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噶当派源流及其历史特征研究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刘秧

提要：作为藏传佛教范畴一个新兴的宗教派别，20世纪90年代一经建立，新噶当派的发展势头高涨，至今在海外拥有十多万信徒。新噶当派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宗教背景。在追溯新噶当派的历史渊源和教义思想的基础上，本文就新噶当派的历史发展特点及其在西方兴起的原因进行论述。

主题词：噶当派；格鲁派；新噶当派；格桑嘉措

作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宗教教派，新噶当派的发展势头迅猛，在格西格桑嘉措的领导下，以英国为中心，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海外拥有十多万的信徒和众多的禅修中心，成为继格鲁、萨迦、宁玛、噶举之后另一个受西方民众崇信的新宠。任何一个宗教教派的兴起都需要适合当地人信仰的宗教教义，格桑嘉措提出的“纯洁佛教”思想就迎合了西方人的精神需求，这也是新噶当派能在西方稳定发展的原因。追溯新噶当派的历史，其思想建立在噶当派和格鲁派基础之上，属于格鲁派的支系，提倡纯正西藏佛教，而看一个教派是否纯正，首先要看它的见、修、行是否正确。阿底峡和宗喀巴重视“经律论”和“戒定慧”，因而他们创建的西藏佛教被视作是纯正的西藏佛教。近现代以来，格桑嘉措认为格鲁派的发展背离了纯正佛法，教义中掺杂了其他教派思想，并且宗教中混合了政治，更多关注世俗纷争。因此，格桑嘉措为了纯正佛法，发扬佛教在现世社会的积极作用，努力适应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习惯，坚持“纯教派”思想，主张宗喀巴的教义，提倡宗教与政治分离。新噶当派的这一思想迎合了西方人的精神需求，赢得了大批西方信众的支持。

一、新噶当派的历史渊源

20世纪90年代，认为藏传佛教各教派都已异化成为异端邪说的格桑嘉措在英国创了一个全球性的佛教团体以回归到纯净的格鲁派传统，新噶当派即肇始于此。由于主张纯洁黄教思想，新噶当派也被认为是藏传佛教黄教原教旨主义教派。作为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宗教教派，新噶当派发展势头迅猛，影响力也不断扩大，现今已有十多万信徒分布于欧美国家、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等国。追溯新噶当派的历史渊源，其经历了从噶当派到格鲁派，再到新噶当派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宗教教义思想和仪轨也在不同层面上受到以上两个教派思想的影响。

1、阿底峡与噶当派的建立

噶当派兴起于11世纪中期，时值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当时，“上路弘传”的阿里地区的佛教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卫藏地区和山南也修复和新建了许多寺庙。各地统治者认识到宣传佛教思想和资助佛教徒的活动对于维持自己的剥削秩序有利，而且一大批失去尊贵地位的王室后裔需要另寻出路。因此，在各地方统治势力的支持下，藏传佛教出现了数十种大大小小的教派，主要有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等。噶当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阿里地区的统治者意希沃致力于发展佛教，不但专门培养僧人，并且从印度延请了不少当地的高僧大德进行传法交流和组织译经等活动。1040年，在阿里古格王意希沃的邀请下，59岁的阿底峡（982—1054年）赴后藏阿里地区传授灌顶和教授佛法，之后又赴前藏讲经说法，一直到1054年死于聂唐。阿底峡对噶当派的创建，甚至于对后来格鲁派的建立都有重要的影响。噶当派这一名称，是以该教派传授教法的特征命名的。噶，藏语里译为言教，指佛教的一切显密经纶；当，译为教授；噶当合起来，意思是把佛的一切言教都看作是对于僧徒的行为和修持的指示、指导。阿底峡撰写的《菩提道炬论》和提出的“噶当六论”成为噶当派和格鲁派一切见、行、修道次第的主要依据。噶当派调整了显密关系，在注重修习经典的基础上，进行修法实践，主张修法应坚持“先显后密”的修行次第。强调密宗要传给经过考验的少数有“根器”的人，禁止广传密宗。并且主张显密二宗不应当相互攻击，应互为补充。“噶当六论”也注意传承学习，偏重实际修行，因而他们更为重视有实修经验的本派师长从其修持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东西。噶当派在修习密宗方面也奉行由浅入深的瑜伽密，反对当时社会上修密法乱搞男女关系的做法，因此，噶当派的显密教法也被认为是比较“纯洁”的佛法。

噶当派的教义以宣讲“三士道”为主，“三士道”是阿底峡在《菩提道灯论》中提出来的，以简短的两千余字揭示学佛之人的修习内容及阶段。书中将学佛之人分为三类：第一类被称为“下士”，这类人不求解脱所谓世间苦，只求今生今世的快乐，佛教中将这类人称之为人天乘；第二类被称为“中士”，这类人只追求解脱个人生死轮回之苦，而没有普度众生的思想，佛教中将此类人称之为小乘；第三类被称为“上士”，这类人不仅要求解脱自己，而且愿意普度众生，佛教中将此类人称之为大乘。“三士道”也强调师长的重要性，认为学佛之人应当在上师的指导下，身体力行去进行修行，并以师教为前提，免得误入歧途。

2、宗喀巴改革与格鲁派的兴起

格鲁派的兴起正处于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政治上，14世纪中期元朝衰落，萨迦派与噶举派矛盾加剧。经济上，实行“谿卡”制度，即封建庄园制度。封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还形成了一个势力集团。社会层面，11世纪到14世纪，西藏佛教几大教派依托封建主势力使僧人的地位和权力达到了顶峰，政教合一制度逐渐成形。一些上层僧人直接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活动，他们享有特权，免税免差，积聚财富，追逐利禄；有的还饮酒作乐，蹂躏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不法。各教派戒律废弛，僧人腐化，占统治地位的教派逐渐丧失了宗教的号召力和帮助封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功能。法尊法师也对这一时期僧人状况做了如下概说：“讲论的多半没有切实的行持，其修行的又多半盲无闻慧。学显教的，则专务大乘无羁之行。乐密法的，尤以躐等为能事。净戒律仪，弃如糠稗，僧伽羯摩，全无见闻。”

在这样的背景下，宗喀巴（1357年—1419年）为了重振噶当的教义，纯洁佛教戒律，提出了“宗教改革”。在所用的方法上，如藏学家王森先生总结的，“依据佛教经典、提倡遵守佛教戒律、阐扬显密关系、规定学佛次第，以及据此而制定的僧人的生活准则、寺院的组织体制、僧人的学经程序、是非标准等等。”在教义方面，格鲁派是宗喀巴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创建的，继承了阿底峡所传龙树的中观思想，主张缘起性空，并吸收了萨迦、噶举等派的思想和修法传承而形成的一种完整的体系。在显密修学方面，和噶当派一样都注重显密兼修和先显后密的学佛次第，显宗以噶当派教义为基础，密宗兼具有萨迦、噶举和其他教派的教法，并提出“三藏未可偏废，三学必须全修”。宗喀巴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在宗喀巴的《菩提道炬论》基础之上写成的，也成为格鲁派教义的根本典籍。书中他强调严格遵循修行次第，由浅入深，由显入密，并且要显密结合，注重修行次第和修行方法。书中也主张将学佛之人分为“三士道”，即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三个等级。

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的寺院逐渐并入格鲁派寺院。格鲁派的教义主要建立在噶当派基础之上，格鲁派也被称为“新噶当派”。宗喀巴的宗教改革，为之后几百年格鲁派在藏区的绝对地位奠定了基础。明朝后期，格鲁派接力噶举派，并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崛起，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中实力最强的一派。清朝政府承元、明制，对西藏地方推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形成了四大活佛转世系统，认可达赖的地位，“自此一切政教之重任皆由达赖喇嘛办理”，达赖喇嘛成为噶厦政府的最高领导者，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在之后的200多年中，这一制度也不断完善，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前才被废除。

二、新噶当派在英国的建立及发展

新噶当派在英国的创建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大批藏人流亡境外，一部先后流散到欧美国家，他们为了维持在异国的生计，纷纷在国外建寺传法，传播藏传佛教。佛教在英国的发展是缓慢而稳定的，早在17世纪就有欧洲人热衷于佛教的传播，葡萄牙人安东尼奥成为西方人进入西藏的第一人，并在古格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20世纪50年代佛教开始大范围的在欧洲传播，莲花生大师预言的“当铁鸟在空中飞行（即天空中有飞机飞行），铁马在地上奔驰（火车和汽车）的时候，就是佛教密法兴盛并且弘传全世界的时候”成真，藏传佛教开始在全世界弘传。

1、新噶当派在英国的建立

英国以国教圣公会为国教，但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锡克教等也有一定的信众。19世纪末叶已经有一些欧洲人热心于佛教的传播，他们讲经说法，创办刊物，一些佛教寺院也相继建立。最开始佛教在英国的传播主要是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1954年欧洲第一座南传上座部佛寺伦敦佛教精舍创建。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主要是由来自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僧侣推动的，他们迎合西方人的文化，以西方人易于接受的方法进行传教、弘扬佛法。加之南传上座部佛教以其思辨的理性和实用的层次迎合了某些英国人的心理需求，因此吸引了许多英国人。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也为以后佛教在英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在西方社会中赢得了广大信众的支持。藏传佛教在英国的发展较晚，20世纪60年代可谓是英国佛教史上的分界线，在这之前的英国，包括整个欧洲地区几乎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天下。60年代以后，达赖叛逃至印度，在其鼓动下裹挟了约六万多藏人流亡世界各国，至今已经有大约17万藏人分散于世界各地，藏传佛教也在外逃藏人多年的传播中得以在欧美各国发展。

第一个在英国建立藏传佛教中心的是噶玛噶举派，1967年，邱阳创巴仁波切（Chogyam Trungpa Rinpoche）和阿贡仁波切（Akong Rinpoche）在英国苏格兰邓弗里斯郡建立了桑耶林西藏佛教坐禅中心（Samye Ling Tibetan Centre）。这是藏传佛教在西方建立的第一个中心。直到20世纪90年代新噶当派建立之前，噶举派佛教中心一直是英国占主导地位的西藏宗教。1976年耶喜喇嘛(Thubten Yeshe)和梭巴仁波切（Zopa Rinpoche）在英国建立了格鲁派第一个学习和禅修中心文殊菩萨研究院（Manjushri Instititute），成为格鲁派在西方最大的佛教网络组织。20世纪90年代，新噶当派迅速扩张，如今在英国藏传佛教各教派中占主导地位（在所有的格鲁派佛学中心中占96.3%，在所有西藏佛学中心中占76.2%）。宁玛派在英国的发展具有很大的起伏和波动，1981年有6个佛教中心，到1991年只有3个，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2000年有16个中心。萨迦派的学校在英国所有藏传佛教教派中的影响力最小，在2005年仍然只有5个佛教中心。因此，60年代到90年代以前，是藏传佛教各派在西方发展的鼎盛时期，90年代新噶当派建立以后僧众和信徒数量猛增，各禅修中心也相继在世界各国建立，并超过其他教派的影响力，成为在英国最大的佛教团体。

2、格桑嘉措与新噶当派的建立

格西·格桑嘉措（Geshe Kelsang Gyatso），又称格西格桑，1931年生于西藏日喀则地区，六岁出家成为格鲁派僧人。师从三世赤江活佛，并在喜马拉雅山区苦修十八年。1959年随达赖流亡印度，是印度流亡藏人寺庙色拉寺的喇嘛。1977年赴英国坎布里亚郡讲经，随后在英国传法建寺，成为“新噶当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由于其学识渊博并获格鲁派高级格西学位，被弟子们尊称为“格西拉”。上世纪90年代，格桑嘉措因领导“新噶当派”与达赖集团因多吉秀丹神之争而声名鹊起。近十年来，转而钻研佛学，不问政治，主要精力集中于讲经传法，拓展禅修中心实力，与达赖集团各行其道。

1977年，格桑嘉措应邀到英国坎布里亚郡讲经，发现当地的人文和政治气候很适应他提倡的教义的发展，便着手建立新噶当派。他一方面广收门徒，一方面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了20多本有关佛教的书，其中两本还成为了畅销书。格桑嘉措在欧洲及东南亚赢得了“现代佛学大师”的称誉。他的追随者认为，他是第一位致力于在西方推广藏传佛教的有识之士，能帮助人们解决在西方社会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他是继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之后的第三个在世佛陀。

格桑嘉措新噶当派的建立是在大乘佛教传统保存基金会（Found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ahayana Tradition，FPMT）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乘佛教传统保存基金会是在西方建立时间最长也是最大的宣传藏传佛教格鲁派教义的中心。大乘佛教传统保存基金会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65 年，该基金会的创建者是耶喜喇嘛（Lama Thubten Yeshe）和梭巴仁波切（Thubten Zopa Rinpoche）。1975年，耶喜喇嘛正式创建了大乘佛教传统保存基金会。到了70年代晚期，大乘佛教传统保存基金会已经由一个松散而分散的团体而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理事会讨论发展方向和政策，行政总部执行喇嘛们提出的建议，以及指导与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的组织。1976年，文殊师利佛学院(Manjushri Institute )作为一个慈善组织成立，耶喜喇嘛作为其精神指导。1977年，该机构有了自己的常住导师，即格西格桑嘉措。

70年代末，耶喜喇嘛和格桑嘉措的矛盾激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两者对藏传佛教在西方的适应及发展问题上存在歧义。格桑嘉措决定在约克郡下成立一个独立的佛教中心，而耶喜喇嘛则主张在大乘佛教传统保存基金会下成立佛教中心。耶喜喇嘛和大乘佛教传统保存基金委员会都反对格桑嘉措的想法，他们认为格桑嘉措这样做会使基金会分裂，带来潜在的不和谐。第二，两者对藏传佛教教派教义思想方面持不同看法。耶喜喇嘛和格桑嘉措在“包容主义”（inclusive）和“排他主义”（exclusive）持两种不同的思想态度。这两种态度在格鲁派内部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耶喜喇嘛对藏传佛教持“包容主义”的态度，他不仅遵循格鲁派的传承，也接受宁玛、萨迦及噶举派的教义。耶喜喇嘛从来不鼓励废除宗教分歧，并且严格遵守宗喀巴思想，他包容性的思想比排他的多。格桑嘉措的思想则更倾向于“排他主义”。格桑嘉措希望回到宗喀巴时期纯净的格鲁派教法，并主张保存释迦牟尼的教诲，让它适用于现代社会。格桑嘉措批判耶喜喇嘛和FPMT，认为他们是对佛法的“纯洁”思想的摧毁。他认为，耶喜喇嘛建立的FPMT“使佛法中混合了政治”（mixed the Dharma with politics），进而摧毁了佛法。格桑嘉措表示，使用噶当派这个名字就是为了提醒人们践行纯洁佛法。后来，他为了区分格鲁派和新噶当派之间的关系，在新噶当派的手册上明确表示“新噶当派的这个‘新’字并不是用来说明它是新建立的，而是用一种形式和方式呈现一种适合现代社会条件和需要的新的佛法。此外，通过使用“噶当派”，格桑嘉措是为了鼓励他的弟子要遵循噶当派格西们教授的教法的简单性和纯洁性。”“纯洁”这一概念就成为定义格桑嘉措在英国发展新噶当派佛教的特点。

1984年耶喜喇嘛去世，格桑嘉措和耶喜喇嘛关于佛学院的争执告一段落。1991年，佛学院终于独立于FPMT，并且在一年内拥有一个新的名字，即文殊菩萨大乘佛教中心（Manjushri Mahayana Buddhist Centre），格桑嘉措宣布新噶当派建立。新噶当派的佛学中心以“实现对纯佛法的无比虔诚”为宗旨，在格桑嘉措思想的指导下，新噶当派自90年代起在西方迅速崛起。

3、新噶当派的发展

新噶当派自1991年格桑嘉措正式创建以来，其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信众几乎全部为西方国家的洋教徒，现如今已发展成为英国最大的佛教组织。目前有成员3000千余人，在英国有200个中心，另有50余个中心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和欧洲许多国家，信徒10余万人。格桑嘉措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扩大新噶当派在西方的认同与影响：

第一，广建传法中心，扩大教派影响力。作为“新噶当派”以及“国际噶当派佛教联盟”的创始人，格桑嘉措在世界各地建立了1100多个佛法禅修中心及小组，并亲自培训了一批教授现代佛法的老师。“新噶当派传承—国际噶当派佛教联盟”（New Kadampa Tradition – International Kadampa Buddhist Union，简称NKT-IKBU）成立的宗旨就是要以最适合当今世界和现代生活形态的方式，来保存及推广佛陀的教法。以英国为依托，欧洲为重点，目前势力范围已拓展至东南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均建立了佛教中心。特别是1991年以来，该派迅速膨胀，已发展成为英国最大的佛教组织。此外，该派还有“多吉秀丹神信仰和支持者协会”、“信仰多吉秀丹神慈善宗教协会”等外围组织，活动能量较大。新噶当派的目的就是要在英国的主要城镇建立中心，使新噶当派成为在西方最大的佛教组织的保护伞。”

第二，建立“国际寺庙计划”（International Temple Project），建立寺庙分支机构。格桑嘉措认为，“寺庙是利他有情众生的最好方式之一，也是服务公众的最佳形式之一”。该计划的宗旨是“在全世界各大城市兴建噶当佛寺”，目的是“将新噶当派传承的佛教信仰介绍给大众，并且透过公益活动展现佛教的修行方式”。 新噶当派在英国本土大约有200个佛事中心，其中21个为常设佛事中心，另外大约有50个佛事中心分别设在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和欧洲各地。在英国的21个常设佛事中心里，有近400名常驻信徒。在过去的几年里，新噶当派的佛事中心数量扩大了两倍。

第三，定期召开法会，吸收西方信众。自新噶当派成立，格桑嘉措在全世界公开传法数千次。目前，英国大本营的“文殊禅修中心”（Manjushri Meditation Center）每年定期举行三次大法会，即5月的春季法会、7月的夏季法会和10月的秋季法会。其中，春夏两季法会一般在英国本土举行，秋季法会规模更大，影响更广。2012年的秋季法会在西班牙举行，2013年的“国际秋季法会”定于10月25日—31日在葡萄牙举行。 格桑嘉措通过这些法会，一方面讲经说法，传播他的纯教派思想。格桑嘉措指责达赖背离了宗喀巴主张的黄教教义，掺杂了其他教派思想，政教不分，破坏了黄教的正统。他还认为，由于中国的侵占，西藏的佛教已经灭绝，正如佛教在印度已经消亡一样，佛教的希望在西方。而他本人和新噶当派成员则掌握着一个有2500年历史的宗教的命运。另一方面，通过讲经说法收取布施，这也是支持新噶当派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据英国慈善部门的记录，1993年，巴什中心获得赠款323，644英镑，哈尔中心为337，400英镑，1994年，坎布里亚郡的中心纯收入高达3，171，119英镑。

新噶当派主要通过常设立佛事中心来带动分支中心的发展和扩大，从基层社区来发展信徒，包括在居民社区里或是在某个信徒家里设立分支中心，或是租用一个大厅作为活动场所，进行佛事讨论或举行佛事活动，一旦分支中心的规模扩展到一定程度，就购买此房产，并建立常设佛事中心。资金的来源方面，一方面除了法事活动的收入和部分信徒的捐款，另一方面还通过自营获得收入。新噶当派除了建立“国际寺庙计划”，还在一些居住中心里设有咖啡馆，2005年新噶当派第一家世界和平宾馆——噶当派宾馆开业，该宾馆建立在西班牙南部，是一家不吸烟、无酒精的酒店。第二家噶当派酒店设在了意大利。

三、新噶当派兴起的原因及社会影响

     新噶当派作为一个新兴的教派，自20世纪90年代创建以来迅速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建有其传法中心，并得到了广大西方僧众的支持，是有其社会文化和宗教政治原因的：

一方面，从社会文化层面上讲，藏传佛教佛教在英国成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会的权威在英国的下降。随着现代社会理性、科学、史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破坏了基督教在英国和欧洲的地位，降低了基督徒信众的虔诚度，从而促进了欧洲人的醒悟，并转而投向其他理智的和精神的宗教。佛教最近几年吸引了那么多西方人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西方的宗教是有神论的，而佛教传统是与神无关，甚至是一个超越有神论及无神论的宗教。佛教与基督教的认知不同，它是非有神论、非教条以及强调精神自主高于信仰的。格桑嘉措建立的新噶当派传承了藏传佛教清心寡欲，知足常乐，万事随缘的人生观，对物质世界高度发达，而精神生活却十分贫乏，心神浮躁的西方人而言是一副有效的治愈心灵空虚的良药。格桑嘉措主张“纯洁”教派思想，拒绝宗教与政治勾联，崇简朴生活，并且以慈善团体的身份出现，“新噶当派传承—国际噶当派佛教联盟”以“发展智慧、培养善心和保持平静的心”为目的，迎合了广大西方人的精神需求。

其次，西方人的猎奇心理也是新噶当派受追捧的重要原因。西方国家兴起的“香格里拉情结”将西藏描述成“能够拯救这个愤世嫉俗、物欲横流的西方，是不断滑向毁灭的西方文明的万能解药，只有西藏可以修复西方的精神家园……”。而流亡藏人大面积出走的1950-1960年正值西方社会不满现状、反现代的浪潮。学生运动席卷整个西方社会，他们推行反文化的自由运动和民权运动，开始关心第三世界及原始居民这样的封闭群体。对新噶当派这一源于西藏的新兴教派展现了它自身的魅力，赢得了西方民众的支持。新噶当派主张政教分离，纯洁西藏宗教，给西方人一种新奇感和神圣性，迎合了西方人的西藏“香格里拉情结”猎奇心理，加之达赖集团也将西藏历史按照西方人的“香格里拉形象”进行宣传，与西方社会的神秘崇拜和向往心里一拍而合，而得到了西方信众对该教派的崇信。

另一方面，从宗教政治层面上讲，多吉秀丹护法神之争扩大了新噶当派在国际上的影响力。1978年初，达赖在公开讲话中首次出言反对信仰多吉秀丹神，并称信仰多吉秀丹对达赖身体不利，对西藏“独立”事业有害。而多吉秀丹信徒则称达赖禁奉多吉秀丹神是“否定在印藏人宗教信仰自由的禁令，破坏了最基本的人权，谴责达赖是‘残忍的独裁者’和‘宗教自由的压迫者’”。一方面达赖宣称信奉多吉秀丹神就不得再信奉达赖，出现捣毁神像，殴打信奉僧人等现象；另一方面多吉秀丹神信仰者因不满而在国际上游行示威，打着“达赖喇嘛是骗子”、“停止宗教迫害”等横幅抗议，声势浩大。90年代末，新噶当派和达赖喇嘛因多吉秀丹神信仰之争在国际上影响很大，西方众多新闻媒体趁机大肆报道和渲染。事实上扩大了新噶当派的影响，壮大了其实力。

四、总结

综上，新噶当派作为一个新兴宗教派别，从历史传承来看，经历了噶当派到格鲁派再到新噶当派的过程。不同的是，新噶当派发源在中国境内，却生长在国外的土壤中。它继承了阿底峡和宗喀巴提倡的教义思想，为了适应西方宗教文化习惯而进行改良，使之更贴合西方人的信仰习惯，从而博得了众多信众的信赖。因此，新噶当派的兴起，从历史上来看，由于其噶当派没有形成一个权力中心而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被扫入历史的尘埃。现实中，新噶当派在西方的创建，一方面必须要有能吸引信众的宗教教义，新噶当派作为一个舶来品为了与西方本土宗教争夺空间和市场，需要有吸引西方信众的“闪光点”，这个“闪光点”就是格桑嘉措宣扬的纯黄教思想，迎合了西方人的猎奇心理；另一方面，新噶当派经过格桑嘉措对其教义的定位，适应了西方人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政治环境，并适时利用与达赖喇嘛的护法神之争，扩大了其影响力，将一个松散的组织因护法神之争团结到了一起，为新噶当派在西方社会的长远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原载《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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