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邻地主：社区空间中的村庙系统

——以明清时期泰顺四都为例

祁刚

摘要：请神簿是指由地方道士编撰、写定的，有关宗教神祗、地方神明名讳尊号、得道经历、灵验事迹的一种科书文本，通常用于禳灾、集福、清醮等地方宗教仪式活动，具有明显的宗教性和地方性。本文试对浙江泰顺东洋地区流传“请四都二甲四邻地主”这一请神科进行解读。通过对道士法统传承的追溯，在理清文本的形成、流传与使用的基础上，结合方志、家谱等地方文献，通过对明清时期泰顺四都玉溪地区村庙系统的梳理，探讨地方神明系谱与村落空间关系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社区、村庙、地主神明

村庙，又称社庙、村社、祠庙。历史学与人类学有关村庙的研究范式，在强调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这一方法论的同时，也分别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主要围绕着社会经济史、地方史展开，而后者则更多地关注与村庙有关的祭祀组织、村落组织、村落间组织以及市场地关系等问题。然而，对于地方仪式专家及其文本在以村庙为中心的社区宗教生活中的具体作用，上述两种研究范式并未深刻揭示。本文试以地方道士的请神簿为中心，结合方志、家谱、科书等地方文献，通过对明清时期泰顺四都玉溪地区村庙系统的梳理，探讨地方神明系谱与村落空间关系的内在联系。

一、“请四邻地主”的文本介绍

请神簿是指由地方道士编撰、写定的，有关宗教神祗、地方神明名讳尊号、得道经历、灵验事迹的一种科书文本，通常用于禳灾、集福、清醮等地方宗教仪式活动，具有明显的宗教性和地方性。以浙江南部泰顺县境内流传的请神簿为例，在常见的“起造祭梁、开山破土、驱押瘟疫”等科目中，均有专门职守的神灵与各种民间需求相对应。簿中除了临水夫人、五显灵官、玄天上帝、观世音菩萨等宗教神祗之外，还包括诸如山神、龙神、猎神、土地等与山区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其他神灵，其中尤以地主神明数量最多，亦最为常见。

这些地主神明及其庙宇在泰顺县内各处乡村都有分布。“凡通都大邑以及山居村落，莫不立庙。岁时伏腊奉神报赛于兹，谚所称为地主宫者，揆诸祀典，捍患御灾其有功于民者则祀之，意非迷信。”而在地方道士的科仪文本中，这些地主神亦成为开坛做法时必须邀请的神明，通常是以“宾客”的身份莅临道坛“证见”整个仪式过程。所谓“请四邻地主”，即是以村落为单位，以村庙为线索，对四周邻近地方各处村落庙宇地主神明的系统记录。兹以玉溪地区流传的“请四邻地主”为例，具体如下：

“请四邻地主”

温州府城隍老爷；泰顺县城隍司尊神；玉溪大殿当境地主徐三大公，把笔判官神君，把缚[簿]判官神君，二大神将。

玉溪界内东洋、坑边、岩头、东岙、小岭、石柱、炉坑五位五显灵官大帝，左衙千里眼先生，右衙顺风耳先生，鼓楼山昊天金阙大堂游[仙]大殿马氏真仙菩萨、右衙马相公、东海随行叶大都[天]元帅爷爷，五位[五显]灵官大帝，五方感应行雨龙王，土地公公，鼓楼山汤氏夫人，金童、玉女，土地公公，望楼亭南无观世音菩萨，三元三品三官大帝，玄天上帝，五位[五显灵官]大帝，土地公公，徐岙玄天上帝，四大元帅。

当境地主桥头新宫杨府侯王众位圣贤；东洋水尾宫地主大公徐三府君，二大神将，土地公公，敕封护国陈、林、李三位太后元君、十四夫人、十五夫人、大奶、林九夫人、大奶师兄陈二相公、灵通舍人部下王、杨二神将，文昌帝君，招财爷爷；本司保命护身陈必师爷。

半路地主蔡六公、陈大公，夏家山地主圣生师父、大德先师，下洪地主陶二公，葛洋地主陶八公，东家山、五蒲地主翁二公、翁四九公，北山宫、塔林洋尾宫马氏真仙菩萨，卢、马二位相公，叶大都天元帅爷爷，夫人大奶，王、杨二将，徐三大公，土地公公，众位诸佛，村尾桥玄天上帝、四大元帅，王家山王一相公、王二真人，王家堂地主包六公，胡排头地主十三公，后头地主林大、二、三公，山后地主叶十公，洪口开山地主大圣公，莒冈地主大圣公，江口地主祭酒公，漈头卓相公，漈下包、吴二相公，周坑周九公，连山连九公，朱岙朱十公，南照[峤]包大公，翁山十七公。

本篇即为“请神诸科”第七种“请四邻地主”，全称为“请四都二甲四邻地主”。参照“请神诸科”中“猎坛文表”的纪年方法，不难断定是篇为民国时期的手抄本。究其文本内容而言，则反映了清咸丰七年（1857年）前后地方村庙的分布。至于这一类型科本的出现年代，虽无确切文字可考，但其宗教传统却与地方道坛的历史一样悠久。作为常用的请神科之一，这一科本仅在其适用地域范围内的地方道士之间流通、传抄。今据“请神诸科”第三十三种“请符官”相关内容可知，东洋本部分内容可能转抄自东岙普化靖广济坛。另据东洋通灵靖感应坛“请祖师科”所示，其坛靖直接师承为水车洋武灵靖感应坛，而武灵靖感应坛又为前山广应靖叶法庚再传。分别考之《民国东岙南阳叶氏家乘》、《光绪重修前山南阳叶氏家谱》，普化靖第一代法师叶元真本名叶春荣，“清康熙间由连山徙居玉溪东岙龙须岩下，乾隆辛未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合葬大场”，而“叶天庚，行二，承枢公次子，号星垣，受传闾山法师奏名法庚，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生，卒年缺”。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一科本类型至晚于十八世纪在泰顺玉溪地区开始流传。

这类由地方道士撰写的请神科本，常用于地方宗教仪式中的“开坛”——奏请神明莅临就位。开坛之时，地方道士悉遵科本列举，逐一“邀请”四周“邻居”的地主神明来“证见”整个仪式活动。乍看之下，篇中文字乖舛、语多庞杂，而其内涵的文本结构则体现了道士观念中朴素的地方观。全篇以“地域—神明”相对应的层级线索展开，以“村落名称+地方神名（主神与次神的名称）”为基本条目，记录了四周邻近村庙中的地主神明。这一点从东洋本的叙述体系中一目了然：前者“温州府——泰顺县——四都二甲——村落”的区划层级与后者“府城隍——司城隍——玉溪徐三公——当境地主”的神明等级，就是相互对应的。科本中的府、县两级城隍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而玉溪大殿“把笔”、“把簿”的判官形象，似乎也与官司诉讼、钱粮造册等公事相关，是国家在县以下地方存在的象征。

二、“请四邻地主”中的神明谱系

地方道士在“请四邻地主”中构建起来的神明世界，是以地方庙宇及其信仰为现实依据的——绝大数是村庙及其地主神明，是宗教传统与地方传统的结合。根据神明信仰的宗教范畴及影响范围的不同，可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如东洋本中的三元三品三官大帝，玄天上帝，五显灵官大帝，赵、马、温、康四大元帅，文昌帝君及观世音菩萨等道教、佛教神明；第二类，则如科本中的陈、林、李三夫人，则为泰顺当地道教闾山派所敬奉的主要神明，据《三教源流圣帝佛祖搜神大全》之《大奶夫人》：“（陈夫人）时生于大历元年（766年）甲寅岁正月十五日寅时诞圣，瑞气祥光，罩体异香，绕闼金鼓声，若有群仙护送而进，因讳进姑……进姑年方十七，哭念同气一系，匐往闾山学法”；第三类神明多数来自民间，如科本中的马仙、汤夫人、张老公爹等，马仙、汤夫人均自景宁传入泰顺，且马仙祠、汤夫人祠“各乡皆有，乡民遇旱祷雨多应，故祀之”；第四种神明信仰较多地带有泰顺地方特色，其构成系统亦较为复杂。根据神明人物原型的不同，可细分为传说人物、宗教人物、祖先人物等三种。其中，又以祖先神最为常见。

传说人物大多因神迹异能成为地方神，其信仰往往历史悠久，且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跨村落流传。其中，尤以东洋本的大圣公、陶二公、徐三公最具有代表性。“庄济王庙在洪口及莒冈，按神姓陈名逸，唐时人，居洪口，幼有神力…长操舟海上…既殁，乡人商于海，遇风舟将覆，忽见神于帆樯间自言姓名，俄而克济。及归，立庙祀焉…神每著灵江海间，本邑各乡多祀之，俗称大圣公”，科本称为“洪口开山地主大圣公”。陶二公，相传为洪村（今泰顺下洪）陶氏五世祖，“神讳仁备，字昌国。生而英勇过人，自少即能以力事亲。既长，相传曾遇紫阳真人传授修炼之诀，遂着灵异，屡显奇迹。尝值洪、抚二州火，皆以疾风骤雨救之。云光中，仿佛见大旗书：‘安固陶二郎’字。守臣以此上达，乃膺封号。宋兴国间（976年至984年），累封‘南宫福主忠烈圣王’，庙食二州”。“忠训郎庙一在筱村，一在武阳，祀宋忠训郎徐震，俗称徐三公”。

宗教人物成神者多数为佛教僧侣，一般与地方佛教寺院庙宇的兴建修造有关，如东洋本中的圣生师父、大德师父，以及东岙本中的太初菩萨。明僧太初，“此僧俗姓张名启原，号太初，日本人，洪武间（1368年至1398年）入中国遍游名山，后携徒大方入安固沓石庵…永乐丁亥（1407年） 三月朔入塔端坐，偈毕而逝，年七十五”。

成为地方神的祖先人物，通常为当地村落宗族的始迁祖或开基祖，例如唐末五代的长溪县令包全、谏议大夫吴畦分别为泰顺包、吴两姓的始迁祖。据雍正七年（1729年）《岩头濮阳吴氏通谱》，“社庙在库村水口神宫头，中塑二身卓相公神像，左包十三承奉公，右一身谏议公神像”，即科本所谓“漈头卓相公，漈下包、吴二相公”。“相公”这一温州民间对官吏的俗谓，表明家族祖先中诸如官宦等精英人物亦有成为地主神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村落的始迁祖或开基祖仍占绝大多数。

依据地域区划层级的不同，东洋本中各种神明又可分为府县的、都甲的、村落的。各级地方与神明等级相互对应，并与现实官僚体系相互平行，如府城隍与知府、县城隍与知县等。明末泰顺乡人包大方亦曾指出，“明有人而幽有神。德不馨则怨恫可畏，故以典祀继之，而安民、事神者谁？则官师是赖！此幽、明之主也”。幽明之间的权力对应关系具有双重含义，不单是各级现实官员的权责职能在神明世界中的直接延伸，同时也是“神明拟人化”过程中塑造权威的客观依据。

按照地域区划的不同范围，所谓“四邻”是指四周邻近地区，而“四周”又是指东、南、西、北等四个方向。若以此空间观念对东洋本最后一段列举村庙所在的村落进行配位观察，依照固有的记载次序，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村落配位的逻辑在东岙本中亦同样有所体现，惟有各个方向村落的详略有所不同。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东洋本、东岙本中四邻村庙坐落及其方位对应

 “四都二甲”与外部“四邻”村落之间的联系性，虽因地方道士的流动性而有所不同，但是很大程度上仍与各村庄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例如，二者在西向、北向村落的密集分布，充分说明了县内水陆交通的趋向性。前者是去往县城罗阳的必经道路，而后者的洪口、莒冈则是明清时期飞云江航运重要的交通市镇。

另一方面，东洋本中“四都二甲”东洋、坑边、岩头、东岙、炉坑、小岭、石柱及望楼亭、鼓楼山等处的村庙，分别坐落于玉溪流域各处村庄村头水尾，大多由当地宗族出资、合资兴建。据《徐岙吴氏家谱》，“望楼亭茶亭，明季大佐公倡建，中立三官大帝像。汤夫人宫在望楼亭前山鼓楼山，道光间干事捐赀共建”。加之徐岙村内的徐三公祠，以及东岙村内的五显庙，长洋村的玉溪大殿，就其整体分布趋势而言，“徐岙——鼓楼山、望楼亭——长洋——东岙”一线的庙宇数量最多，且信仰类型最为丰富。文本中的神明系谱在玉溪界内“徐岙——东岙”一线，表现出神明类型多样与空间分布集中的态势。

三、康熙四十年前后的“四都二甲”

明初国家规定，民间各里设立“里社”定期举行社祭活动，并将其纳入官方祭祀制度，规定里社只可设立土坛、石主，禁止建神庙、立神像、祭祀其他杂神。随着明代中叶前后里社开始向村庙转变，里社祭祀组织亦为村庙祭祀组织所取代，并出现了“家族化、社区化或社团化”的倾向。无论是明初的里社祭祀抑或明中叶以来的村庙祭祀，都与明代国家基层区划的乡都里甲是密不可分的。

明景泰三年（1452年），泰顺自瑞安、平阳两县分地建县，“分置泰顺县十有八里，户二千四百二十有二，口六千四百八十有八。”至于泰顺所有各里原来所属，“（瑞安）义翔乡五都十二里、（平阳）归仁乡三都六里之目，义翔乡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共五都，归仁乡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共三都”。有关泰顺乡都里甲区划的记录，最早见于崇祯六年（1633年）编修的《泰顺县志》（以下简称“崇祯志”）卷一“舆地志”之“疆域”条下“隅都”部分。这种分类方法也表明了“隅都”作为县以下地域区划的实际功能，即具有一定的层级结构和地理范围。据崇祯志中“隅都”的记载，县下有“隅都”，“附城曰隅，在乡曰都”，共两隅八都；隅都之下统里（图），“每图里长十名”，“泰邑凡一十八里……其在东、西隅者为坊长”；图以下有“保”有“甲”。

崇祯志对各都村落地名俱有详细记载，据此可推知各都的区划范围。这些小地名“虽俚而益见其质”，其命名方法大多与山峰、溪流、聚落相关，彼此之间的空间关联性较强，加之在民间通行、流传、使用，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即使地名变更，“文字虽改，而俗呼未改”，读音相近，字形相似。以二都、四都村落地名为例，莒冈今作莒江、黄监山今名王家山、三洋又作三港、翁山今名东山、南源今名南园、岩兜洋今名岩头洋、金师今名金狮、董家山今名东家山等。绝大多数地名的空间实体都是完整的自然村落，仅有东岙村被拆分为南、北二村，东岙南属四都、东岙北属二都，在四都、二都之间以东岙南、东岙北为分界，而二都区划范围基本上以莒江溪流域为主，四都则大体由玉溪上游地区、洪溪流域组成。

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时任泰顺知县曹绅对“隅都”一级地域区划的结构和范围都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地域结构上，改明代两隅八都为四隅八都，附城新编南、北二隅，将原有十八个里（图）省并为十七个里（图）；地域范围上，以原有东隅、西隅、二都、四都的调整最为明显，拆分东隅西隅、二都的大部分村落，或编入南隅、北隅，或并入四都、三都，如东岙南、东岙北合并为东岙，归入四都，而原有四都南境部分村落分入七都。至此，清代四都的地域范围已经全部形成，二都仅保留莒江、横溪等村落，而四都则成为泰顺中部最大的乡都。就其地理区划而言，清代的四都是由洪溪、洪口溪、玉溪等三个流域单元组成。清人林鹗在《分疆录》中有关四都各处村落的记载次序就是按照流域概念加以组织的。据其所述“洪溪以下属旧义翔乡五十八都，洪口以下属旧义翔乡五十九都，筱村以下旧属义翔乡五十七、八都”，详如表2所示：

表2　清代泰顺四都村落分布

以上主要是利用明清泰顺方志中“隅都”的相关记载，在廓清四都、二都等地域范围的基础上，比较了清代康熙四十年泰顺乡都区划调整前后，二都、四都之间以村落为单位的聚落格局变迁。除了各自地域范围的变化之外，各个乡都内部的村落合分，在遵循人户原则的前提之下，亦充分考虑到具体的地方因素，诸如自然环境、交通便利等。

清代中期以来泰顺四都二甲大致地域范围所在，南部以“夏家山——水车洋——半路”一线以北的山峰为界，大致与今筱村乡与夏卢乡的界线相同；西部以“炉坑岭——四尖山——金山寨——北山”一线的山峰为界；北界在“文兴桥——王家山”一线；东界则是“大场——翁山岭——小岭头”一线的山峰。由此可见，“四都二甲”的区划分界基本上是以自然山峰为主的，其区划范围就是独立、完整的玉溪流域，包括了石柱坑、东源溪、村尾溪三条支流在内的河谷盆地、山间台地及其村庄聚落，主要有上村、东洋、长洋、东岙、徐岙、坑边、岩头、竹园、小村尾、望楼亭、洋边、北坑等大大小小二十余个自然村落。

四、徐三公信仰与“玉溪七境”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神明系谱抑或是乡都区划，“徐岙——东岙”一线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线是明代二都、四都的分界所在，即便是在康熙四十年区划调整以后，这里仍是四都二甲内部村落、宗族的分野所在。“徐岙——东岙”一线以北原属明代二都的岩头、坑边、徐岙等村落都是吴姓的单姓村，三个村落的吴氏宗族都是从库村先后迁至玉溪境内，其中葵公、莱公两支同于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分别迁往凤林、徐岙比邻而居，另外一支则于明初迁至岩头。据雍正《岩头濮阳吴氏族谱》“库村建置”中就有“半村堂在库村西宅路口，内奉五显大帝，庄塑金相五尊，以佑一境，凡有祈求者极验”，故玉溪一带自库村分衍而出的吴姓村庄的村庙信仰，均为五显灵官大帝。玉溪上游原属明代四都的长洋、东洋悉为林姓单姓村，林氏于五代末年自福建莆田北螺坑迁至东洋，明代中叶“子姓渐盛”，迨至明末清初长洋、西庄、上村等处“举地悉为林姓”，而林氏在东洋村内则建有“顺天圣母庙”，奉祀来自福建的陈、林、李三位夫人，而在桥头、长洋等处立庙供奉带有温州、泰顺地方色彩的杨府元帅、徐三公。

位于分界线上的东岙北村、南村则是吴、林、叶、雷、翁等姓共居的杂姓村，即便在康熙四十年乡都区划调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东岙北村仍然沿用旧有的地方传统。在一份嘉庆二年（1797年）的“吴氏召祖入祠疏”中，道士仍在开头题写为“大清国浙江道温州府泰顺县二都五甲玉溪秀村东岙新楼”。东岙新楼所属为明代二都五甲，即二都东岙北，而非清代四都二甲。至晚于嘉庆初年，东岙地方仍然保留明代乡都区划的传统。这种地方传统的保留，与其说是地域分野，毋宁认为是社区内部认同的分歧。

表3 “玉溪七境”村庙的神像供奉

相对于土地公神格中的自然属性，地主神明则更具有浓厚的人文属性与地方色彩。吴姓家族内部流传的徐三公传说，俨然成为家族历史，乃至地方传统的重要内容。方志所载，徐震“西隅仙居人，宣和间（1119年至1125年）判温州。睦寇至吹台小岭，震率义兵悍御，力战死之。民为立祠……洪武初诏封宋忠训郎，入乡贤祠。”然而，玉溪当地传说中的徐震形象，与方志记载不同。据道光《徐岙吴氏家谱》“莱公遗事纪”，徐岙吴姓始祖莱公“宋端平三年（1236年）十二月庚申，夜梦徐岙地灵，遂有迁居之志。时有土谷神徐三公庙在此，公斋戒沐浴敬祷于神，将己之屋与神易之。神许之，遂定居于此”。吴氏家谱中徐三公的土谷神形象，寓意其作为土地守护神与农业保护神的双重特性。这则传说的主题，旨在解释吴姓迁居徐岙、兴家旺族的合理性。这种迁居行为不但得到了土谷神徐三公准许，而且吴姓在徐岙的开基立业也得到了徐三公的庇佑。

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长洋玉溪大殿重建工程竣工之时，忠训郎徐三公信仰已经一跃成为玉溪当境的地主神。据玉溪大殿内正梁、廊庑架梁上镌刻的部分捐助名单，“大殿正梁：社下（东洋）太学生林伯穆，偕男国学光祥、庠生际芳、国学光祖、国学光业，孙廪生学洙、增生奕昌、庠生学泗、国学学涛……曾孙廪生国珽……敬捐银捌拾两正；社下（东洋）贡元林凤鸣，偕男杭州府新城县儒学正堂方任、贡生伯水、国学方信，孙国学文镕、国学文彬、国学文粹、庠生文翰、增生文勷……敬捐银壹佰两正。廊庑左厢：社下（长洋）介宾林茂武……敬捐银叁两正；社下（长洋）恩耆林有桐……敬捐银叁两正。廊庑右厢：东岙庠生吴釐泰，偕男庠生嘉丰……敬捐银叁拾两；徐岙介宾吴家骥，偕男庠生永烈……敬捐银叁拾两正。”如同正梁之对于建筑的主干支撑作用，铭刻其上的林姓家族对庙宇的兴修建造亦为主导，仅就捐助数额来看，林姓所助银两为吴姓三倍有余，且林姓乐捐者大多有功名在身。重建一新的玉溪大殿正梁上刻有“玉溪七境鼎建”的字样，分别为“东嶴堡、长洋堡、东洋上堡、东洋下堡、徐嶴堡、岩头堡、柏树堡”。林、吴两姓宗族通过共同修缮位于“徐岙——东岙”一线中间的玉溪大殿，藉此形成了徐三公七境巡游的社区活动。

每年农历六月中旬的徐三公七境巡游活动中，“玉溪七堡”成为社区宗教仪式活动的中心。七境巡游路线与仪式安排是固定不变的。自玉溪大殿出发，首先至东岙，次至长洋，再至东洋上村、下村，然后依次徐岙、岩头，最后凤林。在整个巡游过程中，各个村庙的地主神随同徐三公一起出巡，并由各村道士负责地主神明的接引、请送。不难想象，“请四邻地主”的文本写定与这种社区宗教仪式活动关系密切，而这一仪式传统至少可追溯至明代中期以来的村庙祭祀。在巡游最后一天的“回宫”仪式中，吴姓无疑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历来都是由凤林、徐岙的吴姓村民将徐三公神轿抬回玉溪大殿的。

五、余论

村庙“作为自然形成的村落核心，呈现着本源性的面貌。但另一方面，它也有相当的人为性，换言之，从中也可窥见它与国家联系的方面。”前者或与村落开发、宗族发展相关，而后者则是指祭祀组织、村落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至于“玉溪”内、外的神明世界，虽大多以姓氏冠名，带有宗族化、社区化的色彩，但是就其现实含义的解释，无论是“神灵名单用宗教术语反映了村民关于其社区及邻里的精神地图”，抑或是从诸神所属的地域谱系中窥见民众人际网络的延伸方向，试图以“村民”、“民众”所持有的内部中心观念来审视、解释社区内部与外部的空间联系、神明系谱，强调社区人际关系对这种空间联系和神明谱系的决定作用。事实上，泰顺地方道士在社区宗教仪式活动中将“四邻”与“当境”地主演绎为形式上的“宾”、“主”关系，而就其相互之间身份认同的现实基础，则更多地是以明清以来“四都二甲”基层地域区划的空间范围为基础的。正如科本全名“请四都二甲四邻地主”所揭示的，文本中的村落分布、神明名单都是以乡都里甲的地域区划为基本框架的。

（原载《历史地理》第2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