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墙的兴废：一个功能与象征的表达

杜正贞

中国传统城市在外在形态上与西方近代城市的最大区别,主要体现在城墙上，因此城墙的问题很早就受到中外研究者的注意。近年来，大陆的学者也有以城墙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发表。关于上海古代城市和城墙的研究，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是以往对城墙的研究往往就城墙而谈城墙，或者将它作为一种城防建筑，或者将城墙的兴废作为城市发展的某种标志。本文试图通过关注上海城墙兴建和拆除的过程，探讨人们对于城墙的观念的变化。我认为，城墙从古代的一种城防工具到统治权威的象征，在晚清以后逐步被视为故步自封的标志，是中国城墙通常走过的道路。但是在上海，城墙的兴废有其特殊之处，可以重新检讨关于中国城墙及传统城市的系列定论。尤其是清末关于拆城的争议，说明城墙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在近代的命运是由功能和象征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开埠前上海的城墙与聚落

    上海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其意义已经为大家所公认，在此无需赘言。但是，在开埠以前，它在传统中国城市中也仍然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代表了这样一种城市类型：他们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以后由聚落而成为市镇，由市镇而发展为国家设置治所的县城。因此，与大多数郡县城市相比，不论是城市本身还是城墙都相对晚出。

在今天上海市区的黄浦江两岸，很早就又出现了居民聚落。南宋淳佑十年（1250）年，高子凤为西林积善教寺撰写碑记，称其地：“虽下乡僻里，海如 江、浦之聚，亦土壤衍沃，民俗蕃庶，积帑之家，向所而有”。西林积善寺在今天浦东三林塘。可见在黄浦江两岸向来都有不少依靠着鱼米之利，而兴旺发达的村落。只是从这些村落发展为市镇的城市化过程，却缘起于邻近的青龙镇的衰落。宋代以后青龙镇港口屡屡为泥沙淤塞所困扰，使海船不得不改道停泊于上海浦右，即后来上海明代筑城以后的小东门外，黄浦江岸边。以此为中心，一个新兴的港口市镇发展起来。咸淳三年（1267），南宋政府在此设立了管理往来商船贸易和负责抽税的市舶司，上海镇的名称也开始见诸于史册。这一过程前人已经多有论述，在此不赘。

根据唐时措的记载，这一时期的上海的确已经与农业聚落完全不同，不仅有政府对商业的管理机构，而且市场店铺、祠庙学校应有尽有，建筑物的密度也相当可观：“上海县襟海带江，舟车辏集，故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但上海城市的开发，也不完全是商业经济独力完成的。它还与上海历代官员们的着力营建不无关系。其中最早、最著名的一次就是董楷在咸淳五年以后，对上海市政的建设。它大致决定了城市东北部的格局。 “自市舶司右趋北，建拱辰坊；尽拱辰坊，剏益庆桥；桥南凿井筑亭，名曰受福；亭前旷土，悉绣以砖，为一市阆阛之所；其东旧有桥，已圯，巨涛侵啮且迫，建桥对峙，曰回澜桥；又北为上海酒库，建福会坊；迤西为文昌宫，建文昌坊；文昌本涂泥，概施新甃；尽文昌坊又北建致民坊……”。以上所建诸坊大约在明清时期上海县城的东北部，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所记载的11个坊中，已上4坊皆列名其中。可见这次建设对于上海城市拓展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说明，尽管在元代前期上海已经是一大商业贸易的巨镇，并且设立了市舶司，但是在当时的聚落中心地带，也就是市舶司所在的地点周边，仍然还有相当多的空地，以供这位雄心勃勃的长官尽情地规划、建设。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以镇升县。但是这一行政级别的变化，并没有对于上海的城市空间格局发生直接的影响。许多公署和学校等官方和半官方的设施也都是沿用过去的旧址，比如县儒学就是由原来的上海镇学升格而来，文庙也是原来上海镇学中的文昌祠。县衙门最初利用榷场旧地，后来移到市舶司：“至正（应为“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始立上海县，以旧榷场为之。至大德戊戌，适有并舶司归四明之命，遂移县署于司，今县是也。”根据《沪城备考》的考证，旧榷场即“宋提举寺署”，也就是原来的上海镇守衙门。它的位置大约在里郎家桥北，迫近黄浦的地方。在明代嘉靖建城以后很可能被划在了城外。元大德二年搬迁到位于阜民桥的市舶司，大约还是在整个聚落中心偏东的位置。这个衙门经过历朝的修葺，一直沿用到民国。

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海并没有因此而修建城墙。城墙历来都被看成是中国郡县城市的标志，上海的守令也曾想有所建设，但都没有成功。弘治年间的《上海志》称：“上海以镇升县，故旧无城，后之作令者尝欲建请，然无遗址可因，其势颇难。而议者又谓：市虽逼浦，而素无草动之虞，在所不必。作者故屡谋而屡寝焉。”到了嘉靖二十三年（1553）顾从礼请筑城墙的时候，他强调以前没有城墙是因为城市以往没有受到什么威胁，“一则事出草创，库藏钱粮未多；一则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贸易之辈，武艺素所通习，海寇不敢轻犯。虽未设城，自无他患。”另外上海之所以无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在其外围沿海有一系列的卫所，可以对抗来自海上的威胁。比如在县城东南八十里的南汇嘴中后千户所。“明兴，濒海诸境，防御倭夷至详，且密数十里而为所，联数百里而为卫，卫所各设城池，星列棋分，渊渟山峙内诸郡县藉以为安，上海故未有城，岂以去海稍远无烦此邪，抑阻于时势之难，未暇为也。”

 但是到了明中叶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上海变得更加繁荣，富商大贾云集此地，其经济实力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明中期以后海防废弛，使得上海直接面对海上倭寇的威胁。“今编户六百余里，殷实家率多在市，钱粮四十余万，四方辐辏，货物尤多，而县门外不过一里即黄浦，潮势迅急，最难防御。”嘉靖三十二年（1553），海寇数次骚扰，由于上海无城可守，县官首先逃跑，上海城几次被劫掠。具体的状况在郑祖安关于上海县城的研究中已经有过描述，在此不赘。

连通海洋的黄浦江，一方面给上海的发展带来了商机和便利，同时也给它带来了来自海洋的威胁。由于缺乏足以在海上直接抗御倭寇的军事力量，当时人所想到的唯一的防御办法就是在陆上筑城。上海第一座城墙的建筑仅仅费时两个月的时间。其具体的经过和城墙在抗倭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可参见郑祖安的论文。在此文中，我们将着重关注，当时主张或支持筑城的人对于城墙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

在顾从礼的奏疏中，筑城是因为“嘉靖戊子等年屡被贼劫，烧杀地方乡官商人居民不下百有余家，盖贼自海入，乘潮劫掠，如取囊中，皆由无城之故。伏望轸念钱粮之难聚，百姓之哀苦。敕工部会议开筑城垣，以为经久可守之计。”在潘恩的序中，他将上海的筑城比作《春秋》中的邢国的建筑，认为在《春秋》中，之所以孔子独独对于邢国的修建赞美有加，是因为：“盖邢逼于强狄，迁于夷仪；齐桓率诸侯以城之，是谓同恶相恤，分灾救患，于礼为宜”，而除此之外，有的城建得不合时宜或有悖仪礼，或者劳民伤财，都不值得赞颂。在他看来，城墙将上海从“夷患”的威胁下解救出来，换言之也是保卫了中国的文化不受“夷”化，因此也是值得嘉许的。潘恩的这段论述表现出来对于城墙的理念，与几百年后一些上海士绅反对拆毁这座城墙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这在后文中还将继续论述。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从当时请建城墙的顾从礼的奏疏、还是潘恩为上海城所写的序来看，上海的城墙都仅仅是抵御外患的屏障，并没有作为当代的研究者所赋予的、所谓城乡界线的内涵。那么从实际的城市形态上看，上海的城墙是否同样不具有上述意义呢？城墙内外是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聚落形态呢？

根据《沪城备考》卷首的《上海未筑城古迹图》，上海的聚落范围比明代嘉靖筑城以后的城区的范围要大一些。也就是说，嘉靖年间在上海所筑的城墙并没有将当时所有的市区都包含在内。从图中可以看到，在迫近黄浦江岸的地方，有“宋提举司署，即榷场”，这个榷场在元代上海刚刚由镇升县的时候，曾经是县署所在地。可见当初也是上海镇的一个中心，但是在嘉靖筑城时却被划在了城外。城市的西边也有同样的情况，明代弘治《上海志》所记载的在城十一个坊中“登津坊在第一桥东”，而根据同治《上海县志》卷三“水道上”所记，第一桥位于西城外。可见当时筑城时至少拆去了登津坊的一部分。城南的情形，章英华曾经引用《阅世篇》中关于“尊德堂”的记述作了考证：“‘尊德堂，在城南之东偏，乃赵氏之先为仪宾者所建。此时尚未有城门，宇堂前犹在城外也。嘉靖中，以倭警筑城，故撤去前堂以外，而移墙门于内，故门内为中堂’。这段话让我们了解到，筑墙时曾毁去一些民居，另外则是在十五世纪中叶时，上海的建置地已从东北方向逐渐扩展至城墙东南以迄黄浦江岸。 ”由此可知，在上海县的城墙可以说是被“嵌入”一个较大的城市聚落中的。上海城墙并没有将当时所有的城区都包含在内，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出于礼制的考虑，上海在当时作为一个县级治所，其城墙周长九里，已经属于较大的县级城墙了，如果再大，有违礼制。第二，与当时仓促修城有关，史料记载这次修城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城墙墙体的质量也不高，修成后不久就有数处坍毁，因此整体的规划和规模也不可能太完备。但是可以看出这座类似椭圆形的城墙，还是以县衙和儒学等最重要的官方设施为圆心修建的。它没有将当时商业活动最为繁荣的城东沿浦一带划入城墙，一方面是因为它过于逼近黄浦江，另一方面也许也是考虑到在这样一个县城中，官方设施最好能够位于它的中心位置。

综上所述，上海的城墙的确一开始只是一种应急之需的产物，但是它以县衙为中心的构造，说明中国古代政治性城市的传统规划理念对于其建造者的影响。城墙在形式上确认并强化了城内地区作为行政中心的地位。但先有城区，后有城墙的历史，决定了它在实际形态上并不是城乡的界限。

二、开埠后的城墙和拆城之争

上海自从嘉靖年间建筑城墙，成功地抵御倭寇以来，历朝历代都得到修缮。但是在明清鼎革之际却没有发挥到抵御的作用。顺治二年（1645），当松江城被破后，上海城内的人已经奔走一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候负责守城的监军潘公权，正是为嘉靖筑城写序的潘恩的后人，当时他正在烧剿一户投降清军的人家，“忽闻清兵已到，骇散而逃。有奔至城边者，只见城上一派鲜红，乃马兵周围弛骤，寻人厮杀也。”被潘恩寄予夷夏之防的厚望的上海城墙，就在他的子孙手中毫无抵抗地向清人大开城门。上海的城墙真正再次作为攻防之具，已经是将近三百年后的19世纪40年代了。由于城墙在近代以后上海各次兵灾中的表现和作用，直接关系到19世纪末，主张拆城和保城两派的立论，因此有必要在此略作介绍。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人们一方面仍然想要依靠城墙，添设守城的乡勇，但另一方面人们显然对于城墙能否抵御这些从海上乘风而来，一路所向披靡的异域劲敌有很大的怀疑。当城外的火药局不明原因地炸毁，城中闭城搜捕三日以后。人们开始放弃对城墙的幻想，陆陆续续逃离这座城市。当时亲身经历这场兵灾的曹晟非常生动地记载了人们对于守城的绝望情绪是怎样一步步地在城中蔓延开来，弃城而走的人又是怎样从零星个别的人家而逐渐演变成一股无法阻挡的洪流的。“自此恒有家眷搬运出城，问之皆非土著。每云回籍或云出自各署。然卒无有辨之也。未几，客店之眷口亦搬，未几，各殷户亦潜搬。至四月二十后，举邑若狂，无人不议搬，遂无户不搬。其不搬者唯无力穷民与幸灾奸徒及谈天之老学究耳。” “知吴淞口失，争门出打扮，开户弃产去，大户之雇人防御者亦尽有挟资而去者矣。”“城门不能闭，以搬家之人填塞也，至三鼓始闭城”。据称，英人从吴淞江经上海城的北门入城，并且入驻城隍庙，没有遇到丝毫的抵抗。此次战争后，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在南京条约中将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向英人开放。上海的历史由此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开辟为通商口岸后，来沪的洋人逐渐增多，英国驻沪的第一任领事的公署最初设在城内东西大街新衙巷上，而一般的洋人则都在南市城外，沿黄浦一带的民房中。1845年，经上海道同意，划定城北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为租界。此后美法相继在上海城的西，北，东三面划定租界，由此开始了上海华洋共处的时代。从那时候起，上海城厢和南市等原有老城区的发展就始终处于与新兴租界的强烈对照之下。

一开始租界地区还主要是洋人的活动范围，人口很少，也显得较为冷清。到1849年，英领署和绝大部分在沪的洋人都迁入租界时，在沪的洋人总数只有175人。租界真正的发展开始于咸丰三年开始的小刀会之乱，以及此后太平军的攻城。更多的人弃城而走，有的促居于租界和华界的交接地带，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转往租界居住。据统计，1853年初，居住在租界的华人仅有五百人，但是到了1854年，就剧增到二万人以上。在太平天国进攻江南地区期间，不仅上海城中的人大量逃往租界寻求庇护，即便那些在上海外围的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市镇和乡村的人也纷纷涌入租界，到1860年，达到三十万，其中包括大批家底殷实的富户。他们所带来的大量资金和需求，加上租界较为近代化的市政管理，使得租界在几十年闲就从寂寥的荒原变成了繁华的都市。有关的内容已有大量文章描述，在此不多做铺陈。

也正是在此期间，上海的城墙再次显示出它的脆弱和无用。曹晟这样描述自己在咸丰三年小刀会据城期间的观感。“城里重城城外墙，长墙隔绝市和乡。从教百姓难飞渡，瞥见群黎再受殃。三倍徒增竖贾利，百钱争看幼孩忙。草根木荄冬来尽，反羡凶年食秕糠。”“千百生灵困陷阱，口食莫求益告病。人人尽上北城门，欲保余生不惜命。城头男女喊声哗，如蚁争膻蜂闹衢。百货云屯城下集，高低买卖信无差。闻昔各城偷买卖，红头抄捉无少懈，今日红头不似前，但嘱小心别无话。一绳吊上一绳悬，只论有无不论钱。更有亲朋或友族，暗藏偷度到城边，又有一人泪如霰，骨肉相期会一面。无边苦况笔难宣，尚说今朝较昨便。请君勿讶价何昂，一破机关命遂亡。徇财莫作贪夫戒，一绝贫夫便绝粮。我今一载未曾过，既到何如胆怯何。徒手归来天欲暮，一樽独酌托长歌。”

但是尽管古老的城墙一再地让人们失望，在小刀会之乱后，士绅们还是积极捐资修复城墙。“咸丰三年，闽广乱民拒城叛，毁数十处，五年城复，七月巡道赵德辙等提善后捐款缮葺如旧。” 太平天国围攻期间，租界军队提出为了出入方便，在城东北面开以小门。在此之前上，海城都是六个城门的。关于这次辟门也有两派不同的意见存在，一方面以为不合常制，不宜开门；另一方则以为“当疆圉孔棘之际，城之安危，兆民之存亡系焉，苟能利吾城与民，何待西人之请而增此门乎？”后来因为此门的开辟，城中的居民才得以在围城时不饥饿之苦。太平军败退之后，巡道应宝时将这个北门修筑完固，名为障川门，并整葺了各门、营房、敌楼和吊桥等。可见在此时人们非但没有拆除城墙的想法，还积极地维护它，人们对于城墙的观念与几百年前并没有什么不同。

拆城之说，出现在30年之后，最早只是流行在一批开明士绅圈子中。根据李平书的回忆，首先是在光绪二十六年，他在一个小型的私人聚会中提出来的。“上海拆城之说，始于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余返自粤东，沪城龙门书院同学为余洗尘，席闲余言法人绘图议拆城垣，推广租界。不如及早自拆，以保地方。维时闻者疑信参半。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言于袁观察，颇动容。”这两件事的具体情况在官方档案中并没有记载，因此不得而知。而且，这两次议论都没有述诸舆论，只是小范围内私人之间的交换意见，因此在社会上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两年后，旧事重提，李平书认为“查上海仓无积谷，库无储金，富室巨商皆在城外，苟瓣巡警，城何所用？观察颇以为然。冬闲江督周玉山制军莅沪，观察报告总工程局归绅办理，并述余主张拆城之议。玉帅深以为然，谓：‘予在天津拆城，筑路，通电车，今商市日见繁盛，可为先例。’观察以告曾少卿君，谓可趁此机会请制君主持。曾君就余苫次商量，遂议定请姚子让君领衔具禀，此为上海拆城之嚆矢。”因此，这里所谓的为“上海拆城之嚆矢” ，是指将这件事付诸公论，提上议事日程的开始，而此事在一部分士绅和官员中的议论，如前所述，是早在四，五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此事一经公诸于众，立即引起了极大的争论。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李平书，姚文枬等士绅三十一人联名要求拆除城墙。他们的理由是：“上海一隅，商务为各埠之冠，而租界日盛，南市日衰，推原其故，租界扼淞沪言后，地势宽而展布易，南市则外濒黄浦，内逼城垣，地窄人稠，行栈无从广设，城中空地尚多，而形势梗塞，以致稍挟资本之商，皆舍而弗顾。绅等朝夕筹思，舍自拓商市，无由抵剧烈之竞争；舍拆城垣无由期商业之自立，窃维城垣之设，所以防盗贼而限戎马，表治所而卫仓狱。欧洲古制亦复相同。近数十年策军事海防者多重炮台而不尚城守。埃及罗马之名城观同古器，柏灵巴黎之都会即藉市场，参互而观可为明证。而天津拆城而商市骤盛；汉口拆城而铁路交通，是即以中国设城之本意言之，亦正可仍其意而不必泥其法。”在要求拆城的开明绅士提出的理由中，充满了一种危机感，它直接来自于开埠以后，与旧城只有一墙之隔的租界的蓬勃发展和南市城内的相形见绌。

这种由于日夜直接面对势力强大的西方文明，所造成的压力，不仅表现在这些士绅对于拆城立场的表述中，同样也表现在当时的官员的态度里。接手此事的上海道台认为尽管城墙历来受到古人的重视，但是“上海为通商总汇，城厢租界同在二三十里之中，而租界则商务日盛，地叚则日推日广，南市则以城垣阻隔，地窄人稠，无可展布，非惟有碍商务之进步，且益外人以轻视之心。”而且城垣原来是为了保卫人民公署而用的，现在租界中的洋行公署财富数倍于城中，仅用巡捕团兵为皆被“而我顾专恃城垣以为防守，使外人见我并无防御土匪之实力，殊为非计。”在这些士绅官员的眼中，城墙这时候已经成了垂死的古代文明的象征，妨碍上海走向近代社会，与西方争胜的一块绊脚石。

但是即便主张拆城的人士提出了古今中外，正面反面的众多例子，这次提议仍然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上海拆城一事上年倡议于总工程局，旋以舆论不恰而止。今外间喧传谓已禀请宪示将实行矣。众情惶急，以为有不便拆者五，不必拆者一。”有意思的是，从他们所提出的这五个不便拆的理由中，我们最直接感受到的，同样是华洋之间的激烈竞争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和震撼。这五项理由没有一项不是与洋人租界有关的，只是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与筑拆者不同罢了。“十六铺南市马路近邻法界，市面较盛，法人垂涎以久；城内东北及西北隅亦与法界接壤，繁盛又与南市马路相埒，城垣一拆则菁华贯萃于一带，愈足启法人觊觎，此不便拆者一；法界果因而扩入，非特城内均属难保，而贯连之南马路，亦必并为所夺，一利而失两地，此不便拆者二；法界紧接之处，华商百货所萃，厘局林立其间，徜为法并，势必免厘，洋债从何拨补，此不便拆者三；职等聚族而聚，与斯城相依为命，毁弃之后，如被法占，则生息于外人卵翼之下，国权益消，民气益衰，恐全埠为香港之续，此不便拆者四；城内地方辽阔，警察既未大备，由无租界之团练，兵舰严密宝为，如无城垣保护，盗贼更易生心，后患何可胜言，此不便拆者五。”纵观这五条理由，事实上都建立在城墙拆除以后，法界有可能侵入的假设之上。稍后，又有一批上海县职员上书提出反对拆城，他们同样认为为了保证华界的独立地位，断绝法界吞并的可能性，上海的城墙万不可拆：“盖上海华洋杂处，仅以一城为界限，洋人从未顾问城内之事者，为有此界限也。今若撤去界限，则华界与洋界毗连，此后处处可虑。”他们还提醒官方，拆城之后法人也许会借口“查疫”和“查盗”，干涉华界的失误，进而区的对华界的控制权。

从李平书对这件事情的回忆来看，法人的确有吞并南市和城内市区的企图。在其《七十自叙》中另一段有关拆城的回忆中，讲到拆城之议的缘起：“余自壬寅年在鄂垣，见武昌创办警察站岗，颇觉见效，每思上海城厢及南市，亦当仿而行至。癸卯（光绪二十九，1903年）回沪，言于袁观察。观察因谓地方道路，沟渠，一切工程皆须地方绅董办理方有实效。余力赞成治，并言昔年在遂溪，曾见法人所绘地图，谓拟请政府将上海县治移设闵行镇，原有城垣拆毁，其地并入法界；填沟渠以消疫疠，修道路以利交通，虽其说未必能行，然与其为他人口实，不如先自拆之。”可见，法人对于南市和城区的觊觎正是直接促使李平书首先提议拆除城墙的原因，但是反对派面对同样的威胁所提出的对策却恰恰与主拆派背道而驰。因此，这场关于城墙的争论，事实上反映出，在当时的上海士绅中对于外来势力的挑战的不同反应，主拆派希望先发制人，通过掌握拆城的主动权，争取发展华界的时间，使其能够与租界抗衡。而护城派则看到了华洋之间的巨大差距，畏惧于法界咄咄逼人的气势，而力图拥墙自保。

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保城派显然在人数上占了很大的优势。因此第一次讨论的结果，是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最后提交给苏淞太道的一个文件，建议增辟城门，保留城墙。这份以“上海县阖邑绅耆士商”的名义所上的提案的名单也是一份极有趣的史料，在这份名单中，不仅包括了许多主张保城的人，而且还有一些原来主张拆城的人也附和了这个意见，其中包括总工程局中的领袖人物叶佳棠和郁怀智，只是拆城提案中最积极的李平书和姚文枬却不在其内。但是姚文枬的态度也并不是完全清晰的。在1907年所编的一本上海乡土教材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些不一样的证据。“城内市面所以不及租界者，实由城门低小，而运货诸多不便，宜其相形见绌也。欲求振兴之策，莫如多开数门，以通出入。福佑路之东，蓬莱路之西，大境之下，道署之前，均宜开高大之门，即于此处兴筑马路数条，则将来车马通行，毫无阻障，转运货物，自见利便，市面之兴，可计日待也。”在这本编于光绪三十三年的乡土教材上，作者所提出的方案也许代表了当时一般开明士绅的见解，尤其让人惊讶的是，这本书得到了积极倡导拆城的姚文枬的赞赏，书的前面有姚文枬所写的序，而作者在《自序》中也说：“稿成，经姚子让先生审定。”可见，在当时，即便是像姚文枬这样首先提议拆城的士绅，对于这样一种折中的方案至少也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

在拆城之争中，除了主拆派和保城派两方以外，清政府仍然具有对争议的最后裁判权。从整个事件来看，一般而言，他们给于当时还处于试验阶段的上海士绅自治相当的自主性。尤其是在瑞澄任内，他基本上只是在起一种联系士绅和北京政府的作用。但是，1907年末1908年初，瑞澄卸任，蔡乃煌继任上海苏淞太道后，则小有不同。此时正值主拆派和保城派的争论在表面上已经平息，达成妥协的时候。经过瑞澄的传达，朝廷已经批准上海增辟城门（因为此间涉及到县城的规制问题），但是蔡乃煌上任后的态度却使本来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又旁生出不少枝节来。

1908年5月蔡乃煌上任伊始，就下令“拆城辟门两事熟权利害，重加妥议，再行核办”，文中他认为是拆是辟关系重大，不能有模棱两可的所谓调停之计，而且“今不拆城而议辟门，抑知重闉既隔，交通之障碍仍属未除，何能返积重之势，以与租界争衡。而平时查禁奸宄多一门即须添一重之查诘，万一有事尤属防不胜防。”其中意欲拆城的倾向十分明显。此文一出，当然引起上海士绅界的强烈反应，在上一轮争论中失败的主拆派自然是找到了反戈一击的理由，但是保城派的声势可能更为浩大。以至于蔡乃煌不得不在两个月后再次发文为自己澄清。“本道曾照会全体绅商，无非郑重其事，期于款易筹而工易举。概主辟主拆皆出自绅董之议，本道未参成见，原批具在，可以复按。不料该绅等义气用事，互相争辩，舍事理而各引党援，若以本道为有左袒者，殊可怪诧。”蔡乃煌的这番辩驳让我们知道当时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在此次复议过程中，双方的矛盾甚至一度激化至动武的境地：“在邀议闲，即有城垣保存会之设，及会议时大起冲突，情势汹汹，几有野蛮手段，辟门之事亦遂搁不举行。”此次冲突可能就是李平书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明伦堂开会的一次： “戊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蔡伯浩观察莅任，首询拆城事，谓当开会取决。于是在明伦堂开会，反对者知理论不足以取胜，乃扬言有人主张拆城者，演说时当飨以城砖。于是欲言者不敢言，一哄而散。时有调停者，请开四门，以便交通。余以时势未至，听之。”因此，辟门的行动一直到一年以后（宣统元年）才正式动工。此时离清朝的灭亡已经不远了。

1911年11月3日，上海的同盟会，光复会和商团公会发动起义，次日光复上海。李平书，姚文枬等人在民国元年一月十四日（1911年11月26日），再次提出拆毁城墙的议案，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通过议案，将城拆毁。如果我们看到李平书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次行动的追述的话，我们更能感受到当事人的果断和决议的仓促：“十月初四日，余召集南北市绅商于救火联合会大楼开会，余痛陈拆城之有利无害，谓：‘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城之望矣。是否主拆，请公决。’时到者二千余人，在席商团千余人，救火会员七百人，同声主拆。于是全体赞成，表决主拆。余即报告陈都督，都督命速拆勿迟。商团及救火员各自出资，星夜购具，翌日先将大小东门拆动，无人反对，不旬日而全城尽拆矣。”

从拆城之议从提出到最终拆除城墙，相较于漫长而又曲折的争论过程，这样一个仓促和斩钉截铁的结尾似乎让人觉得有些突兀。尤其是考虑到仅仅在两年前的论争中还是保城派占据了优势，这样一个结局实在不能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清末这样一个时局动荡，充满了变数的时代中，又不失为一种“合理”的结果。

三、结语

上海的城墙从出现到消亡只经历了三百余年的时间，在中国城墙史中是较为短暂的。本文以上海的城墙为主线，但我并没有去关注城墙每一次的修葺和增损。在这篇文章中，与其说我是将城墙作为一种中国的古代建筑来看待的，还不如说我主要关注的是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它的观念和看法。城墙在军事上的功能，古往今来人们已经有了无数的论述。但城墙作为中国传统城市景观的代表，在功能之外，还被赋予了很多象征的意义。不理解这一点，是无法解释上海官绅在几十年间，对城墙态度的巨大转变的。

从开埠到20世纪初，上海士绅阶层对于上海的定位有一个从行政治所到商业中心的变化，理解了这一点才可以明白，为什么不论是拆城派还是保城派在列数理由时，都将城墙对商业发展的妨碍放在主要的位置。这种从实际功能出发的理论与当代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从现代性的角度批评中国城墙的思路是相同的。但是，如果我们追述上海城市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这种解释其实是有一点牵强的。

上海的城墙修建在城区已经有了相当发展之后，对比城墙修建前后上海城市空间的格局变化，并没有证据说明城墙的修建禁锢了城市的发展。城墙内外的市区的确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正如Linda Cooke Johnson 所说，“城市的双重功能：行政和商业的职能也独立地反映在城市的外在形态上。官方的建筑，比如县衙门，城隍庙和新设的分巡道位于城墙以内。而于商业活动有关的设施，比如棚屋，仓库，江海关和来自于其他地方的会馆则位于城墙以外，扩展迅速的郊区。”也就是说城墙内的市区集中了更多的行政设施，而东门外的地区则主要是商业区。这种格局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是很常见的，早在20 世纪70年代，章生道等人就将其命名为中国古代城市的“双中心”格局：即城内的行政中心和城门外的商业中心。

但是，这种状况与其说是城墙修建以后导致的结果，不如说是以往城市格局的延续，只不过城墙的修建，在原有的地图上又凭空增添了一个地理标记而已。如果从整个市区（包括城内和城外的郊区）的角度看，城墙的修建并没有改变整个城市发展中东重西轻的格局。城东在城墙修建以前就是上海商业最繁华的地方。此后也是如此。Linda Cooke Johnson 在她的研究中承认，康熙年间解除海禁以后，“乾隆，嘉庆和道光前期上海的经济扩张也引起了到城市形态的发展。到了十八世纪中期，上海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城墙的范围，而且在城市的东门和黄浦江岸之间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商业郊区，其中密布着房屋和船码头。”乾隆年间的县志中也提到小东门外的地区“自海关设立，凡远近贸迁皆由吴淞江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衔，帆樯比栉。”章英华在研究中引用了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的记载，以及曹史的《宝带门至丹凤楼一带的江景图》，证明在城东门外，黄浦江沿岸的民居和商铺是如何地鳞次栉比。王韬于1849-1862年在上海居住。他的记述中多次提到上海城东的繁华：“东关外羊毛弄左右，闽粤游民群聚于此。赌馆、烟舍鳞次栉比。”

而城北，城西和城南的发展相对较为迟缓，一直到晚清仍然相当的寥落。张春华在《沪城岁时歌》中对上海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多有记载：“底事炎凉总不齐，与君呜咽话城西。如何冷竃生尘釜，好向何人诉侧凄。吾邑濒海，故俗俭也。黄浦之力，商贾主之，而土著之为商贾者不过十之二三。城东南隅人烟稠密，几于无隙地。其西北半菜圃耳，不能食力者每艰于举火。”“南门外多野桃花，乱红堕水，风景不啻武陵。……人家三五，零星杂居于此，景颇萧寂。”

由此可见，在上海城市聚落发展的几百年间，城墙的修建对于整个城市空间格局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有限的。黄浦江沿岸的繁华既没有因为城墙的修建而受到损害，城市的西北部也没有因为被划入了城墙之内而有多大的起色。Linda Cooke Johnson 在研究中将上海城墙的修建作为上海对外采取防御态度的象征，而这种态度又被他认为是上海走向衰落的一个标志：“它在上海和海洋之间建筑了一道屏障”。“到了晚明，上海成了一个完全是被防御性的城池所包围起来的城镇，它的直径只有一里多，其范围大大小于宋元时期。”这种看法我是不能认同的。因为作者并没有给出证据证明，上海的城市和近郊，尤其是在宋元时代就是商业中心的城东，在明清时期城墙修筑以后，有萎缩和衰败的迹象。相反如上文所述，明清上海城墙以外市区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这在Johnson的文章中也有不少例证。因此，他事实上在此陷入了一种概念上的混乱，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是将城墙外的郊区作为上海城市的一部分的，但是在观念上，他又不能摒弃自韦伯以来，大多数西方学者的立论：即城墙是中国城市的标志，而它们封闭的外观标志着城市的保守性，并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尽管在他文章中有足够的证据可以修正这套陈说。

简言之，那种认为城墙的修筑影响城市发展和扩展的说法是有待商榷的。就像章生道、牟复礼等人看到的那样，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很有弹性，只要有商贸和经济的需求和推动，就可以在城市外围发展出关厢，以实现城市的扩张，城乡的分界线也随之向外推移。即便因为城墙有碍交通，阻隔城厢内外，开拓城门、拓展马路、疏浚河道等等都是可以缓解、甚至解决问题的。这一点，在当时的讨论中人们也已经看到了。所以，在开始他们选择了开辟城门这样一种折中的方法。也就是说，仅仅从功能的角度出发，城墙拆与不拆，其实都在两可之间。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在功能以外去寻求上海城墙兴废的深层原因。

上海的城墙，可以说是因“夷”而建，因“夷”而拆的。前述明代潘恩为上海城墙所作的序，明确告诉我们，上海的城墙在兴建之初就被认为是华夷之防的标志。以城墙作为华、夷之别的象征物，在中国城墙的历史上有悠久的历史。在西周的强调“国”“野”对立的乡遂制度中，围墙以外的乡村居民组织就被称为“鄙”或“野”，这时候城墙内外就隐含有“化内”和“化外”的意义。尤其是东都成周的建设，除了小城和大郭的城墙以外，还在城中建造了宫门、宗庙、神社等一系列的建筑，其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中原诸侯的统治和对夷戎的征伐。因此，从那时起，城邑的城墙就与官署、坛庙、学校等等一起，成为一套制度的和文化的象征。更不用说在后来燕、赵等国的北边所修筑的长城，它们在秦朝被连缀修筑成后来中华民族的图腾，这就更是阻挡、隔绝蛮夷的标志性建筑了。北方在游牧区域和农耕区域之间的一系列边城，从汉代的“候城”“障”到明代的“九边”，到了明代中后期海上倭寇的问题日益严重以后，在沿海建筑的很多城，包括上海，都是用来抵抗胡骑或夷狄入侵的利器。这些城墙在功能和象征的意义上是统一的。但是一种东西的象征性一旦出现，就可能脱离其原始的功能而单独存在。比如内地城市的城墙，在功能上并没有象边城一样有直接面对外族的威胁，但它们同样有着华夷之别的意义。在元代蒙古统治者，曾一度禁止汉人筑城；而明代所谓“驱除鞑虏”以后，大规模建筑城池，都有一种文化的意义在其中。

回到上海城墙在近代的命运，在太平天国围城中开辟小北门时，虽然也有开与不开的分歧，但是两派的立论还没有太多地牵扯到华、洋的问题。在应保时的《上海北城障川门记》里，他称租界的人为“西人”而非“夷”，虽然是由西人提出辟门的问题，但即便是不主张开门的一方，也是因为考虑到旧有的体制，而不是华界和租界之间的竞争。这说明，此时上海的官绅还并没有太明确地意识到租界洋人的威胁。这种对城外租界势力漠然无知的态度，在Catherine Vance Yeh对上海地图的研究中有充分的表述。她认为随着华人大量进入租界，并在其中获得成功，租界日益发展，上海人对租界的认识和重视才日渐明显，他们对于旧城的危机感才逐步加深。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她同时认为，这种危机感是商业化的成功，而不是种族竞争的结果。这就需要讨论了。

如前所述，上海在城墙外围，向来有繁荣的商业区，而且其中闽粤等外地商人的数量相当大，但是这并没有引起上海士绅对上海城市定位的思考，更没有导致他们对城市发展的危机感。在有关拆城的争论中，不论是拆城派或者是保城派，他们都非常认同商业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却仍然有拆或保的分歧。甚至我们也不能将两派简单地划为洋务派或仇洋派。比如曾经领衔反对拆城的两位人士：蔡尔康和苏绍良就曾经在那次上书中说明自己并非对于洋务和西方世界和潮流一无所知。“绍良自博一衿后，即弃八股而从事于西学，亦尝随使欧洲，游历东西洋各国，综览他邦风气，并荷各大宪调赴吉林，台湾等处充当洋务差使。尔康会同西国通儒翻译各国时务书籍垂二十年，虽不敢谓于洋务深有所得，要亦自信窥见一二，于外人之一切举动意志当可得其大概。”反观第一次拆城联名上书的三十一位绅士中，同样也有没办过洋务的传统的士绅。比如在民国《上海县志》中记载顾言的事迹，他以在乡间推广植棉，兴修水利，创办学校，“事亲孝，待弟友，与人交笃于气谊”等闻名。王宗骏早年以“里居好施药饵”，“建宗祠，定祭礼，篆家谱”为务，后来才筹办团练，虽然他力主拆城，却“创办内地电灯公司以抵制租界之侵入。”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在拆城问题上，两派

提出的方案南辕北辙，但是对租界洋人扩张野心的担忧，与洋人在商业上、城市建设上争胜的心态却是一致的，这才是他们想要拆墙或保存城墙的关键。

究其实，两派的言论重点并不在旧城本身的发展如何，而是它与租界相比如何如何。只不过，面对这种竞争和威胁，拆城派否定旧有的中国传统的城市空间格局，肯定并接受了西方近代城市发展模式，认为城墙是保守、封闭的象征，是现代性的对立物。而在保城派看来，城墙仍然是可以阻挡租界入侵、以免华洋混杂的工具。事实上，这时候租界的华洋杂处早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所想籍城墙所保留的也只不过是一种主权和文化的象征而已。

因此，不可否认的，近代上海的城市化过程由于有租界的出现，呈现出一种较为特殊的形态。租界的出现和崛起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扩大了上海的城区面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上海带入了近代城市的行列；而且还在于它为中国传统城市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参照，一种奇怪的楷模：因为混杂了复杂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传统城市和他的士绅们对租界的新城既充满了仰慕又感到害怕和憎恨。而上海的老城就站在这种让人尴尬的对抗的最前沿。它的城墙早先就在华洋的军事对抗中显示出它的破落和无用，继而又成了城市竞争中首当其冲的一个象征物而被讨论。

至于上海城墙在纷纷扰扰的讨论最后，被突然强行拆除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局，我倒并不认为是将城墙作为现代性的对立物的观念的胜利。尽管这种观念，在后来现代化或西化的话语霸权中，的确成为了普遍的、甚至主流的看法。但如前文所述，至少在辛亥革命的前后几年中，还没有完全的优势。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城派的失败是权力斗争的失败。在有关拆城的第一次争论中，反对拆城的人曾经对总工程局是否能代表全体上海士绅提出异义：“窃维该局董系由地方各善堂及客籍商董中举充，并非阖邑绅民公认选举。此次议及拆城关系重大而乃不使地方人民闻之，亦不邀请阖邑士绅公议，遽请袁升宪上详，恐与地方自治章程有所未合也。”这种质疑说明，当时刚刚成立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仍然受到极大的挑战。但是到上海光复前一年，上海城厢总工程局已经经李平书之请自动改作清政府法定的地方自治权力机构：城自治公所。李平书是上海光复中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且出任了上海的民政总长。主拆一派的势力逐渐掌握上海的市政大权，并且藉由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声势，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事实上是一场角力中的胜者。

（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