可以节约煤炭采购的成本，提高通行效率，有利于商号的市场竞争。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能感受到承揽甘结中缺乏激励机制，不足以调动各商号采购的积极性。在给价不丰的情况下，商号很容易将煤焦转卖他家或干脆不运。根据资料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七、八三个月销往汉口的萍焦共计530吨，说明萍焦主要来源是要靠官煤局供应。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煤矿的勘采，主要是为了满足洋务工厂以及中外轮船运输的需要而设立。但应当指出，这些近代化煤矿之所以能够设立，其背后却是有更多更深层的社会文化背景。铁厂本想借助文氏家族在地方社会的人脉网络，节约经营成本，满足铁厂煤焦需求。不过却事与愿违。商人的逐利性，让铁厂放弃了与广泰福的继续合作，转向了自主经营。在自主经营过程中，除了高价顶井和股份的承顶之外，便是争夺广泰福号的供应商，从源头上控制煤炭采购，以下述契约为例：

        立据彭廷国，仝男兴儒、淑儒、福儒，缘我父子等于光绪二十二年腊月将紫家冲地方三盛井顶与官煤局承挖，计顶井价七四花边七百四十元，当日兑收五百五十五元，尚存一百八十五元。因我等从前曾将此井出立卖炭字据与广泰福号，据载每天承卖块末生煤一万斤，自顶井之后无煤可缴，该号意欲兴讼，央中向官煤局恳商该井所出之煤，每天借缴块煤五千斤，仍归广泰福收用，我父子情愿在别处开挖新井，俟后新井开出之煤补还官煤局以偿广泰福每天五千斤之数，煤价仍照广泰福原价以三年为满，倘据不副行所存官煤局洋一百八十五元为赔煤数银两，此边不兑如三年内煤数照据缴足，该洋理应照兑，恐口无凭立此为存照。

        再批：据上所载存一百八十五元，即系原议入股四分之一本洋，故官煤局另立股本收条一纸，后交出换据可也。

                        光绪廿二年十二月廿九日彭淑儒 亲笔

                                       中人  李少白、李光生  均押

通过对该井的分析，官煤局的经营不但渗透进入广泰福号势力范围之内，而且抢夺其供应商三盛井，并将其改名为贞顺井。卢洪昶不无得意，向盛宣怀炫耀：“当购贞顺井时，该号央请卑职，每日给予生煤五千斤，情愿照付价值。”当然，卢并没有提这是官煤局抢夺了广泰福的供应商。三盛井本为广泰福提供煤炭，每日一万斤，年产肯定最少在300万斤以上，折合1500吨，属于高产煤井。因此，并非“好窿尽属商局，而官局皆为坏窿。”从表面观察，官煤局取得了与广泰福争夺供应商的胜利，但这一胜利却是以供应商违反与原客户之间的契约为前提的，导致广泰福号“意欲兴讼”，更激化了广泰福号与官煤局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细读契约不难发现，供应商不但欺骗了广泰福号，也欺骗了官煤局。按照契约，官煤局日供广泰福号煤5000斤折合为2.5吨，以一年供应300日计，年供应额当在750吨，以每吨煤出井价为2016文，折合1.5两计，约需1125两。因此，彭廷国留存的一百八十五元，根本不足以补偿煤数银两。事实上，通过检索矿务产业契约发现，彭廷国出顶该井之后，再也没有另开新井，他宣称的所谓“开挖新井，补还官煤局以偿广泰福每天五千斤之数。”实际上只是安慰官煤局托词而已。供应商的反复无常，让广泰福号失去了煤焦的来源，也让官煤局逐步认识到了自己掌握煤炭资源的必要性。当然，即便如此，官煤局能够与广泰福号争夺供应商，意味着官煤局已经取得了立足之地，开始逐步独立控制和经营自己的煤井，摆脱厂商的控制。

结  语

汉阳铁厂通过指定世家大族组建商煤号，统一收购煤焦以满足用煤需要，节约生产成本，但是，内在利益的需要，导致商煤号往往不会把煤焦及时运往铁厂，给铁厂造成巨大损失；而官商合办带来的权责不清，给企业的管理带来了混乱，不利于经营。官商双方为明晰权责被迫进行产权变革，实行官商分办，给官煤局与商煤号有了相互合作与自由竞争的机会。官煤局凭借资金的雄厚，趁机承顶煤井，不断扩张，取得煤矿开发产权，商煤号却因资金不足而倒闭。官煤局通过产权变革，实现一家独大，垄断萍煤开采和收购的权利，为机械化开采奠定了基础。近代萍乡煤炭资源开发的个案表明，近代矿业开发中的官商关系，实际上是产权变革的内在要求，以及产权关系的直接体现。

（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六卷（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