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人‧善書‧善念

——陳江山及其《精神錄》的版本流傳與思想探源

柯榮三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

摘要：賀箭村編纂之《古今善書大辭典》（1935跋刊本）收錄善書書目共計169條。其中，著錄有「臺灣臺南州臺南市岷源陳江山」所編撰之《精神錄》（1929）。在這169筆書目當中，《精神錄》是唯一一本由臺籍人士「陳江山」（1881－1964，字岷源，臺南人），在日治時期以漢文著作的善書，從臺灣傳統文化研究的角度觀之，自有值得深入探討的特殊意義與價值。

本文首先梳理陳江山這位「篤信善道，慷慨好施」的善人生平；其次，根據目前所知見之《精神錄》的15種版本，勾勒其從日治時期以迄戰後數度重印、傳抄之景況；最後，考察《精神錄》內容，對於陳江山勸善思想來源進行初步探討。

關鍵詞：陳江山，陳岷源，精神錄，善書，蘭記書局

前    言

善書宜珍惜，印送苦心多

傳聞勿藏置，說與人聽好

如敢輕棄者，必無好結果

世間萬般事，惟善可為寶

                          ——引自蘭記書局第六版《精神錄》封面

    游子安指出，善書是「勸善書」的略稱，是規勸世人「諸惡莫作，諸善奉行」的通俗讀物，善書的中心概念亦在於此。善書的基本思想為勸善懲惡、因果報應與修德行善的陰騭觀念，也是儒釋道三教共通的宗教思想。現存最早的善書當推宋代成書的《太上感應篇》，其內容羅列了世人應行之善事與應戒之惡行，同時還有社會、家庭等人際關係之準則，與庶民生活和社會道德倫理密切相關。無怪乎善書亦被認為是中國民間宗教的經典。

賀箭村（生卒年不詳，一名信筠，陝西商南人）編纂之《古今善書大辭典》（1935跋刊本），是目前所知中國第一本善書辭典，所收善書書目共計169條。其中，著錄了一本由「臺灣臺南州臺南市岷源陳江山」所編撰之《精神錄》（1929）。值得注意的是，在這169筆書目當中，《精神錄》是唯一一本由臺籍人士「陳江山」（1881－1964，字岷源，臺南人），在日治時期以漢文著作的善書，從臺灣傳統文化研究的角度觀之，自有值得深入探討的特殊意義與價值。

截至目前為止，有關陳江山此人及其《精神錄》的介紹與認識，已有盧嘉興、林景淵、王見川、康豹（Paul R. Katz），以及學界對於蘭記書局的相關研究可供參考。本文首先將藉助前人研究、報刊資料，以及筆者自藏文獻，重新梳理陳江山這位「篤信善道，慷慨好施」的善人生平；其次，根據目前所知見《精神錄》的15種版本，勾勒其從日治時期以迄戰後數度重印、傳抄之景況；最後，考察《精神錄》內容，對於陳江山勸善思想來源進行初步探討，希望讓我們對於陳江山及其《精神錄》有更深入的認識，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一、善人：「篤信善道，樂善好施」的陳江山

談起「陳江山」這個名字，一般會先聯想到世居屏東東港的陳江山（1899-1976，字漢崑），這位「陳江山」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的高材生，曾遠赴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深造，返回臺灣後於故鄉東港開設醫院懸壺濟世，1942年因涉入抗日活動（東港特高事件）遭逮捕判刑。戰後獲選為監察委員，參與籌辦高雄醫學院、中山醫專、東方工專、婦嬰護專、育英護專等教育事業，《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中收有〈陳江山先生行狀〉，可謂臺灣近代史上的一位名人。相較之下，外界對於編著《精神錄》之陳江山的認識，不免尚有些許陌生與不足。

之所以說有些許陌生與不足，是因為我們可以看到1976年，盧嘉興〈臺灣的名園〉一文中便曾提到，陳江山約在1943年，自陳全（生卒年不詳）手中購得「歸園」（原名「下宅仔公館」，其址位於今臺南市歸仁區看西村），稍加修葺並定出「歸園十景」的風雅往事。至於陳江山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則是其所著的《精神錄》委由蘭記書局發行，得到海內外（包括南洋地區、中國大陸）熱烈迴響，爭相捐款參與印贈，不斷再版之事。例如，1998年，林景淵在〈嘉義蘭記書局創業者黃茂盛〉文中，特闢一節介紹了「暢銷書《精神錄》」。2009年，王見川在「臺灣大百科全書」網站中撰寫「精神錄」辭條時，已簡要地說明《精神錄》問世以來廣泛流傳的情形與全書內容概要；嗣後，王見川在其以蘭記書局黃茂盛為主，探討1949年以前兩岸宗教往來與慈善活動的研究中，亦敏銳地注意到陳江山在上海「中國良心崇善會」中曾留下的身影。2014年，康豹（Paul R. Katz）在甫出版的最新研究中，亦述及了蘭記書局、黃茂盛、陳江山、《精神錄》，以及上海慈善家王震（一亭）與「中國良心崇善會」等彼此之間的關係。凡此種種，都可見前人對於出身於臺南的陳江山及其《精神錄》，已有一定的程度的認識。以下筆者將以圍繞著蘭記書局的相關研究為基礎，更進一步地呈現陳江山的生平面貌。

1928年左右，正當蘭記書局創辦人黃茂盛（1901－1978，雲林斗六人，後徙嘉義）擴大經營進口書籍業務之際，資金需求孔急，陳江山曾與馮安德（1889－？，屏東人，日治時期任屏東長興庄庄長、協議會員，戰後任屏東縣議員，亦為地方善士）共同出資協助，我們在黃茂盛留下的書札中，可以看出陳、黃兩人交情匪淺。經由黃茂盛的介紹，陳江山與馮安德兩人結識主持彰化崇文社的黃臥松（生卒年不詳，彰化人）。崇文社為了感謝陳江山、馮安德、黃茂盛三人長期贊助崇文社運作，1934年特頒贈陳江山「明志致遠」匾；1940年頒贈黃茂盛「見義勇為」匾，頒贈馮安德「急公好義」匾，贈匾佳話俱見載於《皇紀二千六百年彰化崇文社紀念詩集》（1940）卷首所刊陳、馮、黃三人小傳中。茲將〈陳江山先生傳〉迻錄如下：

陳江山先生傳

陳江山先生，臺南人也。篤信善道，慷慨好施，曾為瑞泰合資會社出張店長於屏東，數十載殫精竭力，克盡厥職，對諸義舉無不勇為，如財團法人屏東救護院之設立，多氏之力。常慨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曾印善書贈送，以冀挽回人心，手著一書，名曰《精神錄》。自己先後印送八千二百部風行海內外，致書稱贊者三千餘通，聲明提出印刷費者其部數一萬八千八百部，合計二萬七千部，足見其感人之深，立言之功甚偉，且其贊助崇文社不惜鉅金，復為盡力鼓吹援助之力不少。該社於昭和九年甲戌孟春，特贈一匾額，文曰：「明志致遠」，即以其人之品格高超以褒之，非過譽也，如陳氏者，不愧為君子人也。

此篇小傳，是目前所知第一份記述陳江山的生平資料。「篤信善道，樂善好施」八個字，可謂陳氏在時人眼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陳江山任職的「瑞泰合資會社」其總店於1923年3月創立於臺北，經營米穀、砂糖、麥粉、肥料、石油等海陸物產買賣代理，會社主要代表人許雨亭（1890－？，臺北人）被譽為「臺灣米界第一人」。陳江山身任屏東分店店長，經商有成之餘，致力於地方慈善事業，據目前可見的紀錄，1926年2月起，陳江山多次出資委託蘭記書局（漢籍流通會）代為購買善書分贈各界。又，有關設立「財團法人屏東救護院」之事，緣於1926年5月，陳江山與另一慈善家陳螟蛉（1882－？，屏東里港人，曾任土庫區長、里港庄協議員）、日僧國友喜寬（生卒年不詳，日本佛教日蓮宗傳道師）共同申請將原有的「屏東街無料宿泊所」（原於1925年11月設立，貧苦無依者免費收容所）改制成「財團法人」，以謀永久事業。不料，後來國友氏竟破戒律，犯罪詐欺被捕下獄，救護事業大受影響。1928年6月，在陳江山、陳螟蛉、葉瑞雲（生卒年不詳，屏東人）積極奔走下始得重振。

另外，陳江山於1927年4月在屏東街倡設臨濟宗「佛教修養會」，目的為慎重仁義，宣講佛教真詮，冀圖佛教振興、民眾善化、會友親愛，望能涵養同人德行、啟發會員智慧。「佛教修養會」後於1932年6月解散，所剩基金捐贈屏東東山寺（今東山禪寺，屏東市勝利里修德巷6號），但「佛教修養會」會名猶存以為紀念，諸會員仍守宗旨。1934年東山寺落成，尚留有〈佛教修養會碑文〉、〈東山禪寺碑文〉以誌其事。

1929年1月，陳江山的《精神錄》正式由嘉義蘭記圖書部發行，委託上海中西書局印刷，初版的印量為5,000本。1930年5月，在屏東經商二十餘年的陳江山，因為瑞泰商號之營業停辦，復歸臺南原籍，屏東人士特別設宴餞別。根據王見川的研究，約在此時陳江山因為黃茂盛的引薦，開始與上海慈善事業團體「中國良心崇善會」有所往來（按，《精神錄》的流傳與此會有關，具體往來時間及情況，詳見後文），王氏根據《崇善月報》所載，披露了日治時期黃茂盛、陳江山、馮安德等臺籍人士在上海積極參與慈善事業，甚至當選為「中國良心崇善會」董事等等向為學界罕知的重要訊息。

陳江山過世後，好友黃茂盛作有〈陳江山先生略傳〉（1964），收錄於第七版《精神錄》（1977）卷首（參見圖1）：

陳江山先生略傳

陳江山先生，號岷源，世居臺南市，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年［1881］十一月  日。天資聰穎，好學博聞，行仁由義，樂善好施。早年失怙，幼弟永森、永新，均賴匡持。民國十年［1921］，經商屏東，鑑及世風日下，道德淪亡，芸芸眾生，寡廉鮮恥，奸淫殺伐，橫行肆志，惄焉憂之。乃提倡修養會，圖挽既倒狂瀾，籌設救濟院，收容貧病殘廢，凡諸義舉，莫不勇為，例如彰化崇文社、上海崇善會，多承贊襄。民國十八年［1939］，手著《精神錄》，印送海內外，再版七次，計達五萬餘部，庶幾潛移默化，裨益世道人心，厥功甚偉。方期仁者長壽，造福人群，詎意二豎相侵，一病不起，卒於民國五十二年［1963］  月  日，享壽八十又三。哲嗣紹熙，畢業上海中醫學院，懸壺濟世，活人無數；次郎紹晃，學步陶朱，宏圖大振；孫男蘭曜、蘭榮、蘭煇等，亦皆長成，服務社會，知名一時。尤可敬者，令媛菜根小姐，孝女也，因感雙親體弱多病，矢志不嫁，晨夕侍奉，五十餘年如一日，未改初衷。江山先生作〈壽世寶詩〉云：「人生百行孝為先，志節當如白璧堅，貞孝雙全修善道，功成行滿可朝天。」始所以嘉其孝女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明世警瞶，垂訓千古。鳴呼！先生繼起有人，蘭桂騰芳，推原尋繹，為善善報也。盛荷青睞，忘年訂交垂四十載，先生行狀知之甚稔，爰述梗概，以示景仰云爾。

黃茂盛謹譔

民國甲辰［1964］仲夏

蘭記書局印行之第七版《精神錄》卷首附有題為「陳江山遺照」之圖（圖2）及黃茂盛〈陳江山先生略傳〉一文，頗具參考價值，可惜過去幾乎未見有研究者述及。〈陳江山先生略傳〉文中提供不少重要資訊，例如具體紀錄陳江山生卒年（1881－1964）；又據此文可知陳江山後人概況，其長子陳紹熙從醫，次子陳紹晃經商，復有女陳菜根，侍奉雙親之孝行，其心可感。陳江山與黃茂盛兩人相差20歲，自1926年前後開始，因託購致贈善書之事而締結善緣，確實堪稱「忘年訂交垂四十載」，經此披露黃茂盛為陳江山所撰此篇行述，除了幫助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陳江山生平事蹟，更可從中感受黃氏緬懷故友的相知相惜之意。

經由上述考察可知，「篤信善道，樂善好施」的陳江山著作《精神錄》，正與他投身社會慈善事業的熱情相輔相成，陳氏不僅著書力圖匡救世道，還充分實踐《精神錄》中所提倡的善行義舉。

二、善書：《精神錄》的版本與流傳

本節將依筆者蒐購庋藏、前人相關研究以及日治時期報刊等史料文獻，整理說明《精神錄》成書以來的刊印狀況與流傳範圍。

(一)《精神錄》的版本

筆者根據自身蒐集蘭記書局發行（初版、二版、三版增刷本，五版至八版）以及坊間自行翻印之《精神錄》，再參考楊永智及其他私家藏本與相關著錄，共得《精神錄》知見版本合計15種（按，蘭記書局本中有3種、非蘭記書局本中有2種，筆者尚未見原書）。

《精神錄》自成書以來究竟的總印本數究竟有多少本呢？楊永智曾據其自藏蘭記書局印行之《精神錄》（初版至第五版）撰文表示：

筆者掌握《精神錄》的前五個版本，實際上刊印的數量當然不僅如此，甚至在民國88年［1999］第九版發行5,000部時，連同先前估算高達62,600本，若說是「蘭記書局」銷售量的榜首，當之無愧。

引文中楊氏表示他自己僅「掌握《精神錄》的前五個版本」，不過卻又有「民國88年［1999］第九版發行5,000部時」之語，可惜的是該文並未交代關於「《精神錄》的前五個版本」以後各版本的資料來源，但既然能清楚寫出蘭記書局第九版《精神錄》印行時間，筆者相信其說必有根據。事實上，在蘭記書局發行版本中，若將「第三版增刷本」列入計算範圍，其印量數當為68,400（即62,600再加5,800）本。進一步來看，尚有楊氏未述及而筆者寓目之「太陽城本」、「袖珍本」、「東田本」等非蘭記書局出版的翻印本，以及「萬國道德會本a」、「萬國道德會本b」等等這些蘭記書局以外的翻印本，雖然無法完全統計其印本總數，但想必各自的印量亦皆在千本以上，是以《精神錄》自成書以來的印本總量，必然還要遠遠高於68,400之數不知凡幾。

    就蘭記書局本的版本概況來看，《精神錄》自第二版起的印刷所從原本「中西書局」轉移到「千頃堂書局」這項變動亦值得一談。根據王見川的研究，上海中華書局創辦人陸費逵（1886-1941）擔任扶乩團體「盛德壇」的「壇董」，該壇又以中華書局的幾位重要經營管理者為核心，組織了「上海靈學會」。1918年，靈學會藉由中華書局出版機關刊物《靈學叢誌》。中華書局本身則自1920年起，開始代人或團體印發善書，更在1922年有鑑於「晚近道德淪亡，世事日非，欲挽此頹風」，進而組織「中華書局同人進德會，發行《進德月刊》」。1920年代，《靈學叢誌》便藉由中華書局的銷售網絡以及函贈寄送，引起社會廣泛注意。蘭記書局本《精神錄》從第二版起改由千頃堂書局承印，似乎可以讓人聯想到黃茂盛是否有意透過更改印刷所，透過不同的銷售管道，為陳江山開擴《精神錄》的流通範圍。

然而，就筆者目前所見，約在1927年前後，蘭記書局與中西書局便有密切合作；至於千頃堂書局，根據蘭記書局第二代負責人黃陳瑞珠女士（1933-2004，黃茂盛次媳）的說法，黃茂盛從1926年起，為了提高印刷品質，開始將書稿寄往上海的中正書局、千頃堂書局印製。由此觀之，《精神錄》自第二版起改由千頃堂書局承印，或許亦是黃茂盛考量印刷的品質、成本後所做的更動，主要的考量未必是千頃堂書局的經銷網絡。

事實上，若就前述《靈學叢誌》透過中華書局銷售網絡而廣為流傳的關係來看，對《精神錄》而言，蘭記書局較類似於中華書局的角色，《精神錄》不僅透過蘭記書局在善書界和出版界的流通網絡廣為傳播，報刊上亦可見相關的新聞報導；若論及《精神錄》在中國各省的流通，還不得不提陳江山在黃茂盛的介紹下，參與上海「中國良心崇善會」慈善活動帶來的影響，例如《精神錄》第四版便是以中國良心崇善會為發行人。下文筆者便將從《臺灣日日新報》上有關蘭記書局的相關報導，以及與「中國良心崇善會」與《崇善月報》所見，討論有關《精神錄》的流傳情形。

(二)《精神錄》的流傳

作為善書的《精神錄》在刊印之初，編著者陳江山即希望能以贈送方式分送各界。《精神錄》初版刊行約三個月後，《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有報導云：

善書《精神錄》出版贈呈

臺南市陳江山氏，曩設屏東救護院，收容貧病者，為之施療。又組織佛教修養會，感化人心，者番復自編輯《精神錄》一書，捐資印刷五千部，贈呈各界。該書寄託嘉義西門外蘭記圖書部，代為分送，希望者，須附郵費二錢，向蘭記函索，立刻寄呈。

除了主動寄出《精神錄》以外，在此報紙新聞發佈之後，想必當能讓更多民眾知道只要負擔「郵費二錢」，即可向嘉義蘭記書局函索《精神錄》閱讀，對於《精神錄》這部善書之流傳當有一定程度的助益。令人意外的是，《精神錄》流傳範圍並不僅限於臺灣，更遍及海外。1930年2月5日，在《精神錄》行將再版付梓之前，《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刊出一則報導：

善書再版

臺南市入船町一丁目陳江山氏手著善書《精神錄》一部，客歲夏間，曾託嘉義蘭記圖書部，代向滬上印刷五千部，分贈各處，一時風行，遠至爪哇、暹羅［邏］；閩、浙各地善堂，均來索取，未幾殆盡。者番氏擬再版，而一般善士志願出資印送對氏聲明者，頗多其人，亦可謂「當仁不讓」也。

由此報導可知，陳江山交付蘭記書局，委由上海印刷的《精神錄》在初版刊行後，旋即吸引了南洋（爪哇、暹羅）及中國大陸（閩、浙）等地讀者來函索取，以致初版五千部「未幾殆盡」，故有再版的打算。《精神錄》再版之議，獲得了諸多善士的響應與支持。

《精神錄》廣受歡迎的程度，從陳文石（生卒年不詳，號沙虬，澎湖人）〈精神錄重刊序〉中亦可見一斑：

……臺南陳江山先生，有心人也，慨今日世道之離奇，人心之虛偽，思有以矯其非、救其弊，特著《精神錄》，以為當世之末俗勸，言近指遠，誠有益之文字也。往歲既自刊贈五千部以行世，閱未數月，已風行島內外，足見寶善之在人心，古今若一。近因索閱既多，部數將罄，嘉義蘭記圖書部主人黃茂盛氏，有鑒於此，欲為再版二千部，陳江山先生則加刊千部，更得馬朝和等諸同志合印八千部，以便廣為傳播。……今將付重印，由黃茂盛氏向予索序……。

                                       庚午人日沙虬序於羅山石室書齋

所謂「風行島內外」，一如前引《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已知至少有「爪哇、暹羅；閩、浙各地善堂」。蘭記書局負責人黃茂盛在為《精神錄》所撰〈書後〉文中則直言：

臺南陳江山先生，著《精神錄》一書，行世以來，未及周星，而索閱者已達三千餘人，居島內者固勿論，更有遠自南洋暹邏、英領之香港、中國之安徽、湖南、江蘇、上海、汕頭、廈門等處，亦有函索之者，……。因初版五千部，行將告罄……余擬自行重印二千部，……事被陳氏所聞，喜曰：「不意譾陋拙集，竟得受人過愛若是，豈取用意之善，而忘文字之粗陋者乎？誠不負鄙人編輯之苦心矣，願再添印千冊，交上海崇善會以分發於滬地人士之索覽者。」後更有馬君朝和等諸同志，熱心合印七千部……。

昭和五年歲次庚午一月  黃茂盛識

可見暹邏（泰國）、香港、安徽、湖南、江蘇、上海、汕頭、廈門等地，皆有流傳。我們在《精神錄》所附〈精神錄來函摘要〉，便可以看到眾多的來函與迴響，臺灣以外的地區包括「暹邏曼谷嵩／林景瑞」、「爪哇三寶壠／黃受」、「山西工兵第七營／強全福」、「江蘇南通縣源通錢莊／蔣伯源」、「揚州邵伯永安鎮尊倉分會／王惠民」、「南昌／楊典臣」、「江蘇江都真武廟／吳配天」、「中國良心崇善會／胡篤周」、「甘肅蘭州／宋棣生」等。復再根據賀箭村《古今善書大辭典》中〈贈助善書記〉，賀氏自敘所見《精神錄》係1934年受贈於「廣東松口新鋪鍾璧良」，前後共計兩冊。經考察後發現，鍾璧良（家名「少四」，約歿於1950年代後）為廣東蕉嶺縣新鋪鎮靄嶺村「三聖殿」最後一任住持。按，三聖殿約倡建於清光緒三十年（1904）左右，左祀關聖帝君、中祀文昌梓橦帝君、右祀呂純陽孚佑帝君，平日誦經之外還兼行乩筆與做「拜斗」儀式，廟毀於1960年代。

由此可見，《精神錄》成書以來的流傳範圍，至少包括了中國各省的福建（廈門）、廣東（香港、汕頭、蕉嶺）、江蘇（南通、揚州）、浙江（上海）、江西（南昌）、山西、湖南、安徽、甘肅（蘭州），以及海外的泰國（曼谷）、印尼（爪哇三寶壠）等地。

值得一提的是，《精神錄》在海外之流傳，位於上海的「中國良心崇善會」（下簡稱「崇善會」）實具有推波助瀾之功。最直接的例證，是我們可以從再版《精神錄》正文前新增〈介紹中國良心崇善會〉一則短文觀察到兩者的關係至為密切，文中特別介紹該會發行《崇善月報》（每月1冊，全年11冊，只收印費五角），頗有鼓勵臺灣讀者訂閱的意味；又，從再版《精神錄》開始，卷首新增崇善會會長王震（1867－1938，字一亭，浙江吳興人）所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題辭，以及該會重要成員丁健康（1882－？，字壽岩，江蘇阜寧人，歷任崇善會會董、副會長）〈精神錄序〉（1929）一篇，亦是《精神錄》獲得崇善會支持的證明。復如前引黃茂盛所撰〈書後〉一文中所記，陳江山自己甚至曾表示「願再添印千冊，交上海崇善會以分發於滬地人士之索覽者」。就目前筆者所見，第三版增刷本《精神錄》曾刊出《崇善月報》主編胡篤周（生卒年不詳，安徽人）來函表示：

茲懇者：甘肅宋棣生君親來敝會面索《精神錄》四十冊，奈敝會所存已送完，故允代請尊處賜寄，承其二元呈作郵資，祈直接寄到甘肅蘭州省東關關德泰益董文廷先生收轉，即頌。

中國良心崇善會胡篤周上

來自甘肅的宋棣生（生卒年不詳）經由崇善會協助，果然收到了《精神錄》，嗣後還特別來函致謝，來函見載於第六版《精神錄》。

《精神錄》上又刊有如楊典臣（生卒年不詳，江西南昌人）來函中謂：

《精神錄》由上海宦炳森善士轉贈二冊，足徵先生好善，刊贈是書，俾閱者讀其文，並愛其字，且字文淺顯，無論何人，閱之明晰，有益非淺。

南昌楊典臣

就筆者所見，楊典臣曾與一代高僧印光大師（1862－1940）有過書信往還，本身屬於《崇善月報》的不定期供稿者，最晚在1929年已經名列於「《崇善報》義務撰述員芳名錄」之上，另有20餘篇著作，散見於《宏善彙報》、《覺有情半月刊》、《弘化月刊》、《佛學半月刊》等1930、40年代的佛教期刊。楊氏來函中提到轉贈《精神錄》的宦炳森（1888－？，江蘇丹徒人），為崇善會最初發起人之一，係該會組織運作之核心成員（歷任總理、理事等職），1931年4月一度因病而暫時辭去會務工作。曾提供《好生救劫篇》等作，以供李圓淨（1900－1952，本名「李榮祥」，別號「圓晉」，又署「無相」，廣東人）選編《重編醒世千家詩》參考之用，宦氏與當時佛教界人士多有往來的情形可見一斑。

    承上所述可知，無論是胡篤周協助宋棣生索書，或是宦炳森主動寄書贈予楊典臣，《精神錄》流通皆與崇善會有關。筆者在王見川研究基礎上，再進一步查考《崇善月報》發現，1929年3月，黃茂盛介紹陳江山在內的8位臺灣人士成為《崇善月報》的讀者，此時《崇善月報》也開始出現有位於「暹邏、菲律濱、日本」等海外地區「遠處閱報員」的紀錄。1929年5月該刊首度登載寄送《精神錄》的訊息。黃茂盛、陳江山由於大力支持崇善會的救濟、慈善活動，於1929年10月正式被列為崇善會「會董」之職。最晚從1931年3月開始，《崇善月報》於封面右上增加一行小字標示「國外經理處：臺灣嘉義蘭記圖書部」。1934年11月，以崇善會作為發行者，刊行了《精神錄》第四版5,800本，不久之後黃茂盛、陳江山又另外「慨贈《精神錄》三千部」予該會，《崇善月報》特別刊出啟事惠告讀者，「祇要寄郵費一分到上海外灘大碼頭二百七十四號本會發行處收，當即照寄一冊」，黃茂盛、陳江山與崇善會在1930前後這幾年之間互動密切，關係不言可喻。

崇善會因為助印《精神錄》（第四版），再加上藉由《崇善月報》擔任發佈訊息與介紹，該會成為發送的平臺，無形之間促使更多人主動函索《精神錄》，這清楚說明了崇善會的慈善事業網絡對於幫助《精神錄》在中國各省及海外地區之流通，無疑佔有重要的關鍵地位。

三、善念：《精神錄》的內容及思想探源

《精神錄》在初版時的目次僅以（1）至（36）數字編次，並未冠以章名；迨及再版之後的各版本，乃由陳江山自行釐定為36章。大抵而言，全書所討論者，涉及天理人心、倫常大道、修身治世、求用錢財、戒淫保生、宗教鬼神、因緣果報等層面。在蘭記圖書部印行之初版《精神錄》卷首，原有陳江山自撰〈敘言〉一篇：

敘言

竊為道德者，人生之大本也，參天地而不朽，歷今古而常存，為聖賢為仙佛，其惟道德乎。人無道德，則不成人；心無道德，則失良心。道德之盛衰，關乎人心之善惡、風俗之薰蕕、世教之興替，此必然之理也。夫人之性本善，乃世情澆薄，人心險惡，廉恥喪盡，道德淪亡，此豈天性哉？由涉世之初，不先以善教引導，相沿相習，久而化之為惡，古訓典型，漠然無所關懷，噫可畏哉！余素無才德，有念及此，不揣固陋，爰蒐古訓，併附俚詞，編輯成書。固知淺陋無文，不免貽譏大雅，而一片熱誠，無非欲挽人心，同歸於正，咸知道德之尊重，譬如日月雖明，難照覆盆之物，各自省悟為幸。余虛度光陰，愧無善狀，沉潛思玩，數載因循，深以為憾。今幸編成，爰付梨棗，刊贈大方仁人，得以廣傳於世，垂諸久遠，是余所深望也，是為敘。

歲在戊辰季春之望書於南屏之間

岷源氏謹誌

可見《精神錄》的主旨在於挽救人心，振興道德，陳江山有鑑於世風日下，先賢之典範言行早已被拋諸腦後，遂「爰蒐古訓，併附俚詞，編輯成書」，是以《精神錄》之編成，實為陳氏汲取「古哲嘉言懿行、聖經賢傳，加以己意，推陳出新」而來。下文且以筆者在《精神錄》中所見，考察陳江山所謂之「古哲嘉言懿行、聖經賢傳」、「古訓」、「俚詞」等，一窺陳氏勸善思想的來歷。

觀乎《精神錄》的文字，我們很快便能發現其中有不少摘取或化用儒教（家）經典的影子，例如開篇第一章〈維天之命〉便有：

……寒來暑往，秋收冬藏，四時有序，萬物咸寧，悠悠久久，巧妙無窮，如此者真天地之大敦化，不可思議之大功德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頁1a）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為《中庸》引《詩經》之句，惟《精神錄》中並未註明出處。該章之後另有：

……天之心，即天之理；天之理，即人之良心；心之良，即天良也，人而昧其良心，即所謂無天良也。無天良，枉其為人，是以為人者，不可失其本心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誠可哀哉！」（頁1b）

前半段頗有陽明心學「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的意味，後半段「孟子曰」云云，概由《孟子》〈告子上〉而來。

再如第三章〈終身之寶〉有云：

……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義。寧死不失節，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孟子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當舍生而取義者也」。男貴乎義，女貴乎節，不義不節，何以為人。（頁6a）

眾所周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義」脫胎於《論語》〈衛靈公第十五〉；「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摘錄自《論語》〈子罕第九〉；「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也」，則是《孟子》〈告子上〉的名言。

《精神錄》中帶有佛教色彩者，可以第六章〈修身為本〉述及者為例：

……若徒擁厚資，拔一毛而不為，只有己而不知有人，孳孳苛求，刻刻不休，如此者恐無以善其後也。佛經云：「萬般帶不去，惟有孽隨身」。勿以福薄而刻薄，勿以福厚而折福。（頁11b）

「萬般帶不去，惟有孽隨身」之語，追溯其源，本出於南宋王日休（？－1173，安徽人）《龍舒增廣淨土文》卷三：

……古人有言：「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裡人，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予故用此後兩句添以兩句而成一偈云：「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但念阿彌陀，定生極樂國」，蓋業者謂善業惡業，此皆將得去者，豈可不以淨土為業乎。

復有如第二十五章〈莫非是命〉曰：

……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因果云：「欲問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事，今生作者是」。莫貪非分之財，莫作虧心之事。悖入悖出，終歸無濟；旋得旋失，究屬徒勞。（頁42b）

「欲問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事，今生作者是」乃吾人耳熟能詳之「口頭禪」，巧合的是，這也見載於《龍舒增廣淨土文》卷一：

〈淨土起信七〉

人有不信因果從而不信淨土者，夫因果烏可以不信乎。經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若不信此語，何不以目前之事觀之。

雖說如此，我們恐怕不能樂觀地認為，《精神錄》中這些有關業報、因果等思想的話語，就是陳江山熟讀梵典（如《龍舒增廣淨土文》）後所得而來，因為這些佛門偈語，早已被其他善書吸收而普遍流行於世俗大眾之間。

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精神錄》存在著更多汲取傳統善書聖訓之語。舉其要者，例如第六章〈修身為本〉中就有摘錄《太上感應篇》者云：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第一積德累功，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憐幼，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救人之危，濟人之急。一言一行，必期有益於人；一舉一動，必求無害於世（頁11a－11b）

上段引文劃底線文字，雖未寫明出處，但顯然係根據《太上感應篇》改寫而來；第七章〈確信報應〉最末則直接提到《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人自召之；善惡之報，如影隨形」。苟或疑信參半，拘執無靈魂，確執無報應，甘自暴自棄者，吾末如之何也。（頁14b）

游子安指出，《太上感應篇》主張人們透過行善積德，將能獲致長生多福，是以「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行」可謂是全篇總綱。《太上感應篇》約成書於12世紀初，託名太上老君所傳。18世紀以後，《太上感應篇》與《陰騭文》（文昌帝君陰騭文）、《覺世經》（關聖帝君覺世真經、關聖帝君覺世寶訓）經常被合編為「三聖經」刊行，流傳範圍極為廣大。根據酒井忠夫的研究，南宋真德秀（1178－1235，福建人）在為《太上感應篇》所作的序文中認為《太上感應篇》是「道家儆世書」，其本義為三教合一、三教相涉。善書蘊藏著庶民奉行的通俗道德與實踐方式，可謂是民間普遍流行之「通俗道教」的經典，而《太上感應篇》正是箇中代表，也是中國庶民文化中善書運動的開端。

《精神錄》在借鑑傳統善書時，甚至有大量引述整段文字的現象，例如同屬「三聖經」之一的《覺世經》亦是《精神錄》取材的來源，《精神錄》第十六章〈撫心自問〉後半敘：

……帝君曰：「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方於人道無愧，可立於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身雖在世，其心已死，可謂偷生。凡人能存心凝神，無愧心即無愧神，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獨。勿謂暗室可欺，屋漏可愧，一靜一動，神靈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況報應昭昭，毫髮不爽。淫為萬惡首，孝為百行先。但有逆理于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有合理于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斯言如金玉，各宜勉之。（30b-31a）

上段引文約佔第十六章〈撫心自問〉一半篇幅，「帝君」所指即為「關聖帝君」，全段除了「斯言如金玉，各宜勉之」兩句以外，皆係根據《覺世經》開篇之語，略加調整而成。

復有如第十五章〈孰能無過〉，全篇文字幾乎皆是改寫自《了凡四訓》。按，《了凡四訓》係明人袁黃（1533－1606，字坤儀，號了凡，江蘇人，一說浙江人）所作，由〈立命之學〉、〈改過之法〉、〈積善之方〉、〈謙德之效〉四篇所組成，被認為上承《太上感應篇》的陰騭果報思想，下啟明末清初「功過格」類善書之盛行，是明代迄今流傳最廣、影響力深遠的善書之一。且將《精神錄》第十五章〈孰能無過〉全文，與《了凡四訓》〈改過之法〉（節錄）對照如下：

從上表對照可知，陳江山根據《了凡四訓》內容所進行最明顯的加工在於，他針對改過之道所提出的三項要點「恥心」、「畏心」、「善心」，是從《了凡四訓》的「恥心」、「畏心」、「勇心」而來；另外，在第二項「要發畏心」當中，陳氏重新編排了《了凡四訓》的文字次序，從《了凡四訓》「第三，須發勇心」一段內，移來了「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的譬喻；又將「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擔負惡名，雖孝子慈孫，不能洗滌；幽則千百劫沉淪獄報，雖聖賢佛菩薩，不能援引」整段文字（表中筆者加點強調標點），向前挪往第十五章開篇處。

《精神錄》提到袁了凡之處還可見於第三十章〈勿走死路〉：

……袁了凡曰：諸惡孽中，惟淫為最。蓋淫念一萌，色膽包天，湊遇邪緣，幻生妄想，設計引誘，生機械心；小有阻碍，生嗔恨心；忌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惡孽由此起；種種善願由此消。森羅鐵榜，淫為萬惡首，奈世之溺於此者，動曰：「何傷？」嗟乎！天下受何傷之毒者豈少也哉？……（53a～53b）

此處是在奉勸世人莫生淫念，戒淫保身。然而，遍閱袁了凡著作，卻未見到相關之說，反倒是我們在成書於18世紀末的《增訂敬信錄》（1749）中，見到一篇文字雷同，不題撰人的〈遏淫論〉：

〈遏淫說〉

諸惡業中，惟淫業為最。蓋淫念一萌，便思邪緣相湊，生幻妄心；設計引誘，生機械心；少有阻碍，生嗔恨心；忌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有，生殺害心。種種善念由此消；種種惡業由此起。此森羅鐵榜，必以淫為萬惡首也，然而庸夫俗子，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至學士文人，誦習聖賢，竟爾自號風流，侈談情種。嬌豔何心顧盼，輒視為有意之凝眸；深閨不無笑言，便揣作多情之勾引……奈世之溺於此者，動曰：「何傷？」嗟乎！天下受何傷之毒者豈少哉？……

受到《敬信錄》編輯與流通影響而編成的另一部善書《全人矩矱》，在其卷2〈戒淫集說‧先儒論說〉亦輯錄了這篇〈遏淫說〉，並將作者繫於顏茂猷（1578－1637，福建漳州人）名下。有趣的是，清代小說《海公大紅袍全傳》第51回〈戒淫寶訓禁絕淫類〉敘海瑞（1514－1587）至武當山朝拜神靈時提到他「於古書內得《慾海慈航》一卷，有十條甚戒色慾」；第52回〈閑邪正論婦女宜戒〉寫出第二條「閑邪正論」的內容文字，也與這篇〈遏淫說〉不謀而合。經筆者考察，確實可見有清人黃正元（生卒年不詳，字泰一，福建人）纂輯之《慾海慈航》，該著第二條「閑邪正論」中見到此文。無獨有偶，1929年2月發行的《佛化周刊》上，也轉載過署名「明顏茂猷」所撰之〈遏淫說〉。揆諸《精神錄》初版時間乃在1929年1月，第三十章〈勿走死路〉自是不可能摘抄同年2月才出刊的《佛化周刊》上轉載之文。但如果陳江山參考過《全人矩矱》、《慾海慈航》，為何會將此戒淫訓言繫於袁了凡名下？是否另有來歷？姑繫於此，以待日後再考。

《精神錄》在規勸世人戒色節慾方面似乎格外用心，因為我們可以在第二十六章〈養生寡慾〉中看到全書僅有的一則附錄〈養生保命〉，陳江山並沒有交代這則附錄〈養生保命〉的來歷，但經過查考我們發現，這段文字實乃直接節錄自另一部流行於清末的善書《養生保命錄》，1926年2月起，陳江山曾經委託蘭記書局的漢籍流通會代購多種善書分贈各界，《養生保命錄》正是其中頗受歡迎的一種，無怪乎陳江山會摘選該著內容要項編入《精神錄》。考察《精神錄》的內容來歷，實有助於我們瞭解中國傳統善書在日治時期為臺灣文人吸收及傳衍的概況。

作為一本善書，《精神錄》的內容符合「兼融三教思想與民間信仰，包括儒家忠孝節義，道德內省和陰騭觀念，佛家的因果報應及道家的積善銷惡之說」的性質。《精神錄》中大段引用其他善書的現象，則說明了書中的「古哲嘉言懿行、聖經賢傳」、「爰蒐古訓，併附俚詞」的來源，不僅僅化用儒釋道三教的經典話語而已，或許援引傳統善書智慧格言的成分還更多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精神錄》除了徵引傳統善書的內容以外，《精神錄》本身在其成書若干年後，亦成為其他善書轉錄的對象，例如署名「企真子」（生卒年、姓名俱不詳，花蓮玉里人）纂輯戒淫詩文、貞淫報案而成的《生死關》中，所編入者正好是《精神錄》延續傳統善書的章節，亦即前述第二十六章〈養生寡欲〉、第三十章〈勿走死路〉兩篇。除此之外，晚近臺灣鸞堂扶乩所造的鸞書（清末以來透過扶乩所完成的「新」善書）中，竟也發現了《精神錄》的蹤跡。

結　　語

陳江山所著的《精神錄》委由蘭記書局發行後，寄贈各界，得到海內外熱烈迴響，爭相捐款參與印贈，是陳氏最為人所知的事蹟。前人在研究蘭記書局相關史料及其創辦人黃茂盛的同時，已經注意到與黃氏交情匪淺的陳江山，亦指出《精神錄》是「蘭記最具招牌性的善書」。我們從〈陳江山先生傳〉可以看到，「篤信善道，樂善好施」是對於陳江山一生最貼切的形容，筆者又復耙梳《臺灣日日新報》的相關報導，對於陳江山參與經營屏東救護院、倡設「佛教修養會」等慈善事業，以及結束屏東經商生涯返回臺南等生平行誼，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此外，藉由蘭記書局印行之第七版《精神錄》所錄黃茂盛〈陳江山先生略傳〉一文的發現，明確掌握陳江山的生卒年及其家庭成員概況，亦充分感受到陳、黃兩人「忘年訂交垂四十載」的深厚情誼。

根據筆者所掌握蘭記書局發行之《精神錄》的各種版本及前人研究，可知《精神錄》前後共由蘭記書局發行過九版，數量至少達68,400本，但是，若再將坊間自行翻印的「太陽城本」、「袖珍本」、「東田本」、「萬國道德會本a」、「萬國道德會本b」等納入，則《精神錄》自成書以來的印本總數必然還要更高於68,400之數不知凡幾。《精神錄》成書以來的流傳範圍，至少包括了中國各省的福建（廈門）、廣東（香港、汕頭、蕉嶺）、江蘇（南通、揚州）、浙江（上海）、江西（南昌）、山西、湖南、安徽、甘肅（蘭州），以及海外的泰國（曼谷）、印尼（爪哇三寶壠）等地。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直接利用《崇善月報》這份與黃茂盛、陳江山、《精神錄》有關的刊物，從中鉤沉史料，具體說明了黃茂盛、陳江山與崇善會在1930前後這幾年之間的密切往來情形。從崇善會助印、推薦、發送《精神錄》之舉，可見其慈善事業網絡對於幫助《精神錄》在中國各省及海外地區之流通，堪稱功不可沒。

綜觀《精神錄》全書，所論涉及天理人心、倫常大道、修身治世、求用錢財、戒淫保生、宗教鬼神、因緣果報等層面。陳江山固然有從儒釋道三教經典採摭格言警句以作為《精神錄》內容者，然而書中不乏有大量援引傳統善書段落並進行加工改寫的狀況，若由此觀之，《精神錄》與歷代傳統善書的關係，相形之下似乎更為密切，也幫助我們更為瞭解中國傳統善書在日治時期為臺灣文人吸收及傳衍的概況。此外，《精神錄》本身竟也成為後世其他善書節選轉錄的來源，這個現象證明了《精神錄》在善書發展過程中，確實具有值得吾人重視的意義。

（原載《民俗曲藝》第190期，2015年12月，注釋從略）

柯榮三_善人‧善書‧善念——陳江山及其《精神錄》的版本流傳與思想探源.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