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性、婚姻：戰後初期國軍的情慾流動

澳洲昆士蘭大學歷史系  袁子賢

1951年6月6日，陳誠在談話中，針對《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草案》期第三條〈普通士兵一律不准結婚〉(後文以「禁婚令」代之)，提出其看法：「本案重點，一在減輕財政負擔，一在防範奸宄，非常重要。其他小節問題不大，僅士兵不准結婚一節應考慮。當兵當到老，不准結婚，不妥當。」探討單身老兵晚年婚姻問題的台灣社會學者趙彥寧，曾指出：「性的匱乏及剝奪不僅與流亡本身的行動有關」，而「禁婚令」法規的制定與實施，「幾乎決定性地左右了當時軍中士兵之後半世紀的情感生活與運作情感的模式。」

這群隨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的六十萬民國軍，絕大多數是於1934年前出生，單身、無眷的低層官兵。換言之，1950年代的他們，正是20歲左右，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然而，軍隊卻是一個以男性為主的封閉體系，他們的日常生活被制約在集體空間裡，無法與外界正常接觸與交流。現實的法令管束他們的婚姻、軍隊與民間的距離，讓他們沒有正常的管道可以接近女性，那麼他們究竟該如何解決性慾方面的需求？他們對兩性之間的想像又如何？他們對婚姻又有何的期待呢？本文將透過一位外省籍國軍袁恒祥的日記(1950年-1955年)，瞭解軍隊生活中的情慾流動與想像。

寂寞、壓抑與愛情的渴望

雖說，少年不識愁滋味，但因戰爭的淬煉，少年蛻變成對未來有所期待的青年；又歷經一場大規模的撤退、集體遷徙的經驗，青年成為遠離家鄉的寂寞遊子。孤獨，存在於每一個軍人的心中，他們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同儕之間的慰藉。

1953年8月1日的下午，從金門來新北投忠庄學校受訓的袁恒祥，台北的夏天很熱，他獨坐在偌大的中正堂裡，拿出紙筆，想要寫信：「借電風扇的冷風涼了一會兒，又想到這封信給誰寫呢？一無父母兄弟姊妹親戚、二無妻室兒女、三無愛人未婚妻。此時，因為同學們都出去了，要不是有電扇轉動的聲音陪伴我的話，幾乎使我寂寞得連鬼神都要哭起來的一聲，劃破了我寂寞的沉肅。」

多愁善感的袁恒祥，字裡行間常可見其對愛情的描述，總帶著幾分含蓄的詩意，喜歡把女人比喻成花：「戀愛，就好像一個青年的採花一樣，青年到了某一花園裡，採了很多的鮮花…那青年摘一朵好的，也許就放棄一朵壞的，壞，是真的壞的嗎？」他也自比做勁古的青松：「『善是青松，惡是花，青松寂寞不如花』花耶！妳們太鮮美了，難道妳們不知道，那濃厚的霜，降下來，但見青松有見花的時候唷！」

袁恒祥在日記中，並沒有留下愛情紀錄，倒是在一個戰友來信中，可隱約看見在兵馬倥傯的年代，他有過這麼一段短暫的故事：

可惜今年中秋節，又不能一塊同慶…回憶四年前的這兩天，我們在汝南，那時的我們有多麼的快樂，你忘記了她嗎？她贈你的枕頭嗎？上面還用白絨線繡成的幾朵水仙花，你知她的意思嗎？是在頌揚你那純潔的心，我記得上面還有幾個英文字。

很可惜，我們在現有的袁恒祥日記中，無法再繼續發現這段愛情故事的線索，但或許信中的這位女性，成為袁恒祥愛情投影的對象，每逢佳節，他這麼想著：「春天的花是多麼的香，秋天的月是多麼的亮，青年的我是多麼的難受，美麗的她…又不知怎麼樣？」

在部隊，總是按表操課、枯燥乏味的男性團體生活，唯獨休假的時候，他們才有機會接觸民間的女性，曼妙的青春女性，是他們眼下最美的風景：「一路上經過所觀的境域，青綠的山、銀白色的水、花花的草色，女人穿的是各種顏色的裙。」那麼，台灣的女性又有哪些特質，吸引這些中國來的軍人呢？在一次搭公車的體驗上，袁恒祥大加讚揚著漂亮的台灣女性，儘管語言不同，服務卻非常的親切、誠懇：「我當時回想到台灣的女人都有這樣的文化程度，可見日本統治下也注意文化，尤其我的陳長官誠，在這裡，這幾年也有教育成績。」

但是，軍人的身分，似乎是一道界線，讓青年們與民間的少女們，存在一種朦朧的情愫；又或許是荷爾蒙的作祟，這些花樣的蜜絲兒，總是能帶給他們不同的刺激：「昨遊圓通寺，有位蜜絲兒使我感覺到她的秋波對我稍有異常，據我的看法並不壞，因為她的同伴者為一年過花甲的老母，手帶著一而同年七八，約為兄弟也。它自身仍為學生裝束，使我仍不明白甚故。」袁恒祥對這若有似無的曖昧，似乎也不敢有進一步的行動，連長「不准同年輕婦女說話」的愛民紀律言猶在耳，再多的慾望也只好壓抑：

我的一顆心，亂到了什麼程度，為了妻室？為了事業？為了前途？為了想家思親？不！為了今日淡水的風光與所見到的那些美麗的蜜絲兒？心裡難受吧！

愛情，是可以壓抑的，但是對於性的慾望呢？

性與婚姻

性是難以掩抑的，對軍人而言，性不僅是一種慾望、更是一種需求。袁恒祥在日記裡寫到：「近來，有一個講不出來的苦毛病，這病，也許是一般青年常發生的，他們得到這病的時候，也許會有辦法去尋求解決，唯有我，只有苦其心、損其身，就無法去尋求解決的路。」如何解決軍人的性慾問題，受到高階長官的重視，在金門服役時，袁恒祥的師長曾在早會時宣告：「我們的第二個家長，我們的胡璉司令官，顧慮到弟兄們的性慾問題，因為大多數都沒有太太、或者離家庭很久的，這需要解決，現在正在到台灣想辦法。」

礙於軍人的特殊身分與法規限制，青年無法正常的與民間女子交往，因此，在性的需求上，只能另尋解決之路，其中之一就是位於金門中學校區的「軍樂園」，據袁恒祥的聽講，軍樂園的姑娘很少，只有廿、卅人，但當時駐金門的軍人就達五萬之譜，似乎無法滿足其需求。

性格耿直的袁恒祥，對性與愛的看法，迥異其他同袍：「有時友人對我相談起來，叫我花點金錢，出探採那美麗的野花，可是我與別的思想不同，一個人是有感情的動物，要假使無理智的方法，我好像仍是做不出來的。這只有痛苦我一顆純潔的心。」這樣的壓抑卻常常抵不過外在與視覺上的刺激，「在未開早飯前，我騎上車子，到金門去買張愛國獎券，回來一路上看到很多蜜絲兒遊大武，於是我的眼睛也就看動了我的心，激發了我那尋花問柳的去湊熱鬧的情緒。」出營時，同儕總會吆喝一起去軍樂園，使袁恒祥的理智難敵誘惑，「就何止他媽的32元，管他娘的有病沒有，就住她兩個小時再說，結果走到軍樂園的天井門口，滿天井的水，可以登陸艇了，我們倆人等了一會，天也開朗了，於是我們回來了。」

當時，士官長以上進出軍樂園的價錢是一小時30元台幣，幾乎是月入的四分之一，唯一能壓抑慾望的理智，就是預算。在左營出差的時候，幾個朋友約去海羅酒樓玩，「我進去一看，盡是年輕的小姑娘，我一看到我就走了。本來有幾個漂亮的，可是我們又出來了，朋友沒有錢，我雖然有五、六十圓錢，可是我的支出是有一定的，又不能亂花。」不僅僅是「禁婚令」的限制，困頓的經濟亦是他們不敢奢求愛情的原因之一。好友的來信中，亦作如此感嘆：「愛情一事，我憑良心講…台灣的風俗，金錢是寶貴的，試問每月七十八，哪裡還能做到這個幻想。」

在袁恒祥的心裡，性、愛情與家庭是緊緊相連的，他是這麼認為：「一個人生的成長，幼少年間在家有父母的溫暖，中老年之間完全依賴妻室，並不是單純的一種肉體解決性慾的問題。」就中國的傳統而言，二、三十歲已是成家立業的年紀，青年們雖對愛情有渴求、卻更嚮往能組織家庭；但「禁婚令」的實施，讓他們對於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感。1953年11月10日的夜晚，袁恒祥和兩個朋友坐在金沙公路旁的沙丘上，聊到禁婚令與青年婚姻的問題，大家試著想辦法，煞時間，三人卻靜寂下來，空氣緊張的連風吹聲都沒有，等到一輛汽車轟的一聲經過，三人才不言而散。

「禁婚令」在1954年，做了一些調整，「副營長和指導員在兵團部做了週會回來講：准許下級以上的幹部結婚。」但自忖其經濟條件匱乏的袁恒祥，卻不敢對婚姻多做期待。在部隊辦的集團結婚上，「兩個眼只好瞪得大大的看著人家。」看到別人有妻兒子女，一家的溫暖與和樂，總會讓袁恒祥感到：「自己是多麼的慘苦，出他媽的，糊裡糊塗過一陣散了，只好今日有酒今朝醉！」

國家建構下的軍人身份

什麼叫前途？什麼叫青春？什麼叫事業？什麼叫美滿？什麼叫家庭？

這樣的吶喊與獨悲感，貫穿整個袁恒祥的日記，也反映出國家制度與低階軍人之間的關係。在台灣社會學者林勝偉的研究中，指出「禁婚令的效應，是把低階士官兵隔絕在一個封閉的人口管理體制之下，並且造成最大限度的社會隔離。」這些軍人在戰後初期的台灣，是不具備公民身分的，從置產、結婚、事業登記到契約認證…等等，都需要透過軍事機構的認可，方能生效。換言之，「國家」成為這些沒有親屬家眷的軍人們，唯一「合法」與連繫的機制。

袁恒祥的日記，不僅反映低階軍人對於性的需求與問題，透過文本分析，更能從不同的層次去理解國家建構下的個人身份。

（原載《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70期，2013年1月15日，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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