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的乡镇商人与地方政局

——以莆田县涵江镇为例

郑振满

晚清至民国初期，中国传统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商人取代士绅而成为地方社会的领导阶层，是清末民初社会变革的主要趋势之一。本文拟以福建中部沿海的莆田县涵江镇为例，考察这一时期乡镇商人的社会构成、商人组织的演变过程及其与地方政局的互动关系。

一、涵江商人的社会构成

莆田县涵江镇位于兴化湾畔，是明以后兴起的港口市镇，清代与泉州的安海、漳州的石码齐名，民国时期有“小上海”之称，一度成为福建沿海的主要对外通商口岸。根据莆田县工商联蔡麟先生的考述，解放前涵江共有大小商号约七百家，经营的行业多达五十八种。不过，这些商号大多只是小本经营，当时最富有的涵江商人主要出自从事海运贸易的少数行业。民国《莆田县志》记载：

       商业最重资本。莆商号称巨擘者，豆饼商居第一位，桂圆商居第二位，布商居第三位，京果商居第四位，轮栈商居第五位。其资本，每家不过万余元，至二万元而止。有领袖商五、六家，其资本殆将七、八万，不足则贷款于钱庄。沪货由轮栈而来，代办商为之报关垫载，期以半月还款，而取其利润、佣金焉。货至涵江，各商号又分配于城市、黄石、笏石、江口、西天尾诸镇，而取其物质、赢利焉。取佣金则价之涨落归之买者，取赢利则价之涨落归之卖者……小贩定货，预缴押金，约期取货，是曰“浮水”。大商则投机于面粉、洋糖交易所，是曰“抛盘”。其性质与赌无异，而其害或过之。涵商持小数定金，凭电信往来，决其胜负。民十九、二十年，涵商失败于交易所者六、七十万，其结果影响于资本，财力愈竭矣。

如上所述，当时涵江少数实力雄厚的“领袖商”，主要从事豆饼、桂元、纱布、京果等南北土特产品的海运贸易。他们依托于当地的城乡市场，与沿海各大商埠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联系，甚至参与上海交易所的期货投机，因而需要动用大量的商业资本，其成败足以影响全局。那么，这些“领袖商”又是何许人呢？其经营方式及社会构成有何特点？兹以清末民初称霸涵江的“黄家门”商人集团为例，对此略作探讨。

“黄家门”是指聚居于涵江霞徐街的黄氏商人集团，主要由瑞裕、鼎和、大同、泉裕四大家族企业构成。这四大企业的创办人，都是来自涵江附近西天尾乡渭庄村的黄姓族人，而且四人皆为渭庄黄氏六世祖“楚能公”的孙辈，其中瑞裕与鼎和的创办人为亲兄弟，大同与泉裕的创办人为亲兄弟。

“黄家门”商人集团的创业史，大致始自于咸丰至同治年间。据说，瑞裕号的创办人邦杰，原是宁波某商号的学徒，于太平天国之乱中发了一笔横财，遂自立门户，在宁波创立了瑞裕桂元行。此后，又购置了一艘载重二千担的“瑞安号”木帆船，往返于宁波与涵江之间，专门从事两地土特产的转运贸易。同治年间，黄邦杰把瑞裕号的经营重点从宁波移至涵江，其家人也随之从渭庄迁居涵江，从而开创了霞徐“黄家门”的历史。光绪年间，邦杰与其弟邦彦相继病逝，其子侄分为乾、坤二房，而涵江及宁波的商号也随之一分为二，乾房仍以“瑞裕”为号，坤房则另立“鼎和”为号。大同与泉裕的创业史，也经历了类似过程。大同的创始人孟誉，曾为邦杰“理商务于甬江”，后得其资助而自立门户，因而后人往往把大同视为瑞裕的分号。泉裕号的创始人孟育，为孟誉之弟，因兄弟分家而从大同分出，另立泉裕字号。不过，自清末以降，“黄家门”成员虽历经分家析产，却并未因此而导致家族企业的分化，至民国后期仍维持四大家族企业并立的基本格局。

从晚清至民国年间，“黄家门”集团长期垄断涵江至宁波的兴化桂元贸易。桂元俗称“龙眼干”，由龙眼青果烘制而成，是兴化府地区的著名特产。根据民国时期的统计资料，莆田、仙游二县的桂元年产量约有十六、七万担，最少的年份也不低于八万担。这些桂元主要销往浙江、江苏等地，而涵江为主要输出口岸，宁波、上海为主要输入口岸。桂元的加工及运销过程相当复杂，其经营者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焙客”，即以自产或收购的龙眼青果烘制干果，待价而沽；二是“走水客”，即专门收购干果，并运销外地；三是“做字号”，即开设固定的桂元行，大量收购、加工及贮运桂元，再陆续向外地商号批发；四是零售商，即直接向消费者销售桂元，其中有专营者，也有代销商。 “黄家门”企业主要是“做字号”的，但有时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市场，也会兼营其他环节。在涵江“做字号”的桂元行中，“黄家门”的经营额约占三分之二，因而长期执同行业之牛耳，获利特别丰厚。关于“黄家门”企业的经营方式及市场优势，鼎和行的后裔黄祖焕先生有如下记述：

我家因经济实力雄厚，名声亦大，所以向华亭和仙游溪顶一带“二盘商”购进“干元”时，都是不用现金的。有人说，“鼎和”号购买一溪船“干元”，只用一个铜片作“定钱”就行，这句话并不是过分的。当时购买“干元”，当地的“牙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家要购买“干元”时，只由采购员带着挂筛下乡，在当地“牙人”配合下，经过过筛，看明规格和质量后，确定数量价格（因招牌老，每百元价格还比较便宜二元左右）后，登记一下，即交“牙人”集中雇溪船运至涵江……还款的日期，一般是在第二年“头牙”时，告知“牙人”前来领款，在当时已算是信誉很好了。

如上所述，“黄家门”企业由于信誉卓著，在收购桂元时可以赊欠，不用现金，俗称“空手夺枪”。这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流动资金，扩大经营规模，而且由于还款周期长，还可以利用售货款从事其他商业经营，从中赚取额外的利息和利润。此外，在运输及销售等环节，“黄家门”企业也有明显的市场优势。如云：

    各家桂元行加工焙制的“兴化桂元”，都要争着赶上“头水”。我家因加工焙制“兴化桂元”数量多，在各船务行心目中，当然是个大户，因此在吨位上是得到照顾的，也可以说是满足我家要求的。因“兴化桂元”能赶上“头水”运出，好处很多：一是旧货不多，新货上市，销路必快，价格亦高；二是因销路快，水份可以多一成左右，也不会造成霉烂；三是资金周转快……

     当时，莆仙人在宁波开设的桂元行，大小不下二十多家。其中单我大家族，除开设“瑞裕”、“南昌”两家外，“大同”和 “泉裕”两房亦开设有“东昌”和“大昌”两家……每年“头水”兴化桂元开盘时，是由我家首先唱价的，每百斤都比其他商行高一些，群众亦乐于前来购买。譬如我家开盘价每百斤为十元，其他行只能九元左右。在旧社会，“招牌”真是值千金的。

毋庸讳言，“黄家门”企业的市场优势，不仅取决于其商业信誉，更重要的则是其规模效益。“黄家门”家族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实际上也是为了确保其规模效益。这是因为，当时各桂元行为了严守商业秘密，一般都不聘用外人。因此，只有采取家族企业的经营方式，才有可能建立跨地区的商业网络，维持较大的经营规模。据黄祖焕先生回忆，鼎和号的人事安排如下：

我祖父生三子，分为福、禄、寿三房，在宁波的“南昌”和在涵江的“鼎和”桂元行，仍由三房合营……曾祖父年老时，涵江“鼎和桂元行”由我祖父负责经营，宁波“南昌桂元行”先由禄房从伯父九一孙负责，后由寿房五从伯父咏安负责经营。1912年，我祖父逝世后，涵江“鼎和桂元行”由我父亲（别号智群）负责经营。五从伯父逝世后，宁波“南昌桂元行”由寿房从叔父照麟（又名明如）负责经营……1946年，我父亲患病时，请从叔父照麟回涵协助经营，第二年我父亲逝世，即由从叔父照麟负责经营，宁波“南昌桂元行”则由从兄祖祁负责。

除了上述主要负责人之外，鼎和号的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一般也是由本家族成员担任。例如：“账房，先后有黄玉森（即四一）、黄玉辉和黄玉奎等；外账房，苏植龄；购销员，先后有黄起佛和黄玉良等；后栈，有黄祖楷、梅花、和黄凤祺等；还有检验员黄祖福、黄祖望和黄祖恒等。”在这些经营管理人员中，除外账房为外姓人之外，其余皆为鼎和派下的家族成员。这说明，“黄家门”家族企业的形成，与当时的商业经营方式密切相关。

在经营桂元行的同时，“黄家门”集团也曾经涉足其他商业领域，如创办轮船公司，开设钱庄、银行、侨汇局等，但大多无功而退，不得善终。由此可见，这种以经营土特产贸易起家的家族企业，已经难以适应更为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了。不过，由于当时涵江的商业活动仍是以土特产贸易为主，此类家族企业仍有较大的生存空间。直至民国后期，“黄家门”集团仍然雄踞涵江桂元商之首，而其他“领袖商”也无一不是家族企业。这就表明，“黄家门”集团的创业史，反映了涵江商人的一般发展趋势与社会特征。

概括而言，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涵江商人，主要是来自周边农村的本地商人，他们大多以经营土特产贸易起家，其经营之道具有明显的家族化倾向。因此，涵江商人与乡土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特别热衷于参加各种地方事务，表现了浓厚的政治兴趣。另一方面，涵江作为一个港口市镇，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商人组织历来是社区生活的主导力量，这也为涵江商人的政治追求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有利条件。

二、涵江商人组织的演变

 涵江早期的商人组织，主要是以祀神为名组成的各种同业组织。据说，涵江商人于乾隆四年始创“兴安会馆”，并为此新建了一座天后宫，俗称“新宫”。不过，当时的“兴安会馆”似乎只是若干神明会的松散联盟，而并非所有涵江商人的统一组织。根据乾隆十五年的《涵江天后宫东瓯会碑记》与乾隆十八年的《兴安会馆香灯会碑记》，当时不同行业的商人各有相对独立的祀神组织。例如，“东瓯会”由四十家“航海营生”的商人组成，共置有“祭业店房三所”，每年由八家商号负责办祭，五年一轮，周而复始；“香灯会”由二十四家“鬻贩金昌”的商人组成，共置有“祭业”店房“二坎”，每年收租钱二十六千文，分为“元、亨、利、贞”四组轮流办祭。这说明，当时涵江并无统一的商人组织，因而才有不同的会馆同时并存。

 清中叶以后，“兴安会馆”的权威得到了强化，逐渐演变为社区权力中心。嘉庆十二年，涵江十家“行商”以保护天后宫为由，联名呈请兴化知府，出示严禁附近居民开设“灰窑”。其呈词宣称：“切涵江地临海澳，为商贩货运之区。古就霞徐铺创建神宫一所……偏设斋房、会馆，延僧供奉香火，附近商民无不仰叨默庇，水陆咸赖。间逢宪驾到涵襄办公事，皆在庙内停驻，而大宪驾临，亦常诣庙进香。是以历蒙各前宪示禁，毋许匪徒骚扰，以昭诚敬。”这一时期的“兴安会馆”，可能已成为涵江商人的共同组织。道光至同治年间，“兴安会馆”广泛参与莆田各地的水利建设、赈灾活动及团练乡兵、修建庙宇等公共事务，其权威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同治九年，黄邦杰发起重修“兴安会馆”，并借机组成了“董事会”，其费用则“取于货之厘”。当时共有四十家商号照货派捐，每家各“抽钱”一千文至五百七十千文不等。这种照货派捐的集资方式，显然不同于自愿题捐，其性质类似于厘金，必须以公共权力的行使为前提。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涵江商人，已经不是自愿组合的同业组织，而是具有强制性的社区组织。光绪二年的《重修兴安会馆碑记》宣称：“莆人之商贾于吴越者率以海舶，其出纳登降皆集于涵，故其主客皆会于涵，此涵江会馆之所由设也。”在这里，“兴安会馆”俨然是莆田商界的总代表。

 光绪二十八年，涵江商人发起组织“莆田县商会”，由“黄家门”鼎和号的黄纪云出任会长。由于该商会设于涵江，长期由涵江商人把持，当地人习惯上都称之为“涵江商会”，有别于后来在县城成立的“莆田县商会”。涵江商会成立之初，据说其宗旨是“联络同业，开通商智，和协商民，调查商情，提倡改良，兴革利弊”，这似乎并未超出同业组织的职能范围。然而，由于当时并无乡镇一级的基层政权，遂使涵江商会逐渐演变为地方行政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调解商务纠纷，同时代表商民应付官厅”。不仅如此，涵江商会还通过派征捐税、建立商团、创办学校、医院、邮局等公益事业，对社区生活实行了全面的干预。这一时期涵江商会的社会职能，从首任会长黄纪云的生平业绩中可见一斑。其《墓志铭》记述：

[纪云]长涵江商会七年，为人无城府，遇事多直谈，应接不暇，措理自如。虽函柬旁舞，而笔下数千言立就，洵酬世才也……吾莆俗多械斗，得以言排解，祸立见消。乡都祈雨遭陷，为列状上剖，诬乃得释。民智之未开也，建崇实学校为合郡倡；旱年之告歉也，运镇江船米拯莆民饥。他如镇前陡门、三江石路、兴安会馆，以及萩芦、延寿、达台、柯董诸桥梁，皆赖先生得集厥事。

黄纪云的上述业绩，大多与社区性公共事务有关，因而也可以视为涵江商会的“政绩”。据说，黄纪云还曾经担任民国初年的涵江议事会议事长，但这一头衔并未载入其《墓志铭》，可见那只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衔。换句话说，涵江议事会可能形同虚设，只有涵江商会才是当时的社区权力机构。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莆田战事频繁，而涵江又地处交通要道，过往军队甚多，涵江商会的主要职责是支应各种“兵差”，防止乱兵的抢劫与骚扰。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强化了涵江商会的公共权威，使之可以相当随意派征捐税。例如，1922年开征的“维持捐”，就是涵江商会为“应付兵差及其他费用” 而派征的捐税。1925年，莆田县当局曾以“设立维持捐并没有依法立案”为由，认定其为“违法私抽的性质”，勒令停征，并对历年收支帐目实行“会算”。据当地《衡报》报道，该项收入除用于历年“军差”之外，还用于“各处保卫团开支”、“公路款”及“津贴各善举”等，官方“原告”对这些“军差之外” 的开支表示“碍难承认”，而商会代表则据理力争。此案拖延多年，其结果是以“不起诉” 结案，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有关收支项目的合法性。

二十年代后期，涵江与莆田县城之间发生了争夺“莆田县商会”的纠纷。据说，对于涵江创立“莆田县商会”之举，莆田城内的绅商历来心怀不满，但由于涵江为全县商业中心，而涵江商人又承担了大多数的商界派款，因而也就不敢挑起争端。北伐军入闽后，曾要求各地商会重新登记，并改名为“商民协会”，莆田城内绅商遂趁机发起组织全县性的“商民协会筹备会”，但未能得逞，只好改名为“城区商会”。1929年，因政府规定有七个同业公会以上者始可成立县商会，城内绅商又抢先组织了十一个同业公会，并向当局申请备案，因而直接与涵江商会发生冲突，以致相互指控。此案历经福建省府调解无效，至1930年始由南京政府裁决：“莆田县商会”设于县城，涵江可另设镇商会，但不隶属于县商会。此后，涵江商会对外号称“福建省涵江商会”，而不署县名，以示其独立性。一般认为，此事与上述的“维持捐”事件，都是导源于涵江商人与城内绅商之间的权力之争，其背景相当复杂，在此暂不赘述。

 从清末至1924年，涵江商会的历任会长都出自“黄家门”商人集团，这一时期也是涵江商会最有权势的时期。此后，由于涵江商人的内部分化及各种外部势力的渗透和打压，涵江商会大权旁落，逐渐趋于解体。1924年夏，“黄家门”成员在地方权力之争中失利，被迫让出了商会会长的宝座，由经营“船头行”的陈澍霖继任。事隔不久，“黄家门”成员以抗捐相要挟，迫使涵江商会实行改选。此次改选先按各商帮认捐的数额选出“会董”，再由“会董”推举正、副会长。其结果，共选出三十二名“会董”，其中“三黄、研究两系共得十名，五霸亦得十名，其余为豆饼、超然两系”。所谓“三黄、研究两系”，皆属“黄家门”商人集团，而“五霸”是指当时一些经营京果业、侨批业、轮船业、桂元业及报纸业的 “新派”商人。由于二者势均力敌，最终达成妥协，由“黄家门”成员担任正会长，而“五霸”系统的陈澍霖则屈居副会长，因而暂时相安无事。1929年间，涵江相继成立了二十四个同业公会，而“各同业公会亦有自定收费的制度”，遂使涵江商会的事权渐趋分化。

三十年代初期全面推行的地方党政建设，迫使涵江商人逐渐退出地方政坛，涵江商会的职权受到了严重削弱。1934年，由于涵江商团发生抢劫事件，导致商会会长黄季明被处决。此案的首犯为商团头目林铁，与黄季明未必有直接牵连，而军政当局却处之以极刑，其动机颇令人猜疑。据说，此案发生后，“县长宋仁楚接到命令，先将林铁部缴械，林被逃脱，只将黄季明解泉枪决。至于黄季明的死因，有的说是与上述几起劫案有关，有的说是由于国民党军队配款不遂引起的”。商团被缴械与黄季明之死，对涵江商会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这实际上也就是宣告了其政治使命的终结。黄季明被捕后，涵江商人曾联名为他辩解，请求保释，但却未能获准。究其根本原因，或许只能从当时南京政府力求强化国家政权的政治环境去理解。

抗战时期，涵江的商业一度畸形发展，涵江商会也被视为利薮，成为各种党派势力角逐的焦点。1940年的涵江商会改组事件，就是这种党派斗争的集中体现。试见如下记述：

一九四零年，因黄涵生与陈光第的矛盾激化，导致了涵江商会的改组。黄涵生依靠三青团的力量，并拥有桂元、百货、纱布和酱油四个同业公会的力量，欲保会长之职。陈光第则凭借自己任国民党涵江区党部书记的势力，也拥有豆饼等同业公会等的力量，欲登会长之座。从表面上看，虽然是黄与陈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也是我县三青团与县党部两派之争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是城、涵豪绅和巨商之间的一次重新的组合。

    商会系属民间团体的组织，是归国民党省、县党部和社会处、科的管辖……为了解决这场会长“宝座”的争夺战，国民党省党部派指导员林成奇来涵负责整理，对涵江商会实行改组。既然是由省、县党部负责主办的事情，会长（即理事长）的人选，当然是不肯让给三青团派的人；陈光第也因反对的人较多，所以就选择了和县党部关系较为密切的陈杰人为整理委员会负责人……对各同业公会也进行了整理，重新登记会员，确定了选举的“权数”。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整理，陈杰人又得到县长林楚飞的支持，故当选为涵江商会理事长，以其从侄陈文堂为秘书。

这种由党派操纵的商会改组，缺乏必要的民意基础，因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威。据说，陈光第落选后，随之另立山头，在涵江商会之外组成了“十一同业公会”联盟。另一后起之秀苏承祺，不久也发起组织了“七同业公会”联盟，遂使涵江商会趋于分裂，名存实亡。1945年，由于原任会长辞职，涵江商会再度改选，由陈、苏二人竞选“理事长”之职，“但因同属县党部派，以内部协商的方法进行解决：理事长一职给‘十一同业’，县参议员一职给‘七同业’。故陈光第得任涵江商会理事长，一直至解放为止”。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涵江商会，已经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因而也不可能大有作为。                          

纵观涵江商人组织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清中叶前后的兴安会馆，主要是涵江商人的同业组织，但已逐渐向社区组织演变；晚清至民国初期的涵江商会，实际上是地方行政机构，或者说是自治性的社区权力中心；自三十年代以降，涵江商会的职权受到了严重削弱，再度演变为各种同业组织的松散联盟。涵江商人组织的这一演变过程，反映了清中叶以来社会变迁的基本趋势，可以说是近代商人政治命运的真实写照。

三、涵江商人与地方政局的关系

     晚清至民国初年，由于满清专制政权的解体与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莆田地方社会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涵江商人凭借其雄厚的财力，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权力角逐，一度成为莆田政坛的主角。兹以“黄家门”集团为例，探讨涵江商人的政治追求及其对地方政局的影响。

     “黄家门”的第一代创业者，早年都受过儒学教育，致富后也不乏政治热情。据说，瑞裕号的黄邦杰曾于宁波捐纳“职衔”，回乡后又因热心地方公益，被推举为“孝廉公正”。大同号的黄孟誉，“始既以助饷受同知衔”，嗣又“以文生官游府，晋封武阶三品”。当时正值地方多事之秋，地方士绅深感独力难支，对“黄家门”商人也寄以厚望。光绪二十九年，莆田落职御史江春霖在为黄孟誉祝寿时说：“先生居于乡而赢其财，而又承乡里多故之后，当上下交困之际，南北水利久废而不修，中西学堂有名而无实，舍人所不肯舍，为人所不能为，任举一节，皆堪千古。矧夫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有不声施后世者乎？”由此可见，在晚清莆田地方社会中，涵江商人的地位举足轻重。

“黄家门”的第二代成员，已经开始追求科举功名，或是经由捐纳而走上仕途。例如，黄邦杰四子纪星与孟誉长子照阁皆为秀才，而邦杰长子纪元及孟育长子纪云、三子纪年皆由捐纳入仕。然而，在晚清政治大变局中，“黄家门”成员大多走上了反清的道路。瑞裕号的黄纪星及其侄黄缃，为莆田辛亥革命的主要发起人与领导者。据说，黄纪星在考上秀才之后，即已无心进取，曾在大街上用长衫换烧饼，公然表示对科举功名的鄙视，还积极赞助诸侄的反清活动。1909年，福建省筹设咨议局，他被推举为莆田县两名省议员之一。1911年9月，莆田成立同盟会分部，他被推举为负责人。辛亥革命爆发后，莆田人心涌动，即由黄纪星出面开会演讲，安抚民心，并主持“筹议一切善后事宜”。辛亥革命期间成立的“莆田治安事务所”，一度由知府佘文藻任挂名“所长”，而黄纪星为“总务长”，直接负责维持社会治安。

黄缃为纪星长兄之子，原为莆田最早的新式学校“兴郡崇实中学堂”的学生，思想急进，曾蓄发以示反清立场。1904年初，黄缃与同学创办宣传革命思想的“醒社”，为当局所猜忌，旋去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前夕，黄缃留学归来，与其叔纪星等捐资创办“兴郡师范简易科”，又独资创办“义务小学堂”，自任“堂长”。在此期间，他与莆田新军中的哥老会首领秘密结盟，并游说兴化知府韩方朴，策划反清起义。省城举事后，黄缃募集乡兵数百人进城响应，并协助纪星等组成“莆田治安事务所”，主持“兴化府临时劝助粮饷总局”，以支持新政府。

此外，黄缃之兄黄绶，也曾经积极参加反清活动。黄绶原是秀才，而偏爱新学，于光绪年间到上海创办“达文编译社”，刊行中外新书，不久即被当局查禁。为了免遭迫害，黄绶捐纳了知府头衔，又与上海等地的福建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1904年，福州同盟会员郑权、林斯琛等被清政府通缉，逃至涵江，与黄绶、纪星等秘密接头，并获得资助。辛亥革命期间，黄绶任职江西巡道署，参与策动起义，光复后“绾建昌、南城府、县两印，并充税长”。据说，他在江西期间政绩颇佳，“郡绅胪其德政，勒之于石”，但他却不安于位，不久即辞官回乡。

辛亥革命后，由于政局混乱，老一辈的“黄家门”成员相继退出政坛，或经商，或办学。不过，年轻一代仍然热衷于政治活动，继续活跃于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如黄纪星次子东麟（字弼夫），为莆田民军首领之一，当地民间称其为“土匪头”，解放后受聘为文史馆员。他对其早年经历有如下记述：

满清既倒，总理出国，同志们跟着解散回乡。当时，我在家中我父黄纪星（号恢唐）独资设立的蚕桑传习所里学习养蚕、缫丝和铁机纺织技术。一九一三年冬，林师肇同志来招同往南洋，观察当地华侨生活的情况，落脚在新加坡，开爿小商店为侨居所在，利用经营生意，接触各阶层……我们在这有利条件下，就发起组织莆仙联合会馆——兴安会馆，作暗地里统一活动的掩蔽机关。

不久（一九一五年），传来袁世凯叛国改元称帝消息，孙总理自欧陆紧急通电，号召国人团结讨逆，并亲来南岛指示机宜，响应祖国一致行动，指派林师肇充英、荷属筹饷特派员……我当时则被派充闽省代表，回乡做讨袁活动。

袁世凯跨台后，黄东麟又回星岛，以经营侨汇为名从事秘密活动。1922年，经“请示总理，收盘回国活动”。他先到广州求见许崇智，受委派回闽组织民军，抗击北洋军阀。关于他在莆田组织民军的过程，对于了解民国初年的地方政局颇有助益，兹摘引如下：

我赶回[闽南民军]师部，要得一张东路讨贼军第一师的游击第一支队长委任令，潜在莆仙交界的莆辖东沙村（边海和仙辖朱寨村毗连，同一条街，就中立分界碑）的金沙宫，召集四邻乡人士，密议聚义……两村俱是上万人口，东沙一姓蔡，朱寨一姓朱，平时操出海捕鱼和航海，常川江浙、烟台以及厦、汕等地口岸营运经商。帆船号数，两村各拥有六百数十艘，每船上都备有护航的枪械十数杆不等。我就为它有此良好条件，挽涵江吴辉如介绍，前往找寻东沙人高第海关关长蔡锦堂，密议起义驱敌……经几晚上的动员，得他赞助号召，委出第一营蔡海岩（东沙房蔡锦堂之子）、二营邱人杰（莆华亭人）、三营蔡翼谋（东沙二房人）、补充营陈石坚（平海城人）。不三月，诸营各带所部来金沙宫集合……合计常短枪有七百九十三杆。这些武装队伍，只在几阅月里就集合得这么可观，足见当时人民受着反动派统治的摧残迫害，达于忍无可忍、找无出路的地步。

上述资料表明，当时莆田民间处于半军事化状态，北洋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相当有限。在此情况下，组织民军也就成为控制地方政局的有效途径。不过，由于莆田民军的社会构成极为复杂，黄东麟因屡受排挤而意志消沉，以致吸食雅片成瘾，逐渐失去了对所部民军的支配权。北伐军入闽后，莆田民军接受改编，随即移师北上，而黄东麟则中途脱逃，充当大土匪郭楼古的“军师”，因而被视为“土匪头”。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涵江商人承担了莆田县的大多数“军差”及其他临时派款，这就使涵江商会颇有权势。因此，“黄家门”成员亦可利用涵江商会，操纵地方政局。1922年，黄缃因协助北洋军阀筹款有功，被福建军务会办王永泉委任为莆田县长。此事颇有戏剧性，集中反映了“黄家门”成员的政治经验与权势。试见以下记述：

黄缃受知于王永泉，实缘为王筹划财政……当时王派杨化昭一旅入莆，驻涵江，军饷无着，杨屡电省催汇，久无消息。某晚，黄绶在家设宴，请杨及张振华、郭寅皋（徐树铮的参谋）等。席间……[杨]请缃设法向商会借款一、二千元，暂维军食。缃当场表示不赞成，说：“向商家要钱，固然可以，但杯水车薪，此后何以为继？”杨默然。张振华机警，听到黄缃说得有因，暗拉缃到密室，请教他何处有钱？如何拿法？缃直截了当地说：“盐余款，李厚基每月提十万元、厦门臧志平提五万元，王会办……今日主持闽政，可效法李，向前下场提款，不怕英人（时盐款被英人监督）不答应，只看你们有无胆？款子存银行，举手可得。”张闻言大喜，回去密电王说明，王复电嘱张如法炮制，派员往前下场。起初，英人副税务司抗拒，经据理交涉……英人语塞，只好照旧签出。

此举不仅解决了涵江驻军的军饷问题，而且为王永泉开辟了一大财源。王喜出望外，“即委以福建军务会办公署的参议员，为将来升任财政厅长的阶梯”，但黄缃却不愿外出为官，故又改任莆田县长。

黄缃就任县长后，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涵江商人的改革，与当地豪绅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他首先实行田赋征收制度的改革，把原来的“跨年度预征”改为按原额加征，并按田亩派征“善后捐”，以应付过境军队的勒索与骚扰。这实际上是把原来主要由涵江商人承担的“军差”向全县摊派，因而引起了莆田各地“豪绅、地霸”的强烈不满。其次，黄缃把原来由城内绅士包揽的“莆田北路总牙”，改为由涵江商会承办。该“总牙”设于涵江，其牙捐收入按惯例以“三、三、四制”分配，即四成归官府，三成归承办人，另三成用于资助地方教育。在此之前，因涵江未有公立学校，资助教育的“牙捐”皆由城内绅士支配。为此，涵江商会在争得“总牙”的承办权之后，又趁势成立了“公立涵江中学”，以截留有关经费，使城内绅士不得染指其间。更为重要的是，黄缃在任期间，把原设于莆田县署的司法机构“地方承审厅”移设涵江。此举的动因，据说是由于莆田县署“办公地点不敷”，而实际上是为了摆脱城内讼师及豪绅对司法系统的控制。这是因为，“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在县知事之下设司法承审员以及其后的地方厅（法院），但过去把制公堂的‘制堂虎’、讼棍、以及豪绅等残存势力，仍然以种种卑劣手段‘控制公堂’、‘包揽词讼’，从中欺诈诉讼双方，使法院各项工作窒碍难行”。因此，主管官员“早已认为有迁地为良的必要”，而涵江商民更是极力争取。此事曾引发城、涵之间的长期讼争，试见如下记述：

    涵江为县经济、商业中心，久受城区官绅欺压的涵江市民，想在政治上、经济上改变过去的状态，所以积极欢迎法院迁涵。城区方面，主要以那些制堂、衙蛊为代表，竭力反对法院迁涵。于是城、涵双方展开了一场争取法院设址的官司。城方以司法与行政（县政府）必须同在一处为合理，举出全国大部分地区为例；涵江则以法院应设在经济、商业中心的地区为适宜，举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而不在省会镇江为理由以反驳。官司闹到南京司法行政部，部派秘书莆人吴某来莆勘看。无如法院和全部执行业务的律师，则早已坚决主张迁涵，加上涵江的一些商绅，向法院表示全部负责法院迁移、修缮、设备等费的筹集，事才决定。

莆田地方厅迁往涵江的费用，最初是由涵江商会从“维持捐”中统筹解决，1925年停征“维持捐”后，改为由豆饼、桂元二行业专门抽取“地方厅捐”，故亦称“豆饼捐”和“桂元捐”。当时每年约由涵江输入豆饼一百二十万块，“每饼拟抽大洋一尖为厅费”；每年约从涵江输出桂元四万件左右，“每件拟抽大洋二角为厅费”；二项合计，每年共征收“地方厅捐” 二万元左右。此后，经省府核准，此项收入成为莆田地方法院的主要经费来源，而涵江商人也专门设立“厅董”以维持其正常运作。

 1924年，由于王永泉被粤军驱逐出闽，黄缃失去了政治后台，无力与莆田城内的豪绅势力相抗衡，终于被迫下台。为了逃避城内豪绅的报复，黄缃与其兄黄绶、侄黄维扬等一度迁居上海、宁波等地，而其堂弟黄鼎不久也被迫辞去涵江商会会长之职。在黄缃失势之后，城内豪绅相继挑起了清算“维持捐”及争夺“莆田县商会”等事端，试图趁机涉足涵江商界，压制涵江商人的政治势力。这一时期的涵江商会，开始陷入派系之争，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权势。自三十年代以降，旧式的豪绅演变为新型的政客，涵江商会日益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因而也就不再具有政治影响力。

 晚清至民国初年的“黄家门”集团，可以视为涵江商人的政治代表。他们对政治权势的执着追求，实际上上也反映了全体涵江商人的政治利益。笔者认为，与流寓外地或侨居城市的商人相比，涵江商人无疑更富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这就使之具有本能的政治冲动。但也正因为如此，涵江商人背负了更为沉重的历史包袱，以致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也许就是此类“在乡商人”历史宿命。

（原载郑振满著《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