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3日下午，日本學術振興會河野正博士應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的邀請，發表了“日本漢學研究與華北農村社會”的專題报告，此报告为民間歷史文獻系列沙龍之四十四。報告旨在介紹日本自隋唐時期以來的漢學研究概況，以及近代以來日本學者對中國華北“共同體”的研究及學術論爭的情況。

沙龍開始，河野正博士拋磚引玉，提出“日本的漢學研究何時開始？”并開始進入正題。他將日本的漢學研究粗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大致從中國的隋唐時代，相當於日本飛鳥、奈良時代即已開始。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等使節團來到中國，了解中國的政治、文化、佛教等先進文化。使節團返回日本後，大和政權吸收中國制度進行改革，制定新的制度，如“冠位十二階”等。古代日本亦有“東”與“西”之觀念。他隨即舉例如日本藥師寺為古代天皇最重要的寺廟，因藥師如來是代表東方的如來，而日本天皇將藥師如來看作是和自己一樣的東西，這反映出其“西邊有中國，東邊有日本”的觀念。

第二階段為日本江戶時代及以後。此一時期的特點是，日本社會和武士階級發生的一系列變化，使得武士發生了一種“認同感危機”（identity crisis）。由此，日本武士開始通過學習朱子學，從“武門的人”轉變為“學文治民的人”。一個明顯的例證是，1690年德川綱吉建立湯島聖堂，即日本的文廟。再如，武士們開始收藏漢籍，有實力的大名開始建立自己的“文庫”，如紀州德川家建立的南奎文庫、德川將軍家建立的紅葉山文庫等。此一時期的另一重要變化是，日本儒學界一部分人開始接受陽明學的影響，即他們開始接近日本“國學”，并將古代以天皇為中心的奈良、平安時期的政治制度理想化，成為“尊王攘夷”，以至明治維新的一個思想背景。由此進入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即明治時代的漢學。此時日本朝廷已以“倒幕派”為中心，打倒江戶的德川幕府，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近代政府。在日本尋求近代化和富國強兵的道路上，無論理科、文科，都開始從西方招聘學者，向西方學習。如德國歷史學家利斯（Ludwig Riess，1861-1928），即曾在帝國大學任教，并創辦國史科、史料編纂所、史學會等，是為日本近代歷史學的黎明。在此基礎上，1910年，東京帝國大學創設東洋史學科，即日本語境中的亞洲史。從此，古代的“漢學”轉變成“近代亞洲研究”。

從日本的漢學研究切入，河野博士開始闡述華北農村社會的相關論題。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日本漢學研究，受到很深的政治影響，表現在學術機構受政府贊助，如東方文化學院就接受政府的經濟資助，或是學術資源為政府所用，如《好太王碑》碑利用為使侵略朝鮮正當化的史料。在三四十年代，日本政府為了侵略中國，加強了中國研究，這其中就包括了引起後來日本華北村社研究及“共同體論爭”的滿鐵調查。

河野正認為，由於日本學者主要從學術出發進行滿鐵調查，所以滿鐵調查資料是研究中國華北、東北地區的重要基礎資料。基於滿鐵調查的資料，許多日本學者對華北農村社會進行了研究，并在四十年代發生了“共同體論爭”直到現在。

河野博士介紹，“共同體論爭”首先開始於1942年平野義太郎發表《會·會首·村長》一文，平野將“會”看作為“自然發生的生活協同態”。隨後，戒能通孝將日本村落與華北村落進行比較，指出華北村落沒有固定的村界，無法通過固定、落戶形成以地域團體為基礎的村落，沒有固定的以村民為中心的團體。戒能還批評平野說，能夠成為“生活協同態”的村落，一定會有協同人們的集團，但在華北並未發現具有這種性質的集團。平野回應戒能的批評，一邊承认中國農村與日本農村不同，一邊注重中國村落有以村廟為中心的集中作用，村民規範也以村廟為中心成立，所以村落有強大共同體性質。

河野博士繼而揭示了平野與戒能論戰的思想背景。實際上，平野主張的背景是“大東亞共同體”、“大亞洲主義”，他高舉亞洲的家庭主義、農本主義，反對歐美的個人主義、自由競爭和利潤追求。而戒能則由對德國村落形成史的研究，聯繫到村落是近代秩序、近代國家的來源，因此主張從“脫亞主義”出發，把“亞洲、日本”與“亞洲”做了區別。這是兩人思想背景的不同處。

在二戰後，日本學者開始反思二戰前對亞洲國家的侵略，如家永三郎對日本中小學“課本檢定”制度的批評、笠原十九司和吉田裕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吉見義明對韓國和朝鮮慰安婦的研究、內田知行和石田米子對華北地區日軍的性暴力的研究等。由於日本學者考慮“滿鐵調查也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結果之一，最好不要利用這麼壞的資料”，所以二戰之後的一段時間，日本學者根本沒有利用這些史料，原來的共同體論證也沒有得到解決。直到馬若孟（Ramon Myers）等美國學者開始利用滿鐵調查資料，日本學者才明白該資料純學術的價值，重新開始利用。由此，“共同體論爭”也逐漸得到“解決”。

這其中，旗田魏較早利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對華北農村進行研究，對“共同體論爭”做出了暫時的結論，即華北農村是一種“公寓格式”，村民本身沒有固定的村落土地意識。在後旗田時代的2004年，發生了奧村、三品、內山論爭。內山雅生、石天浩等學者仍然主張華北農村的共同體性質。繼之，奧村哲、三品英憲對“共同體性質”表示明確反對，華裔學者張思、李懷印等人也對村落共同體表示懷疑。

河野博士作為日本對華北農村進行研究的為數不多的年輕史學研究者，採用兩個視角，其一，使用新史料如檔案、報紙等重新探討傳統華北農村的性質；其二，將華北農村的研究延續到1949年以後，探討更長時段的變遷。河野博士認為，華北農村的農民雖然沒有固定的“村落土地”，但確實存在“村落土地”概念，這個概念對土改也有影響。另外，雖然華北村落並非如日本農村般的非常牢固的共同體，但是其確實有村落結合、同村意識，這些村落構造、村落意識也給土改、集體化等政策帶來不少影響。這些觀點在河野博士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1950年代河北省農村的村落意識——以“共同體論爭”為新視角的觀察》，《山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12期）中集中體現。

河野博士報告結束後，劉永華教授進行了總結。他認為第一，在方法上，滿鐵的田野調查的路子非常重要，當代日本的年輕學者在這方面比老一輩有推進，不僅在華北，也在江南等地做了很多工作，這方面使得史料越來越貼近現時態的信息。第二，在研究主題上，河野博士的關注點對我們的研究有借鑒意義，包括黃宗智、杜贊奇等學者都是通過滿鐵資料來做華北區域的研究，而廈大的傳統比較側重華南、東南地區的研究。如傅衣凌先生比較側重福建、江南、徽州等地，其提出的核心概念是“鄉族”，這背後可能是想就中國传统社會結构的相關方面做一些討論。

在互動環節鈔曉鴻教授首先提問，希望河野博士解答第一、“共同體論爭”中已經形成共識的、不再討論的是什麼？第二、大家認為“共同體”的基本特征是什麼？对此，河野博士谈了谈日本的中国华北研究现状较为堪忧。年轻人普遍对此不感兴趣，研究中坚多為四〇後。而各方学者对“共同體”問題都有自己的見解。實際上，除日本國的“共同體”之外，並沒有各方學者一致認同的“共同體”。也許在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內部存在互相幫助、有一定程度結合的社區（community）就可視為“共同體”。而河野博士更認為，談華北農村“共同體”在研究旨趣上最重要的是了解基層社會的結構，如社會整合的問題，這才是學術研究的重點所在。

在座的研究生繼續就日本村落中通婚、日常活動及宗族的情況進行提問。河野博士對此作了一個介紹。實際上日本村落中並沒有中國一般的宗族概念，沒有強烈的宗族關係和網絡，也沒有如中國人一般的祖先崇拜。因此其家庭獨立存在，沒有形成宗族網絡。日本有很多佛教信徒，農村裡的家庭裡會設有佛堂。祭拜時，只會拜到祖父一輩。而日本的每個村莊都有一定的神社，村落活動以神社為中心進行，也一般限於村落之內。日本村落中存在基於地域形成的“村八分”情況。

河野博士還介紹了他關於“農村發展”這個議題的見解，認為“農村發展”即逐漸城市化的過程。對比於中國農村近三十多年來的迅速發展，日本農村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後基本沒有什麼發展。日本政府將這類村落稱為“界限村落”，主要特征是幾乎沒有年輕人，村中只剩下老人。等到老人逐漸去世，村落也就趨於消失。雖然日本政府對“界限村落”給予很多援助，如免稅等政策，但年輕人始終不願意務農。因此，目前日本的農村處於一個危機時代。中國農村未來的狀態也可能和日本農村相似。

在講座的最後，河野博士還對在場的各位年輕學子貢獻建議。基於研究中國的日本學者視角，他認為，不僅是學術研究，包括其他事情，一定要從多方面了解，比如二十世紀前半葉日本對中國的態度，或者他本人對中國的了解，如何做到公平持正，是需要注意之處。另外，在研究中，不僅要了解社會上層的情況，也一定要了解社會基層的情況。要努力做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

（撰文／硕士研究生／鄭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